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进幕府

    中国古代幕府是一种私人性质的组织，可是却能成为一部分小人物的升官之道。特别是那些在科举考试中落第的落魄文人，在十年寒窗后屡试不中，又衣食无着的情况下不得不丢开文人的面子，先屈就于达官贵人的家里混口饭吃，同时又依附达官的权势以获得升官的机会。

    在一般情况下，到大官家做幕僚当官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升迁也并不是很快，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就在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马周，就是投靠常何门下做幕僚升成大官的。在唐·趙璘《因話錄》有一个记载，说有一个叫李石的，原来是虞承宣的门生，但是他在幕府里面没有过几年，就因为向朝廷奏事被朝廷给相中了，于是，就给他赐了紫服，很快升了官。当他穿紫色衣服的时候，那个虞承宣还穿着绯色的衣服。唐人的官职高低往往是从衣服的颜色来进行判别的。门生已经当了高官，而他的老师还在幕府里呆着。当上大官后的李石也组织了自己的幕府，一个叫崔铉的在他的幕府里面做幕僚，没待多长时间，崔铉就被擢拜翰林，第二年，竟登上了宰相的位置。

    由此可见进入幕府当幕僚能快速升官的虽然不多，但是因为它真实地发生过，所以就对广大的文人士子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就不难看出，古代很多文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参加幕府了。因为入幕以后，为日后入朝做官创造了条件，它无异于在文人面前展示出了一条绝不亚于科举考试的辉煌道路。

    除此之外，文人热衷于入幕还有非常现实的一面，就是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的处所，并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历代考进士的考生都是非常多的，每年有一两千人。但考上的人很少，大多数都名落孙山，那么这些落第的士子怎么办？对这样一些在寒风苦雨中匆匆来去的落第举子来讲，他们的生活应该是非常之艰难的。摆在他们前面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回到家乡，继续苦读，以待再考；另一条就是寻找安身之处、效力之所，既借以解决经济问题，同时又通过实际事务的磨炼增长才干，以图以后进入朝廷。显而易见，后一条路更具有现实性，更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于是借着入幕来解决衣食问题，进而实现自己未竟的愿望和理想，就不能不是唐代众多文人竞相选择的一条路途了。

    唐朝散文大家韩愈就是先由考试不得，后三次进入幕府才走上当官之路的。贞元八年二月，韩愈又一次参加进士科考试，终于以第十三名登科。当年同榜登科的共有三十二人，那一榜被称为"龙虎榜"。这一年，韩愈是二十五岁，正是意气风发、急欲参政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一年的十月，他参加了吏部主持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初试的时候，他已经和李观、裴度三个人一起被选上了。不料在上报中书省复审的时候，他被博下，被黜落，而由另一个人来取代他。韩愈知道这个情况之后非常气愤，但是为了入仕，他还是压下了火气，为下一年做准备。到了第二年，也就是贞元九年，他再一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结果仍然是事与愿违。到了贞元十年十月，韩愈第三次参加吏部的博学宏词科考试，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结果仍然没有被录取。

    十年求官，四试于礼部，三试于吏部，最后只得到一个进士的虚名而未捞得一官半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韩愈仍然没有对求官之路心灰意懒。从正月到三月连续给当时的宰相写了三封信，请求宰相援引。可能是宰相太忙，或者像他一样给宰相写的信多如雪花，亦或这时的韩愈还不够谦虚，还不懂为官的圆滑之道，语言不足以打动宰相大人，结果韩愈向大人物求官的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一点回音。遭受到这一而再、再而三的挫折之后，韩愈带着一颗布满伤痕的心离开长安回到家乡，过着"朝食不盈肠，冬衣才掩骼"（唐·韩愈《县斋有怀》）的生活。早上吃饭，肚子吃不饱，冬天穿的衣服刚刚把自己的躯体给遮蔽住。

    于是，在这种饥寒交迫的情况下，高傲的文化人终于提出了要依附王公贵人的观点。韩愈自己写到："布衣之士，身居穷约，不借势于王公大人，则无以成其志;王公大人，功业显著，不借誉于布衣之士则无以广其名。是故，布衣之士虽甚贱而不谄，王公大人虽甚贵而不骄，其事势相须，其先后相资也。"

    文人，特别又是一个饱学之士，一个理想高远的志士，终于醒悟，改变了自己的观念，去依附于王公大人，谄媚于王公大人，这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但是只要观念改变了行动就变得理直气壮。于是韩愈很快就向王公大人们靠拢了。这种靠拢方式就是上面说到的入幕府，说白了就是做"食客"。

    韩愈的第一任幕府主人是汴州刺史董晋。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三月，兵部尚书董晋出任东都留守。东都留守的职责是总理洛阳军民、钱谷、守卫等事务，相当于东都军政的一把手。

    韩愈的运气来了——经人推荐，他结识了董晋。董晋欣赏韩愈的才气，有意提携他。这年七月，宣武军（驻开封）节度使李万荣病死，董晋调任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董晋到汴州上任，带上了韩愈，提拔他做了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负责刑狱司法工作。这一年，韩愈29岁。至此，满腹经纶的韩愈总算当上了官，他对未来充满希望。

    没过多久，韩愈的幕主董晋逝世了，韩愈就扶着他的灵柩，送到他的家乡去。幕府发生兵变，这时候韩愈的家小还在幕府中，所以他非常焦急。等了几天，看到兵变逐渐停息，他就悄悄地跑回去，把自己的家小接出去，离开了汴州。

    有了第一次入幕府当这种不在编的官员经验后，韩愈很快就又谋求到他的第二任幕主。他进入了徐州张建封的幕府做了节度推官。在张建封的幕府里面，由于张建封对他的幕僚要求非常地严，韩愈远不如在汴州的时候那样从容，那样闲暇。所以他常常和张建封为了管理得过于严格而发生争论。他曾经给张建封写过一封信，说是你让我们大清早、天不明就要入幕，晚上到了日落我才能回去，这不是待贤之道，我受不了。在几次争论之后，韩愈就决计要离开了。离开后，韩愈觉得以自己积累下的能力远不止做个边远地区的门客，就赶赴京城再次向朝廷求官，这次韩愈得到一个"四门博士"的头衔，但这并不是一个官，相当现在的一个大学里的副科老师，是一个闲职。但这多少还是让韩愈进入了中央朝廷官员的编制。为了能实现报负，也让自己手中有些实权，韩愈第三次开始巴结和谄媚王公大人。这次巴结的是京兆尹李实，也就是京城的市长。

    这次攀得高，韩愈自然也下了不少功夫。京兆尹是京城最高的行政长官，位置特殊，是皇上眼前的红人。唐德宗宠信李实，让这厮当了京兆尹。大家建议韩愈奉承李实，是想让李实在皇上面前为韩愈说个好话，以求得官。

    韩愈首先就为这个李实写了篇歌功颂德的美文《上李尚书书》，信中韩愈大胆恭维李实说："愈来京师，于今十五年，所见公卿大臣不可胜数……未见赤心事上忧国如家如阁下者。"——我来京城十五年了，见到的公卿大臣很多，但还未见过像您这样爱国如家的呢！又说："我非常仰慕您，即便我早出生千百年，也会敬慕李大人！能在这个时代遇到您，真是太幸运了!谁不想追随您，为您效犬马之劳呢？"

    这马屁拍到家了！很肉麻。李实读了信，非常高兴，立即向皇上推荐韩愈。36岁的韩愈马上就由四门博士晋升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纠察百官，正八品下，品秩虽低，权力却很大。韩愈的谄媚之功完全没有白费。

    官场自古就是一个人人想吃的大蛋糕，想进入的人很多，进入的途径却很少。从一开始的游说跑官到后来上征下举，这些路子不仅窄，而且严格。就算到了后来，国家实行公平的科举考试给想为官的人拓开一条更宽的路，但能挤上这条路，进入官场的人也是少之又少。因为在国家规定的考试及第后，还有一个试用期和一系列的考试。在这期间有一些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常常那些文采了得、中了进士的人仍然会望官兴叹。于是小人物想当官，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观念，见机行事，先靠拢王公大人们，依附于他们再长官，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幕僚也是官场上"官"系网的一条通路。清朝时，一个地方长官到任时，就随身带来自己的一整组工作团队，办理政务的有自己私人聘请的各类师爷；执行重要政务、办理具体事务的有私人招募或由人推荐来的各种仆役，如看门的"门房"、管理公文发送传递的"签押"、管理仓库的"仓场"、执行征税的"税务"、跟随长官左右的"跟班"、外出接洽的"执帖"等，统称为"长随"或"长班"。本地政府机关现成的由书吏、衙役组成的班子再也不能发挥正常的公共职能，都必须听命于"内衙"的指挥。

    清末官僚曾国藩幕府的盛况，让当时的人们赞颂不已。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说，曾国藩幕府，集天下优秀之士83人，薛福成本人尚未列入。后世学者统计则超过薛福成的统计数字。80余人中，大部分都是一些不出名的小人物，后来却官至总督、巡抚、尚书、侍郎等，里面就有李鸿章、李翰章、郭嵩焘、左宗棠、刘蓉、唐训方、彭玉麟、钱应溥、黎庶昌、何璟、倪文蔚、李宗羲等十余人。

    形形色色、三教九流的小人物通过曾国藩的幕府，成为朝廷的正式官员，如何璟、孙衣言是翰林院编修；倪文蔚是庶吉士散馆分刑部任主事；李瀚章是知县。更为突出的是，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反用文士将兵，异军突起，运用他们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发挥了比武将更大的作用。随着曾国藩的不断提升，这些幕僚可谓是"鸡犬升天"，许多人到最后被保举为封疆大吏，他们多数是由曾国藩大力推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