一个雨夜，解放军的先遣人员凑在油灯前与马文杰县长接头，向他介绍了全国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动员他投诚起义。马表示同意，并且同意出任“规劝会”的副主任，开展对敌伪军政人员和各路杆子的劝降工作。

    马疤子当了几个月县长，没坐过衙门，也不知衙门在哪里。没拿过薪水，也不知应该到哪里去拿薪水。他还是喜欢穿草鞋，粗通文墨但不大乐意写信，派人去给各路杆子传话，都是让他们持一块竹令箭，上面按有他的三个血红指印作为证明。他的指印杆子们一般都认得，都服。指印到了哪里，一般来说都能缴下枪来。白泥弓的白马团一次就交出大刀三十多把，叮叮当当挑到县城。

    马文杰只是没有料到，被他劝降的白马团的龙头大哥，两个月后还是进了班房，而且上了大镣。

    他大为吃惊，找到县武装大队结结巴巴地查问。在对方出示的一桩桩审案铁证面前，才无话可说。他发现白马团居然是假投诚，暗藏枪枝弹药并且准备逃窜。被他劝降的另一个许某，则有重大血债，称霸乡里，奸污民女无数……最后，他自己的参谋长，也被新政权查出来是个国民党打进来的军统特务，有暗中控制马的任务，还有什么密杀计划。这样的人还能任其逍遥法外随便放过？

    马一脑门子冷汗，只能连连表示抓得好。街上贴出了很多坚决镇压反革命的标语。据说四乡农民在往县城送草绳，是准备用来捆人的。据说县狱里天天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有的大号子关几十个人，竟然一夜之间就空了，不知是转到了别处还是杀了。真真假假的传闻最后指向了马文杰本人，说他那个“规劝会”是个假投诚的窝子，他是“规劝犯”的总头子。他等着上面派人来抓，等了几天没有动静，相反，上面还是照常请他去开这个那个会，派人给他送来了解放军的草黄色制服。他穿着这套衣走到街上，认识他的人见到他都神色紧张，老远就往路边躲闪。

    这是一个不大说得清楚的结局，因为当事人太少，因为当事人不太愿意说，更因为当事人好不容易说出来的话也疑点颇多，说法各各不一。有人说，马疤子的老对头彭叫驴子也投诚了，当的官比马疤子的官大。姓彭的要在新政权面前表忠，多多揭发人家是假投诚。就是最好的办法。还有人说，国民党的B系和H系从来互不相容，以前日本鬼子在的时候，他们借日本鬼子的力量削弱对方；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们又借共产党的力量排挤对方。既然B系可以利用马疤子牵制H系，那么好吧，H系现在当然也可以利用共产党来收拾马疤子。谁都使着暗劲，用阴招，马疤子一个乡下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

    当然，也有人说事情不完全是这样。他们认为很多杆子投诚本来就是半心半意，马疤子本人也匪性难改，几次暗中准备反水，准备暴动，罪大恶极。只是他后来既然已经死了，政府也就既往不咎。

    我没法辨别这些解释的真假，只得绕开它们，仅仅交代一下结局本身。我甚至不一定能把结局本身说清楚，只能尽力而为地把零散材料作一些拼接。大约是两个月后的一天，马文杰从专署开会回来，还没有走进屋，就听见里面哭闹成一团。推开门，看见七八双女人泪光晶莹的眼睛齐刷刷投向他，嘴巴张得老大，哭声嘎然而止。但只停了片刻，嚎啕又猛烈爆发。旁边几个娃崽，也跟着哇哇地哭烂了脸。

    他大为惊讶。

    马主任！马县长！师长！三爷！他二叔！……女人叫出各种称呼，纷纷抢上前来叩头，砸出蹦蹦蹦的巨响。

    “不能活了呀！”

    “你给我们指条活路呀！”

    “你还我的天宝呀！”

    “我们都是听了你的嘴湾才投降的呀！你要作主呀！”

    “他爹说走就走，甩下这一家七八个都要吃要喝我怎么办哇！”有一个婆娘冲上来抓住他的胸襟，劈面一耳光，疯了似的大喊：“吃了你的呵。你还人来！还人来呵——”待马文杰的婆娘上前来劝开疯婆，马的衣襟已经撕破，手上已经被对方抓出了两道血痕。

    马慢慢才听明白。在他去上面开会的这一阵，县里发生了“规劝犯”的暴动，先是杀了抱落乡的三个工作队员，又计划更大的暴动，不料密信被政府劫获，政府只得先下手为强，把暴动头子从快处决——其中就有这些女人们的丈夫。她们见丈夫被叫去开会，好几天没有回来。最后，政府通知她们去一个叫荆街的地方领取遗物，事情就这么简单。

    马文杰听着听着，出了一身冷汗，背着手在屋里走来走去，抬头望天，眼泪还是一涌而下。他朝满屋的女人—一抱拳，“兄弟对不起你们，兄弟对不起你们。”他一边哭一边急急地打开箱笼，把所有的光洋找出来，总共才五十多块，往来人的手里塞去。他的婆娘也擦着眼睛，把私房钱拿出来，也就是马文杰平时随处丢在床上、枕边、桌上、抽屉中、马房或茅房里的散钱。他习惯了把钱随手乱丢，幸亏婆娘跟在他屁股后头一一收捡。两口子好容易才把哭哭泣泣的来客送回去。

    马文杰一夜未合眼，第二天起床，看见门口的公鸡拉长了颈根，却没有声音，不觉有点奇怪。自己无意中拍了一下桌子，发现还是没有声音，就更奇怪了。他借住在一个旧道观里，堂前有一口古钟。他走到钟前，试着敲了敲钟，发现还是没有声音，不免有些着急。抡着钟锤使劲地敲，一直敲到附近的人都跑来了，齐刷刷向他瞪大惊恐的眼睛。他这才明白，不是钟没有声音，而是自己聋了。他放下钟锤，没有说什么。

    喝了一碗婆娘煮好的粥，他叹了口气，准备去着郎中，刚走出巷口，碰到正街上人流拥挤，又是进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示威游行，为抱落乡的三位革命烈土举行追悼会。武装的民兵和小学生高呼口号往县狱那边而去。他不知道人们张开大嘴，在喊着些什么。他停步了，扶着墙慢慢折回家里来。

    从他家走到巷子口，是五十一步，从巷子口走回来，不多不少还是五十一步，刚好是他的岁数。“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他有点吃惊。婆娘给他一把伞，催他去看郎中。“你说，如何刚好是五十一步？”婆娘说了一句什么，他没有听见。“你说什么？”婆娘的嘴还是无声地有开有合。他再一次记起了自己聋子的身分，不再问话，只是摇摇头，“奇怪。奇怪。”

    下午，一个做郎中的朋友来，来看看他的耳疾。他向来客讨点烟土。朋友比划着问他，你天天打蘸练功，不是不沾烟的么？他拍拍自己的额头，意思是自己受了点凉，寒重，要点烟来驱寒解表。朋友便给了他一包。

    这一天夜里有雨。他打完最后一次蘸，吞烟土自杀。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刮了胡子，连指甲都细细地剪过。

    照一般人说来，他没有必要死。他没有什么不安全。尽管有些罪行也牵连到他——比如决定投靠国民党，比如他的手下杀了几个打起发的老百姓，但他毕竟是一个头面人物，他的规劝令箭毕竟为新政权立下过大功。何况他与某位共产党大首长是学木匠时的师兄弟，他保护过那位大首长的家人，接济过米粮。就在他自杀后的第二天，一位科长专程从省里赶来，送来了那位大首长的亲笔信。信的最后，大首长约请他方便的时候到京城作客叙旧。

    他已经睡在裹尸的草席里，来不及看这封信了。县政府向专署和省里作了请示以后，给他买了一口棺木，一对白烛和一挂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