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跃斌从田敬儒的办公室出去很长时间了，田敬儒还在盯着自己在便笺上随手写下的“环境时报”四个字，脑海里浮现出苏小糖娇小的身影。那个冒着危险冲进火场的小记者穿着牛仔装，梳着马尾辫，看起来就像一名大学生，清清纯纯，外貌上实在说不出有什么地方招人注意。如果说有什么特点，应该是那双大而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骨碌乱转，好像整个人的灵气全都聚在了那双眼睛上。再有就是那股子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冲劲儿，倔强要强，与自己年轻时何等的相似！最有趣的是一口地道的京腔里夹杂的那句唐山口音的“知不道”，听在耳朵里那样亲切。这样总体一想，田敬儒愈发觉得让曹跃斌了解一下苏小糖的想法是正确的。

    多年来，因为清凌地处偏远，加上经济落后，生活条件差，驻清凌的媒体记者大多都是男的，一个个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没有几个能待长久的。苏小糖之前的《环境时报》驻清凌的记者是一个人高马大的中年男子，典型的东北大汉，喜欢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声说话，酒过三巡，便与人拍着肩膀称兄道弟。甚至田敬儒、何继盛的肩膀他也敢拍。

    那么，苏小糖这个年轻的女孩子为什么会从首都北京来到偏远的小城市清凌？是报社的硬性安排，还是她向往小城市的安宁，抑或有亲属在清凌？她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哪个Tang？苏小糖？苏小棠？苏小堂？苏小唐？田敬儒又在便笺上写开了，最终在“苏小唐”三个字下面画上了重重的横道——父亲姓苏，母亲姓唐？一定是！中国人常常这样给孩子取名字，父姓在前，母姓在后，把父母的姓氏都加在里面。这样琢磨来琢磨去，田敬儒不禁哑然失笑，笑完又摇了摇头。五十几岁的市委书记居然会对只有一面之缘的小记者用了这么多的心思，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了。

    难道，这仅仅是因为那句“知不道”？

    或者还包含了对苏小糖莫名的好感？

    田敬儒对“知不道”这种句式的敏感，源自于他童年和少年时代在河北唐山度过的日子。唐山人习惯将“不知道”说成“知不道”。

    乡情乡音总是一个人挥之不去的情愫，苏小糖的出现，触动了田敬儒尘封多年不曾触及的往事。

    和许许多多50后一样，田敬儒的少年时代和青春岁月充满了磨难与艰辛。网上有个段子这样调侃他们这代人：

    刚出生的时候，新中国还没有个样儿；

    需要上幼儿园的时候，只能跟着父母晃；

    长身体的时候，碰上了“三年困难时期”；

    上小学的时候，小学生都是大知识分子；

    上中学的时候，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想考大学的时候，赶上了停课闹革命；

    该工作的时候，赶上了上山下乡；

    该谈恋爱的时候，还只能靠介绍；

    结婚的时候，只能两张床一并靠；

    工作正起劲的时候，碰上了转制下岗；

    老了想享享福的时候，碰上了啃老的80后；

    鼻子一酸，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了……

    田敬儒没有这样悲观，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如果不是家境贫寒得难以度日，如果不是老父亲突然决定搬离唐山，到北京投奔姑姑，全家人是否能够平安地逃脱那场震惊世界的大地震，团团圆圆地生活在一起，简直都不堪设想。

    人们常说经历决定性格。贫困生活里经历的一次次赤裸裸的欺骗和伤害，造成了田敬儒嫉恶如仇的个性。

    那些年月，田家不仅家徒四壁，而且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瘦小的母亲从不和家人一起吃饭，她总是说：“你们吃，你们吃。做饭的还能亏了嘴？我在灶房吃过了。”田敬儒和弟弟们以为母亲真的吃过了，每次都将应该属于母亲的那份打扫得干干净净。直到有一天，田敬儒看到母亲居然在背人处，悄悄地吃着没有一点粮食的糠菜团子！他的喉头一紧，转身跑出去，一面饮泣一面抽打自己的嘴巴……

    母亲闻声跟出来，问田敬儒怎么了。他回过身抱住母亲放声大哭，说：“娘，往后俺再也不叫饿了！往后再不许你吃糠菜团子了……”

    母亲含泪笑笑，说：“傻孩子，你跟弟弟们正长身子，理应多吃点儿。娘身子长成了，少吃几口不碍事。用功念书，将来出息了，挣钱了，娘再可劲吃，吃细米的饭，吃净面的馍……”

    有那么一段时间，田敬儒读书用功简直到了古人“头悬梁”、“锥刺骨”的程度，满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等出息了，挣钱了，让娘吃细米的饭，吃净面的馍，可劲吃……

    田敬儒读书用功，弟弟们也同样用功。可是越是这样，家境越是窘困，因为只有父亲一个人打零工挣的那点钱，不但要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度，还要维持他和弟弟们的学业。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天，想到上大学不仅学费成问题，吃饭住宿都需要很大的花销，田敬儒悄悄哭了一场。他擦干眼泪，断然决定这大学不念了，早点就业，可以让弟弟们继续上学，也好减轻父亲的负担。话一出口，父亲的巴掌便劈头盖脸地落在他身上，骂道：“好不容易考上大学，你还不念了？你想和我一样干一辈子苦力？现在穷是穷一时，要是不念书，那是穷一世。你念了那么多书，这样简单的道理你不知道？”

    田敬儒倔强地说：“知不道！”

    母亲气得浑身发抖，指着田敬儒的鼻子说：“你要是不念，就别当我的儿子！我没有你这样眼光浅的儿子！”

    田敬儒如遭当头棒喝，低下头，接受了父母的意见。

    走进大学校园，田敬儒时刻提醒着自己，一定要给三个弟弟做出表率。人穷志不能短，日子一天天地熬下去，一定会有好过的一天，只是万不能让外人看了笑话。他发愤学习，事事都要在同龄人中争第一。

    只有一件事，田敬儒总是落在同学们的后面，那就是——吃饭。每当到了开饭的时间，同学们都急忙地奔向食堂。田敬儒却照旧埋着头，啃书本，做笔记，故意磨磨蹭蹭。等同学们都吃完了，陆陆续续地回到教室，他才悄悄地拎上咸菜罐，打上三两饭，躲在食堂的角落，头也不抬地吃下咸菜拌饭。

    按道理，这样一个陷入生活窘境的家庭本应该享受城市贫困家庭补助的。可生性倔强、饿死不低头的父亲就是舍不出这张脸。他总是对儿子们说：“你们都记住了，人活在世上，全身上下都用布包着，就露着这张脸，无论如何不能脏了、污了，宁可身上受累，也不能让脸上受热！”

    眼看着家里的大小伙子，一个个比赛似的进入高中，进入大学，仅靠他打零工，老伴糊火柴盒，根本无法支付学费，要了一辈子脸面的父亲低下了头。他哈下腰，赔着笑，走进了街道主任的办公室，请示：“领导能不能考虑给我们家办个贫困补助？”

    街道主任叼着烟，用眼角余光不屑地瞧了瞧一身煤灰的老人，不冷不热地说：“你们家有四个活蹦乱跳的大小伙子，日子还能不好过？”

    “孩子们都上学呢。”

    “供不起就别念了嘛！哪头着急顾哪头，日子都过不下去了，还念哪门子书？”

    “可是……”

    “甭说了，困难的群众太多啦！您没瞧见，大家都在排着号地申请困难补助呢！我再了解了解情况，回去等通知吧您哪！”

    父亲退出街道主任的办公室，一步慢似一步地向回走，腰上好像系着铅坠，弯得更低了。

    一起拉煤球的老友劝说父亲：“老哥，现在谁还管你困难不困难？领导那是跟您要礼呢。要不就送点吧，现在时兴这个，您拎上两瓶二锅头，准能成事。”

    父亲笑得比哭还难看，说：“兄弟，我要是有买酒的钱，我还申请啥困难补助啊？不为别的，丢不起这张脸！”

    听天由命地等吧，万一老天开眼呢？

    街道的通知一直没有来。

    忽一日，拉煤球的老友对父亲说：“行啊，老哥，困难补助弄下来了？”

    父亲苦笑说：“别逗了。”

    老友不高兴了，说：“别人都知道了，你咋还瞒着我呢？”

    父亲说：“我瞒你干吗？根本没那事儿啊。行了，兄弟，别拿老哥开心了。”

    老友不满地哼了一声，自顾自地拉着车走了。

    后来还是一块拉煤球的老友搞清楚了，得到困难补助的是一个与田敬儒父亲同名同姓的人。怎么这样巧？拐弯抹角细一打听，原来那人是冒着他的名儿得到的补助。就是说，街道主任是以田敬儒父亲的名义从上边申请了补助款，然后给了那个根本就不困难的人，那人是街道主任的亲戚。

    气愤之下，父亲捶头痛哭。但他只恨自己没本事，让老伴和孩子跟着吃苦受气，对徇私枉法的街道主任却无可奈何。

    田敬儒得知这一消息后，第一个念头就是回去跟那个混账王八蛋主任拼个你死我活。后来虽然冷静下来了，却在不止一个梦里将那主任给千刀万剐了。

    大学毕业后，田敬儒一步一步走上了领导岗位，这自然与他的素质和能力有关，但与他对贪官污吏的刻骨仇恨也不无关系。同学们曾经议论说，如今的官场成了烂泥潭，进去一个陷里边一个！有本事干别的吧，别去那种是非之地。田敬儒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有正义感和责任心的人，都应该争取打进官场去。我们进去把烂泥掏出来，换成一潭清水不是很好吗？”

    说来似乎他有点狭隘，田敬儒就任清凌市委书记后，头一把火烧的居然是小小的街道办事处。当然，也怪那些街道办事处自己不小心，撞到了田敬儒的枪口上——市区二十五个街道办事处，在“低保”问题上，竟有十个办事处遭到了群众的举报。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某街道书记的外甥一面开着歌厅一面吃着“低保”；某街道主任的大舅哥两口子分别在两个社区吃“低保”，有人问起来，就说离婚了，事实上两口子正恩恩爱爱地经营着地下麻将馆；而某街道一对老夫妻成年在菜市场捡人家丢掉的烂菜帮子，或去饭店要点剩饭剩菜，老头儿有病没钱治，眼睁睁死在了医院的走廊里，“低保”却与他们无缘……接到举报，田敬儒立刻责成民政部门组织了十个调查组，由一名市委常委和一名副市长牵头，展开了全面大清查。结果是，二十五个街道办事处中，有十个书记、十三个主任、七个副主任、五个民政助理被拿下。按照惯例，这些人通常会被降级使用。田敬儒脸一黑，说：“这种人还怎么使用？用他们干什么？让他们有朝一日爬上来继续祸害老百姓，继续给我们党抹黑吗？不！我的意见，统统双开，让他们也尝尝当个普通老百姓是什么滋味儿！”

    小小街道不足挂齿，可是一下子处分了这么多人，集中起来不啻是一场地震。田敬儒旋即博得了全市百姓的交口称赞。而接下来的两件事，更使他的声望达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

    第一件事是，原建委主任陶承林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涉及金额达几百万元。

    陶承林是原清凌市人大主任的侄子，又是清凌市卫生局局长的妻侄女婿，在清凌的关系可谓盘根错节。

    案件刚刚开始调查，省里的领导、兄弟市的哥们儿，说情的电话纷至沓来。老同学、老哥们干脆追到了田敬儒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求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得饶人处且饶人嘛！

    最难缠的是陶承林的叔叔、原市人大老主任，老头儿平时走路噔噔的，这天却拄着根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田敬儒的办公室，一进门，“扑通”一声跪在了田敬儒面前，老泪纵横地说：“田书记，今天我舍出这张老脸，求你放小林一马。小林虽说是我侄子，可我拿他和亲生儿子没有两样。他今天违法违纪，理应受到处罚。可是念在我为党、为清凌当了一辈子牛马的分上，您饶了他这一回吧！他收的拿的我们都还回去，他贪的，我们都补上，行不行？”

    田敬儒蹲下身扶起老爷子，说：“您老这是要折我的寿啊！您是清凌的老领导，更是我的长辈，我承受不起啊！”

    老爷子语中带刺地说：“可您现在是清凌的父母官，权力大得很，想收拾谁就收拾谁，一点也不顾及我们这些老东西了！”

    田敬儒苦笑了一下，说：“老主任，您别说气话。您也当过市级领导，关于权力的使用问题，您比我明白。是我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吗？反过来说，有人犯了法，那也不是我要收拾他，是党纪国法要收拾他，是正当权益受到损害的广大民众要收拾他！可能您认为我在讲空头大道理，那么好，咱爷俩说句实在的，您见得多，您教教我，这事我该怎么办？如果我开了口子放过他，党纪国法能不能放过我，老百姓能不能放过我？”

    老爷子没词儿了，叹息了半晌，丢下一句：“你看着办吧！”摇着头出去了。

    结果当然是，陶承林受到了应有的制裁。清凌百姓拍手称快，并且送给田敬儒一个香港影视剧式的称谓：辣手书记。

    另一件事是关于干部使用方面的。

    发展和改革局的老局长退休前夕，多名官员排着队地找到田敬儒，这个想意思意思，那个要表示表示，目的都是要接任这个职务。田敬儒的回答也都是一样：“这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按照常理，安排干部，一把手说了不算，鬼才相信！于是众人纷纷猜测：田敬儒心目中是不是有人选了？或者上边某位领导要安插亲信……

    但是，接下来的事实是，田敬儒当真没有自己说了算。他干脆谁都没提，只是责成组织部门深入到发改局，除了大会小会对现有干部进行民主测评，同时还找了每个干部、每个职工单独谈话，征求意见。结果发改局副局长谭枫得票最多，呼声最高，当然顺理成章地接任了局长一职。这在清凌又引起了轰动。

    提起谭枫，清凌官场上的人都清楚，他三十多岁时因为业绩突出，被公开选拔为发改局的副局长，是个工作能力强、自身素质高的好干部。据群众反映，发改局的担子有一半扛在他的肩膀上，可他愣是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原地踏步了整整十年！时下官场有些人中私下流行一个段子：“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谭枫多年得不到重用，被清凌官场之人总结为典型的不跑不送之结果。

    谭枫升职，不仅让清凌官场的人们吃了一惊，谭枫本人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自己上面没人，又没送礼，局长这个锅台大的雨点怎么就落到自己头上了。而无论公众还是谭枫本人，无不认为这是田敬儒导演的一场好戏。但是田敬儒怎么就看中了木头疙瘩似的谭枫了呢？

    下面的故事是谭枫自己讲的。

    他说他坐在局长这个位子上，真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感觉。他思量再三，认定自己不能平白无故当这个局长，这不符合“规矩”，也不符合“潮流”。既然置身官场，又怎么能是个例外呢？他求亲靠友借了十万块钱，办了一张银行卡，借着汇报工作的机会，放在了田敬儒的办公桌上。

    田敬儒立刻绷起脸，问：“我听说你爱人早就下岗了，孩子上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当了这么多年副局长，也没捞着油水儿，而且你好像也不会捞，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哪来的这么些钱？不会是刚当上局长就学会捞了吧？”

    谭枫的脸腾地红了，说：“田书记，我对天发誓，这钱不是捞的，说实话，是……是我借的。”

    “借的？”田敬儒冷笑一声，说，“那你拿什么还？是不是打算学着捞啊？”

    “不不不！”谭枫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急切地表白说，“田书记，我要是捞一分钱，不说对不起党的培养、群众的信任和您的支持，干脆我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良心！这一点，您如果怀疑，我……我马上辞了这个局长！”

    “好啦好啦！”田敬儒脸上有了笑模样，“我相信你，可你好像不大相信我呀。你怎么就不想想，如果我想通过安排干部捞一把，能轮得上你来当这个局长吗？”

    谭枫的眼睛一下子湿了，叫了声田书记，喉咙随即哽住了。

    田敬儒拿起那张银行卡塞进谭枫的衣兜，拍拍他的肩膀说：“这个钱，从哪儿借来的，回头立刻还给人家。这件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们谁也不要跟任何人讲，就当没有发生过，今后也不要再发生！希望你别让我看走了眼，对我你也别看走了眼。好不好？”

    谭枫除了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想说的话全被眼泪泡住了。

    无论事实如何，无论当事人的人品和动机如何，这种事总是见不得人的。可是谭枫到底还是说出来了。他说他如果不说出来，会难受一辈子。他一点都不在乎人们因为这件事会怎样看他，他只想告诉人们，田书记是多么好的一个人！

    人心是一杆秤，人脸是一面镜子。曾几何时，田敬儒正是通过人们的脸色，看出了自己在清凌人心目中的位置。到任后连续烧的几把火，使他觉得整个清凌都变得暖融融的了。那时无论开什么会，只要自己一讲话，会场上就会群情振奋，不时会发出一阵阵会心的笑声和掌声；走在大街上，认识不认识的总会有人围拢上来嘘寒问暖；机关门口看车的老刘头儿，竟然把平时一块下棋、扭秧歌的老伙伴儿分成几拨，悄悄带进看车房，他一出现，老刘头儿便得意地对老伙伴儿们说：“瞧见没？那个就是田书记！”

    是啊，人心是一杆秤，人脸是一面镜子。“知不道”何时，这秤偏了，这镜子歪了。似乎好像大概可能……应该是在利华纸业项目引进之后吧？会场上开始有人打盹儿，有人打手机，有人交头接耳了，当然没有了笑声和掌声。而在街上，认识不认识的，都躲着自己走，实在躲不过，才勉强笑笑。

    田敬儒明显地感觉到，利华纸业的这场火，烧热了清凌的天，却烧冷了清凌人的心。他知道改革和经济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但是这种代价值不值得呢？他反反复复地问天问地问自己，回答却是苏小糖的那句唐山话：

    “知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