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代，已有弄臣出现在诸侯列国，弄臣就是官场哄主开心的小人物。这样的小人物只要会说话，有本事让君王开心，就能跻身大臣之列，享荣华富贵，甚至傲视百官。汉武帝时代，"文学弄臣"呈群体现象。一大群文人围绕着武帝、枚乘、朱买臣、吾丘寿王、董仲舒、司马相如这些人，或多或少都有弄臣面目。他们直接影响了东汉的辞赋作家，像枚皋、班固、杨雄等人，粉饰太平，"润色鸿业"，超过了前辈。汉朝中叶，政治黑暗，歌功颂德的东西尤其叫人难以容忍。而吊诡的是，统治越黑暗，越需要文人唱颂歌。文人不比伶人、倡优之人，文人有学养，能思考，让他闭上眼瞎吹一气，他也会难过。杨雄写到后来，发现辞赋不过是雕虫小技。枚皋也觉得自己不伦不类，"深悔类倡"，倡即是倡优，耍杂技弄小曲儿逗帝王开颜的。

    受诸子百家的影响，知识分子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能量大的，能够抗衡皇权；能量小的，则被皇权吸附过去。这是政治的、文学的、心理层面的，也符合物理现象：能量小就定不住。

    武帝时的史官，其实也在弄臣之列，"固主上所戏弄"，但司马迁很强大，汉武帝不足以吸附他。他上班搪塞，下班甩开膀子悄悄干。这个人文现象，不能不说意味深长。然而文人也是凡人，他要吃饭，他想发财，于是他"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这个文人便是我们要说的司马相如。

    文人才子自古清高，不媚权重，往往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特别是那些文采斐然的大家，更不会趋炎附势，攀龙附凤。但是汉赋大家司马相如却不属于这些清高的文人之列，因为在这个大赋家心中，更向往的是仕宦之路。

    天府巴蜀，山清水秀，人杰地灵。数千年来，这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文学，涌现出一批享誉全国的文学大家。其中最早的一位，便是汉赋的代表作家——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是蜀郡成都人，少年时喜欢读书，很仰慕蔺相如的为人，就改名相如。他凭借家中富有的资财而被授予郎官之职，侍奉汉景帝，做了武骑常侍，但这并非他的爱好。正赶上汉景帝不喜欢辞赋，这时孝王前来京城朝见景帝，跟他来的善于游说的人，有齐郡人邹阳、淮阴人枚乘、吴县人庄忌先生等。司马相如见到这些人就喜欢上了，因此就借生病为由辞掉官职，旅居梁国。梁孝王让相如这些读书人一同居住，司马相如才有机会与读书人和游说之士相处了好几年，于是写了《子虚赋》。

    司马相如是绝对的文化人，成都人的绵软柔情，川蜀地区的豪放泼辣，都融入在他的文章里。作为汉赋的代表性人物，司马相如的仕途并没有达到他在文学领域的成就！其实并不能说他没有为官的潜质，只是儒臣遇上爱武不好辞赋的君王，那是何等的悲哀！怀才不遇，被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他的初衷，故司马相如远走他乡，做了梁孝王的门客。优柔寡断的双重性格使得他不能直接将自己的不满批判于世，就这样，历史上汉赋的代表之作——《子虚赋》诞生了。

    《子虚赋》无疑为司马相如的仕宦之路打开了大门，这也使汉赋的华而不实论调被彻底否定！司马相如也永远留在汉朝最辉煌的一页中。

    后来梁孝王一死，司马相如失去依靠，只好落魄回家。他与卓文君的那一段风流韵事，正发生在他走背字的这个时候。他家十分贫穷，他连个谋生的职业也没有，生活没了着落。他有个老朋友王吉，此时正担任临邛县令，对他说；"你仕途不得意，就到我这里来吧！"司马相如也只好依附于他。就是在这里，司马相如有了一场"凤求凰"的艳遇，不止得了卓文君这样的多情而又绝色的美人，还以一种近乎要挟的无赖手段，从老丈人那里敲得一批钱财。于是两口子高高兴兴地返回成都，买田买地，过起阔日子。这个故事，虽不好说是家喻户晓，但千百年来，在文人圈子中，却一直被人所津津乐道；在戏曲舞台上，以他们的事迹为题材的作品，如《当垆记》、《凤求凰》，也是长演不衰。

    有个词，叫"脱颖而出"，是说锥子装在口袋里，必然会刺破衣袋，露出自己的锋芒，按现在年轻人的时髦说法，叫做"是金子总会发光"。如果司马相如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的一生充其量也就是个土老财。可他是个才子，他有一手绝活，就是辞赋写得十分出色。在汉朝，辞赋是一种新兴文体，它体制宏丽，辞藻丰富，极尽铺排夸张之能事，在当时十分流行。汉武帝便十分喜欢这种文章。一日，他读到了司马相如写的《子虚赋》，赞赏异常，说；"我怎么就不能同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呢！"当得知他是宫中狗监杨得意的同乡时，汉武帝将还在成都的司马相如千里迢迢召进京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征辟"。相见之时，汉武帝问《子虚赋》是不是他写的，司马相如明白机会来了。他说："是我写的。不过，这写的是诸侯的事，不值一提。请允许我写一篇天子游猎之赋，写成以后上奏陛下。"汉武帝答应了，令尚书省给他笔墨竹简。

    于是司马相如以他那生花妙笔，以极尽铺陈夸张的手法，描绘了汉武帝的皇家园林上林苑的山水之壮、规模之大、建筑之美、草木之盛、禽兽之异，以及天子狩猎时的搏斗之激、收获之丰、胜利之喜、歌舞之乐。可天子却不因此而沾沾自喜，陶醉其中，而是茫然而思、若有所失，最后幡然醒悟，认为这不是继嗣创业垂统之君所当为，于是解酒罢猎，下令以其地为农田，拆墙填壕，使百姓能够前来耕种渔猎。这样一来，百姓无不拥戴，盛赞皇帝德隆于三皇，功高于五帝。

    我们不得不佩服司马相如，他真不愧是文章高手。这篇赋既显示了上林苑那无与伦比的皇家气派，又歌颂了皇帝的天覆地载的高恩厚德。虽然是拍马屁文章，但能写到这个水平，从古至今，能有几人？

    果然，司马相如得到了汉武帝的赏识，授他以"郎"这个职位。这个"郎"，虽然不是什么在编的官职，却是一个得以亲近皇帝的重要角色。从此司马相如从一个文人的身份，一跃而成为汉武帝身边的近臣。

    一个人能否被"征辟"入官，取决于权势者的需要与口味，你投合了，便会脱颖而出，否则，只能抑郁终生。例如，司马相如的小老乡，也出生于蜀郡成都，也是西汉人，还有着与司马相如同样口吃毛病的杨雄，就没有司马相如那么幸运。就辞赋而言，杨雄与司马相如齐名，史称"马杨"，但杨雄比司马相如的学问大。他除了创作出水平并不低于司马相如的几篇大赋外，还在经学、史学、文字学多个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这是司马相如所望尘莫及的，可杨雄在政治上的处境可比司马相如惨多了。他四十岁才至京师，也得到过当时权臣王音的赏识，得到过"郎"的职位。他甚至曾经与王莽、刘歆、董贤这些人官职相同，可后来这些人都位至三公，王莽且当上了皇帝，而杨雄三世未升官。有一次，他受到牵连，还吓得跳楼自杀。他好喝酒，晚年穷得甚至买不起酒，偶尔有个学生来向他请教点问题，就给他带些酒菜来。

    在常人的心目中，司马相如是一个俊雅倜傥的风流才子。的确，司马相如仪表堂堂，风度潇洒，多才多艺，确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才士；他琴挑卓文君，赢得这位美女芳心的故事，更是传为千古美谈。但是，如果仅仅将他视为"风流才子"，那就是皮相之见了。事实上，除了一表人才、满腹诗书之外，司马相如还是有政治远见的仕宦。这从司马相如与寡居的卓文君自由结合可以看出他本身并没文化人的酸腐之气；婚后生活拮据，夫妻二人开店卖酒，他让卓文君当垆，自己穿上酒保的衣服，涤器市中，旁若无人，也是一般儒生做不到的。更为难得的是，身为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竟用自己的专长，用赋极尽铺张的特色来拍汉武帝的马屁，实为文人所耻，但却是为官之人的必修之课。事实上，历代为官之人，拍马屁的又何止司马相如一人？

    稳，是"沉稳"，遇事缄默或回避，不要着急表态，沉着观变；冷，冷静不噪，寂寞时甘于寂寞，热闹中当思寂寞时；狠，即为该出手时必出手。这是历代官场小人物的为官秘诀，往往与官场政术相通。

    传说中，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内力深厚的，他们只需要往那里一站，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很大的气场，压力随之而来。而那些三流高手，才会上窜下跳，表面上看是身手了得，其实不堪一击。在官场中，小人物想要有这种气场是很难的事情，但有一种方法也可以修炼内力，那就是"沉稳"。所谓官场上的"沉稳"，就是遇遇事缄默或妥善的回避，不要着急表态，沉着观变，当然，这不仅是个人内力的彰显，同时也是官场上保官保命的智慧。

    熟悉清朝官场的人都知道王文韶这个人，王文韶身历咸、同、光三朝，做过很多高官，在地方上做过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在朝廷做过尚书、大学士、军机大臣，可谓官运亨通。他做官的诀窍只有八个字，遇事：圆滑模棱，明于趋避。这就是官场小人物修炼内力最有效的方法。王文韶"内力"的一个具体表现是遇到重要问题需要表态时，推三躲四，装聋作哑。在李伯元《南亭笔记》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讲的王文韶的这一特点的：王文韶入军机后"耳聋愈甚"，一日，二大臣争一事，相持不下。西太后问王文韶意下如何，王晃荡着脑袋，指着自己的耳朵说听不到，并且微笑。西太后再三追问，王仍笑。西太后说："你怕得罪人?真是个琉璃蛋!"王文韶真的就听不到这样的话，仍笑如前。王文韶的耳聋是真是假，谁都不敢肯定，但他的耳聋的确使他躲过了很多烦恼事。王文韶耳聋，言行上也"聋"，他几乎从不与人争，偶尔被人反驳，他居然会吓得浑身哆嗦，汗流浃背。这种"内力"被很多人嘲笑甚至是鄙视。除有人讥他为琉璃蛋以外，还有人在其死后撰"挽联"讽刺他,联中嘲讽他不愧是个琉璃蛋，虽官居相位，但不过是个尸位素餐的"伴食宰相"(唐代卢怀慎与姚崇对掌枢密，自以吏道不及姚崇，故每事推让，人谓之"伴食宰相")而已。此实乃盖棺之论。

    可王文韶却对自己的内力颇为得意，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个官场中的小人物，小人物就要"稳"，认为自己这样做与世无争，与人无仇，可以稳坐官位。在他当军机大臣时，每天凌晨入宫值班，轿前都写有很大"王"字的灯笼，使人一望便知是他。有人以革命党正谋炸大清要员劝他去掉灯上的字，他却平静地说："我一向与人和平共处，没有仇人，正怕误伤。所以特地把灯上的姓字写得很大，以便人能看到。"从他的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很满意自己圆滑处世之道的。实际上，王文韶的内力修为实在是不得已。在圆滑成风的清代官场上，一些本来是刚直耿介的有为官吏，也由于腐朽势力和腐朽风气的包围、浸染而奉行起了圆滑模棱的官诀，由"方"变"圆"，成为圆滑世故的庸俗官吏。张集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咸丰七年，张集馨到甘肃担任布政使，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刚上任时，张大人是铁了心想要做个锐气进取的官员，可一年后，官场的气息让他严重地感觉到了内力不足，他无奈地给自己定下了遇事要"不露圭角"的守则，并在衙署里挂上了一副自撰的对联，作为座右铭："读圣贤书，初心不负；用黄老术，唾面自干。"棱角全无了。一年时间，让一个锐意进取的官员成了一个内力深厚的窝囊官，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呢？当然是官场势力对他完成了改造。这势力首先是他的顶头上司。张集馨的顶头上司是兼管甘肃巡抚事的陕甘总督乐斌。此人是典型的八旗子弟，不但昏庸无能，而且心术不正。张集馨在他手下任职，既难以秉公办事，更不能有所作为，怎么做都是错。在乐斌看来，张集馨这个人太不会做官，有很多人都来告他的状。乐斌当然知道状告张大人的人都是那些贪官污吏，所以他的处理方式是：不判明是非，信诬告，指责张集馨。张集馨自然非常失望，锐气大挫。有的官员贪污被张集馨查出来了，但案子涉及乐斌，难以深究，张集馨"只好模棱"。第二个势力就是张大人身边的关系网。张大人身边的关系网，是以乐斌为中心的一群狐朋狗党纠结在一起织成的，什么结拜兄弟、姻亲同乡、门生故吏、心腹幸奴，好多复杂的封建关系，都在这张关系网上盘根错节地交织着。张集馨有时候在处理公务时，总感觉脑袋上罩着这样一张大网，喘不过气来。他在日记里写道："余孤立其间，刻刻危惧"，"决意引退，避其逆锋"。正是在这种心境之下，他给自己定下了"不露圭角"的守则，写下了那副"用黄老术，唾面自干"的对联。

    如果说王文韶把"内力"修为作为人生的价值，张集馨是迫不得已而修炼内力的话，那么，唐朝的李勣就是把内力运用自如的一个人了。

    当初，唐高宗李治将要立武媚娘为皇后，遭到了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一大批顾命大臣的反对。一天，李治再召见他们商量此事，诸遂良说："今日召见我们，必定是为皇后废立之事，皇帝决心既然已经定下，要是反对，必有死罪，我既然受先帝的顺托，辅佐陛下，不拼死一争，还有什么面目见先帝于地下！"

    李勣同长孙无忌、诸遂良一样，也是顾命大臣，但他看出，此次入宫，凶多吉少，便借口有病躲开了，而诸遂良由于面折廷争，当场便遭到武媚娘的切齿斥骂。

    但李勣并没有一直躲下去，两天后，他单独谒见皇帝。李治问他："我要立武昭仪为皇后，诸遂良坚持认为不行，他是顾命大臣，若是这样极力反对，此事也只好作罢了！"

    李勣明白了，皇帝立吴昭仪为后的心意已定，公开赞成，那些老臣会骂他不要脸的，而公开反对，武媚娘那女人也不是好惹的，最终，李勣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陛下家中的事，何必再问外人呢！"

    这回答简直太巧妙了，既顺从了皇帝的意思，又让其他大臣无懈可击。李治听了这话，下定决心立武媚娘为后，而武媚娘一当上了皇后，反对派长孙无忌、诸遂良都遭到了迫害，只有李勣非但没有受到伤害，反而还加官进爵。

    修炼内力非一朝一夕之事，但有一条捷径，那就是，遇到纠结的事情，尽量不要发表意见，即使发表，也要学会绕圈，不要把自己的话说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