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拉和我在小学都升了级——

    应当得到的假期把阿姆泽尔和他的朋友带回维斯瓦河河口。当阿姆泽尔用虚线画渔船和渔网时，渔民们都在一旁观看。埃迪·阿姆泽尔为渡轮画画时，轮渡工却看不起他。他在另一侧的马特恩家做客，同磨坊主马特恩预言未来，从各个方面给马特恩家的四翼风车画速写。就是同乡村教师在一起，埃迪·阿姆泽尔也试图闲扯一会儿。不过，这位乡村教师得硬把他的学生打发走。这是为什么？同样，希温霍尔斯特的乡村美景可能也会唐突无礼地拒绝埃迪·阿姆泽尔，因为他想画它那景象——有风的海滨和在风中的海滨头发飘舞、衣服飘荡的情景。尽管如此，阿姆泽尔还是画了满满一夹子画。他带着胀鼓鼓的绘画夹子乘车回到城里。虽然他答应他母亲学点正经东西——成为技术大学的工程师——可是他目前却在普富勒教授家进进出出，而且同应当成为国民经济学家但却比弗兰茨或者卡尔·莫尔①更有叛逆精神的瓦尔特·马特恩一样，下不了决心开始上大学——

    ①这两兄弟是席勒剧本《强盗》的主人公。哥哥卡尔为绿林好汉，弟弟弗兰茨为阴谋家。

    这时，来了一封电报，他母亲把他召回希温霍尔斯特，回到他那垂危病人的病榻前。死亡原因据说是糖尿病。埃迪·阿姆泽尔按照他母亲死后的面容，先画了一幅钢笔画，然后画了一幅红色的软铅笔画。据说，在博恩萨克下葬时他哭了。坟墓四周没有几个人。这是为什么？在埋葬了母亲之后，阿姆泽尔开始解散这个寡妇家庭。他卖掉一切东西，卖掉房子，卖掉经营渔轮、艇外推进机、拖网、熏鱼设备、滑轮组、工具箱和发出各种气味的百货商店。最后，埃迪·阿姆泽尔竟被视为一个富有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存在但泽市农业银行，这笔财产不声不响地生了好几年利息，钱也就不少了。

    阿姆泽尔只从希温霍尔斯特带走了少量耐用物品。两本相册，几乎没有信件，他父亲的战争勋章——他父亲作为预备役少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家庭用《圣经》，一本乡村小学学生时代画满画的练习本，一些关于腓特烈大帝和他的将军们的旧书，以及奥托·魏宁格的《性与性格》，同埃迪·阿姆泽尔一道，乘着河中小岛轻便铁路的火车离开了那里。

    这部典范著作对于他父亲非常重要。魏宁格试图在长长的十二章中否认女人有灵魂，以便在第十三章里，在《论犹太教》的标题下，断定犹太人是阴性种族，所以也就没有灵魂，犹太人只有放弃犹太教，才有可能指望摆脱犹太教。埃迪·阿姆泽尔的父亲用红铅笔在容易记住的句子下面画了一道线，多次在边上写了“很对”的字样。预备役少尉阿尔布雷希特·阿姆泽尔觉得第四○八页上写得非常正确：“犹太人像女人一样，老喜欢一个靠一个地呆在一起，但他们却互不来往……”在第四一三页，他打了三个惊叹号：“拉皮条的男人往往都信奉犹太教……”在一句话的末尾，他在下面画了几道线。在第四百三十四页，他写上了“上帝保佑”以及“……对于真正的犹太人来说，永远也无法实现的东西是：直接存在、君权神授、椴树、喇叭、西格弗里德动机①、他自身的创造和‘我就是’这个词”——

    ①西格弗里德是德国古代英雄传说中的人物，在《尼伯龙根之四》中有详细描述。

    父亲用红铅笔画上线而特别强调的两个地方，对于儿子来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规范的著作中谈到，犹太人不唱歌，不从事体育活动。阿尔布雷希特·阿姆泽尔为了至少能驳倒这些命题，在博恩萨克组织了一个体操协会，在唱诗班里当一名男中音歌手。在音乐方面，埃迪·阿姆泽尔练习弹生气勃勃、轻松愉快的钢琴，让他的童声高音区——这个高音区在中学毕业考试之后也不愿离开这个脑袋瓜儿——在莫扎特的弥撒曲中和小咏叹调中啁啾宛转；而在体育方面，他则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拳球比赛中。

    他好多年都是学校规定的棒球比赛的牺牲者，却心甘情愿地迅速穿上“青年普鲁士”体操协会的铬绿色体操裤，而且动员他的朋友——那位迄今为止在但泽曲棍球俱乐部打曲棍球的人参加“青年普鲁士”。瓦尔特·马特恩在取得协会主席同意，答应每周至少两次在下城运动场上为他的曲棍球俱乐部效力之后，才能把手球和田径运动登记人册，因为只是打这种舒舒服服的拳球比赛也许无法使这个年轻人的身体得到满足。

    图拉和我都知道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

    这是一个位于市立医院和海利根布隆盲人学校之间的训练场。那里有正规的草坪，但木板搭成的看台和更衣室已经陈旧，风从看台和更衣室的裂缝中钻进来。大运动场和旁边的两个小场地有手球、棒球和拳球运动员光顾。在火葬场附近的豪华的阿尔贝特一福斯特尔运动场建成之前，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用来举办学生运动会还是绰绰有余的，所以，有时候足球运动员和田径运动员也到这儿来。

    因为瓦尔特·马特恩在去年中学生推铅球比赛和三千米长跑中获得了优胜，而且从此以后在运动员中享有体坛新秀的称号，所以能够为埃迪·阿姆泽尔弄到入会许可，并使他成为“青年普鲁士”的成员。刚开始，他们只雇用他当巡边员。运动场管理员递给阿姆泽尔一把扫帚，更衣室必须清扫得无懈可击。此外，他还得给球涂上油，在手球场上用白垩撒上罚球区的标记。只是在瓦尔特·马特恩提出抗议时，埃迪·阿姆泽尔才成了一支拳球队的中锋。霍斯特·普勒茨和西吉·莱万德是后卫。维利·多贝克是左前锋。瓦尔特·马特恩成了一个很快就令人望而生畏的、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球队的“绳前击球手”。因为埃迪·阿姆泽尔在指挥，他是整个球队的心脏和中心，是一个天生的设计师。凡是霍斯特·普勒茨和西吉·莱万德在后场接到并传到中场的球，他都用临危不乱的下臂按照规定传给“绳子”，马特恩这位重磅击球手和“绳前击球手”就站在那儿。他从空中接过球，却很少扣球，更多的是放弃击球。当阿姆泽尔懂得接过这些用狡猾手段放弃的球并把它们变成名正言顺的发球时，马特恩便把毫无危险、慢慢悠悠的球变成了势不可挡的积分球。因为如果一个球在发球时不能造成威胁，那它就会完全像发球时那样，以同样的角度弹回来，因此它也就是可以预计到的。可是，马特恩的球打的是下面三分之一，它一经发出，便会往后旋转，再弹回来。阿姆泽尔的特殊击球是一种看似简单但却是极其准确的前臂击球。他打出一些故弄玄虚的球。他躺着用反手击球，救起对手想用来制服他的重力击球。他立即就会认出直线球，用小拇指边一敲，或者亮出王牌，用快捷的正手一击赢得胜利。他常常使本队后卫弄糟的球化险为夷，跟魏宁格的论断相反，他是一个虽然被人讥笑但却是被人带着敬意讥笑的、非雅利安人种的拳球手，是“青年普鲁士”的运动员。

    图拉和我都是证人——

    阿姆泽尔得以减肥几磅，我们可以作证。能察觉到这次减肥的，除了我们，就只有当时十岁的胖丫头燕妮·布鲁尼斯了。她像我们一样，发觉阿姆泽尔抖动的下巴变得结实，成了圆圆的下层结构。因为胸腔隆起来了，所以两个颤抖的乳头也就放弃他那小小的胸部，滑了下去，成了浅浮雕。不过，也可能阿姆泽尔一磅体重也没有减下来，只不过是他的脂肪分布得更均匀，通过体育锻炼发达起来的肌肉给以前无立足之地的脂肪层一个身强力壮的立足点罢了。他的躯干过去是个不成形的口袋，毛茸茸的，现在变得圆滚滚的，成了一个大圆桶。他的体形活像一个中国神仙或者所有拳球手的保护神。不，埃迪·阿姆泽尔作为中锋，半磅体重也没有减轻，反而增加了两磅半。但是他却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使这种收益得到了净化。一个人能够指望的体重也是相对的。

    不管怎样，阿姆泽尔玩弄他那一百九十八磅的身子一事——从外表看，有两百零三磅——很可能打动了参议教师布鲁尼斯，使他给娇滴滴的孩子燕妮同样开出了体育运动的良方。这位参议教师和那位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决定，每周送燕妮进三次芭蕾舞学校。在奥利瓦郊区有一条玫瑰巷，这条巷子从市场开始，弯弯曲曲地通向奥利瓦森林。那里有一个毕德迈耶尔式①别墅，在别墅沙黄色的灰泥上面，有一半被山楂树遮住，粘贴住了芭蕾舞学校的搪瓷牌子。把燕妮收进芭蕾舞学校就同接收阿姆泽尔进入“青年普鲁士”体操与体育协会一样，是通过说情办成的。因为费利克斯·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多年来就是芭蕾舞学校的芭蕾舞钢琴家。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为扶把练习伴奏。从一位到五位所有的半蹲，都在细听他的慢板。他滋润着手臂的姿态。在轻快的踢腿时，他弹出示范性的速度，在支撑腿的踝骨上做小绷脚擦地这一动作时，他弹出使人全身淌汗的速度。此外，他的弹奏全是故事。人们也许会认为，他亲自看到过马里乌斯·佩皮格和普列奥布拉仁斯卡，看到过不幸的尼任斯基和不可思议的马辛，看到过范妮·埃尔斯勒和巴尔巴里娜同时跳舞。没有人会怀疑，眼前见到的他就是一些历史性轰动事件的目击者。在毕德迈耶尔时代，当塔莉奥尼、格丽西、范妮·塞里托和卢西勒·格拉恩跳著名的大四人舞时，他一定在场，而且还撒了玫瑰花。当芭蕾舞《葛蓓莉娅》首次演出时，他费了好大力气才弄到一个最高层楼座的位置。当然，芭蕾舞钢琴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能够按照钢琴改编谱在钢琴上反映出包括不幸的吉赛尔直到呵气而成的女气精在内的全部剧目。根据他的推荐，拉娜夫人开始把燕妮·布鲁尼斯变成一个乌兰诺娃②——

    ①1814～1848年德国的一种文化艺术流派，表现自呜得意的庸俗生活。

    ②乌兰诺娃（1910～1998），苏联第一位首席芭蕾舞女舞蹈家。

    没有多久，埃迪·阿姆泽尔便成了坚持不懈的观众，而且是从钢琴那里往外看。他带着一本速写拍纸簿，一支有创造力的软铅笔，以迅速的目光追随着扶把练习，当男孩和女孩——一部分是市立剧院儿童芭蕾舞团成员——能够进行扶把练习时，他立即就能将各种不同的姿势更加令人愉快地画到纸上。拉娜夫人往往需要阿姆泽尔的绘画技术，她借助速写来给她的学生说明一种符合规定的屈膝。

    燕妮在芭蕾舞大厅里显现出一种一半是不幸、一半是滑稽的形象。虽然这个孩子非常勤奋，跟得上所有的综合项目——在跳布雷舞步时，她是怎样孜孜不倦地换着那双小脚啊；她那胖乎乎的小尚日芒同熟练的芭蕾舞迷的小尚日芒相比，显得多么动人啊；当拉娜夫人同儿童班一道练习《小天鹅》时，燕妮那种使灰尘和几百年时光都冰消瓦解、被严格的夫人称为天鹅湖目光的眼神是怎样在闪烁着微光啊——但是，在展现所有的芭蕾舞女演员的形象时，燕妮却像一头想要变成失重女气精的粉红色小猪。

    为什么阿姆泽尔要一再利用燕妮不幸的阿拉贝斯克舞姿，利用燕妮扣人心弦的二位原地旋转画出速写来呢？因为他的铅笔并没有放过肥胖的特点，就揭示了燕妮那种在所有的脂肪之下闪烁着的、舞蹈般的线条。而拉挪夫人也证实，在脂肪之中就要升起一颗小核桃般大小的芭蕾新星。现在人们只需懂得，在越来越热的平底锅内熬板油，一直熬到一个符合跳芭蕾舞要求的瘦油渣在劈劈啪啪的火焰上能做著名的三十二个转身的弗韦泰时为止。

    亲爱的图拉：

    当埃迪·阿姆泽尔成为燕妮的观众时，当阿姆泽尔在傍晚时分作为中锋帮助他那个拳球队获得胜利时，燕妮·布鲁尼斯正在草坪梯地上观看。就连阿姆泽尔在练球时，也就是说，当他让轻巧的拳球在扁平的前臂上跳，可以念三串念珠祷告那么久时，燕妮都张着像扣眼那么大的嘴巴，惊得目瞪口呆。这两个人以他们总共三百二十磅的重量，组成尽管不是闻名全城但也在郊区很著名的一对。因为朗富尔郊区所有的居民对于燕妮和阿姆泽尔的了解，与他们熟悉那个带着儿童铁皮鼓的小家伙的程度完全一样。只不过所有人都叫做奥斯卡的那个侏儒，被视为不可救药的离群索居者。

    我们大家——

    图拉、我和图拉的两个哥哥，在运动场上遇到了阿姆泽尔、胖丫头燕妮和绳前击球手瓦尔特·马特恩。还有另外一些九岁儿童也在那儿聚会。他们是：亨斯兴·马图尔、霍尔斯特·卡努特、格奥尔格·齐姆、赫尔穆特·莱万多夫斯基、海尼·皮伦茨和雷万德兄弟。我们在同一个少年队中队。我们的中队长海尼·瓦斯穆特顶住好几个体育协会的抗议，终于实现了我们可以在铺有炉渣的跑道上练习接力赛跑、穿着制服和便鞋在运动场的草坪上进行操练的想法。有一次，瓦尔特·马特恩质问我们的中队长。两个人都冲着对方大吼大叫。海尼·瓦斯穆特出示官方命令和运动场管理处的证件，然而公然以揍人相威胁的马特恩却终于达到了目的，以后再也不许我们穿着制服和便鞋踏进铺有炉渣的跑道和运动场的草坪了。从此以后，我们就在约翰内斯草地进行操练，只是以个人的名义，穿着体操鞋光顾海因里希一埃勒尔斯运动场。因为是在午后，所以这时太阳已经倾斜。所有的运动场上都很热闹。发出各种声音的裁判员哨子在鸣笛开始或结束各式各样的运动队的比赛。运动场上射进了球，交换场地，踢了高球，用力发球。人们在传球，投球，钉住对方，迷惑对方，围住对方，重新布阵，带球绕过，带球越位，输球，赢球。碎炉渣跑进体操鞋里。在遐想中期待着答访比赛。火葬场的烟子显示着风向。人们在擦着球棒，给球涂油，测定斜面场地，填写表格，祝贺胜利者。屡屡放声大笑，经常大喊大叫，有时候也又哭又闹，运动场管理员的猫也老是气呼呼的，而每个人都听我图拉表妹的话。所有的人都怕瓦尔特·马特恩。有些人偷偷地向埃迪·阿姆泽尔扔小石子。很多人都绕道避开我们的哈拉斯。走在最后的人得把更衣室锁上，把钥匙交给运动场管理员。图拉从来不做这种事，我有时候做这件事。

    有一次——

    燕妮·布鲁尼斯哭的时候，图拉和我都在场，因为当时有人用凸透镜在她的绿色新衣服上烧了一个洞。

    据说，几年之后——图拉和我不在场——有几个在那儿举行一场棒球比赛的中学生，把运动场管理员的猫放到一个正在打盹儿的同学脖子上。

    另外有一次，燕妮、阿姆泽尔和马特恩都不在，因为燕妮要上芭蕾舞课，图拉给我们偷了两个棒球，而一个体操与击剑协会的小伙子却被怀疑有偷窃行为。

    有一次拳球比赛之后，瓦尔特·马特恩、埃迪·阿姆泽尔和燕妮·布鲁尼斯躺在小运动场旁边的梯形上堤上。这时，确实发生了一件事情，而且这件事看起来很好玩。

    我们往旁边挪了几步躺下休息。图拉、哈拉斯和我都无法把目光从这群人身上挪开。正在落山的太阳从耶施肯塔尔森林那边不断地斜眼偷看运动场。在铺上炉渣的跑道边上，没有修剪的草投下长长的影子。我们没有考虑从火葬场烟囱里冒出来笔直上升的浓烟。有时候，埃迪·阿姆泽尔的哈哈大笑声传到我们耳里。哈拉斯汪汪地叫了两下，我不得不把它的颈圈抓住。图拉在用双手拔草。她不听我的话。瓦尔特·马特恩在那边扮演某个戏剧中的角色。据说，他在修话剧课。有一次，身穿白衣但衣服上可能有草迹的燕妮从那边向我们挥手。我小心翼翼地对她挥手，直挥到图拉把她那张有大鼻孔和门牙的脸转向我为止。蝴蝶们在忙忙碌碌。大自然在漫无目的地爬行，丸花蜂发出嗡嗡声……没有，没有丸花蜂。在一九三六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时分，我们分成几拨人坐在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上。在夏日的一个黄昏时分，最后几个队的比赛已经结束，跳远的沙坑正在平整。这时，我们先是听见然后又看到的东西是“策佩林伯爵号”飞艇。

    我们知道，飞艇肯定会来。所有的报纸都已经宣布了这件事。最初是哈拉斯变得狂躁不安，后来我们还听到——图拉在前面——响声。虽然“策佩林”应当从西边来，而且越来越大。现在，它正突如其来地悬吊在奥利瓦森林上空。当然，刚好太阳正在西沉，因此，“策佩林”不是银白色，而是玫瑰色。现在，当太阳落到卡尔斯山后面，而飞艇往公海的方向航行时，玫瑰色逐渐变成了银白色。所有的人都站着，手搭凉棚，把光遮住。从职业与家政学校传来合唱的歌声。姑娘们分成多声部，歌唱《策佩林》。一个小型吹奏乐队试图把类似《霍恩弗里德贝格进行曲》的东西，吹到“策佩林”的高度上去。马特恩极力把目光投向别处。他对“策佩林”有所不满。埃迪·阿姆泽尔用那双粗短胳臂上的小手鼓掌欢呼。就连燕妮也在欢呼：“策佩林！策佩林！”像一个球似的蹦蹦跳跳。甚至就连图拉也张大鼻孔，恨不得把“策佩林”给吸住。哈拉斯所有的不安都集中在尾巴上。“策佩林”银光闪闪，就连喜鹊都想把它给偷走，当《巴登魏尔进行曲》在“策佩林”的高度追随《霍恩弗里德贝格进行曲》时，当职业学校的姑娘们没完没了地歌唱神圣的祖国时，当“策佩林”往赫拉半岛方向飘去，变得越来越小，然而却越来越亮时，从市立火葬场烟囱里冒出来的浓烟——我敢肯定——正在不断地笔直上升。不相信“策佩林”的马特恩正在暗中监视这股福音新教的浓烟。

    我的图拉表妹——

    平时她往往犯错或者同别人一道犯错，而在海因里希-埃勒尔斯运动场上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时，她却毫无过错。瓦尔特·马特恩干了一些事儿。对于他的行为，有三种说法：他不是在更衣室里散发传单，就是用襁糊往木头看台的长凳上贴传单，而且是在舍尔米尔九八队对体操与击剑协会队的手球比赛前不久，或者说是在所有的球场比赛和练球期间，他把传单偷偷地塞进年轻运动员和元老运动员挂着的上衣和裤子口袋里。据说在做这种事情时，运动场管理员在更衣室里把他当场拿获。至于哪一种说法更有道理，却无关紧要，因为现在不管是公开散发还是用襁糊张贴，或者偷偷塞进别人口袋，这些传单全都一样，是赤色的。

    可是，因为最初由劳施宁、然后由格赖泽尔主持的但泽市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解散了共产党，一九三六年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而由施塔赫尼克博士任主席的中央党于一九三七年十月自行解散，所以，大学生瓦尔特·马特恩散发传单的行动——他仍然没有上大学，而是在演戏——就被视为非法的了。

    虽说如此，人们还是不想引起轰动。在运动场管理员住所——运动场管理员科施尼克在二十年代初就已享有田径运动员的称号——在体育运动优胜杯、运动员照片和加上了镜框的证书之间进行了短时间的谈判，瓦尔特·马特恩被“青年普鲁士”除名。据说，在谈判过程中，埃迪·阿姆泽尔带着责备的目光，仔细地观察一个标枪运动员的青铜塑像。有人也不讲任何理由，就迫不及待地劝阿姆泽尔退出体操协会。人们在把亲手书写的证书——这些证书将使最后一次比赛时阿姆泽尔拳球队的胜利永世长存——交给两个昔日的“青年普鲁士”成员带回家之后，便以运动员的方式握手告别。“青年普鲁土”的所有成员，还有运动场管理员，在打发埃迪·阿姆泽尔和瓦尔特·马特恩走时都说了一些小心谨慎的抱歉话，而且答应不向协会报告。

    瓦尔特·马特恩在曲棍球俱乐部里仍然是受人尊敬的成员，他甚至还报名参加了滑翔飞行员讲座。据说，在新出现的滨外沙洲上的卡尔山，他进行过多次十二分钟的飞行，从空中给泻湖拍照。只有埃迪·阿姆泽尔停止了体育活动。他又操起了他的艺术，而我的表妹也在一旁协助。

    图拉，你听：

    有时候，也许大街上根本就没有安静下来，我却听见我的头发在生长。我没有听见手指甲在长，也没有听见脚趾甲在长，只听见头发在长。因为你有一次揪住我的头发，因为你把你的手在我头上放了一秒钟，但又是无限久——我们坐在木材仓库里，在你那些特别长的、像我的头发一样呈波浪形的刨花收藏品之间——因为你在后面，但总是藏在木材仓库里说：“这可是你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因为你认出了我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我的头发就闹独立了，它几乎不再属于我，而是属于你。我们的哈拉斯属于你。木材仓库属于你。所有的熬胶锅和拳曲漂亮的刨花都属于你。尽管我在为布劳克塞尔写作，但是我也属于你。

    可是，图拉刚把手从我头发上抽回去，刚讲了一点有关我头发的事情，她就已经越过青的方形厚木板，在一些竖放着的胶合板之间穿行而过，到了外面，到了木工作坊院子里，而我，披着仍然带电的头发，在后面走得太慢，没法阻止她对钢琴教师和芭蕾钢琴家的谋害。

    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走进院子。他直挺挺地走进来，向前弯下腰，想从工长那儿知道，圆锯和凿榫机准备什么时候安排一次比较长时间的休息，因为他这个昔日的钢琴演奏家和现在的芭蕾钢琴家打算非常轻声地练一会儿比较复杂的钢琴曲，一种所谓的柔板。一个星期有一两次，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请我们的工长或者我父亲帮个忙，他的请求每次都——尽管不是每次都立即——得到了满足。工长刚点完头，把拇指伸向圆锯，说他只还有两块厚木板要锯了；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那些啰啰嗦嗦的、看起来像圆锯一样危险的鞠躬之后，刚离开机器问，还没走到去院子门口的一半路程——我们刚巧从木板仓库爬出来——这时，我的图拉表妹就把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的链条解开了。

    刚开始，哈拉斯得到这种突如其来的自由，还没有任何特别的举动，因为平时如果解开它的链条，就会立即把它系在皮带上。可是后来，刚才还在怀疑、还斜着脑袋的哈拉斯突然四肢一纵，腾空而起，然后又落下地来。它忽地斜穿过院子，在丁香树丛前转过身来，伸长脖子，顶着一个锯木架，故意绕着呆若木鸡的钢琴家转来转去，不断发出汪汪声，毫无恶意地扑来扑去，两条后腿跳跳蹦蹦的。只是在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要溜之大吉时，图拉从狗舍里——她手里一直拿着链条的弹簧扣——用她那刺激性的嘘嘘嘘声唆使我们的哈拉斯去咬人，哈拉斯这才跟在钢琴家后面，咬住了他的男式小礼服。在上钢琴课时，只穿一件天鹅绒短上衣的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每当他要练会一支高难度的音乐会乐曲，或者给高傲的、就好像真的在场的听众演奏时，就要匆匆罩上一件音乐会上穿的小礼服。

    小礼服被咬坏了，我父亲只好赔一件。除此之外，钢琴家没有发生任何令人痛苦的事情，因为工长和木工师傅能够把我们那只黑色的、拽住节日盛装的哈拉斯，把这只本来就一直在嬉戏的畜生拉回去。

    图拉肯定要挨揍了。可是图拉溜了，没有受到惩罚。我为这件事挨了揍，因为我没有制止图拉，而是站在那里袖手旁观。我作为木工师傅的儿子责无旁贷。我父亲用一根椽子接我，直接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德雷森工长又劳他大驾光临——提出抗议时才住手。他用一把放在小礼服里袋内的、躲过了我们哈拉斯猛扑劫难的小毛刷，先是逆着毛发生长的方向刷他那艺术家蓬乱的长发——对于这种景象，哈拉斯只好发出猜猜声，忍受下去——然后像往常一样，再梳刷成狮子头发型。他这样做，是要让人们去思考，该受惩罚的是图拉或者这条狗。可是，图拉曾经站过的地方，现在只是一个窟窿，而我的父亲又是从来不接我们的哈拉斯的。

    图拉，你听：

    半个小时之后，圆锯安静下来了。仿佛事先约好了似的，凿榫机和整流器也安静下来了。带锯不声不响。哈拉斯又被拴上链条，懒洋洋地躺在地上。电动刨低沉的隆隆声停止了。从费尔斯讷-伊姆布斯的音乐室里十分清晰地传来阵阵柔和的、异常缓慢的、时而庄严时而哀伤的琴声。这些琴声直挺挺地穿过木工作坊院子，爬上出租房屋的正面，在三层楼的高处往下坠落，然后再聚集拢来，又飘散开去。伊姆布斯在练那支难度很大的曲子，练那支所谓的柔板。这首曲子延续的时间有原来的三倍，为此，工长用黑色配电板上的把手关掉了所有的机器。

    正如我猜想的那样，图拉坐在木材仓库深处，在油毛毡屋顶下，长长的鬈发上沾满了锯末。她想听乐曲，可是乐曲并不萦绕在她的脑海里。钢琴家的音乐会演奏曲子引诱着我。我从丁香树小园围四周的篱笆上爬过去，把脸贴在窗玻璃上。像玻璃一样的绿色光线是昏暗的音乐室内的光束。两只施展魔法的手和一个头发雪白但看起来仍然是绿色的脑袋罩在电灯光束里——正在着了魔法的钢琴键盘上弹奏的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连同乐谱，都罩在这种光束里。巨大的沙钟既默默无声，又勤奋努力。瓷器芭蕾舞女演员也把她那按照阿拉贝斯克舞姿水平伸长的瓷器腿伸进绿色光束之中。埃迪·阿姆泽尔和燕妮·布鲁尼斯身上像长了霉似的，坐在后面的沙发上。燕妮穿着一件柠檬黄的衣服。阿姆泽尔没有画画。两个听众往日那张健康的、像苹果一样有光泽的脸蒙上了一层病态的苍白。燕妮的手指把水下光线变成肉质的海藻，她把这十根香肠般的手指叉在一起。阿姆泽尔用两只手搭成一个平展展的篷，托着下巴。费尔斯讷多次津津有味地重复着某一段特别忧伤的快速经过句——曲中表现了呼唤、分离、远去，冲浪、云头、列队飞翔的鸟群、爱情迷魂汤、林中乐趣和夭亡——紧接着，在屋子里最后面的地方，在上了漆的小托架上，当金鱼在玻璃缸里抽搐时，他又一次演奏这首极其轻柔的曲子，给人们助兴——曲中表现出疲惫不堪的神情，有过门，有兴高采烈的场面——他同绿色空气中的十指一道久久地倾听着弹在钢琴上的最后一个音符，一直到让凿榫机和整流器、圆锯和带锯按照约定停工半个钟头的时间结束为止。

    在伊姆布斯音乐室里呆若木鸡的人们开始活动起来。燕妮的手指松开了。阿姆泽尔用手指搭成的篷倒塌了。费尔斯讷从绿色的室内空气中收起他的手指。现在，他才给客人们看他那件放在后面而边上已撕碎的小礼服。这件糟糕透顶的衣服传来传去，最后传到了埃迪·阿姆泽尔手里。

    阿姆泽尔拿起衣服，数一数剩下的那些还能把衣服扣上的纽扣，用叉开的手指检查每一个破损处，演示一只牧羊犬受人唆使猛扑时所造成的危害，紧接着，在富有教育意义的引子之后，转入弥撒曲。他透过尖角形窟窿仔细察看，透过开襟窥视，用两根狡猾的手指放大裂开的线缝。他是燕尾服燕尾下面的风，终于钻了进去，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件庄重的蹩脚衣服上。他既在改变自己，也在改变这件衣服。他穿着这件伤残的小礼服给应邀前来的观众表演。阿姆泽尔的外表令人担心，阿姆泽尔引起人们的同情，阿姆泽尔这个跛子啊，阿姆泽尔这个全身发抖的人啊，阿姆泽尔在风中，在雨中，在履薄冰。他是飞毯上的乌尔姆的裁缝，是大鸟福尔克，是仙鹤哈里发，是乌鸦，是猫头鹰，是啄木鸟，是在晨浴的麻雀，是马后面的麻雀，是大炮上面的麻雀。许多麻雀碰到一起，相互谩骂，叽叽喳喳地商量，然后又分散开去，对掌声表示感谢。阿姆泽尔身穿小礼服的小把戏在掌声之后又接着开始。他表演能重新活动自如的祖母，轮渡工牙疼，神父逆风而行，舒格尔·莱奥在公墓大门口，参议教师们在休息大院。不过，所有的人都绝非胖子，而且同浴场管理员的形象毫不相干。有一次，他匆匆忙忙穿上衣服，扮演碍手碍脚的支豆蔓细杆和四翼风车，他是幽灵和魔鬼，是十字路口和不祥的数字七。一个蹦蹦跳跳、骨瘦如柴、小得可怜的幽灵抓住瓷器芭蕾舞女演员，把她从钢琴上拿走，用蝙蝠翅膀向她求爱，可怜巴巴地占有她，让她穿着像哈拉斯一样黑黑的、越变越长的衣服，毫无信仰地消失，而且似乎要永远消失一样。谢天谢地，它又安然无恙地重新露面了，又回到了钢琴家园。他的表演暂告结束，这时大家缠住他再加演节目。他再一次有点喜欢上化装舞会了。他表演各种动作，博得了阵阵掌声。他感谢我们的哈拉斯，因为它嘴上有嚼子，他对木材仓库里那个远处的图拉表示敬意，因为图拉给哈拉斯，而哈拉斯又给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最后是费尔斯讷的小礼服又在埃迪·阿姆泽尔心里解开了小钩，揭开了井盖，让格罗申①掉到井里去，让一粒种子长出思想来。阿姆泽尔童年时播下的种子，可望在收获时让粮仓也装不了——

    ①昔日德国辅币，一格罗申相当于十芬尼。

    埃迪·阿姆泽尔刚脱下黑色的衣服，刚作为熟悉、随和的阿姆泽尔重新站在泛着绿色光线的音乐室里，便把他的道具折叠整齐，拉着一半是胆怯、一半是高兴的燕妮的小手，拿着伊姆布斯的小礼服，离开了钢琴家和他的金鱼。

    图拉和我——

    我们当然想到，阿姆泽尔会把撕得一塌糊涂的衣服带走，拿去找裁缝。可是，没有一个缝补匠得到这份工作，因为我们的哈拉斯把它给抓住了。因为我父亲得赔一件崭新的上衣，所以我的零花钱也减少了一半。为此，木工师傅大概会要求留下那件破衣服，比方说在机器间派上用场吧——那儿随时都需要擦油布——可我父亲付了钱，没有提出要求，甚至还像木工师傅经常道歉时那样，清清嗓子，既狼狈又傲慢地向人道歉。阿姆泽尔仍然是这件虽然残缺不全却是可以修改的小礼服的受益者。从此以后，他的才能不仅仅奉献给素描和水彩绘画；从此以后，埃迪·阿姆泽尔虽然不打算吓唬鸟，却造了一些真人一般大小的稻草人。

    在这里可以断言，阿姆泽尔并不具有特别的鸟类知识。人们既不能说图拉的表兄是犬学家，也不能因为稻草人的缘故，把埃迪·阿姆泽尔称为鸟学家。人们也许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麻雀同燕子、猫头鹰同啄木鸟区别开来。甚至在埃迪·阿姆泽尔眼里，椋鸟和喜鹊也并非同样偷窃成性。可是在他看来，红胸鸲和红腹灰雀、白脸山雀和苍头燕雀、金翅雀和夜莺却毫无区别，都是鸣禽。譬如像这样的问答游戏——“这是什么鸟？”他就回答不出来。没有人曾经见他翻阅过《布雷姆①》。有一次我问他：“山雕或者鹪鹩，哪个更大？”这时候，他眨眨眼，回避道：“我的天，当然是这样。”可是对于麻雀，他的眼光却非常敏锐。连精通鸟类的行家都不能做到的事情，阿姆泽尔却能做到。他能区分一群、一大群、一大群济济一堂的麻雀，也就是所有人都认为没有颜色的麻雀，把它们逐个区别开来。他能估计到在檐沟里洗澡的、在马车后面叽叽喳喳吵嚷的和在最后一次铃声之后突然闯到休息大院的麻雀数目。这些麻雀纯粹是非群居动物，却偏偏要装扮成群体的社交聚会。在他看来，就连那些使他出名的乌鸫，从来不是，甚至在白雪覆盖的园子里也不是清一色的黑颜色和黄接嘴——

    ①布雷姆（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著有《布雷姆的动物生涯》。

    尽管如此，埃迪·阿姆泽尔并没有制造稻草人来对付他所熟悉的麻雀和喜鹊，出于形式上的原因，他并不针对任何人。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打算给一个危险的、有创造性的世界证实自己的创造性。

    图拉和我——

    我们知道，埃迪·阿姆泽尔在那儿设计和制造他的稻草人。不过，他并不把这些稻草人称作稻草人，而是称作“雕像”。他在斯特芬路租了一座宽敞的别墅。遗产继承人阿姆泽尔很富有。别墅的底层装有椴木护墙板。斯特芬路横穿朗富尔郊区西南部。它在耶施肯塔尔森林下面与耶施肯塔尔路分岔，通向募捐与孤儿院，接近朗富尔消防队一带。在那里，别墅挨着别墅，还有几个领事馆——拉脱维亚领事馆和阿根廷领事馆。在绝非朴实无华的铁栅栏后面是计划中的园圃。那里有黄杨、紫杉和山楂树，还有珍贵的英国草坪。这种草坪夏天必须浇灌，冬天则免费覆盖在白雪下面。垂柳和银枞分列在别墅两侧，高出别墅，给别墅遮住太阳。匍匐类果树的果实带来不少麻烦，喷水池老得修整，园回工人声明辞职。警卫与保安公司使盗窃犯无从下手。尽管消防队就在孤儿院后面，消防队的练习塔高高耸立在所有银枞之上，但仍有两个领事和一个巧克力厂主的夫人申请火警报警器，并随即获得批准。火警报警器可以使两支消防队在二十七秒钟内接近房屋正面的白色横线脚，以及申克尔只是通过道听途说知道的大门的常春藤。夜晚只有少数窗户亮着灯光，除非是“安格拉斯”巧克力工厂厂主举行招待会，那时，人们可以听到在两盏路灯之间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脚步声来来往往。总之一句话，这是一个安静、雅致的小区。在这个小区内，十年当中只发生过两起杀人案，听说还有过一次谋杀未遂。

    瓦尔特·马特恩以前住在老城区，住在卡尔芬赛根的一间备有家具的出租房里。他很快就搬进了阿姆泽尔的别墅，住着两个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厅。有时候，一些女演员住在他那儿，因为他还不想开始国民经济学的学习；不过，位于煤炭市场旁的市立剧院的全体配角演员接受了他。瓦尔特·马特恩扮演许多庶民百姓当中的一个平头百姓，全副武装者当中的一个持枪者，六个拿蜡烛的仆人当中的一个仆人，酩酊大醉的雇佣兵当中的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人，怨天怨地的农民当中的一个牢骚满腹的人。他扮演戴上面具的威尼斯人，扮演哗变的士兵，扮演六先生之一。这些先生同六位太太一道，应当赋予第一幕中的生日聚会、第二幕中的踏青、第三幕中的葬礼、最后一幕中的轻松愉快的遗嘱启封以丰富的内容，营造闲聊的、打情骂俏的、哀伤的和使人兴高采烈的气氛。虽然在这些表演中说不上两句连贯的话，但瓦尔特·马特恩却由此积累了他最初的舞台经验。此外，他还想牢牢地打下他表演天才的基础，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令人心惊胆战。他每周两次让市里著名的喜剧演员古斯塔夫·诺尔德给他讲喜剧课，因为马特恩认为，对他来说，悲剧表演才能本来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只是在喜剧方面，他还有所欠缺。

    当阿姆泽尔别墅两个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厅不得不倾听瓦尔特·马特恩扮演弗洛里安·盖尔①念出的台词时，第三个同时也是最大的厅——像戏剧学校的学生活动大厅一样，装有椴木护墙板——就成了阿姆泽尔工作方式的证人。厅里几乎没有家具，在结实耐用的椴木天花板上有粗糙的屠户挂钩，在猫头小吊车上面还有链条，它们同原物一般大小，紧挂在护墙板下面。在矿工更衣室和干燥室里也是按照类似原则工作的，镶木地板上空空如也，天花板下拥挤不堪。有一件家具，是一张斜面桌，真正的斜面桌，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桌子上面放着那部典范作品，书是打开的。这是一部有六百页的著作，一部无与伦比的著作，一部邪书，是魏宁格的作品。作品上有判断错误、评价过高、销售量大、发生误会、过于了解和标着父亲边注与魏宁格脚注的绝招。《性与性格》，第十三章，第四○五页上写着：“……姑且这样讲，犹太教的世界历史意义和巨大功绩或许仅仅在于：不断使雅利安人意识到自我，使他回复到自身（‘自身’为粗体）。这就是雅利安人之所以要感谢犹太人的地方。他通过犹太人知道，他要提防什么。他要提防犹太教有可能渗入自己心中。”——

    ①弗洛里安·盖尔（1490～1525），德国骑士、军队首脑和外交家，马丁·路德的信徒。

    埃迪·阿姆泽尔怀着传教士的激情，给椴木天花板下面那些已经完成的、摇晃着的假人和所有的木头架子及铁丝架子，朗诵这些类似的、有时候是针锋相对的、甚至是似是而非的格言。那些假人和架子在发亮的镶木地板上，作为无定型的但仍然是在进行讨论的社交圈子挤满了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大厅。人们在无拘无束地闲聊着，听埃迪·阿姆泽尔这位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才智过人的、往往是原原本本、客观真实而仅只在必要时才主观臆断的、亲切友好的、无所不在的、绝不会贸然生气的、淡然超脱的主人讲：女人和犹太人是怎么回事，根据魏宁格的说法，人们现在是否必须剥夺女人和犹太人的灵魂，或者说，只是剥夺女人或只是剥夺犹太人的灵魂是否就够了，从人类学的观点看，犹太教是否因为从经验主义的方面来推导，就同坚定的信仰相矛盾。这个信仰就是：“其实可以说所有人都是上帝的选民。不过，只是为了讨论的缘故，人们在极端反犹太主义者身上往往不能充分地察觉到犹太人的品质。就譬如说瓦格纳①吧，虽然一个真正的犹太人永远也创作不出《帕西发尔》。人们同样也可以区分，在雅利安人的社会主义和典型的犹太人的社会主义之间进行区分，因为据我们所知，马克思就是犹太人。因此，不管是女人还是犹太人，都不能理解康德的理性，甚至连犹太复国主义也无法理解。您瞧，犹太人就是偏爱动产。英国人也这样做。刚才，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犹太人缺少的东西。归根到底，他们简直是不仅对国家感到陌生，而且……但是，不管他们来自何处，在中世纪，直至十九世纪，直至今日，这种情况都在反复出现——可以说，可以说，这笔账都算在基督徒名下。完全相反，我亲爱的——您往这边看，您可是熟读《圣经》的，或者说，是这样吧！雅各怎样对待他垂死的父亲呢？他骗了以撒，哈哈哈。他骗了以扫，那好吧，拉班的情况也并不美妙。不过，这种情况却比比皆是。是呀，假如我们从百分比看，与严重犯罪有关的东西，都是雅利安人干的，而不是其他人。能够证实这一点的也许就是：在犹太人看来，既没有善，也没有恶。同样，他们不知道孕育天使，更不用说孕育魔鬼了。现在，我谈谈彼列②形象和伊甸园吧。虽然如此，我们仍然要坚持这一看法：犹太人既没有达到至高无上的道德高度，也没有堕落到深不可测的道德深渊。因此，为数不多的暴力犯罪，与此类似的还有女人，都再一次证实：在各个方面都缺少伟大崇高的东西。要不然，您可以当场给我举出这样一个圣徒来，这才是绝招！因此我说：我们只醉心于种类，而不管个体，就连众所周知的家庭意识也只有这样一个逐渐增长的目的，确实，因此就出现了诱人通奸的现象，拉皮条的犹太人也就成了高贵的对立面。不过，魏宁格讲得并不清楚的是：不管是他还是别的人都没有，他根本就没有落入暴民手中，他既没有受到抵制，也没有被赶走，他最终还是一个人。然而对于犹太复国主义，他还是说不清楚。他每每谈到张伯伦③。最后他自言自语道：类似情况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女人有关。但他要剥夺两者的灵魂。说实在的，这只不过是有点近乎相拉图式的做法罢了。您忘了。我什么都没有忘，我最亲爱的朋友。他举出一些事实，譬如：真的吗，人们用这些例证什么事都可以……一段列宁的引文，是不是？瞧，是这样吧！您看，达尔文主义在当时能赢得大多数的信仰者，就是因为这个猴子理论；因此，下述情况并非偶然：就像过去在阿拉伯人那里一样，化学一直掌握在确实有种族亲缘关系的人手中，所以，它只不过是医学当中的一个化学流派罢了，而这时还有自然疗法。我们在这里最终还是醉心于生物体和非生物体。歌德把人造人的企图——他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赋予瓦格纳，而不是浮士德，因为他的助手瓦格纳——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推测——具有典型的犹太人的特点，而浮士德则不然，因为他们所有的天赋都已经失灵。那么斯宾诺莎呢？我们所说的正是此人。因为如果歌德不把他的著作当成最爱看的读物，那么……至于海涅，根本不值得一提。英国人的情况也差不多，他们也没有最受人喜爱的读物。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斯威夫特和斯特恩就不是人们最爱读的作家。关于莎士比亚，我们知道的情况仍然太少。他们肯定是能干的经验主义者，是现实政治家，却从来也不是心理学家。尽管如此，仍然有心理学家，不，不，我亲爱的，您让我把话说出来吧。我指的是英国式的幽默，犹太人从来也不会有这种幽默，而至多也只不过是滑稽，爱开玩笑罢了，简直就像女人一样。可是幽默呢？从来就没有！我会给您讲为什么，因为他们什么也不相信；因为他们什么也没有，所以能够变得什么都有；因为他们有成为概念的倾向，所以就有了法学；因为他们对于不可侵犯的或者神圣的东西不合适，甚至根本就不合适；因为他们诽谤一切，往往是无耻地诽谤；因为他们既不赋予一个基督徒以基督教信仰，也不给一个犹太人以洗礼；因为他们具有各种虔诚，各种真正的热情；因为他们有席勒那种对全世界的亲吻；因为他们既无法寻找，也无法怀疑，当然也不可能真正怀疑；因为他们不信仰宗教；因为他们既不光辉灿烂，也不着魔疯狂；因为他们既不胆战心惊，也不勇气百倍；因为他们并不英勇，而往往只会讽刺；因为他们像海涅；因为他们得不到支持；因为他们只搞破坏，他们只能干这种事，而从来不会干别的事；因为他们从不绝望；因为他们没有创造能力；因为他们会唱歌；因为他们不做任何事情，不去思考；因为他们单纯幼稚；因为他们害羞，体面，胆小；因为他们从不惊讶，不会震惊，只有物质生活；因为他们得到荣誉；因为他们有着深层的性爱；因为他们讲求仁慈、爱情、幽默。我说，是这么回事，幽默、仁慈、荣誉和歌唱，还有一再出现的信仰、椴树、西格弗里德主题、喇叭和直接存在。我说，走开，是这么回事，走开。您就让我把话讲完吧：走开，走开！”——

    ①瓦格纳（1813～1883），德国音乐家，《帕西发尔》是瓦格纳创作的三幕歌剧。

    ②彼列，即魔鬼撒旦，伊甸园中的蛇。前面提到的以撒是雅各的父亲，拉班是雅各的舅舅，都是《圣经》中的人物。

    ③张伯伦（1855～1927），英国出生的亲德派政治家。

    这时，埃迪·阿姆泽尔步态轻盈地离开真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却仍然没有合上奥托·魏宁格那本典范著作，因为在这当儿，椴木护墙板之间的鸡尾酒会正在谈论别的话题，谈论奥林匹克运动会及其并发症。他只保持一定的距离，打量那些才放在架子上却已经在夸夸其谈、支持某些意见的假人。他顺手到箱子里去抓——不过并非毫无选择——抓住一些东西，乱扔一气，经过一番挑选，然后就像他装饰那个挂在椴木天花板下面的链条和屠户钩子上的社交圈子一样，开始用类似方式装饰镶木地板上那个兴致勃勃的社交圈子。埃迪·阿姆泽尔用废报纸和他从正在修缮的住宅那儿收购来的裱糊纸零头来粘贴。海滨浴场船队淘汰的旗帜碎片、几卷卫生纸、空罐头盒、自行车的钢丝、灯罩、花边和圣诞树装饰品决定着这种时装的式样。他用一大钵冷胶，用被拍卖的、放有樟脑丸的和寻找到的东西变戏法。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稻草人，或者像阿姆泽尔所说的假人，在美学的平衡对称方面、细节的考究方面以及外部线条病态的修饰方面，都不如那些据说是乡村学生埃迪·阿姆泽尔在故乡希温霍尔斯特制造了好几年、放在维斯瓦河河堤上而且还赚了钱的稻草人。

    阿姆泽尔是第一个注意到这种实质性损失的人。后来，瓦尔特·马特恩一离开他的椴木护墙板和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袖珍本，也同样指出：虽然有令人震惊的才能，但不能忽视的是缺少了过去那种阿姆泽尔式创造者的狂热。

    阿姆泽尔在朋友面前为自己辩护，把他的一个装饰精美的假人放到阳台上。这个阳台紧挨着装有护墙板的大厅，被耶施肯塔尔森林的山毛榉树遮住。虽然如此，这个模特儿仍然取得了一些成果，因为那些忠诚、老实的麻雀都不正眼看这个艺术品，都习惯性地躲开它。可是没有人会说，一大群鸟儿由于看到这个假人便惊慌失措，叽叽喳喳地叫着，从树林里飞出来，在森林上空重现过去阿姆泽尔孩提时代的情景。艺术不景气，魏宁格的文章仍然是一堆废纸。艺术上的完美使人厌倦。麻雀不合作。乌鸦在打哈欠。林中的鸽子不会相信这种东西。苍头燕雀、麻雀、乌鸦和林中的鸽子轮流落到他的假人上。这是一种怪诞的景象，然而埃迪·阿姆泽尔却容忍了这种状况。不过，我们在灌木丛里的篱笆后面却听到他在叹息。

    不管是图拉还是我，对他都爱莫能助——

    大自然在帮忙。十月份，瓦尔特·马特恩同一个少年队的中队长打了一架。当时，这个中队正在附近的树林里举行所谓的军事演习。一小队身穿少年队制服的男孩用三角旗——这儿说的是三角旗——占领了阿姆泽尔别墅后面的园子。瓦尔特·马特恩从露天阳台上跳下来，跳到湿漉漉的树叶中间。要是我像我的小队长那样，试图帮助我们的中队长海尼·瓦斯穆特，那我肯定也会牵扯到这场斗殴当中去。

    第二天夜里，我们不得不从树林里往别墅扔石头。我们多次听见窗玻璃在当啷当啷地响。这个事件也许就从此了结了。在园子里发生斗殴时，站在阳台上的阿姆泽尔很可能也就满足于袖手旁观了。不过，他却把观察到的东西都画成速写，画在廉价纸上，而且还做了一些雪茄烟盒那么高的模特儿：搏斗着的假人，乱哄哄的一群人，一场混战。下穿短裤，脚穿齐膝长袜，肩背皮带，身着褐衣，三角旗在挪动，窜来窜去，皮带滑落下来，队长在鼓劲，少年队队员都又瘦又小，用沙哑的嗓子欢呼胜利，真是惟妙惟肖。我们小队在阿姆泽尔园子里争夺三角旗时，就是如此。阿姆泽尔重新找到了通向现实的道路。从此以后，他再也不制作时髦的模型、工作室里的怪人和室内的椴树了，而是带着好奇和渴望的心情走上大街。

    他表现出对于各种制服，尤其是黑色和褐色制服的沉醉，这些制服越来越成为一种街景。他可以在塔格内特尔巷的旧货店里搞到一件旧的冲锋队制服，而且还是作战时用的，但是一件制服仍满足不了他的需要。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克制住自己，放弃在《前哨》上面以自己的名义登一则“求购冲锋队旧制服”的广告。在制服商店中有党服，只要出示党证就可以去买。可是因为埃迪·阿姆泽尔不可能参加这个党派或者该党下属的某个组织，他就开始用阿谀奉承、造谣中伤、诙谐滑稽和总是灵机应变的言辞，断断续续地说服他的朋友瓦尔特·马特恩——此人现在虽然不再散发共产党的传单，却把罗莎·卢森堡的一张照片钉在他的椴木护墙板上——去做阿姆泽尔因为必不可少的制服的缘故虽然很想去做却又不能去做的事情。

    出于友情——据说这两个人是结拜兄弟——一半出于开玩笑，一半出于好奇心，尤其是出于对阿姆泽尔要获得他和今后的稻草人支架所需要的那些带有极端色彩的褐色制服所感到的好奇，瓦尔特·马特恩在一小步一小步地退让。他把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放到一边，填起登记表来。在这张表格的一些栏目中，他毫不讳言自己是“红色雄鹰”的成员，后来成为共产党的党员。

    他哈哈大笑着，摇晃着脑袋，不再是表面上而是把所有的牙齿从外向内地咬得格格作响，参加了冲锋队朗富尔中队。该冲锋队常去的地方和集会场所是“小锤公园”饭店。这是一个宽敞的饭店，它有相同名字的公园，有舞厅，有保龄球场和家常饭菜，位于股票啤酒厂和朗富尔火车站之间。

    技术大学的学生成为这个主要成员是小资产者的冲锋队中队的核心。每次在体育馆旁的五月草地上集会时，这个中队都担任警戒。在这几年中，该中队的主要任务是：在军队草场上，在波兰大学生宿舍附近，开始同“友好援助”①大学生联合会的会员发生殴斗，捣毁波兰人联合会的会址。刚开始，瓦尔特·马特恩就遇到了麻烦，因为人们要了解他那赤色的过去，甚至要了解他散发传单的活动。不过，既然他并非冲锋队朗富尔-诺尔德第八十四中队唯一的一个昔日的共产党员，既然过去的共产党员每当酩酊大醉时就用红色阵线的敬礼相互问候，所以他很快也就习惯了，更何况中队长还护着他哩。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是红色阵线的战士，曾发表过多次演讲，给席豪移民区的船厂工人宣读罢工号召书。当萨瓦茨基在小锤公园举行他那既简短又受欢迎的演讲时，他并不讳言自己的过去。他说：“这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年轻人，就我所知，元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共产党员，他成了冲锋队员，他比十个中央党的大官更愉快。这些大官是由于害怕才入了党，而不是看到新的时代已经开始。是的，新时代已经开始。只不过那些中央党的大官，他们很长时间都在睡大觉，还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罢了。”——

    ①这里指但泽—朗富尔技术大学波兰大学生联合会。

    当十一月初，这个经受过考验的中队的一个代表团被派往慕尼黑参加运动纪念日①的活动，因此穿上新的制服时，瓦尔特·马特恩就能把经受过某些室内搏斗的破旧衣服及时地留下来，拿到斯特芬路去。在很短的时间内，中队长萨瓦茨基就把马特恩提升为下士了。本来，这时的马特恩是应当把所有的破烂儿连同靴子和腰带一起带到蒂根霍夫去的，因为人们正好在那里组建了一个冲锋队中队，那个中队手头拮据。可是，埃迪·阿姆泽尔给他的朋友开了一张支票，支票上的数字足以让二十个人穿上新制服。在阿姆泽尔的椴木护墙板之间堆积着褐色的破旧衣服。衣服上的啤酒迹、油迹、血迹、焦油迹和汗迹使这些脏东西成了无价之宝。他立即开始量尺寸。他分门别类，清点计数，堆放整齐。他放弃一些东西，梦见行进的队伍，让这些队伍从身边经过，在他们经过时向他们问好。他眯着双眼看见室内斗殴，人们在活动着，一切都乱七八糟，人斗人，骨头和桌子边，眼睛和拇指，啤酒瓶和牙齿，叫嚷声，翻倒的钢琴，观赏植物，枝形吊灯和至少二百五十把冷藏的小刀。除了堆积如山的旧衣服外，在椴木护墙板之间只有瓦尔特·马特恩。他在喝一瓶矿泉水，却并没有看见埃迪·阿姆泽尔所看到的东西——

    ①指1923年11月9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的一次名为“向统帅部进军”的啤酒馆暴动。

    我的图拉表妹：

    尽管按着布劳克塞尔的意思，我只能写埃迪·阿姆泽尔，但是我却写了图拉，而且还给图拉写信。图拉要操心的是让我们的看家犬哈拉斯第二次袭击钢琴教师和芭蕾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马路当中，在栗子路，图拉把系狗的皮带放开。伊姆布斯和燕妮——他们都穿一件黄色厚绒呢大衣——很可能是从芭蕾舞学校出来，因为尖足舞鞋的粉红色丝带从燕妮背的练功用品包里露了出来，正晃来晃去。图拉放开系着哈拉斯的皮带，因为风在不断改变方向，雨也就从四面八方斜着飘过来。被图拉放开了系狗带的哈拉斯从挖掘成沟的和激起小水泡的水洼上面跳过去。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在自己和燕妮头上撑了一把雨伞。哈拉斯没走弯路，它知道，图拉把它放开时，是要它去袭击谁。这一次是伞——我父亲不得不给钢琴家换一把伞——当这只黑畜生湿漉漉、滑溜溜、伸长四肢地向伊姆布斯和他的女学生猛扑过去时，伊姆布斯抡起这把当做雨篷的伞进行自卫。他撑住伞，把它当做加上了尖头的黑色盾牌，抵挡狗。雨伞当然只好甘拜下风，不过，还有支撑伞边的星状金属伞骨可以抵挡。虽然这些伞骨被多次弄弯，多次戳穿了伞布，但它却对我们的哈拉斯进行了令它饱受皮肉之苦的抵抗。它的两只前腿被缠在难以挪动的伞骨当中，被行人和一个系着沾满了污演的围裙、从自己的店铺里跳出来的屠户制服了。雨伞完蛋了。哈拉斯在喘着粗气。图拉不让我跑。屠户和钢琴家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哈拉斯被套住了。钢琴家那艺术家的长发绞成一绺一绺的，扑到头发上的香粉浸透了水，滴到深色的衣服上。而燕妮这个胖丫头则躺在人行道旁边的排水口里。在这个排水口，在这十一月的日子里，水声淙淙，涌流而去，发出汩汩声，激起灰色的水泡。

    屠户并不回到他的血肠旁边，而是像他从店铺里跳出来时那样——秃头，形似香肠，又似猪头——把我和哈拉斯交给了木工师傅。他用一种令我反感的方式讲述事情的经过，说图拉是一个胆小怕事的小女孩，说我无法再控制住狗时，她惊慌失措地逃跑了。图拉自始至终在一旁观看，只是在我把系狗带从她手里夺过来时，她才逃跑了。

    屠户用他那只长满毛的大手握手告别。这一次不是用四棱形的椽子接我，而是用木工师傅扁平的手揍。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得到了一把新伞。我父亲承担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清洗黄色厚绒呢大衣的费用。幸好燕妮那个装有粉红色芭蕾舞鞋的练功用品包在排水口里没有被冲走，因为排水口通到施特里斯巴赫河里，而施特里斯巴赫河又流入股票池，施特里斯巴赫河再离开股票池，施特里施巴赫河在埃尔森大街、赫尔塔大街和路易丝大街下面流过整个朗富尔，流过新苏格兰，沿勒格斯特里布往上，在维斯瓦河河口对面的布罗施克申路附近流入死维斯瓦河，然后同维斯瓦河与莫特劳河的河水混在一起，穿过新航道与韦斯特普特河之间的港口运河，流入波罗的海。

    图拉和我在场——

    当时是基督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在玛丽亚街十三号，在朗富尔最大、最漂亮的园林娱乐场所“小锤公园”饭店里——经理:奥古斯特·科申斯基，电话：41049，每星期二供应新鲜的华夫饼干——发生了斗殴。这次斗殴在一个半小时之后才被警察制止住。这些警察在党派集会期间总是在狩猎小屋里值勤。布劳警官呼叫增援。他打电话118。有十六个警察来到门前，用警棍恢复了秩序。

    大会的座右铭是：“返回帝国——反对受条约约束的专横！”出席大会的人数很多。绿色大厅里有二百五十人。按照计划，发言者在装饰了的树木之间轮流上台讲话。首先讲话的是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他讲得精简扼要，声音沙哑，娓娓动听。接着，由党的地方小组组长泽尔克讲他参加纽伦堡全国党代表大会的印象。尤其是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成千上万把铁锹，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太阳光在亲吻着青年义务劳动队的铁锹：“亲爱的朗富尔人，我不能不说，这么多铁锹出现在你们面前，这真是罕见的，非常罕见的。亲爱的朗富尔人，我们一辈子也忘不了这种景象：成千上万次地闪闪发光；一声大喊犹如发自成千上万个喉咙。我们的心都快要蹦出来了。亲爱的朗富尔人，有一些老战士眼里噙着泪水。可是在这样一个时刻，人们用不着害臊。当时我想，亲爱的朗富尔人，我回家时，我要给所有不能像我这样身临其境的人讲，当帝国青年义务劳动队的成千上万把铁锹举起来时，是怎样一种景象……”然后讲话的还有县长卡姆佩，他讲的是他参加比克堡收获感恩节的印象，讲准备在筹建中的艾伯特一福斯特移民区新建住宅的打算。在这之后，冲锋队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在二百五十多个朗富尔人支持下，三呼万岁，向元首和帝国总理致敬。两首颂歌①，一首节奏太慢，一首节奏太快，男人唱得太低，女人唱得太高，孩子唱得离谱，不合节拍。正式集会就在这种歌声中结束了。紧接着，党的地方小组组长泽尔克对朗富尔人宣布集会的第二个项目开始。大家舒舒服服、无拘无束地聚集在一起，用抽奖方式分配用于寒冬赈济的既有用又可口的产品。奖品的捐赠者是：瓦尔蒂纳特牛奶场、阿马达人造奶油厂、安格拉斯巧克力厂、卡诺尔德糖果厂、基绍酒类批发商行、豪博尔德一兰泽尔批发商行、屈内一森夫公司、但泽玻璃工场和朗富尔股份啤酒厂。该啤酒厂除捐赠两箱啤酒用于抽奖分配外，还额外捐赠了一小桶啤酒。“赠给冲锋队朗富尔-诺尔德第八十四中队；赠给冲锋队朗富尔第八十四中队的小伙子；赠给值得我们自豪的冲锋队队员；为我们八十四中队的冲锋队队员三呼万岁——乌拉——乌拉——乌拉！”——

    ①指霍夫曼·封·法勒尔斯勒那首《德国之歌》和《霍斯特—韦塞尔之歌》。

    然后是一阵骚乱，这种骚乱只有把警察叫来后借助警棍才得以平息，这倒不是有共产党员或者社民党员捣乱。当时，这些人根本就不存在了。更确切地说，这是在开怀畅饮，是通常见到的那种从内心趋向眼珠的醉态，这种醉态使“小锤公园”饭店里的室内斗殴变得多姿多彩。因为在一番漫长的、不得不做又不得不听的讲演之后，总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大口喝酒，小口呷酒，泪泊痛饮，慢慢吮吸，慢慢嘬酒，一饮而尽。有人坐着，有人站着，喝了一杯，再来一杯。有人从这一桌跑到那一桌，从这一桌喝到那一桌。有不少人站在零售酒柜前舍不得离去，双手洒满了酒；有少数人直着腰，汩汩畅饮，人们看不见他们的脑袋，因为在本来就很矮的厅内，在肩膀之上弥漫着浓浓的烟云。这些已经是情绪高昂的人一面开怀畅饮，一面唱起了轮唱曲：“你知道那个被击毁、被击碎的森林①；哦！头上鲜血淋淋，伤痕累累。”——

    ①指第一次大战时在法国阿尔贡森林午夜发生的事情。

    这是一个家庭节日，所有所有的人都到齐了，都是老熟人。阿尔方斯·布布利茨同洛特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说道：“你还会听到，在赫内公园里简直乱糟糟的。吵吵嚷嚷的声音顺着拉道内河往奥拉那里传去，在半路上传到一家旅店。在那儿有人遇到一些人，遇到杜莱克和他的兄弟。他们坐在那儿，所有的人都好像用钧环连在那儿似的。”

    在屁股肥大的冲锋队队员布鲁诺·杜莱克身边，在零售酒柜前站成一排的冲锋队队员有：维利·埃格尔斯、保罗·霍佩、瓦尔特·马特恩和奥托·瓦恩克。“有一次在德拉咖啡馆里，那是在青格勒高地，那儿的人大概是发疯了，稀里糊涂就打了起来。最近又发生了一件事。可是到底在哪儿发生的呢？是在施特拉申一普朗申的拦河坝附近。他们在拦河坝上把他扔到了水库里。不过他又爬上岸来了。不像克莱因一卡茨那个维希曼，他因为这种事也许得进监狱。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我想，这个家伙大概跑到西班牙去了。这不可能。他们把他给干掉了，把他装进口袋里，而且剁成了碎块。还在他们把他同布罗斯特和克虏伯选进国民议会之前，我在市射击协会那儿就认识他了。他们简直发疯了，在戈尔德克鲁赫越过边境，现在，你瞧瞧这个古斯塔夫·道，那些硬币从他的兜里不断地滚出来。最近，他在米根温克尔说……”

    古斯塔夫·道与洛塔尔·布德齐斯基手挽手踉踉跄跄地走来。到处都是围桌而坐的客人，还有一些人在轮流喝酒。图拉和我坐在桌旁，就在波克里弗克一家身边。我父亲听完讲话后就走了。很多孩子都已离开了那儿。图拉盯着卫生间的门，那是男卫生间。她什么也不喝，什么也不说，只是呆望着。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他在给一个名叫米科泰特的先生讲科施奈德赖的铁路联运。图拉想通过呆呆凝视把卫生间的门盯得牢牢的。可是这扇门在转动，它被要解小便和解了小便的人驱动着。特别快车柏林——施奈德米尔——迪尔绍区段在科施奈德赖交会。可是特快车在那儿并不停车。图拉不盯着女卫生间的门。她看到瓦尔特·马特恩在男卫生间消失不见了。此外还有波兰国家铁路的员工米科泰特，可是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不厌其烦地给他讲解霍伊尼采——拉斯科维采这一区段的普通客车车站。埃娜·波克里弗克每喝五口啤酒就说一次：“现在该睡觉了，孩子们！”可是图拉并没有放过卫生间那扇一开一合的门。每次进进出出都被她的眼睛镜头喀嚓喀嚓地拍摄下来。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现在正依次穿行第三条科施内夫伊路段——纳克尔一霍伊尼采路段。格斯多夫、奥布卡斯、施朗根廷……用于抽奖分配寒冬赈济的奖券已经卖出。头奖是：一套十二人用的餐后小吃餐具，连同一些高脚酒杯，全是水晶玻璃器皿，全是水晶玻璃器皿！图拉可以抽三张奖券，因为她在去年已经抽过一次，抽到一只十一磅重的鹅。她目不转睛地盯着卫生间的门，先从差不多装得满满的冲锋队帽子里抽出一张奖券来，抽到一块安格拉斯巧克力；现在她用被抓破的小手抽第二张奖券，没有中奖！虽说如此，她却得到了头奖和水晶玻璃器皿。男卫生间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又哗的一声打开了。在他们解开裤子或者脱掉裤子时，里面已经开始动作。人们随时都可以拿起刀子来。人们大打出手，冲向耶格尔特。因为图拉在抽奖——这是中国对日本。哎哟，劈里啪啦！人们在踢门，在穿衣服，在转过身子，在躺下休息，在开始大声叫嚷：“霍莱·弗雷特！德瓦契尔·格努塞尔！莱达克·伦特鲁斯这种人！洛尔巴斯这种人！别把尾巴翘得这么高！”零售酒柜边所有的人——维利·埃格尔斯、保莱·霍佩、阿尔方斯·布布利茨、年纪小一点的杜莱克和奥托·瓦恩克都用自己那小刀子似的、尖锐刺耳的声音嚷道：“哎，真糟糕，棍棒要举高！”

    一群醉醺醺的、闹嚷嚷的流氓，把水果盘挑选出来，把高脚酒杯拦腰砸碎，将厅内洗劫一空，把卫生间的门弄得油光光的。因为图拉在抽奖券，他们便在四周尽情糟蹋，用快刀斩乱麻的速度，刷刷刷地肆虐一通。此时此地，椅子和椅脚都悄然而去，没有人吵架；对一切都大开绿灯，对一切都无能为力；各种物品发出劈劈啪啪的响声。维利站在那儿，身子摇晃着；啤酒和果汁供不应求，因为所有的人都经过了十次筛选，都用不着喘口气。人人都在相互寻找。是谁在那下面到处乱摸？谁遇到麻烦了？那些毕业生在叫嚷什么？人们是怎样把卫生间的门从门轴上卸下来的？谁在抽奖券？没中奖。曲臂挥拳向上直击。帆具。鱼卵堆积如山。家畜脑浆四溅。快打电话118。警察——棍棒要举高！天不怕，地不怕！不怕，永远也不怕。人们乱作一团，绿色大厅在动荡，灯架在丁当作响。事情已经过去，时间在流逝。警戒业已撤消。灯光没有打开。一切都朦朦胧胧，因为在黑糊糊的大厅里，黑糊糊的“女用人”的黑糊糊的警棍在寻找漆黑的踝关节，直至黑糊糊的校形吊灯下面的黑糊糊的脑袋瓜儿。黑糊糊的女人在尖叫着：“灯！那儿有灯！哎，真糟糕，警察！二、三，棍棒要举高！”

    只是当图拉在黑暗中从那顶放在我们这儿、搁在她双膝之间的冲锋队帽子中抽出第三张奖券时，只是在我的表妹抽完第三张奖券并把它打开时——这张奖券使她获得了屈内一森夫公司的一桶莳萝黄瓜——才又亮起了灯。由布劳警官率领的四个警察后备队员和由少尉警官绍辛指挥的十六个警察在向前推进。他们从零售酒柜和通向衣帽间的双扇门走过来。他们全身绿色，他们受人欢迎，令人畏惧。二十二个警察嘴里全都含着哨子，冲向拥挤的人群，把哨子吹得嘟嘟直响。他们工作时使用的是新式的、由警察局长弗罗博埃斯从意大利引进的、在那里叫“manganello”而在此地叫“按摩滚筒”的警棍。这种新式警棍比旧式警棍优越的地方是：它不会打出裂伤，而是仅仅把人打疼，并且几乎没有声音。每一个被打的人在被新式警棍打了一下之后，都会十分惊异地原地旋转两圈半，然后便——但往往是以一种木塞螺旋钻的技巧——轰然倒地。就连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在卫生间门边也得听从这种从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进口的商品的摆布。他虽然没有裂伤，却有八天之久无法工作。除他之外，还有三个重伤，十七个轻伤，其中有四个警察。冲锋队队员维利·埃格尔斯和弗兰茨兴·沃尔施莱格尔，泥瓦匠古斯塔夫·道和煤炭商洛塔尔·布德齐斯基，不得不去派出所，不过第二天上午也就释放了。“小锤公园”饭店的经理科申斯基先生在保险公司申报了一千二百古尔登的财产损失。这些财产包括：玻璃器皿、坐椅、枝形吊灯、被捣毁的卫生间房门、卫生间镜子、讲台边的观赏植物和用抽奖方式进行分配的头奖——水晶玻璃器皿，水晶玻璃器皿等等。刑警科的调查表明，电路线并没有短路，是有人——我知道是谁——把保险给拔掉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料到，我表妹在抽奖并且没中奖时就发出了信号，引起了这场厅内大战。

    亲爱的图拉：

    这些事你能干，你有眼睛，也有手。然而对于这个意外事件来说，重要的并不是你的厅内大战——尽管你也参与了此事，但它仍然平淡无奇，同其他的厅内大战毫无区别——重要的是：斯特芬路别墅主人埃迪·阿姆泽尔可以收到一包有啤酒酸味的、龇牙咧嘴的、血迹斑斑的制服。瓦尔特·马特恩就是那个只受了点轻伤的捐赠者。

    这一次不光有冲锋队制服，其中还可以找到几个普通党员同志①的衣物。不过，所有的衣物都是褐色的，但并非夏季矮帮鞋的褐色，并非小核桃的褐色，女巫的褐色，并非褐色的非洲，并非擦伤的痂皮，也不是年代久远的褐色家具，并非不浓不淡的褐色，沙一样的褐色，既非刚采出来的褐煤，也不是用挖炭锹挖出来的旧泥炭，并非早餐时吃的巧克力，并非加上鲜奶油的早上咖啡，烟的品种那么多，却没有一种是这种褐色，既不是视力错觉的浅褐色，也不是两个星期休假的冷霜褐色，并非秋天在往调色板上吐唾沫，因为这时，这种褐色——屎的褐色，或许还是泥土的褐色，已经泡软，成了襁糊状。这是党的褐色，冲锋队的褐色，所有褐色书籍的褐色，褐色房屋，布劳瑙②的褐色，夏娃的褐色③。同黄褐色相去甚远的这种褐色制服，是从上千个有小脓疱的屁股里把屎拉到白色盘子里的褐色，是从豌豆和开水煮熟的香肠中流出来的褐色；不对，不对，当这种褐色被煮沸、出现时和被染上颜色时，当这种粪堆褐色——我还在一个劲儿地恭维——堆在埃迪·阿姆泽尔面前时，对他们那些态度温和、皮肤黝黑、显出女巫般的褐色、小核桃般的褐色的人并没有产生影响——

    ①当时德国纳粹党内亦有此称呼。

    ②布劳瑙位于奥地利上奥地利州的一个小城，希特勒的出生地。

    ③此处影射希特勒的情妇埃娃·布劳恩。

    阿姆泽尔在分门别类整理这些褐色衣物。他手持索林根制造的大剪刀，让它试着发出喊喊喳喳的声音。阿姆泽尔开始裁剪那些无法描述的褐色衣物。任何时候都打开着那部魏宁格的典范著作，放在货真价实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上。一种新的工具作为装饰品，就放在这张斜面桌旁。这是裁缝的鞍马，裁缝的管风琴，裁缝的仔悔室——一部胜家公司①制造的缝纫机。埃迪·阿姆泽尔在用打包的粗黄麻布、装洋葱的口袋和别的透光材料缝制栽成衬衣式样的内衣时，便发出像小猫似的呼噜声。自鸣得意的阿姆泽尔坐在狭小的缝纫机后面。难道这两者不是一码事？难道这两者就不能在这样出生、接受洗礼、接种牛痘、接受训练的情况下，表示一种绝无仅有的发展？他有时候用稀疏的针脚，然后又用很密的针脚，往粗黄麻布衬衣上缝着破布片，可怕的褐色，把它当做装饰品。可他也把袖章的红色和千字疯狂的恐惧弄得支离破碎。他衬上木棉和锯末里子。他在画报和年鉴上寻找，找到一些人的面孔，比如作家盖哈德·豪普特曼②的粒子很粗的照片，或者当年深受大众喜爱的一个演员简朴的黑白照，这个演员不是比尔格尔就是雅宁斯。他把施梅林和帕采利③、把公牛和苦行僧贴在褐色帽子的帽舌下面。他把国际联盟的高级专员变成了冲锋队队员勃兰德。他不怕按照旧的针脚在复制品上长时间地剪来剪去，不怕用索林根制造的剪刀进行鬼斧神工般的剪裁，直到席勒那线条分明的轮廓，或者年轻歌德那花花公子的脑袋，赋予这种动作的任何一个牺牲者——赫伯特·诺尔库斯或者霍斯特·韦塞尔以某种面貌时为止。阿姆泽尔在商讨，在寻思，在撮合。他赋予好几个世纪在冲锋队的帽子下面相互亲吻的机会——

    ①胜家公司，一译辛格公司，美国多种经营的制造商。胜家以其最早的产品缝纫机而闻名世界。

    ②盖哈德·豪普特曼（1862～1946），德国作家。

    ③帕采利（1876～1958），1939年起为罗马教皇。1933年作为红衣主教国务秘书签订了罗马教皇与纳粹政府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他把头从身材颀长、有孩子气、早早就自杀身亡的典范作品作者奥托·魏宁格的全身照片上——这张照片放在他的样本的第四页上——剪下来，让人在森克尔照相馆把剪下来的这部分放大，放大到同真人一样的尺寸，然后再慢慢加工，把它加工成“冲锋队员魏宁格”，但其结果却总不能令人满意。

    埃迪·阿姆泽尔的自画像显得更滑稽。除了文艺复兴时期留下来的斜面桌和胜家公司缝纫机之外，一面又高又窄、直至天花板的镜子——就像他在时装店和芭蕾舞学校里能够见到的那样——使阿姆泽尔的财产变得更加充实。他穿着自己剪裁的纳粹党员制服——在冲锋队制服中找不到一件他穿着合身的制服——坐在能够给予回答的镜子前，把他的全身像挂到一个光光的支架上，在这个支架的中心，就好像是在腹腔里面，有一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最后，真正的阿姆泽尔像菩萨似的，坐在裁缝的位子上，仔细察看这个虚构出来的、更为真实的纳粹党员阿姆泽尔。这个阿姆泽尔胖乎乎的，身穿粗黄麻布的褐色党员制服，目空一切地站立着。背带犹如回归线一般环绕在他身上。衣领上的等级标志把他变成了普通官员。一个猪尿泡线条分明、简单明快、涂上的黑色斑点隐约可见，犹如一幅画像似的，戴着官员的帽子。这时，在这个党员同志的腹腔中，那个可以向上提升的传动装置开始工作。那条马裤站成了立正姿势。右边那个胀鼓鼓的橡皮手套猛地一抬，离开皮带扣子，像受人遥控似的，先是举到齐胸的高度，接着便举到齐肩的高度，最初是把手伸直，然后再形成一定的角度，致以党员的敬礼。在这之后，因为传动装置往下滑，所以这只手又慢条斯理地、一秒不差地回到皮带扣子的位置，接下来便老态龙钟地颤抖着堕入梦乡。埃迪·阿姆泽尔表现出对于自己新作的钟爱。他在狭窄的工作室镜子前模仿他那真人般大小的模仿者的敬礼，模仿这种“四重奏”。瓦尔特·马特恩站在镶木地板上，出现在阿姆泽尔面前，给他展示这个人物形象，而且在展示这一人物形象时又把自己当做影子显示一番。马特恩先是放声哈哈大笑，然后便十分尴尬地格格干笑。最后，他只好一言不发，一会儿望着稻草人，一会儿望着阿姆泽尔，一会儿望着镜子。他看到自己穿着便服，站在四个身着制服的人中间。这是一番促使他天生就能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景象。他一面把牙齿咬得直响，一面向阿姆泽尔暗示，他不是在开玩笑；阿姆泽尔不该顽固地坚持同一个题材；其实在冲锋队里，甚至在党内，有的是严肃认真、胸怀大志的人，有的是顶天立地的好汉，而不仅仅有一些下流坯。

    阿姆泽尔回答说，这正是他的艺术企图。他不想发表任何评论，而是想用艺术手段，既制造出顶天立地的好汉，也制造出下流坯，鱼龙混杂，纵横交错，生活本来就是如此。

    接着，他便用事先已经做好的支架制作一个粗壮结实的好汉——冲锋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我们——图拉和我从夜晚漆黑的园子里，往灯火辉煌的、装有椴木护墙板的工作室里偷看。我们把眼睛睁得圆圆的，看见瓦尔特·马特恩身穿制服的复制品——那一片片血瘢还可以为“小锤公园”饭店的厅内大战作证——借助内置传动装置的作用，把拍成照片的面部的牙齿显露出来，让机械运动的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尽管我们只是看见他咬牙齿，但只要看见瓦尔特·马特恩的牙齿，也就会听见这些牙齿在咬得格格作响。

    图拉和我看见——

    瓦尔特·马特恩不得不同他那个冲锋队中队一道，在冰天雪地的“五月草地”大型集会上执行封锁任务。他在人群中发现了身穿制服的埃迪·阿姆泽尔。先是勒布萨克讲话，然后是格赖泽尔和福斯特尔讲话。这时下起了鹅毛大雪。人们在持续不断地高呼“万岁”，纷纷扬扬的雪片飘进了高呼万岁者张开的嘴里。就连党员同志埃迪·阿姆泽尔也一面高呼着万岁，一面伸出嘴巴去咬那些经过挑选的大片雪花，一直到冲锋队队员瓦尔特·马特恩把他拉出人群，从泥泞的草地推到兴登堡大街。马特恩在那儿骂他。我们想，他马上就会揍他了。

    图拉和我看见——

    埃迪·阿姆泽尔身穿制服在朗富尔市场上为寒冬赈济募集捐款。他把储蓄盒摇得啪啪直响，对着人群讲一些小笑话，比真正的党员同志募得的迪特兴①还要多。我们想，要是现在马特恩到这里来，看到这种情景的话，那……——

    ①迪特兴，二战结束前东普鲁士的货币单位，一迪特兴相当于十芬尼。

    图拉和我——

    我们使站在弗勒贝尔草地上、处于暴风雪中的埃迪·阿姆泽尔和殖民地农副产品经销商的儿子感到奇怪。我们坐在一辆停在弗勒贝尔草地上过冬的旧货车后面。阿姆泽尔和那个侏儒的剪影在暴风雪中显得异常鲜明。再也找不到比这些影子更不同凡响的影子了，那个侏儒的影子把他的铁皮鼓影子竖起来，迎着飘飞的雪花。阿姆泽尔的影子弯着腰。两个影子都把耳朵贴在铁皮鼓上，仿佛他们在倾听这种声音，倾听十二月的雪花飘落在漆成白色的铁皮上的声音。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寂然无声的情景，所以我们也就静悄悄地呆下来，用冻红的耳朵倾听着。可是，我们只听见雪花飘落的声音，却没有听见铁皮发出的响声。

    图拉和我在期待着——

    因为这时我们两家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正穿过奥利瓦森林，散一次步。我们望眼欲穿地等候着埃迪·阿姆泽尔。但是他在别的地方，而不在弗罗伊登塔夫。我们在那儿喝牛奶咖啡，坐在鹿角下吃土豆煎饼。在禁猎区内没有生出多少事来，因为天气寒冷时，猴子都呆在林务所的地下室里取暖。我们真不该带着哈拉斯。可我的木工师傅父亲却说：“这条狗该有一个活动场地。”

    弗罗伊登塔尔是一个备受青睐的游览地。我们乘二路车来到缔结和约路，在有红色花纹的树木之间横穿过树林之后，山谷变得开阔起来，林务所同禁猎区就展现在我们眼前。不管是山毛榉还是松树，我父亲作为木工师傅见不得成材的优质树木，一见到这些树木就非用立方米来衡量它们的可利用价值不可。而我母亲更看重自然，也就是说更看重这些树木，而不是装饰世界，所以她情绪不好，但这种心情先是随着土豆煎饼然后便随着牛奶咖啡一道消失殆尽了。从事酒菜馆行业的林务所租赁人卡明先生在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和我母亲中间坐下来。只要有顾客来，他都要讲这个禁猎区的来历。这么一来，图拉和我已经是第十次地听他讲，措波特的一位名叫皮库里茨的先生赠送了一头野公牛。不过，他起初饲养的并不是这头野牛，而是车厢厂厂长捐赠的一对小赤鹿。后来又有了野猪和站鹿。那个人捐赠了一只猴子，这个人捐赠了两只猴子。林场顾问尼古拉很关心狐狸和海狸。一位加拿大领事提供了这两只烷熊。那么那些浪呢？谁有狼？那些后来逃出去、咬死一个采浆果的孩子、被人击毙并上了报纸的狼呢？谁有狼？

    还没有等到卡明先生能透露那个秘密，是布雷斯劳动物园把这两只狼赠送给弗罗伊登塔夫禁猎区，我们同哈拉斯已经到了外面。我们从杰克，即那头野公牛身边走过。我们绕过结上冰的池塘，看见野猪食用的栗子和栎果，听到狐狸短暂的狂叫。狼笼外面装上了栅栏。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片刻不停地走来走去，步子比哈拉斯跨得更大。正因为如此，所以它们的前胸不是那么发达。它们没有受过训练的眉心，两眼歪斜，显得更小，更容易受到保护。同哈拉斯相比，它们的头总的说来显得更敦实，它们的躯干像圆桶，一直到背部前面隆起的部分都比哈拉斯更低，身上的毛不长不短，长得浓密，呈浅灰色，接近黄色茸毛的地方呈乌黑色。哈拉斯在声嘶力竭地哀鸣。两只狼在不停地小跑着。有朝一日管理员会忘记将栅栏……雪花成片成片地从冷杉树上飘落下来。有片刻工夫，两只狼在铁栅栏后面放慢了步子。六只眼睛在闪动，六片上唇在颤动。它们皱了三次鼻梁，从利齿之间喘了一口气。两只灰狼对一只黑牧羊犬。这种黑色是坚持不懈地育种的结果。佩尔昆色素细胞的过于饱和通过森塔和普鲁托遗传给了路易丝磨坊的哈拉斯，赋予我们的狗以一种鬃毛不长不短、并非乌黑、没有动感、毫无标志的黑色。这时，我父亲吹起了口哨，而奥古斯特·波克里弗克也在鼓掌。图拉一家和我父母穿着冬天的大衣站在林务所前。不断跑来跑去的狼停了下来。然而对于我们和哈拉斯来说，星期天的散步并未结束。每个人的口腔里还在回味着土豆煎饼的滋味。

    我父亲带着我们所有的人到奥利瓦去。我们在那里乘有轨电车去格勒特考。直至雾霭沉沉的天际，波罗的海的海面都结了冰。格勒特考木板小桥蒙上了一层薄薄的冰，闪烁着异乎寻常的光辉。所以，我父亲不能不从皮套中取出照相机来，我们也不能不在想像中的糖果前面围着哈拉斯站成了半圆。我父亲需要好长一段时间才调好合适的焦距和光圈。我们有六次都不能动。哈拉斯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种动作，因为它在摄影记者给它拍照时就已经习惯于照相了。看得出来，在我父亲拍的六张照片当中，有四张照片感光过度，冰在反光。

    从格勒特考经过嘎吱嘎吱作响的海面，走向布勒森。有几个小黑点一直走到被冰封在停泊场的轮船。不少人在半道上。看来海鸥是不会挨饿的。两天之后，有四个学生在雾中迷路了，他们想从冰上走到赫拉半岛去，尽管人们用多架体育用飞机寻找他们，但他们却永远失踪了。

    在同样狂暴的、蒙上了一层薄冰的布勒森木板小桥跟前——我们要拐弯，朝渔夫村走去，走到有轨电车站。波克里弗克一家，尤其是图拉，害怕这座布勒森木板小桥，因为就在那里，又聋又哑的小康拉德几年前……所以，在我父亲用他那只木工师傅平坦的手指出新的前进方向之后，也就是在十二月二十八号，在三六年到三七年除夕前不久，大约下午四点钟左右，哈拉斯挣脱了皮带——因为还有许多别的狗，我父亲把哈拉斯套在皮带上——一纵身，腾空而起，十次长跳，就跃过冰层，消失在尖叫的人群之中。当我们赶上它时，它已经裹上了一件随风飘动的大衣，变成了雪花飘舞中的一个黑色包裹。

    钢琴家兼钢琴教师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同参议教师布鲁尼斯及其十岁的女儿燕妮·布鲁尼斯也同我们一样，做了一次星期六郊游。还没等图拉吭一声，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就已经第三次遭到了我们哈拉斯的袭击。这一次要赔的不是一种男式小礼服，不是一把雨伞了。我父亲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把这个意外事件称为代价昂贵的玩笑。费尔斯讷右边的大腿被咬伤了。他必须住三个星期教会医院，另外还要求一笔赔偿金。

    图拉：

    正在下雪。当时在下雪，今天也在下雪。当时大雪纷飞，现在也是大雪纷飞。当时雪花飞舞，现在也是雪花飞舞。当时落雪，现在也在落雪。当时降雪，现在也在降雪。当时大雪飘舞，现在也是大雪飘舞。当时鹅毛大雪纷纷扬扬，现在也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雪花沉重地落下，落在耶施肯塔尔森林里，落在绿色森林里，落在兴登堡大街上，落在克莱大街上，落在朗富尔市场和施马根多夫的贝尔卡市场上，落在波罗的海和哈韦尔湖上，落在奥利瓦，落在施潘道，落在但泽-席德利茨，落在柏林一利希特尔费尔德，落在埃毛斯和莫阿比特，落在新航道和普伦茨劳山上，落在萨斯佩和布勒森，落在巴贝尔斯山上和施泰因施蒂肯，落在韦斯特普拉特①四周的砖墙上以及在两个柏林之间迅速建成的城墙上，而且积在上面。雪落下来，又积在上面——

    ①韦斯特普拉特，位于但泽湾，1939年9月1日，在此打响了二次大战的第一阵枪声。

    为了图拉和我——

    雪下了整整两天——我们准备好雪橇，等着下雪——雪积了起来。开始是像重体力劳动者一般的雪歪歪斜斜地落下来，然后是鹅毛大雪纷纷扬扬——在这种牙膏一样白的灯光下，留下一圈诡计多端的痕迹，在逆光中又变成灰色乃至黑色。这是一团既潮湿又粘糊的雪。从东部地区歪歪斜斜飘落下来的雪再一次落到这些雪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种在夜晚朦朦胧胧中四处渗透的中等程度的寒冷，使所有的篱笆在早上都压上了新的重荷，树上的枝桠都被压得嚓嚓直响。要把街道、有轨电车道和人行道清除干净，需要不少勤杂工，需要很多失业者，需要技术救援组织和全市的所有车辆。堆积如山的雪结成冰块，像山岩似的从埃尔森大街两边滑下来，把哈拉斯埋在了下面，埋到了我那木工师傅父亲的胸部。当雪山边缘轻轻往下掉时，图拉的羊毛帽子就会有两指宽的地方变成紫色。街上撒了沙子、炭灰和红色的畜用食盐。人们用长长的杆子把雪从帝国移民区小果园里和修道院院长磨坊后面的果树上打下来。就在他们铲着，撒着，清除树枝积雪的当儿，新的雪仍在下个不停。孩子们感到惊奇，老人们在回想：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的雪呢？住宅勤杂工在骂街，相互说道：“这些钱谁来付？没有那么多沙子、炭灰和畜用食盐。要是雪还不停，那……等到这些雪融化那一天——雪会融化，这种事就像我们是住宅勤杂工一样，千真万确——那时候大家都会钻进地下室，小孩子会得流感，成年人也会得，就像一九一七年那样。”

    下雪时，人们可以透过窗户往外瞧，可以计算。你的哈里表兄就干这种事，他本来不该计算这些雪，而是该给你写信。当鹅毛大雪纷纷扬扬时，人们就可以跑到雪地上去，张开嘴巴，仰望长空。我就喜欢这样做，可我又不能这样做，因为布劳克塞尔说，我必须给你写信。当某个人是一只黑牧羊犬时，他就可以从他那白雪皑皑的茅屋里跑出来，去咬白雪。当某个人名叫埃迪·阿姆泽尔，从少年时代开始就制作稻草人时，他就能够在鹅毛大雪不断纷飞时给鸟儿构筑雀巢，手拿鸟食，成为乐善好施的人。当白雪落到冲锋队的褐色帽子上时，人们就可以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当某个人名叫图拉，而且体态轻盈时，他就可以不留丝毫痕迹地穿过雪地，跑过雪地。在假期尚未结束，大雪仍然下个不停时，人们可以坐在暖烘烘的书房里，一边分门别类地整理自己的云母片麻岩和双色云母片麻岩，整理自己的云母花岗岩和云母石板，一边当自己的参议教师，吮自己的糖块。当某个人受雇于一家木工作坊当辅助工时，他就可以在骤然下起鹅毛大雪的天气，用木工作坊的木料做成雪铲，去挣外快。当某个人必须撒尿时，他就可以把尿撒到雪地上，也就是说，用热气腾腾的黄色笔路刻下自己的名字；不过，只能是很短的名字，我就曾用这种方式把哈里写到雪地上。那时候，图拉嫉妒我，用她那双系带子的鞋把我的签名给毁了。当某个人有长长的睫毛时，他就可以用长长的睫毛接住从天而降的雪花；不过，不仅仅是长长的睫毛，还必须是浓密的睫毛，燕妮在她的木偶脸上就有这种睫毛；当她伫立着，感到惊讶时，她那几乎是水汪汪的蓝眼睛就会在盖上白雪的睫毛下向外张望。当某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雪花飘舞的雪地里时，他就可以闭上双眼，倾听雪花飘落的声音；这种事我经常做，我听过多次。相对而言，可以把白雪视为棺罩；不过，也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作为一个胖乎乎的、在圣诞节得到一部雪橇的弃婴，可以坐着雪橇去滑雪；不过，没有人愿意带走这个弃婴。人们可以在纷飞的大雪中哭泣，不过除了图拉，没有人会注意到这种事情，而图拉用她的大鼻孔把什么事都注意到了，她对燕妮说：“你想同我们一道坐雪橇滑雪吗？”

    我们所有的人都去滑雪，我们把燕妮也带上，因为白雪是为所有的孩子积在那儿的。白雪掩盖了哗啦哗啦下着倾盆大雨和燕妮躺在排水口时发生的故事，而且是多次掩盖。燕妮对于图拉的建议感到非常高兴，高兴得使人感到害怕。当图拉的面部不露声色时，她的脸在闪闪发光。因为燕妮的雪橇又新又时髦，所以图拉只是尽可能地给她提出建议。波克里弗克刻上花饰的雪杖同图拉的两个哥哥一道走了。图拉不愿意坐在我的雪橇上面，因为我老得抓住她，滑不好雪。我们的哈拉斯不能去，因为这条狗在雪地上简直像发疯似的；再说它也老大不小了，一只十岁的猎犬就像是一个七十岁的老翁。

    我们拖着我们的空雪橇走过朗富尔，直到约翰内斯草地。只有图拉有时让我、有时让燕妮拉着走。燕妮喜欢拉图拉，她往往自告奋勇地去拉。可是图拉只在自己高兴时才让人拉，而在有人愿意效劳时却又不让人拉。我们在青格勒高地滑雪，在阿尔布雷希特高地或者市里经营的约翰内斯山大滑道上滑雪。都说这条滑雪道危险，可我——更确切地说，我是个胆小的孩子——却宁愿在当做大滑雪道缓跑场地的坡度比较平缓的约翰内斯草地上滑雪。每当市立滑雪场上人太多时，我们往往就去森林的另一边滑雪。这一边在右面，从耶施肯塔尔路开始，在霍赫施特里斯后面一直延伸到奥利瓦森林。我们滑雪的这座山叫埃尔布斯山。一条滑雪道从这座山的山顶直接通到埃迪·阿姆泽尔在斯特芬路的别墅园圃里。我们趴在雪橇上，四处张望着，穿过积着白雪的榛子树丛，穿过即使在冬天也散发出刺鼻气味的染料树。

    阿姆泽尔老在室外工作。他穿一件鲜红的套衫。他那编织的、红色的紧身袜裤消失在胶皮靴子里。他身后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大号安全别针，别着一条十字交叉地罩在套衫胸部的白色滑雪披巾。红色第三次出现，一顶有白色流苏的红毛线帽子箍在他的头上。我们真想笑，但又不能笑，因为一笑，雪就会从榛子树上掉下来。他在做五个小人儿，这些小人儿就像孤儿院里的孤儿似的。有时候，当我们埋伏在有积雪的染料树和黑色染料树豆壳后面时，有几个孤儿同女看守一道走进了阿姆泽尔的园子。他们身穿青灰色罩衫，头戴青灰色帽子，戴着鼠灰色的护耳。他们无父无母，冻得瑟瑟发抖地站在那儿当模特儿，一直站到阿姆泽尔给他们每人满满一纸袋糖果，他们才离去。

    图拉和我知道——

    阿姆泽尔当时在执行一项任务。瓦尔特·马特恩曾经把自己的朋友介绍给一位市立剧院经理，那位经理让舞台布景设计师和演员服装美术师埃迪·阿姆泽尔拿一包草图和广告给他看。阿姆泽尔设计的舞台布景和女人形象令人满意，经理委托他为一出乡土剧设计布景和服装。因为在最后一幕时——该剧的故事发生在拿破仑时代，当时本城被普鲁士人和俄国人包围——孤儿们不得不在各条前哨线之间跑来跑去，不得不为符腾堡公爵演唱，所以阿姆泽尔突然冒出了这种阿姆泽尔式的念头，不把地地道道的孤儿，而是把机械动作的孤儿搬到舞台上去，因为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比一种颤抖着完成的机械动作更打动人心；人们只会想起昔日那些动人心弦的小八音盒。因此，阿姆泽尔以慈善捐赠为代价，把孤儿院的孩子们叫到园子里来。他让他们摆好姿势，唱赞美诗。“伟大的上帝，我们赞美你！”信仰福音新教的孤儿们唱道。我们在灌木丛后面低声笑着，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们有父有母。

    埃迪·阿姆泽尔在他的工作室里工作时，我们无法看清他在干什么。阳台上的鸟巢有很多鸟儿光顾，在这个阳台后面的窗户只映现出耶施肯塔尔森林。孩子们想，他在里面肯定也用棉花和卫生纸制作滑稽可笑的孤儿和新娘。只有图拉和我知道：他在制作一些能够前进和敬礼的冲锋队队员，因为他们的肚子里面有机械装置。有时候我们自以为听到了机械装置发出响声。我们抓住自己的肚皮，在自己身上寻找机械装置。图拉有一个机械装置。

    图拉和我——

    我们在灌木丛后面再也呆不下去了。首先，天气太冷；其次，我们老得强忍住笑声；第三，我们要滑雪。

    当这一条滑雪道带着我们沿哲学家路往下走，而另一条滑雪道把我们的雪橇带到阿姆泽尔的园国前时，第三条滑雪道又把我们领到古滕贝格①纪念碑前。在那片林中空地上，从来就看不到有多少孩子，因为除了图拉之外，所有的孩子都怕古滕贝格，就连我也不愿意靠近古滕贝格纪念碑。没人知道这座纪念碑是怎么到森林里来的；很可能是纪念碑的建造者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或者说，他们之所以看中这个森林，是因为耶施肯塔尔森林是一片山毛榉森林，而古滕贝格在他浇铅字之前，就用山毛榉木料雕刻出活版印刷的活字来。图拉强迫我们从埃尔布斯山往下滑，滑到古滕贝格纪念碑前，因为她想吓唬我们——

    ①古滕贝格（约14世纪90年代～1468），又译谷登堡，德国工匠，活字印刷术发明家。

    在白色的林中空地中间，矗立着一座用生铁铸成的、被烟子熏黑的神庙。七根用生铁铸成的柱头支撑着用生铁铸成的、别具一格的蘑菇形屋顶。用生铁铸成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链条由浇铸而成的狮子嘴咬着，在柱头与柱头之间摆动。蓝色花岗岩台阶为五级，环绕四周，托起这座房子。在铸铁神庙中心，在七根柱头之间，有一个用生铁铸成的人。一络拳曲的铁胡须飘垂到这个生铁铸成的印刷工的围裙上。他左手拿着一本铸铁做成的黑书，抵住围裙和胡须，用铸铁浇成的右手的铁食指，指着那本铁书的字母。只要走上这五级花岗岩台阶，来到铁链前，就可以看到这本书上的字。不过，我们从来不敢走出这几步。只有身轻如燕的图拉是例外，当我们在一旁屏着气时，她却蹦蹦跳跳地跑上台阶，跑到铁链前。她不用碰到铁链，便轻飘飘地站到了神庙前，坐在两根铁柱之间的铁链上，像发狂似的摇晃着。稍停片刻之后，她又从仍在摇晃的铁链上滑下来。现在，她到了神庙里面，围着面色阴沉的古滕贝格蹦蹦跳跳，再爬到他那用生铁铸成的左膝盖上去。因为他把穿着铸铁凉鞋的铸铁左脚踩到了铸铁纪念碑的边上，所以无法再继续攀登。纪念碑上的碑文是：此乃约翰内斯·古滕贝格。为了能够理解这个家伙在像哈拉斯一般黑的神庙里进行何等黑暗的统治，必须知道，在神庙前面、神庙上空和神庙后面，时而下着鹅毛大雪，时而飘着小片雪花。神庙那用生铁铸成的蘑菇状屋顶戴上了一顶白雪帽子。在下雪时，在被图拉摇晃的链条慢慢地止下来时，在图拉坐在这位铸铁汉子的左腿上时，图拉雪白的食指——她从不戴手套——拼写着古滕贝格用铁手指指示的那些铸铁字母。

    图拉回来时——我们一动不动地站着，困在雪地里——问我们是否想知道，铁书上写着什么。我们不想知道，于是便一声不吭地拼命摇头。图拉断定，那些字母每天都换，每天都可以从这本铁书上读到一些新的但往往又是令人恐惧的警句。这一次的警句特别使人害怕。“想知道，还是不想知道？”我们不想。后来，在众弟兄当中，有一个名叫埃施的想知道。亨斯兴·马图尔和鲁迪·齐格勒想知道。海尼·皮伦茨和格奥尔格·齐姆在他们想知道之前，仍然不想知道。最后，就连燕妮·布鲁尼斯也想知道在约翰内斯·古滕贝格的这本铁书里写着什么。

    图拉在我们这些站着发愣的人四周蹦蹦跳跳。我们的雪橇驮着厚厚的垫子。古滕贝格纪念碑四周的森林变得稀疏起来，无边无际的天空降临到我们头上。图拉裸露的手指指着亨斯兴·马图尔：“你！”亨斯兴笨嘴拙舌，不知所措。“不，是你！”图拉的手指指的是我。一定是我哭起来了，要不然图拉不会立刻就用手指轻轻敲着小埃施，然后又抓住燕妮的厚绒呢大衣：“你、你、你！那上面写着：你应该上去，要不然，他就会走下来把你抓上去！”

    这时，我帽子上的雪正在融化。“这个库登佩希①说的是你。他说的是你。他要燕妮去，要不然就来抓你。”图拉嘴里重复了好几遍，越逼越紧。当她在雪地里、在燕妮周围画着魔圈时，那个用生铁铸成的库登佩希面沉似水，正从铸铁小神庙里俯视着我们——

    ①库登佩希即古滕贝格，因受方言影响，发音有一些变化。

    我们答应商谈这件事，我们想知道这个库登佩希到底要对燕妮干什么。他是想把她吃掉呢，还是要把她变成铁链？他是想把她放到他的围裙下面呢，还是要在他的铁书上把她压平？图拉知道库登佩希要打燕妮什么主意。“因为她老同伊姆布斯一道去跳芭蕾舞，所以，古滕贝格只要她跳舞。”

    燕妮这个身穿厚绒皮衣的漂亮圆球站在那儿发愣，她紧紧地抓住雪橇上的皮带。这时，两个白雪顶盖从她那又长又密的睫毛上掉了下来。“不不不想，不想，不，不想！”她低声说着，可能是想高声大叫。可是因为她不善于高声大叫，所以便抱着雪橇跑走了。她步履蹒跚地走着，骨碌着，又停下步来，然后便骨碌进了山毛榉树林，向着约翰内斯草地的方向滚去。

    图拉和我放燕妮跑了——

    但我们知道，她逃不过库登佩希的手掌心。要是在库登佩希的铁书上写着：“现在轮到燕妮了！”那她就必须像人们在芭蕾舞厅里教她跳舞那样，在古滕贝格面前跳舞。

    第二天，当我们在吃饭之后把我们的雪橇汇聚在埃尔森大街已经变硬的雪地上时，尽管我们朝着参议教师住宅的窗户，既用手指也不用手指吹口哨，但燕妮却没有来。我们没有等多久。她总有一天会来的。

    燕妮·布鲁尼斯在第三天来了。她默默无言地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像往常一样，穿着她的黄色厚绒呢大衣。

    图拉和我无法知道——

    埃迪·阿姆泽尔这时走出屋子，到他的园子里去了。他像往常一样，穿着他那鲜红的、编织成很多结节状的紧身连裤袜。他那毛茸茸的套衫也是红的。身后面一个大型安全别针别着那件缠在一起的白色滑雪披巾。他让人用拆开的毛线编织他所有的羊毛织品。他从不穿新的毛织品。一个铅灰色的下午，雪停了，但仍然弥漫着即将下雪的气息。阿姆泽尔把一个“假人”扛到园子里。他把这个雕像放在雪地里，有一人高。他撅着嘴，通过阳台向屋里吹口哨，然后又回来扛第二个假人。他把第二个假人放在第一个假人旁边。他嘴里吹着进行曲“我们是近卫军……”再一次走进工作室，当他把第三个假人扛到在园子里等着的那两个假人旁边时，大滴大滴的汗珠往下淌。可是他还得继续吹，而且是从头开始吹这首进行曲。横穿及膝的雪地，踩出了一条小路，这条小路一直通向九个业已完工的假人。这些假人按照先后顺序站在园子里，等待着他的命令。粗黄麻布涂着已经晾干的褐色。猪尿泡下巴下面扣着帽盔的皮带。他们老练地扣上皮带，准备出发。这是能吃完一锅食物的斯巴达人，这是底比斯城前的九个人，卢蒂尼亚郊外的九个人，托伊托堡森林里的九个人，是九个正直的人、忠实的人，是九个施瓦本地区的人。是九只褐色天鹅，是最后一队人马，是失望的一群人，是后卫，是前卫，是押头韵的勃良第人鼻子。这是埃迪·阿姆泽尔白雪皑皑的花园里处于困境中的尼伯龙根人。

    图拉、我和别的人——

    我们在此期间已经走过耶施肯塔尔路，一支队伍在雪橇滑过的痕迹中留下了一条雪橇滑过的痕迹。这是有益于健康的、嚓嚓作响的雪。雪地里的地势起伏不平，各式各样别具一格的橡胶鞋跟和钉上铁掌的鞋底在上面踩过。这些鞋底上缺少两个、五个U字形鞋钉，或者说一个U字形鞋钉也不缺。燕妮踏着图拉的足迹；我踏着燕妮的足迹；亨斯兴·马图尔踏着我的足迹；小埃施和后来的所有人都乖乖地踏着前面的足迹。我们默默无言，没有大呼小叫，或者说是乖乖地跟在图拉后面一路小跑着。只有雪橇上的小铃铛发出叮叮当当的清脆声音。这肯定不是在越过约翰内斯草地往大滑雪道的滑雪斜坡上爬；在紧靠林务所门前的地方，图拉减了速。在山毛榉树下，我们显得特别渺小。最先遇到我们的还有另外一些坐着雪橇或者箍桶板的孩子。当只有我们还在跑来跑去时，铸铁纪念碑肯定已经接近了。我们迈着碎步走进库登佩希王国。

    当我们蹑手蹑脚地、悄悄地往前走时——

    埃迪·阿姆泽尔仍然在无所顾忌、兴高采烈地吹着口哨，仍然在吹着。他从一个冲锋队队员身边匆匆跑到下一个冲锋队队员身边。他去掏九个冲锋队队员左边的裤袋，依次打开放在里面的机械装置。虽然这些装置都固定在它们的中轴上——也就是底座很宽、类似伞架的金属管上——尽管如此，却没有赢得空间。它们用十八条颜色昏暗、穿着靴子的腿在雪地上迈出一只手那么宽的地方。这是九个骨头已经腐烂的黩武主义者，必须教会他们迈出整齐的步伐。阿姆泽尔必须做这种事情。他熟练地伸出手去掏两个行进者的左裤袋。现在正发出啪啪声，机械在正常工作，人们在平静、坚定、有意识地向前进。他们继续向前，越过某地，穿过某地，走向某地，爬上某地，经过某地，就像检阅时要求的那样，最初是齐步，然后是正步，九个人全部如此。那些在冲锋队鸭舌帽下用帽盔皮带拴住的猪尿泡，几乎同时向右飘了九次。他们把目光移过来，全部盯着他，因为埃迪·阿姆泽尔给所有的人都帖上了猪尿泡脸。著名画家施诺尔·封·卡罗斯费尔德①画过尼伯龙根人的困境，他这些绘画的复制品表现的是这些人的履历：阴险的冲锋队队员哈根·封·特隆耶；冲锋队父子队员希尔德布兰德和哈杜布兰德；光明磊落的冲锋队中队长西格弗里德·封·克桑滕；敏感的冲锋队大队长贡特；随时随地都高高兴兴的福尔克尔·鲍曼；从尼伯龙根人的困境中得到好处的三个勇士；高贵的黑贝尔·封·韦塞尔布伦、里夏德·瓦格纳和那个画家，是他用没有表现力的拿撒勒画派的画笔为尼伯龙根人的困境画像。还在他们——这九个人全都凝视着右面时，冷不防但又是非常有规律，而且正好合着进行曲的节拍，把他们被打断的棍棒高高举起。他们的右臂非常缓慢地却又是孜孜不倦地伸到行德意志礼所规定的高度，与此同时，他们的左臂一直弯着，染黑的橡皮手套总放在腰带扣前。可是，他们在向谁敬礼呢？他们把目光转向谁？应当看到他们这些粘上去的眼睛的那位元首叫什么名字？谁看到他们，谁在还礼，谁在检阅？——

    ①施诺尔·封·卡罗斯费尔德（1794～1872），德国画家。

    埃迪·阿姆泽尔用帝国总理的方式，也就是弯着手臂，接受正在列队行进的冲锋队的敬礼。对着自己和九个整装待发的人吹进行曲，这一次吹的是《巴登魏尔进行曲》。

    图拉并不知道的事情是——

    当埃迪·阿姆泽尔还在吹口哨时，古滕贝格就已向这一群人投来了阴沉恐怖的目光。这群人虽说同各式各样的大雪橇一起挤在他的禁区内，但同他仍然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后来有一个小家伙终于退了出去。这个身穿厚绒呢大衣的漂亮小妞注定要去履行义务。燕妮·布鲁尼斯跺着脚，一步挨一步地走向铸铁像。新降的雪落在积雪上，在橡皮鞋底下面结成了团。燕妮长高了足足有三厘米。确实，乌鸦正从耶施肯塔尔森林的白色山毛榉林中腾空而起。积雪从树枝上扑腾扑腾往下掉。一种轻微的恐惧爬上了燕妮的小手。她又长高了一厘米，因为她一步挨一步地更接近铸铁神庙了。与此同时，那些乌鸦正在天上飞来飞去，嘎嘎直叫，九只黑色大鸟掠过埃尔布斯山上空，落到把森林同阿姆泽尔的园子隔离开来的山毛榉林中。

    图拉无法知道的事情是——

    在乌鸦搬家时，呆在阿姆泽尔园子里的不仅仅是埃迪·阿姆泽尔，以及他那九个正在列队行进的冲锋队队员，还有五六个或者更多的假人——不是阿姆泽尔，而是亲爱的上帝给它们装上了机械装置——正在把雪踏紧。并非阿姆泽尔的工作室把它们制造出来的。它们戴上面具，用衣服裹住身子，行迹可疑地从外面翻过篱笆，进入园子。它们戴着把帽檐拉得很低的平民帽，穿着肥大的防雨大衣和齐眉高的、有裂缝的蹩脚黑衣，这种打扮别出心裁，令人恐惧。不过，它们并非稻草人，只要阿姆泽尔那些假人体内的机械装置开始往后倒，它们就是翻越篱笆、栩栩如生的人物。九根右边敬礼的棍棒猛然一下放了下来；腰带扣前的橡皮手套呼的一下滑下去了；正步简化成了齐步，然后是丧礼行进的步子，然后是慢步，最后停下来；机械装置的嗒嗒声停止了；这时，埃迪·阿姆泽尔缩回了撅着的嘴唇；撅着的猪嘴再也不吹口哨；他歪着顽固的脑袋，戴着摇摇晃晃的无檐毛线帽子，好奇地望着他的不速之客。当他那九个别出心裁的人物就像接到命令似的停下步来时，当转动得发热的机械装置慢慢冷却下来时，九个伪装起来的人物便有规律地动作起来。他们围成一个半圆圈，透过黑色面具，把热气呼到一月份的空气中去。他们一小步、一小步地往近靠，把围着埃迪·阿姆泽尔的半圆圈变成围着埃迪·阿姆泽尔的圆圈。他很快就可以闻到他们的气味了。

    这时图拉把乌鸦都叫回来——

    她叫那些发出不和谐声音的鸟越过埃尔布斯山，回到古滕贝格纪念碑四周的山毛榉树林中。乌鸦们看见燕妮站在通往库登佩希铸铁神庙的花岗岩台阶前发愣，然后又用圆脸往后瞧。燕妮看见图拉，看见我，看见小埃施、亨斯兴·马图尔、鲁迪·齐格勒，她从远处看见所有的人。她是不是在数？这九只乌鸦是不是在数，有七、八、九个孩子站在一堆儿，另外还有一个小孩独自一人？天并不冷。有一股潮湿的雪味儿和铸铁味儿。“现在就跳舞，围着他跳来跳去！”图拉大声叫道。森林发出回音。我们也大声叫着，而且是鹦鹉学舌般地叫着，好让她开始跳舞。好让这个舞立即就跳完。山毛榉树林中所有的乌鸦、铸铁蘑菇屋顶下的库登佩希和我们都看见，燕妮把右边那只系着带子、里面塞进羊毛裤腿的鞋从雪地里拔出来，用右腿在做一个吸腿伸展之类的动作，这是吸腿伸展的舞步。还在她把右边的鞋子再一次埋进雪地里，拔出左脚之前，雪块就已经从鞋底上掉了下来。她重复了一次这个无可奈何的角度，用右腿站立，抬起左腿，敢于来一个空中单腿划圈，落五位；在做手臂的姿势时，让两只小手平放在空中，以一个前面交叉的阿蒂迪德姿势开始，做一个敞式阿蒂迪德姿势。当她做后面交叉的阿蒂迪德姿势时，她失败了，第一次摔倒了。她从地上爬起来时，身上穿的再也不是淡黄色的大衣，而是撒上了白色粉末的厚绒呢大衣了。在滑下来的羊毛小帽下面，现在，小步跳跃应当把对库登佩希表示敬意的舞蹈继续进行下去。从五位进入半蹲，成小尚日芒姿势。接踵而来的造型很可能就是难度很大的阿桑布莱舞步，可是燕妮第二次摔倒了。当她试着像一个芭蕾舞女演员那样炫示一种大胆的猫步时，她第三次摔倒了。她不是停在空中，而是摔下来，不是处于失重状态下使生铁铸成的库登佩希感到高兴，而是“扑通”一声，像一只口袋似的，重重地摔到雪地上。这时，乌鸦们从山毛榉树林中腾空而起，嘎嘎乱叫。

    图拉允许那些乌鸦离开了——

    他们在埃尔布斯山北侧看见，那些伪装起来的“人”不仅仅在埃迪·阿姆泽尔四周围成了一个圆圈，而且还把圆圈围得更紧。九件防雨大衣肩并肩靠在一起。阿姆泽尔猛然一下把光闪闪的头从一个“人”转向下一个“人”。他立刻就踏起了碎步。他身上的毛织品竖了起来，形成很多倒钩。他让汗水从光光的前额上流出来。他放声大笑，用两片嘴唇之间不安分的舌尖考虑道：“这些先生要干什么呢？”他闪现出一些阿姆泽尔式的念头：“我要不要给这些先生煮一杯咖啡呢？也许家里还有蛋糕吧？要不，就讲一个小故事吧。你们知道吮奶鳗鲡的故事吗？要不，就讲磨坊主和正在说话的黄粉(虫甲)幼虫的故事，或者讲十二个无头修女和十二个无头骑士的故事？”可是，这九个有十八个眼缝的黑衣拉普人似乎应听从一种默默发出的誓言。然而，当尽可能地把煮咖啡的水放到炉子上，想要作为一个结成团的球体突破这个由防雨大衣和帽檐压得很低的帽子组成的圆圈时，回答他的是毫不掩饰的、赤裸裸的、狠狠的一拳。他带着粘乱的羊毛往后倒，但很快便重又爬起来，拍掉黏附在身上的雪。这时，第二拳又击中了他。乌鸦们从山毛榉树林中展翅飞起。

    图拉叫过她——

    因为燕妮再也不想跳舞了。在摔倒了第二次和第三次之后，她就像一个雪球似的，鸣咽着向我爬来。可是图拉还不满足。当我们仍然寸步不离地呆在原地时，她却在雪地上不留任何痕迹地一掠而过，向着雪球燕妮飞奔而去。当燕妮想站起身来时，图拉却把她直往后推。燕妮很难站稳脚跟，她又倒下了。谁会相信她在白雪下面穿着一件厚绒呢大衣呢？我们退向森林边缘，从那里观看图拉如何动作。乌鸦们在我们头顶上感到欢欣鼓舞。燕妮有多白，古滕贝格纪念碑就有多黑。图拉在格格地笑着，笑声的回音穿过林中空地，向我们招手。当燕妮在雪地里打滚时，我们正呆在山毛榉树下。她非常安静，变得越来越胖。当燕妮再也没有能力站立起来时，乌鸦们已经刺探了足够的情报，便拍着翅膀向埃尔布斯山上空飞奔而去。

    图拉对付燕妮轻而易举——

    可是，只要埃迪·阿姆泽尔提出问题，那他就必然遭到拳头的回敬。对于这一点，乌鸦们可以作证。除了一个拳头之外，所有回敬他的拳头都默不作声。这个拳头揍在他身上，而且还在黑布后面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从流着红色液体的阿姆泽尔嘴里，冒出一个问题引人注目：“是你吗？吗你是？”可是这个格格作响的拳头并不吭声，而是猛然一击。别的拳头都已停止揍人，只有这个格格作响的拳头还在不停地揍。因为阿姆泽尔再也不想爬起身来，它就朝阿姆泽尔弯下身去。它多次故意地从上到下撞伤流着红色液体的嘴巴。他也许还想提出“是你吗”这个问题，然而他只是动了动小小的、造型美观的珍珠牙。在冷冰冰的雪地上有热乎乎的鲜血，有儿童鼓，有波兰人，有带着掼奶油的樱桃。雪地上有血。就像图拉使少女燕妮在雪地上打滚一样，现在他们正在使他打滚。不过，图拉首先完成了她的雪人。

    她用张开的手在雪人四周把它拍紧，把它立起来，三两下就给它做好了一个鼻子。她环顾四周，找到燕妮的羊毛小帽，把这顶帽子套在这个雪人像南瓜一样圆的头上，用鞋尖在雪地上划着，一直划到她遇到树叶、空壳的山毛榉果实和干枯的树枝。她把两根树枝分别插在雪人左右两边，给雪人安上山毛榉果实眼睛，然后走开，她同自己的作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图拉也许能够进行比较——

    因为在埃尔布斯山后面，在阿姆泽尔的园子里，还立着一个雪人。图拉没有进行比较，不过乌鸦们却在进行比较。当九个用粗黄麻布打扮起来、穿着褐色蹩脚衣服的稻草人在后面打盹儿时，那个雪人却成了整个园子的中心。阿姆泽尔园子里的这个雪人没有鼻子。没有人把山毛榉果实做成的眼睛安到他头上。他头上没有套上羊毛小帽。他不能用干树枝手臂敬礼、挥手，表示绝望的感情。为此，他有一个红色的、越张越大的嘴巴。

    这九个身穿防雨大衣的“人”在这件事情上比图拉更急。他们翻过篱笆，在森林中往下面走，而这时，我们同图拉一起，仍站在我们那些停在森林边缘的雪橇面前，凝视着那个戴着燕妮那顶羊毛小帽的雪人。乌鸦们又飞落到林中空地上。不过，它们并不栖息在山毛榉树林中，而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先是在古滕贝格铸铁神庙上空，然后是在雪人上空异常缓慢地盘旋。库登佩希向我们哈着冷气。雪中的乌鸦是黑色的窟窿。在埃尔布斯山的两侧，暮色正在降临。我们滑着我们的雪橇离开了那儿。我们冬衣里面的身子感到热烘烘的。

    亲爱的图拉表妹：

    这件事你没有想到：随着暮色的降临，出现了融雪天气。人们根据这种融雪天气说现在开始转暖了。这就是说：融雪天气开始了。风变得柔和起来。山毛榉树渗出了水滴，压在树枝上的积雪在掉落，树林中发出扑腾扑腾的响声。一阵融雪天气轻柔的和风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零星小雨在雪地上滴出一些窟窿。我头上滴出一个窟窿，因为我就呆在山毛榉树之间。要是我同别人一道滑着他们的雪橇回家去，我头上也还是会滴出一个窟窿来。没有任何人，只要他想留下或者回家去，可以躲过这种融雪天气。

    那两个雪人——一个在古滕贝格的王国里，一个在阿姆泽尔的园子里——依然一动不动地位立着。黄昏留下的是一片惨白色。乌鸦们在另外的地方讲述着它们在别处见到的事情。这时，古滕贝格纪念碑铸铁蘑菇屋顶上的雪帽子滑了下来。不只是山毛榉，就连我也在冒汗。平时麻木不仁的、用生铁铸成的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冒出了湿气，在泛着微光的柱头之间闪闪发光。在林中空地上空，甚至在森林中止而与别墅园圃毗邻的那个地方上空，在朗富尔上空，天又往上挪动了几层楼的高度。飞渡的野云胡乱汇成一团，飘向海洋。夜空透过一些窟窿露出星星点点的光亮。最后，断断续续地出现了一弯国空一切的、融雪天气的新月。这弯新月时而用被蚀掉后剩下的月牙儿、时而在变碎的面纱后面向我显示，在林中空地上，在库登佩希王国里，在融雪天气时，发生着什么样的变化。

    古滕贝格亮光闪闪，栩栩如生，但仍然呆在他的神庙里。乍一看，好像这座森林要往前迈进一步似的；可是仔细一看，在大范围的月光下仔细一看，森林在往后退；只要月亮一消失，它就缩短战线，向前进；然后它又往后退，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在所有这些来回往复之中，失去了它在雪天用自己的全部枝杈所承受的积雪。就这样，森林没有了负担，借助融雪天气的和风，开始沙沙作响。枝杈摇曳的耶施肯塔尔森林和生铁铸成的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再加上一弯令人毛骨悚然的新月，把我——森林中的哈里吓得直冒冷汗，全身都湿透了。我拔腿就逃，离开这里！我踉踉跄跄地爬上埃尔布斯山。这里海拔八十四米。我坐着雪橇从埃尔布斯山上滑下来，一心想着离开，离开，离开，却停在了阿姆泽尔园圃前。月亮消失时，我透过滴着水的榛子树和气味刺鼻的染料树四下探望。一旦月光的亮度允许，我就用拇指和食指给阿姆泽尔园子里的那个雪人量尺寸。雪人虽然缩小了，但却依然仪表堂堂，威风凛凛。

    这时我雄心勃勃，要去埃尔布斯山另一侧给那一个雪人量尺寸。我在尽力往上爬时一再滑倒。我当心别在往下滑时把随之而来的雪崩带到林中空地上，带到古滕贝格的王国里。往旁边一跳救了我，我抱着一棵正在渗出水滴的山毛榉树。我让水滴在发热的手指上流过。我忽而从树干左边、忽而从树干右边察看林中空地。一旦月亮穿过林中空地，我就紧跟着用进行测量的手指给古滕贝格小神庙前的雪人量尺寸。虽说图拉的雪人缩得并不比埃尔布斯山那边那个阿姆泽尔的雪人更快，但它却显露出一些更为明显的迹象——他的干树枝手臂垂了下去。他的鼻子掉了。森林中的哈里认为可以看出：用山毛榉果实做的眼睛挪近了，使雪人具有一种阴险的目光。

    当我想要了解到最新情况时，我不得不再一次爬上活跃的埃尔布斯山，顺着埃尔布斯山缓缓地向下滑，滑到染料树林中。干枯的豆壳悉索作响。染料树的臭味使我感到困倦。可是，染料树的豆壳却把我从昏昏欲睡中唤醒，迫使我用拇指和食指对这两个逐渐缩小的雪人保持忠诚。在多次上上下下地来回折腾之后，两个雪人犹豫不决地屈服了，也就是说：它们的上部变小了，它们的腰身下面像粥一样胀得很大，它们立在越长越粗的脚上。

    有一次，在阿姆泽尔那一边，一个雪人向侧面倾斜，就好像一条短了一截的右腿使他变歪了似的。有一次，在古滕贝格王国里，一个雪人挺出肚子，从侧面看活像一个佝楼状的空心十字架。

    另外有一次——我检查阿姆泽尔的园子——那个雪人的右腿又长起来，他再也不会令人遗憾地歪着身于了。

    有一次——我从阿姆泽尔的园圃日来，用又湿、又热、粘糊糊的羊毛手套紧紧抓住正在渗水的山毛榉——正如月光所证实的那样，古滕贝格的铸铁小神庙空了！真可怕！在月亮突然明亮起来的那一瞬间，小神庙空了！在月亮被遮住时，神庙成了一四零乱的阴影，库登佩希正在半路上。他汗流使背，闪闪发光，他的身子用生铁铸成，还留着铁铸的拳曲胡须。他拿着打开的铁书，拿着棱角尖尖的铁字，在山毛榉树之间找我，想用这本书把我抓住，想用铁书把我压扁，他需要我——森林中的哈里。是什么东西在那儿籁籁作响？是森林吗？是那个留着一绺美髯在山毛榉树干之间穿越灌木丛的古滕贝格吗？难道说他——很想抓住哈里——在那里，在哈里所在之处，已经把他的书打开了不成？现在他需要哈里。哈里在找什么？难道他不该去吃晚饭？这是一种惩罚，它叫人难堪，简直是铁面无情。另外，还有一个证据证明：月光在引起恐惧的同时，还可以迷惑人。当云团赐给这个骗子一个颇为巨大的窟窿时，这个铁人又会坚定不移地呆在他的铁壳里，发出融雪天气的光辉。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用不着呆在古滕贝格的纪念册中。我精疲力竭地顺着我那根渗着水的山毛榉树往下滑。我强迫我那双疲惫不堪的、受到所有这些恐惧驱使的眼睛四处张望，继续注意这个雪人。可是这些眼睛，这些没有上闩的百叶窗，要是有一阵风刮来，它们就会立即关上，然后再打开。它们尽可能地发出格格声。在这当儿，我提醒自己，要一心想着自己的任务，别偷懒。你不能睡觉，哈里。你必须爬上埃尔布斯山，走下埃尔布斯山。山顶海拔八十四米。你必须走进染料树林，走到干枯的豆壳之间去，必须记下阿姆泽尔园子里那个雪人想变成什么样子。站起身来，哈里，往上爬！

    可是，我仍然紧紧地抓住那棵渗水的山毛榉树不放。我肯定已经错过了古滕贝格王国中那个雪人土崩瓦解的时刻，已经不会有嘎嘎乱叫的乌鸦了。它们就像下午那样，突然嗖的一下冲人云霄，然后嘎嘎叫着慢慢飞去，甚至在暮色降临时也要显示一下异乎寻常的绝技。雪人的雪很快就塌了下去，而且即刻消融。乌鸦从埃尔布斯山上空掠过，向着阿姆泽尔那边飞去，就仿佛它们只有一个方向似的。可以肯定，就是在那边，雪也是很快就融化了。

    当人们看到这些变化，然而却既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又无法相信雪的奇迹时，谁不会揉眼睛呢？雪人融化时，往往要响起钟声。开始时是圣心教堂，然后是位于赫尔曼斯霍夫路的路德教堂。钟声响了七下。在我们家，晚餐已经摆在桌子上。父母亲站在沉重的、磨得光光的、满师时做的试件——餐具柜、碗橱、小平柜——之间，望着我那张空着的、满师时试做的椅子问：哈里，你在哪儿？你看见了什么？你会把自己的眼睛揉伤的！这时，在满是泥泞、百孔千疮的雪地里站着的并非燕妮·布鲁尼斯；那儿没有冻得发抖的胖丫头，没有冰团子，没有布丁；那儿站着一个弱不禁风的“苗条女郎”，燕妮那件黄色厚绒呢大衣罩在面上，就像洗涤不当缩了水似的，软软地耷拉着。这个“苗条女郎”有一张娇小、漂亮的脸，简直就像燕妮那张脸一样漂亮。可是，它站在那儿显得很瘦，从它身旁走过时看见它很瘦，它是一个迥然不同的“少女”，一动不动。

    乌鸦们已经大声地嘎嘎叫着飞了回来，落进黑糊糊的树林之中。可以肯定，就连它们在埃尔布斯山后面也得揉眼睛。当然，就连那里也是用羊毛织品来应急的。我想爬到埃尔布斯山上去。尽管我踉踉跄跄，却从未摔倒，所以我感到安全。是谁给我拉紧了一根干的绳索，使劲往上拉呢？是谁把我用绳索吊下山去，不使我摔倒呢？

    一个年轻人两臂交叉，放在胸前，站在污浊的雪地上，一条腿支撑着身体的重心，一条腿虚立着，保持身体的平衡。他贴身穿着一件淡红色羊毛针织紧身衣，显然是经过几次洗涤才成了这种颜色，这件紧身衣以前很可能是鲜红的。他把一块像埃迪·阿姆泽尔身上那条披巾一样织得很粗糙的白色滑雪披巾随随便便地搭在左肩上，而没有十字交叉，把它扎在身后，然后在上面别上安全别针。时装杂志上的那些先生就习惯于把他们的披巾像这样毫不对称地披在肩上。他站成哈姆雷特和道林·格罗①的姿势。含羞草和丁香花的气味混杂在一起。嘴角露出的痛苦表情，很巧妙地使这个姿势显得更突出、更明显、更柔和和更高贵。就连这个年轻人的第一个动作也是冲着这张表情痛苦的嘴巴而来的。就像没有上油的机械装置在指挥一样，他的右手突然往上摸，在嘴里掏着，这个年轻人是不是在牙齿缝中塞了牛肉丝儿？——

    ①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长篇小说《道林·格罗的肖像》中的主人公。

    在他停止剔牙，伸着双膝，从臀部那儿弓下腰时，他在干什么呢？这个年轻人是在用很长的手指在雪地里寻找什么东西吧？也许是寻找山毛榉果实？寻找一把房门钥匙？寻找一枚圆圆的五古尔登银币？他是不是在寻找另外一类无法理解的价值？寻找雪地里昔日的经历？寻找雪地里的幸福？他是否在寻找雪地里生存的意义，地狱的胜利，死亡的痛苦？他是否在埃迪·阿姆泽尔那融雪天气的园子里寻找上帝？

    这当儿，这个嘴角上带着痛苦表情的年轻人找到一种东西，又找到一种东西，第四次、第七次找到，在身前、身后和身旁找到。每当他找到时，他便用两根长长的手指把拾物拿到月光下去。月光闪烁，恰似白色海泡石做成的珠子。

    这时，我又想爬到埃尔布斯山上去。就在他四处寻找，也找到东西，还把拾物拿到月光下的当儿，我平平安安地滑下山去，找到我那棵山毛榉树，希望在古滕贝格的林中空地上找到熟悉的胖丫头燕妮。可是在那儿立着的仍然是那个不可靠的“苗条女郎”，身上披着燕妮那件应急用的厚绒呢大衣。月光照到它身上，就会投下一道细长的影子。可是就在这时，这个“苗条女郎”把双臂伸向两侧，脚尖朝外，脚跟挨着脚跟地站定了。换句话说，这个“苗条少女”按照芭蕾舞的规定，站一位，尽管没有明显的训练把杆，但立即就可以开始进行严格的扶把训练，可以全蹲——站半脚尖——平衡，两臂呈花环状，在站一位、二位和五位时，每站一位分别做两次。然后，她转八次脚位，用屈膝结束八个空中的代嘎热。十六次轻快的踢腿使“苗条女郎”开始松动了。在呈二位单腿划圆圈时——该动作在两腿呈并拢位置并保持平衡中结束——在手臂往前呈舞姿时，紧接着在往后时，“苗条女郎”显得十分柔软。她越变越软，越变越弱。木偶般机械性的手臂动作转化为舒展自如的手臂动作，燕妮那件厚绒呢大衣已经从一只手那么宽的肩膀上滑下来。她在侧面来的泛光下练习了八次十字大踢腿——提腿，约小于一扌乍宽，但要成一条直线，就好像维克托·格佐夫斯基①梦想的那个“苗条少女”及其线条一样——以交叉的阿拉贝斯克舞姿结束——

    ①维克托·格佐夫斯基，舞蹈家、芭蕾舞舞蹈动作设计者和芭蕾舞教师。

    当我又想爬上埃尔布斯山时，刻苦的“苗条少女”已经在支撑脚的踝骨上开始小绷脚擦地。这是漂亮的、大幅度的手臂动作，这个动作把星星点点、地地道道的古典精华撒向融雪天气的天空。

    那么，在埃尔布斯山的另一侧情况又如何呢？在有几次月亮照到山顶上时，我真以为阿姆泽尔园子里这个年轻人不仅仅有阿姆泽尔的白色滑雪披巾，还有阿姆泽尔的一头红发，不过这头红发并不是留着短茬儿直立着，而是平平整整地贴在头上。现在，他站在他那堆塌下去的雪堆旁。他背对着那群身披粗黄麻布和穿着褐色蹩脚衣服的稻草人，在瘦小的臀部上面有一对宽阔的肩膀。是谁让他长得这么完美呢？在他向侧面伸开的右手中拿着某种颇为珍贵的东西。他的支撑腿斜站着，虚立的腿懒洋洋地立着。弯弯曲曲的脖颈线条，头路线条，在双眼与伸开的手之间带小点子花纹的线条，它们是一种使人入迷、使人出神、使人永志不忘的线条，是那喀索斯①！我已经又想着爬上山去窥视刻苦的“苗条少女”全蹲的舞姿了，因为我没有看到在伸开的手中有任何一样比较珍贵的东西。这时，那个年轻人开始采取行动：他往身后抛去的东西在劈里啪啦地掉进榛子树丛，掉进我的染料树林之前，在月光下闪烁，也许闪烁了二十次，或者三十二次。我在摸索，尤其是在他好像用卵石打中了我之后，情况更是如此。我找到两颗牙齿。这两颗小小的、保养得很好的、牙根健康的牙齿具有保存价值。他把人的牙齿随手乱扔；他也不回头看看，而是步履轻快地横穿过园子。他一纵身，就跳上通往阳台的台阶。月亮走了，他也走了。但是紧接着，一道小小的、大概是用布块遮起来的电灯光照亮了他这个在阿姆泽尔别墅里忙忙碌碌的人。先是在这扇窗里，然后是在下一扇窗里，出现了一道灯光。有人急匆匆地走来走去。搬了些东西，又搬了些东西。这位年轻人在收拾阿姆泽尔的行李，在忙碌——

    ①那喀索斯，希腊神话中因爱恋自己在水中的影子而憔悴致死的美少年，死后化为水仙花。

    我也在忙活，最后一次爬上埃尔布斯山。哦，亘古不变的海拔八十四米啊！因为时至今日，每次做的第三个梦仍然在罚我多次攀登埃尔布斯山——我吃晚饭很艰难——直到一觉醒来，我都在吃力地往上爬，摇摇晃晃地往下滑，以便再一次地、永远永远地……

    我从我那棵山毛榉树上观看“苗条女郎”跳舞。再也没有扶把训练了，而只有一种无声的柔板。她郑重其事地伸出双臂，使之与地面平行，在危险的地面上稳稳当当地挪动脚步。一条腿足够了，另外那条腿是白做样子。这是一个没有砝码的天平，它很容易偏转，然后又会停止不动；不过它转得并不快，它慢慢转动着，以便于记录。并非这个林中空地在转动，是那个“苗条少女”在做两个干净利落的旋转动作，没有腾空跳跃；很可能是古滕贝格从他的铁壳里走了出来，扮演舞伴这一角色。但他同我一样，在“苗条女郎”漫不经心地穿过这块林中空地时，是观众。乌鸦们默不作声。山毛榉树在哭泣。现在跳的是布雷舞步，布雷舞步。娇小的双脚在换来换去。现在是快板，因为柔板之后必须是快板。两只娇小的脚在快速地分开、闭拢。这次跳的是埃夏佩，埃夏佩。然后又从半蹲开始，跳阿桑布莱。燕妮总跳不好的是欢快的猫步。“苗条少女”真不想停下来。她跳起身，停在空中，动作轻盈，能够弯曲双腿，脚尖相触。古滕贝格是否就是那位给她吹着口哨、把欢快的快板吹成柔板作为终曲的人呢？这是多么温柔的一个“苗条女郎”啊！她总是在倾听。这个柔顺的“苗条女郎”，她既能变长，又能缩短。她就像破折号一样，一笔就画成了。“苗条女郎”能够行一个屈膝礼。紧接着，掌声雷动。这是乌鸦们、山毛榉和融雪天气的风在鼓掌。

    在最后一次谢幕之后，月亮拉上了幕布。“苗条少女”开始在跳舞时把雪踏碎了的林中空地上迈着碎步，寻找什么。但她并不关心丢失的牙齿，她并不像埃尔布斯山那边阿姆泽尔园子里的那位年轻人，她嘴角上没有痛苦的表情，而是挂着一丝冷冰冰的微笑；就是在“苗条少女”找到她寻找的东西之后，这种微笑也不会变得更开心，更热情。这位“苗条少女”滑着燕妮的新雪橇，经过林中空地时再也没有一点舞蹈般的动作了，更确切地说，显出了一副畏缩不前、天真烂漫的样子。她还抬起燕妮掉下的厚绒呢大衣，把它披在自己肩上，不等古滕贝格提出反对意见，就已经消失在通往耶施肯塔尔路的森林中了。

    很快，面对着空旷的林中空地，恐惧又同铸铁和树叶的沙沙声一道出现了。我急急忙忙跑过背面空旷的林中空地，穿过山毛榉树林。出了森林，来到装有路灯的耶施肯塔尔路时，我还在一个劲儿地跑着，跳着。只是来到最繁华的街道上，到了施特恩费尔德百货商店前，我才停下步来。

    在广场的另一侧，光学仪器商店前的时钟显示的时间是八点过几分。街上很热闹。电影观众匆匆地走进电影院。我想，上演的是一部路易丝一特伦克尔主演的影片吧。紧接着，很可能是在电影开映之后，那个年轻人提着一口箱子，虽说是在闲逛，但却是神情紧张地走来了。这口箱子不可能装很多东西。再说，这个年轻人又能从阿姆泽尔那些又肥又大的衣服当中挑出什么东西来带走呢？有轨电车从奥利瓦开来，要继续开往火车总站。他登上电车的拖车，呆在上下电车的平台上。电车开动时，他点燃一支香烟。往下凹陷、露出痛苦表情的嘴唇不能不含着这支香烟。我从未见过埃迪·阿姆泽尔抽烟。

    他刚走，那个“苗条少女”就拖着燕妮的雪橇，乖乖地、一小步一小步地走来了。我跟着她走过鲍姆巴赫大街。她和我同路。过了圣心教堂之后，我加快步伐，走到“苗条少女”身边，与她并肩同行，可能还说了这样的话：“晚上好，燕妮。”

    这位“苗条少女”并不感到奇怪，也说：“晚上好，哈里。”

    我没话找话地说：“你滑雪了？”

    “苗条少女”点点头：“要是你愿意，你可以滑我的雪橇。”

    “那么你回家可就晚了。”

    “我也累了。”

    “你看见图拉没有？”

    “图拉和别的人七点钟以前就已经走了。”

    这位新燕妮同老燕妮一样，都有长长的睫毛。“我也是快到七点时走的，可我没有看见你。”

    这位新燕妮彬彬有礼地告诉我：“你看不见我，这一点我很理解，因为我呆在一个雪人身体里。”

    埃尔森大街越来越短：“在那里面情况到底怎么样？”

    新燕妮在横跨施特里斯巴赫河的桥上说：“那里面热得要命。”

    我以为我的担心是真诚的：“但愿你在里面没有感冒。”

    在参议教师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和老燕妮住的那个股票房前，新燕妮说：“在上床前，我要喝一杯热柠檬，以防万一。”

    我还想到很多问题：“你到底是怎样从雪人身体里钻出来的？”

    新燕妮在房屋入口告别：“雪开始融化了。不过现在我累了，因为我跳了一阵舞。这是我第一次跳成功两个旋转动作，我保证。晚安，哈里。”

    这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饿了。但愿厨房里还有点吃的东西。顺便提一下，听说那个年轻人坐的是二十二点那班火车。他和阿姆泽尔那口箱子都走了。听说他们平平安安地过了两个边境。

    亲爱的图拉：

    燕妮不是在雪人体内，而是在回家的路上感冒了。很可能是在林中空地跳芭蕾舞使得她热出了汗。她必须卧床休息一个星期。

    亲爱的图拉：

    现在你知道，一个年轻人从胖乎乎的阿姆泽尔身边溜走了。他提着阿姆泽尔的小箱子，轻手轻脚、急急忙忙地穿过车站大厅，登上了去柏林的火车。有件事情你还不知道：这个动作麻利的年轻人在小箱子里放着一本伪造的护照。一个名叫“小胡特”的职业钢琴制作师在两次下雪奇迹前几个星期伪造了这本护照。伪造者什么都考虑到了。一张照片简直把这本护照伪造得天衣无缝。这张照片仿效的是嘴角上带有痛苦表情的这位年轻人那种神色紧张、有点呆滞的面部表情。果然，胡特先生签发这本护照时也不是签到爱德华·阿姆泽尔名下；他把护照持有人称作赫尔曼·哈泽洛夫，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生于里加。

    亲爱的图拉：

    当燕妮痊愈时，我把那个年轻人随手扔进染料树林中的两颗牙齿拿给她看。

    “哦！”燕妮兴冲冲地说，“这就是阿姆泽尔先生的牙齿。你送一颗给我吧？”我留下了另外那颗牙齿，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把它放在身边，因为那位也许会要求拥有这颗牙齿的布劳克塞尔先生让它放在我的小皮夹子里。

    亲爱的图拉：

    哈泽洛夫先生在到达柏林施特廷火车站后干了什么？他搬进一家饭店的房间，第二天走进一家牙科医院，用过去是阿姆泽尔而现在是哈泽洛夫的大把大把的钞票，让人给自己凹下去的嘴巴镶上了金牙齿。人称“小胡特”的胡特先生不得不在新护照的附注后面补上了个人特征：“全副假牙，金牙套。”从此以后，只要哈泽洛夫先生咧嘴大笑，人们就会看见他用三十二颗金牙在笑；不过，哈泽洛夫很少咧嘴大笑。

    亲爱的图拉：

    这些金牙变成了一个概念；就是今天，也依然如此。昨天，我同几个同事呆在保罗游乐场，当时，为了证实哈泽洛夫安金牙一事并非虚构，我做了一个试验。光顾奥格斯堡大街那家饭店的多半是一些棒球接手、运输企业主和单身女士。老主顾餐桌四周的圆形沙发使大家能够坐在软垫子上进行激烈的辩论。凡是人们在柏林谈论的东西都是我们谈论的话题。我们背后的墙上胡乱挂着著名拳击手和持续六天行程的摩托车赛选手的照片，胡乱裱糊了运动场上的一些知名人士的图片。签名和题词值得一读；不过，我们并不看这些东西，而是在想，往常在二十三点到二十四点之间，人们如果非走不可的话，又往哪儿去呢？在这之后，我们就取笑即将到来的二月四号。我们喝啤酒和杜松子味烧酒，谈论世界末日。我就讲我那个脾气古怪的雇主布劳克塞尔先生；我们已经谈到过哈泽洛夫和他的金牙齿，我的同事们认为那些金牙都是编造出来的，而我却说它们是真的。

    这时，我对着柜台叫道：“汉兴，您又见到过哈泽洛夫先生吗？”

    汉兴的声音从洗玻璃杯的水槽上方传来。他回答道：“没有！那个安金牙齿的人最近要是到这儿来的话，总是在别的地方，在仆人那儿。”

    亲爱的图拉：

    这么说，安牙齿的事是真的了。哈泽洛夫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被人称作“黄金小嘴”；在患了倒霉的感冒之后重新获准离开病床时，新燕妮收到一双别人赠送的芭蕾舞尖足舞鞋，这双鞋的丝鞋面闪着银光。布鲁尼斯参议教师想看看她立在银色鞋尖上的样子。从此以后，她就在拉娜夫人的芭蕾舞厅里跳舞，跳小天鹅。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被狗咬的伤口已经痊愈，他演奏肖邦的作品。我按照布劳克塞尔的意愿丢开了那金牙齿，侧耳倾听银色芭蕾舞鞋训练时在地上发出的沙沙声。燕妮站在训练把杆旁，开始平步青云。

    亲爱的图拉：

    当时我们所有的人都转了学。我上实科中学；你和燕妮，你们成了海伦妮一朗格学校的学生。紧接着，这所学校改了名，叫做古德龙学校。我的那个木工师傅父亲曾经建议，把我送到女子中学去：“这个孩子虽说天资很高，可是没有根基，还得试一试，看他行不行。”

    从中学一年级起，参议教师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就在我们的成绩单上签名。他教我们德语和历史。从一开始我就很用功，但我不是追求名利的人，尽管如此，我仍然是班里的尖子，别的同学可以抄我的作业。参议教师布鲁尼斯是一个宽宏大量的教师。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他离开原来的严肃课程。只要有人带一块云母片麻岩，请他谈谈这块片麻岩或者所有的片麻岩，谈谈他的云母片麻岩收藏品，布鲁尼斯立刻就会抛下那些西姆布赖人①和条顿人不管，大讲特讲他的科学。但是，他凭借的并不仅仅是他的癖好——云母片麻岩和云母花岗岩；他枯燥乏味地背诵所有的矿物：火成岩和火山岩，非结晶的和结晶的岩石；“平面很宽的”、“厚板块的”和“茎状的”这些词都是我从他那儿学来的；葱绿色、天蓝色、豌豆般的黄色、银白色、丁香花似的褐色、烟灰色、铁黑色和朝霞般的排红色，这些颜色都来自他的调色板；他教我学会蔷薇石英、月长石和天蓝石这些充满深情的话语；我接受了一些简短的骂人粗话：“你这个凝灰岩脑袋，角门石，你这个泥砾岩！”不过，时至今日我仍然无法区分玛培与蛋白石，孔雀石与拉长石，黑云母和白云母——

    ①古代日耳曼族的一支。

    如果我们不用矿物使他离开课程表上规定的课程，他的养女燕妮就不得不充当替罪羊。班长彬彬有礼地要求发言，请布鲁尼斯参议教师讲讲燕妮作为未来的芭蕾舞女演员取得的进步。他说，全班同学都想听一听，每个人都想知道，从前天起，在芭蕾舞厅里发生了什么事。就像提示词“云母片麻岩”那样，“燕妮”这个提示词也同样能诱惑布鲁尼斯参议教师。他中止了民族大迁徙的讲授，让东哥特人和西哥特人在黑海边上恼火去吧，换成了新的题目。他再也不一动不动地蹲在讲台后面了，他在教室橱柜和黑板之间用狗熊般的舞蹈步伐蹦来蹦去，抓住海绵，把刚才画出的哥特人迁徙路线草图擦掉。他让手中的粉笔在仍然潮湿的黑板上飞快地划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当他还在左下方写字时，已足足过了一分钟，在右上方，湿气才开始晾干。

    黑板上写着“一位、二位、三位、四位和五位”。这时，参议教师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开始上芭蕾舞理论课。他说：“像通常情况下在世界各地那样，咱们从基本位置开始，按照扶把练习的样子办。”参议教师以第一位舞蹈理论家阿尔博①的理论为依据。按照阿尔博和布鲁尼斯的观点，有五种基本姿势，这些姿势全都建立在脚尖朝外的原则基础上。在我上一年级时，作为实科中学的学生，“朝外”这个小词儿比起“正字法”这一概念来更有分量。时至今日，我还能看出每一个芭蕾舞女演员脚尖朝外的程度是否符合要求；可是正字法这个词——也就是有h还是没有h，GrieB这个词有一个s还是两个s——依然使我如堕五里雾中——

    ①阿尔博（1519～1596），法国舞蹈理论家和史学家。

    当芭蕾舞教练在拉娜夫人的帮助下敢于举办一次芭蕾舞晚会时，我们这些缺乏信心的正字法家——五六个芭蕾舞迷便坐在市立剧院顶层楼座的坐位上，一边观看一边评头品足。有一次，节目单上有波洛维茨舞①；有芭蕾舞《睡美人》，依据的是佩季帕那个非常考究的样本；有拉娜夫人曾经排练过的《悲伤圆舞曲》——

    ①鲍罗廷的四幕歌剧《伊戈尔王子》中的舞蹈。

    我发现：那个女演员佩特里希在跳柔板时虽然有一个强烈的踢腿动作，但她脚尖朝外的程度仍然不够。

    小皮奥赫说起了闲话：“哎呀，仔细看看你的姿势吧，每一个旋转动作都模糊不清，脚尖朝外的动作让人无法看下去。”赫伯特·彭措尔特摇着头说：“要是这个伊尔玛·洛伊魏特不练就更好的脚面，那么她作为第一独舞演员，尽管脚尖仍然在拼命朝外放，但很快也就会无法符合要求了。”

    除了“脚面”这个词和“朝外”这个小词儿之外，“踢腿”这个词也有了分量。如果某人“在完成所有的技巧动作当中根本没有踢腿”，或者说，市立剧院一位已经上了年纪的舞蹈演员——这位舞蹈演员可以只从舞台侧面做大踢腿，然后当然是极其缓慢地划弧线——也遇到这种情况；这时，从剧院顶层的楼座上便会发出宽宏大量的认可声：“这个布拉克在踢腿时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尽管他只转了三圈，可是这三圈却有名堂。”

    我们在中学一年级的第四个时髦词是“空中悬浮”这个小词儿。男女舞蹈演员在飞行中分六“动”击腿跳时，在大踢腿时，在所有的跳跃中，要么有“空中悬浮”，要么没有“空中悬浮”。也就是说，他们跳跃时擅长在空中保持舞姿，轻飘飘地停留片刻；要不然，他们就无法对重力法则产生怀疑。当时，作为中学二年级学生，我创造了这样一种表达方式：“这个新的第一独舞演员慢慢跳跃，这样就好记录下来。”就是今天，我还把那些艺术性很高的、延缓结束过程的跳跃称作“记录下来”的跳跃。要是我能够这样做，能够把跳跃记录下来就好啦！

    亲爱的表妹：

    我们的班主任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并不满足于讲授芭蕾基础知识，以此作为对一首分为十七段节奏铿锵的叙事谣曲的补充；他还给我们讲，当一个芭蕾舞女演员要长时间完美无缺、毫不费劲地踮着脚尖，做出无与伦比的旋转动作时，什么重量都要放在脚尖上。

    有一天——我记不清我们仍是在讲东哥特人呢，还是汪达尔人已经在去罗马的途中了——当时。他带着燕妮的银色芭蕾舞鞋走进了我们的教室。开始时，他做出神秘莫测的样子，坐在讲台后面，把他那个有一些小皱纹的土豆脑袋藏在这双银色的芭蕾舞鞋后面。然后，他没有把双手露出来，就把这双鞋踮了起来，他那老年人的男声开始唱一段《胡桃夹子》组曲。他让尖足舞鞋在墨水瓶和装有课间休息时食用的夹菜面包的铁皮盒之间练习所有的舞姿，练习在支撑腿踝骨上的小绷脚擦地。

    在吵吵嚷嚷的声音过去之后，他喃喃着，左右两侧放着银色的鞋子。一方面，这种尖足舞蹈毕竟是一种现代化的刑具；另一方面，人们又必须把尖足舞鞋视为一个少女在一生中唯一能借以平步青云的鞋。

    接着，他让燕妮的这双尖足舞鞋由班长陪同，一个课桌一个课桌地挨个往下传。燕妮的银色舞鞋对于我们是某种暗示。不，我们不会吻这双鞋。我们几乎并不抚摩它，我们看着它那历经磨难的银色光辉，用手轻轻敲击它那坚硬、脱银的足尖，心不在焉地玩弄着银色鞋带，尽情地享用这双鞋，享用其全部魔力。这双鞋能够把一个可怜的胖丫头变成一个轻松愉快的家伙，这个家伙凭借着尖足舞鞋，每天每日都能够步行着登上天堂。我们痛苦万分地梦想着尖足舞鞋。谁爱自己的母亲爱得过分了，谁就会在夜里看见她跳着尖足舞走进他的卧室。谁喜欢上了电影海报，谁最终就会想看一部有芭蕾舞女演员莉尔·达戈薇尔的片子。我们当中的天主教徒在圣坛前等着，看圣母玛利亚是否愿意用比比皆是的凉鞋来换燕妮那双尖足舞鞋。

    只有我才知道，并非这双尖足舞鞋使燕妮发生了变化。我亲眼看见，借助一次寻常的降雪奇迹，燕妮·布鲁尼斯变得身轻如燕了；同样，埃迪·阿姆泽尔也变得很轻。所有这些都是一起完成的。

    亲爱的表妹：

    我们各家和所有的邻居虽然对这个还不满十一周岁的女孩的明显变化感到惊奇，却都非常满意地点着头，仿佛全世界都预见到了燕妮的变化，在共同的祈祷中力争过似的。他们都同意这种说法：这是雪引起的。每天下午四点一刻，燕妮都准时离开斜对面的股票房，伸着脖子上的小脑袋，乖乖地沿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她只用双腿走路，上半身几乎不动。很多邻居每天这个时候都跑到临街的窗玻璃后面去。他们谈着天竺葵和仙人掌，但每当燕妮出现时，他们就会说：“现在燕妮去跳芭蕾舞了。”

    要是我母亲出于家庭主妇的原因，或者说因为她在走道上聊天耽误了一分钟，没有看见燕妮出场，我就会听见她出口骂道：“现在我可是耽误了看布鲁尼斯家那个燕妮的时间。明天我要把闹钟调到四点一刻，要不，就调到更早一点的地方。”

    燕妮的外貌打动了我母亲的心：“她变成了一根芦笋，这双小手圆圆的。”虽说图拉瘦得不一样，但也是同样瘦削啊。图拉轻飘飘的身材叫人害怕，燕妮的身段使人沉思。

    亲爱的表妹：

    我们上学时经过的道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队列。海伦妮一朗格学校的女学生们和我同路到新苏格兰。在马克斯一哈尔伯广场，我得往右上方走，而那些姑娘则走狗熊路，往基督教堂方向走。因为图拉在我们家半明半暗的走道上等，而且还强迫我同她一道等，等燕妮离开那座股票房。这时，燕妮走在了前面，她走在我们前面十五步，有时候只有十步。我们三个人都尽量保持一段距离。要是燕妮有一根鞋带散了，图拉也得把一根鞋带重新系上。我在往右手拐弯之前，在马克斯一哈尔伯广场边的广告柱后面停下来，用目光注视着她们俩。图拉在燕妮后面。可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坚持不懈地进行追猎的景象。相反，可以直言不讳地说：图拉尾随燕妮，但并不想赶上这个走起路来上身僵直、矫揉造作的女孩。有时候，伴着升到半空的朝阳，燕妮让她的影子长长地、像木桩那样细长地落在身后；这时，图拉正用自己的影子延长燕妮的影子，她寸步不离地跟随着燕妮影子的脑袋。

    图拉给自己提出了这项任务，她不仅仅在上学路上跟在燕妮背后，甚至在四点一刻，当邻居们说“现在燕妮去跳芭蕾舞了”时，她也从楼梯间溜出来，跟在燕妮后面。

    开始时，图拉只是在到达有轨电车站之前同燕妮保持一段距离，每当有轨电车丁零当啷地驶往奥利瓦方向时，她便往后转。紧接着，她就把我的芬尼铜币拿去，付有轨电车的车费。图拉不借钱，她拿钱。在波克里弗克母亲的橱柜里，女儿也是不问一问就伸手去拿东西。她与燕妮在同一部电车的拖车里，不过，图拉站在后面的平台上，燕妮站在前面的平台上。她们沿着奥利瓦宫中花园往前走，仍然保持着习以为常的距离，只是在狭长的玫瑰巷里，距离才稍微缩短一些。图拉在“芭蕾舞女教练拉娜·博克一费多洛娃”这块搪瓷牌子旁边站了一个小时之久，没有一个从身边款款而过的女郎能够分散她的注意力。芭蕾舞课下课后，她掩着脸，让一群闲谈着、摇晃着练功用品包的芭蕾舞女学员从身边走过。所有的女孩都用外八字脚走路，在茎秆一样的脖子上支撑着过于细小的脑袋。虽说现在正是五月份，玫瑰巷却有片刻工夫散发出粉笔味和针织紧身衣的酸味。走在钢琴演奏家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前面的燕妮正迈进花园大门。这时，图拉一等到她们两人拉开适当的距离，便会立即迈出步子。

    这是何等模样的三搭档啊！那个弓着腰、穿着护腿鞋的伊姆布斯和这个脖颈上拖着暗黄色辫子的孩子总是走在前面，图拉隔着一段距离尾随在后。有一次，费尔斯讷-伊姆布斯环顾四周。燕妮并没有环顾四周。图拉经受住了钢琴演奏家的目光。

    有一次，伊姆布斯放慢了脚步，一面走，一面折下山楂树的一根嫩枝。他把这根嫩枝别在燕妮胸前。这时，图拉也同样折下一根山楂嫩枝，不过她并没有别在自己胸前，而是在她快步往前赶并重新达到原来的距离之后，把它扔进了一个不长山楂树的园子里。

    有一次，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停下步子，燕妮停下步子，图拉也停下了步子。当燕妮和图拉呆在原地时，钢琴演奏家极其果断地往回走，朝着图拉走了十步，走到图拉面前，高高地扬起右臂，摆动着艺术家蓬乱的长发，伸出钢琴演奏家的手指，指着宫中花园的方向说：“你就不能安静下来吗？难道你就不做家庭作业？走，走开！我们再也不想见到你！”他再一次极其勇敢地往回走，因为图拉既不答话，也不听从那个宣扬官中花园的食指指挥。伊姆布斯又回到了燕妮的右面。事情进行得并不顺利，在钢琴演奏家教训图拉时，他的头发乱得一团糟，必须梳理才行。现在头发又整整齐齐地往下飘垂了。费尔斯讷-伊姆布斯迈开了脚步。燕妮迈的是带外八字的鸽子步。图拉保持着一段距离。三个人都越来越接近宫中花园入口处对面的有轨电车站。

    亲爱的表妹：

    你们的样子在施加压力。街上的行人都小心翼翼，避免陷入燕妮和图拉之间的那段距离当中。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两个孩子的行动令人惊异。由于一前一后，毫无掩饰，拉开距离走，她们才得以在一条商业街拥挤的人群中形成一个流动着的空隙。

    图拉跟在燕妮后面走时从来不带我们的哈拉斯。但我却加入了这两个人的行列，在上学路上，同图拉一道离开，同她肩并肩沿着埃尔森大街往上走，我们前面那个莫扎特式的辫子是燕妮的辫子。在七月份，出租房屋之间的阳光特别艳丽。在横跨施特里斯巴赫河的桥上，我摆脱图拉，快步走到燕妮左边。那是一个金龟子很多的年份。它们激动地悬挂在空中，在人行道上到处乱爬。有几个金龟子已经被人踩死，我们踩死另外的金龟子。后来，那些金龟子干枯的残骸老是粘在我们的鞋底上。我在燕妮身边——她费尽力气不踩上金龟子——自告奋勇地去背她的练功用品包。她把包递给我。这是一个天蓝色的布包，包外看得出尖足舞鞋的鞋尖。在小锤公园后面——一群群金龟子在栗树之间飞舞——我放慢了脚步，一直到我背着燕妮的练功用品包在图拉身边与她同步而行。在下跨铁道后面，在每周集市空空的货摊之间，在潮湿的铺石路面和清道夫呼呼作响的扫帚之间，图拉求我把燕妮的包交给她背。既然燕妮从不环顾四周，所以我也就允许图拉把燕妮的包一直背到最繁华的街道上。在电影院前，燕妮仔细地观看照片。在那些照片上，有一位女电影演员颧骨宽阔，穿着一件医生用的白色工作服。我们观看另一个橱窗里的照片。节目广告上写着：一位小演员微笑六次。快到有轨电车站时，我又把那个练功用品包拿回来，同燕妮和燕妮那个包一道登上驶往奥利瓦的有轨电车的拖车。在行驶中，金龟子啪啪地撞击在前平台的玻璃窗上。过了“白羔羊”车站之后，我带着包离开燕妮，去看后平台上的图拉，不过没有把包交给她。我为她付车费，因为当时我只要把我父亲木工作坊的木柴卖掉，就能攒到零钱，我干这种事很在行。过了“缔结和约路”车站之后，我又回到燕妮身边，我也想替她付车费，可是她却出示了她的月票。

    亲爱的表妹：

    还在暑假期间就已经听说，市立剧院的芭蕾舞教练施特内克先生把燕妮招进了儿童芭蕾舞团。她要参加跳圣诞节童话中的舞蹈，排练可能已经开始。据说，这个剧本在本年叫做《冰雪女王》，而燕妮——人们可以在《前哨》上，也可以在《最新消息》上看到这样的报道——将要跳冰雪女王，因为冰雪女王并不是讲话的角色，而是一个跳舞的角色。

    燕妮现在不仅仅乘二路有轨电车到奥利瓦去；她一个星期有三次乘五路有轨电车去煤炭市场。就像马策拉特先生在他的书中描绘的那样，从塔楼往外一望，市立剧院就在那里。

    为了凑足图拉和我的有轨电车车费，我不得不劈很多木柴，并悄悄把木柴卖掉。我父亲严格禁止我做这种买卖，可是工长支持我。有一次我迟到了，我就让我的鞋跟在拉贝斯路的铺路石子上跑得啪啪响，快到马克斯一哈尔伯广场时，我赶上了这两位姑娘。有人把我给排挤掉了。殖民地农副产品经销商的公子矮小粗壮，他忽而在图拉近旁，忽而在燕妮身边。有时候，他竟然做出平时没人敢做的事情。他拼命挤到空无一人的距离当中去。不管是在图拉近旁，在燕妮身边，还是在她们两者之间，儿童铁皮鼓老吊在他的肚皮前。当两位苗条少女行进的节奏要求敲鼓时，他就把铁皮鼓敲得更响。听说他母亲前不久刚去世，死于食鱼中毒。她是一位漂亮的太太。

    亲爱的表妹：

    只是在夏末时节我才听到你同燕妮讲话。整整一个春天和一个夏天，燕妮那个从一个人手里传到另一个人手里的练功用品包，已经代替了人们之间的对话。要不然就是那些被燕妮避开、被你踩死的金龟子。在万不得已时，就是我或者费尔斯讷-伊姆布斯朝背后丢下一句话，或者说把一句话捎来捎去。

    当燕妮离开股票房时，图拉就拦住她，但又不是特意要对燕妮讲点什么，而是顺便跟燕妮搭一下腔：“我可以背你那个装着银鞋子的包吗？”燕妮一言不发地把包递给图拉，不过还是像图拉顺便跟她搭腔那样，远远地顺便瞟了图拉一眼。图拉背着包，但她并没有背着包同燕妮并肩而行；她继续保持着一段距离，当我们乘二路有轨电车去奥利瓦时，她背着燕妮那个包站在拖车的后平台上。我想付钱，但显然是多此一举。只是到了玫瑰巷的芭蕾舞学校门前，图拉才说了声：“谢谢！”把包还给了燕妮。

    这种情况就这样一直延续到秋天。我从没看见她背燕妮的书包。她只背那个练功用品包。每天下午她都穿着长袜子，准备着。她通过我打听到燕妮什么时候排练，什么时候训练。她站在股票房门口，什么也不用问，便一言不发地伸出手来，抓住包带上的搭环，背着包尾随在后面，注意保持同样的距离。

    燕妮有好几个装练功用品的包：一个葱绿色的包，一个朝霞一般绊红的包，一个天蓝色的包，一个丁香花似的褐色包，一个像豌豆一样黄色的包。她换来换去，没有规律。当燕妮在十月份的一天下午离开芭蕾舞学校时，图拉对燕妮连瞟也没有瞟一眼便对她说：“我想看一看这双鞋，看它是不是真的用银子做的。”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反对这样做，可是燕妮点头同意，而且用温柔的目光促使钢琴演奏家的手挪到一旁。图拉从像豌豆一样黄的包里取出那双用丝带捆成一个整整齐齐小包的尖足舞鞋。她没有打开这个小包，而是摊开手，把它放到齐眉毛的高度，让她狭窄的眼睛顺着鞋子，从鞋后跟的贴皮看到坚硬的鞋尖，仔细检查鞋子上银子的含量，感到这双鞋子尽管已经穿旧，而且其貌不扬，但银子的成色还是足够的。燕妮打开包，图拉让失足舞鞋在黄布包里消失不见了。

    十一月末，在首场演出前三天，燕妮第一次同图拉讲话。她穿着一件灰色粗呢雨衣，从市立剧院的入口处出来，伊姆布斯没有陪她。她在图拉的面前停下来。当她把葱绿色练功用品包递给图拉时，对图拉甚至连瞟都没瞟一眼便说：“我现在知道耶施肯塔尔森林里那个铸铁人叫什么名字了。”

    “他的书上写的东西同我以前说的不一样。”

    燕妮想卖弄自己的知识：“这个人并不叫库登佩希，他叫约翰内斯·古滕贝格。”

    “书上写着，你要在大伙儿面前发狂般地跳芭蕾舞。”

    燕妮点点头：“也许是这样吧，可是这个约翰内斯·古滕贝格在美因茨市发明了印刷术啊。”

    “说真的，我就是这样讲的。这个人什么都懂。”

    燕妮还知道：“他死于一四六八年。”

    图拉想知道：“你到底有多重？”

    燕妮详细地回答道：“我两天前称过，有六十七磅二百三十克。你究竟有多重呢？”

    图拉撒谎道：“六十六磅九百九十克。”

    燕妮：“穿着鞋？”

    图拉：“穿着体操鞋。”

    燕妮：“我没穿鞋，只穿紧身衣。”

    图拉：“那我们就一样重了。”

    燕妮很高兴：“差不多一样重。在古滕贝格面前我就再也不用害怕了。要是你和哈里想来的话，这儿有两张首场演出的票给你们。”

    图拉拿了票。有轨电车开到门口。燕妮像往常一样在前面上车，这时图拉也在前面上车。我本来就是在前面上车的。在马克斯一哈尔伯广场，燕妮首先下车，然后是图拉，我尾随在后。沿着拉贝斯路往下走，她们俩没有拉开距离，而是肩并肩地走，看起来就像是朋友。她们允许我随后把绿色练功用品包给她们送上去。

    亲爱的表妹：

    你得承认，这次与燕妮有关系的首场演出简直好极了。她转了两个干净利落的圆圈，敢于跳大巴斯克步，这种舞步就连经验丰富的芭蕾舞女演员也望而却步呢。她的脚非常漂亮地“朝外”伸，她的“踢腿”使舞台显得狭窄。她在跳跃时慢慢跳起，好“记录下来”，所以就有了“空中悬浮”的动作。很难发现燕妮的脚面太小。

    她扮演冰雪女王，穿一件银色针织紧身衣，戴一顶冰雪银冠，披一条可能是象征冰冻的面纱。燕妮扮演冰雪女王所做的一切，立即就使人目瞪口呆。冬天同她一道来临。冰柱音乐宣布她的各次登场。这个芭蕾舞团、雪花和三个滑稽的雪人，都听从她那寒冷刺骨的命令。

    剧情我想不起来了。不过，在三幕当中好像有一只会讲话的驯鹿。这只鹿得拉着一个装上镜子的雪橇，冰雪女王就坐在雪橇里的雪垫上。驯鹿用诗一样的语言讲话，跑起路来比风还快，小小的银铃在幕后作响，宣告冰雪女王的到来。

    正像节目单上见到的那样，这只驯鹿由瓦尔特·马特恩扮演。这是他的第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听说紧接着他就受聘去什未林市立剧院了。他把驯鹿演得非常成功，第二天就得到了报刊的好评。不过，两种报纸上真正赞美的是燕妮·布鲁尼斯。一位评论家认为，要是燕妮愿意，她就可以作为女王，把正厅的前排座位和两层楼座都冻成冰，冻上千年之久。

    鼓掌把我的双手鼓得发热。图拉在演出后不鼓掌。她把节目单折成很小，在最后一幕时把它全部都吃掉了。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坐在我和我们班其他芭蕾舞迷之间，在三幕演出当中和第二幕结束后休息时，他把一纸袋麦芽止咳糖块吮得精光。

    在演员谢了十七次幕之后，费尔斯讷-伊姆布斯、布鲁尼斯参议教师和我在燕妮的更衣室前等候。图拉已经走了。

    亲爱的图拉：

    那个扮演了驯鹿、能把棒球打成高球、把拳球打成狡诈的回球的演员，那个打曲棍球、作为滑翔飞行员能在空中呆十二分钟的演员和运动员，那个总是挽着别的女士手臂的——而她们全都愁眉苦脸，精疲力竭——演员和滑翔运动员，那个散发赤色传单并把雷克拉姆袖珍本、侦探小说和《形而上学导言》①有计划、有步骤地乱读一气的演员和求爱者——其父亲是磨坊主，能预卜未来，其中世纪的祖先名叫马特尔纳，是个可怕的叛乱者——那个发育良好、冥思苦想、粗壮结实、糟糕蹩脚、头发不长、没有音乐天赋、喜欢抒情诗、孤独健壮的演员和冲锋队队员，那个在一月份的一次行动后提升为下级指挥员的冲锋队下士，那个在合适和不合适的场合一有机会就能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因而也就是在清清楚楚、不容忽视地询问来世的演员、运动员、求爱者、玄学家和下级指挥员，那个在燕妮跳“冰雪女王”这个舞时真想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人，那个冲锋队队员，那个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的人和演员，还在他作为“青年男主人公”去什未林市立剧院应聘之前，就已经出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沉湎于醇酒之中了——

    ①《形而上学导言》是海德格尔1953年发表的哲学著作。

    埃迪·阿姆泽尔进入雪人体内，以便作为赫尔曼·哈泽洛夫离开雪人。他没有成为酒鬼，他开始抽烟。

    你知道他为什么自称哈泽洛夫，而不称德罗塞尔、芬克或者施塔尔吗？在燕妮和你，即你们保持了整整一年距离这段时间，这个问题使我冥思苦想，我在解释这些名字的思考中进入梦乡。在我料想到阿姆泽尔现在有别的称呼之前，我对斯特芬路那幢空荡荡的、根据长期租赁合同仍然为阿姆泽尔空着的别墅进行了一次也许是事实上的但肯定又是想像中的访问。人们应当假定，瓦尔特·马特恩这个忠实的三房客也许很难搬出这幢房子——他很可能还有印象——当时我感到——我们就假定是这样吧——我从园子进去，越过阳台，走进了阿姆泽尔过去的工作室。我大概压坏了两块窗玻璃。很可能我有一支手电筒。我所寻找的东西，我只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斜面桌里找到，而且我也找到了这些东西；或者说，我很可能找到了这些东西——一些重要的草稿。我头上仍然挂着阿姆泽尔去年制作的稻草人产品。我控制住自己，不怕怪影，或者说我还不是怕得要命。这些草稿都是用大写字母写满思想活动的突然转变和名字的草稿纸，它们就好像是为我留在那儿似的。阿姆泽尔在一页纸上试图利用Steppenhuhn这个词给自己取一个名字，取名为Stephun，Steppuhn，Steputat，Stepius，Steppat，Stepoteit，Steppanowski，Stoppka，Steffen。因为Steppenhuhn这个词如此之快地把他带到了他匆匆离去的斯特芬路附近，所以当他放弃这个词时，他就同时试着用鸟儿的名字Sperling、Specht和Sperber①取名，叫做：Sperla，Sperlinski，Spica，Sperluch，Spekun，Sperballa，Spercherling，Spechling。在这一个未获成功的系列之后，接踵而来的是“星期天”这个词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②，取名为：Sonntau，Sonntowski，Sonatowski，Sopalla，Sorau，Sosath，Sowert，Sorge。他又放弃了这一打算。他没有继续使用Rosin、Rossinna和Rosenoth这个系列。很可能他是想找一个同阿姆泽尔的A对称的字，于是他从Zoch开始，把Zocholl放在Zuchel后面，从Zuber想到Zuphat，对于漂亮的名字Zylinski失去了兴趣，因为诸如“新的名字和牙齿都是金不换”或者“只要有名字，我也就有牙齿”这样的惊叫向我这个毕竟是可以想像的侦探表明：他感到要另外取一个合适的名字是多么困难。在两个由Krisun－Krisin和Krupat－Krupkat尚未充分展开的系列之间，我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名字，而且在这个名字下面画了一条线。没有一个系列帮上他的忙。这个名字从空中跳到了纸上。它的出现毫无目的，顺理成章。它虽然奇特，但是在每一本电话簿里都可以找到。与其说它可以追溯到碰上苍鹰，还不如说可以追溯到逃跑时突然改变方向的兔子③。在遇到俄语的或者万一遇到波罗的语族的言语障碍时，这双重的“f”也是允许的。这是艺术家的名字，是间谍的名字，是假名。名字可以使人铭记在心。人们使用名字，每个人都有大号——

    ①Sperling为麻雀，Specht为啄木鸟，Sperber为雀鹰。

    ②星期天在德文中为Sonntag。

    ③在德语中苍鹰写作Habicht，免子写作Hase，哈泽洛夫这个名字则写作Haseloff。

    这时，我心中装着哈泽洛夫这个名字离开了埃迪·阿姆泽尔那间镶上了椴木护墙板的工作室。我可以指天发誓，在我来到这里打坏窗玻璃之前，没有人打开过这间工作室。天花板下的所有稻草人都喜欢在衣兜里放些樟脑丸。难道说瓦尔特·马特恩扮演了家庭主妇的角色，使阿姆泽尔留下来的东西免遭毁坏？

    我真该把草稿带走，作为今后的证明。

    亲爱的图拉：

    我们在学校里就已经把那个演员叫“咬牙人”，后来在他那个冲锋队中队里，人们也总是这么叫他。“咬牙人已经到了吗？我们在犹太教堂上面的米尔肖路搜捕，咬牙人应该带三个人警戒费尔德街车站。咬牙人一离开乡公所，就应该大声咬三次牙。”那个演员，那个忙忙碌碌的咬牙人，再也不是在某个时候喝酒，而是经常喝酒，借此大大提高他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的技巧。他很难做到从容不迫地斟酒；他的早餐以杜松子酒开始。

    这时，人们把他撵出了冲锋队，但是并没有抓他。因为他酗酒——在那里大家都酗酒——因为他喝醉酒以后偷了钱，人们把他撵了出去。开始时冲锋队中队长约亨·萨瓦茨基护着他，因为两人交情很深，他们肩并肩地站在柜台边，用同样的液体喝得烂醉如泥。只是当这件事在朗富尔冲锋队八十四中队闹得乱哄哄时，萨瓦茨基才搞了个名誉法庭。那七个人，他们全都为这个低级指挥官作证，证明马特恩是第一次伸手去拿单位钱箱里的钱。证人们说，他在喝得酩酊大醉时曾经夸下海口。有人提到三百五十古尔登。马特恩把这笔钱全都花在杜松子酒上了。萨瓦茨基插话说，一个人喝醉以后自个儿胡说八道的话不能当做证据。马特恩夸耀说，尽管有人对他不大满意，但是“如果没有我，你们在卡尔布德就抓不到那个布里尔”。另外，他还直截了当地担保自己所做的一切：“再说，你们，你们所有的人，都一起喝得醉醺醺的。我没有偷，我只不过是在设法使气氛变得活跃起来而已！”

    现在，约亨·萨瓦茨基不得不做一次简短的讲话。听说他在搞掉瓦尔特·马特恩时哭了一场。讲话当中谈到友谊：“可是，我现在再也不能容忍任何一个猪猡呆在我这个中队了。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让自己的优秀同事完蛋。可是，同事的偷窃行为是糟糕透顶的行为。没有一种贝西尔洗衣粉，没有一种酪皂，能把这个污点洗干净！”听说他把手搭在瓦尔特·马特恩肩膀上，用哭泣的声音劝告他尽可能悄悄溜走。他可以去德意志帝国，在那里参加党卫军：“离开这个中队——可是千万别呆在这里！”

    在这以后，听说他们——九个人身着便装——进了一次“小锤公园”饭店。他们坐在柜台边，没有穿防雨大衣，也没有把脸蒙起来。他们喝着啤酒和烧酒，还吃着切成块的血肠，开始唱起歌来：“我有一个同志……”听说马特恩叽里咕噜地念了几首乱七八糟的诗，对动机的本质①道出了一些不吉利的话。九个人当中，总有一个人上卫生间。但是，没有图拉作为越变越薄的日历本坐在高腿的小椅子上，没有图拉眼巴巴地盯着卫生间的门，没有发生厅内大战——

    ①《论动机的本质》是海德格尔的一篇文章。

    亲爱的图拉：

    瓦尔特·马特恩没有去德意志帝国。演出季节持续不断，一直到二月份，上演剧目表上总有《冰雪女王》；驯鹿必须同冰雪女王一道上场。马特恩已经不是冲锋队队员了。他成为他早已忘得精光的但是从接受洗礼开始就已命中注定了的天主教徒。在这里，酒帮了他的忙。一九三八年五月，上演比林格尔①的剧本《巨人》；这个使多纳塔·奥普费尔库赫生了儿子的马特恩受到多次罚款，因为他喝得晕乎乎地去参加排练。演出季节结束时，他在河中小岛上、海港城市里和茅草堤坝上四处漂泊。见到他的人都听到他的诉说。他不仅仅在码头上、在仓库之间表演那习以为常的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的技艺，他还引经据典，自吹自擂。只是在今天，在我能够查阅一些书本时，我才零零碎碎地得到了一些马特恩当做名言集锦凑拢到一起的东西。他把基督教礼拜仪式的经文、一个绒球帽的现象学和世俗的乱七八糟的抒情诗混合成一道色拉，还必须调上最便宜的杜松子烧酒。尤其是那些抒情诗——有时候我尾随在他后面——总索绕在我的耳际，不断鸣响。这时，死者的鬼魂坐在筏子上。诗中谈到瓦砾和狂饮欢闹的宴席。我这个好奇的孩子对“紫罗兰波浪”这个词请来猜去。马特恩确定了最终目标。好心肠的码头工人遇到风从侧面刮来，没有胶合板可装时，就侧耳倾听：“……为时已晚。”装卸工人点头称是。“哦，灵魂，已经彻底腐烂……”他们拍着他的肩膀。他感谢他们：“为了该隐和亚伯，上帝穿云破雾四处漫游，在这两个人四周是一种什么样的兄弟之情啊——这里的云雾是有因果关系的，可恶的云雾，这就是晚年的自我②。”——

    ①比林格尔（1890～1965），奥地利诗人，剧作家。该剧于1937年发表。

    ②这里的引文摘自德国作家戈特弗里德·贝恩（1886～1956）于1922年发表的《晚年的自我》一诗。其中该隐与亚伯暗指马特恩与阿姆泽尔之间的关系。

    当时我只预感到，这里所说的该隐和亚伯指的是谁。我懒洋洋地尾随在他身后。他在茅草堤坝上的吊车之间跌跌撞撞地走着，满嘴都是验尸、恕罪和对死者的赞美诗。在那儿，就在那儿，后面是克拉维特尔造船厂，在感觉到莫特瓦河气息的地方，圣母玛利亚在他面前显现。

    他坐在一个系缆柱上，已经多次打发我回家去，可是我不想吃晚饭。在他那个以及其他那些没有人坐的系缆柱旁，牢牢地挂着一艘中等大小的瑞典货船。这是一个乱云飞渡的夜晚，因为这艘货船在上下颠簸，莫特瓦河对它是又推又拉。那个瑞典人套在系缆柱上的所有钢索都在嚓嚓作响。可是他却希望声音更大一些。他唱出了晚年的自我，唱出了所有的恕罪，哀悼死者的赞美诗，现在他要用钢索把它收回来。他穿着风衣和灯笼裤，一动不动地坐在系缆柱上，在喝酒之前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他一放开酒瓶的瓶颈，便继续哼那同一首歌，他的牙齿越来越不锋利。

    他坐在偏远角落的茅草堤坝旁，坐在位于莫特瓦河与死维斯瓦河交汇处的波兰之角上。这是一个便于把牙齿咬得格格响的地方。从舒伊滕木板小桥旁的米尔希彼得开过来的渡船把他、我和造船厂的工人渡到对岸去。在渡船上，不，在狐狸土堤上，在雅各布土堤上，在经过煤炭厂时，他开始咬牙齿，但最初是坐在系缆柱上喝酒，然后才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唱道：“发出奇异声响的长号①……”那个声音低沉的瑞典人附和着。莫特瓦河又挤又拉，同死维斯瓦河缓缓流出的水混在一起。那些造船厂在推波助澜，正下夜班。身后的克拉维特尔造船厂，米尔希彼得后面的造船厂，再远一点的席豪造船厂和车厢制造厂，都是如此。就连那些正在吞食自己的乌云也都在帮他的忙，而我帮忙，则是因为他需要听众——

    ①字下加黑点者原文为拉丁文。

    懒洋洋地尾随在后，充满好奇心，倾听——这一直是我的长处。

    现在，当铆钉锤沉默下来时，当所有的造船厂都不约而同地、短时间地屏着气时，剩下的就只有马特恩的牙齿和闷闷不乐的瑞典人发出的声音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风从基尔沟那边吹来。在那里，在英吉利防波堤上，牲畜正被赶进屠宰场和棚圈。在日耳曼面包厂的四层楼房里一片寂静，却又灯火通明。马特恩已经把瓶里的酒喝得精光。瑞典人溜走了。我警觉地呆在一节货车的小调度室里。有工具棚、仓库、装卸台和装货吊车的茅草堤坝斜着伸向棕色骏马堡垒，渡船在那里灯火辉煌地慢慢驶向布拉班克灭火场。他只还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再也不听钢索的摆布了。如果他不听铆钉锤的敲击声，他又可能听什么呢？是听嗓子沙哑的牛叫，还是听敏感的猪叫？难道他在谛听天使的声音？奉献自由创作。他是在阅读一行行桅头灯、左转灯和右转灯吗？他是在勾画微不足道的东西，还是在确定最终的目标？最后的玫瑰、鬼魂筏子、东边的卵石、船歌、冥府升腾、验尸过程、印加人的台地和月宫是否也在显现？茅草堤坝当然也参与其间，在两次擦去字迹之后，仍然清晰可见。它在炼铅厂和泵站上舔着市立盐仓，从侧面对着老城、胡椒城和新城，也就是说，对着圣约翰内斯教堂、圣卡塔琳娜教堂。圣巴托罗缪教堂和圣玛利亚教堂的剪影撒尿，直到一个女人穿着月色朦胧的衬衣出现。这个女人肯定是从布拉班克乘渡船来的。她走过一个又一个航标灯，沿着茅草堤坝往上溜达，消失在码头上那些像鸟儿脖子似的吊车后面，紧接着，在调车岔道之间飘然而过，然后又在一盏灯下重新活跃起来。他把牙齿咬得格格作响，越来越贴近紧靠他那系缆柱的女人：“非常欢迎你！”但是，就像她在他面前缩着身子，有一道微光在衬衣下面护着她一样，他并没有站起身来，而是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嘟囔着：“你，你说说，要在这儿干什么？你在找我，走得很累了……那你就听我说吧，玛丽亚：你知道他呆在哪儿吗？非常欢迎你，可是你现在得说说，我有什么过错，这是在挖苦他，这种事我可没法忍受。他百无禁忌，原来如此。本来我只是想训他一通：Cofutatismaledictis①……可是现在他走了，给我留下一些破旧的衣物。我在这些衣物当中放了樟脑丸，你想像得到，我在那些该死的破烂当中都放了樟脑丸！玛丽亚，你坐。这用的是从银行取出来的钱，这是真的——可是他呢？他在哪儿呢？难道说他跑到瑞典去了？要不，就是跑到他放着现钱的瑞士去了？是巴黎吧？他适合于呆在那儿。要不就是到荷兰了？到海外了？现在你总算坐下来了。这一天会变得泪如泉涌……还是小孩时——我的上帝，这个胖墩儿——就老干这些过头的事。有一次他想要圣三位一体教堂下面的一个骷髅。他觉得什么事都可笑，老是魏宁格，所以我们也有他的书。他在哪儿呢？我得找到他。你给我讲吧。非常欢迎你。可是，你要给我讲。日耳曼面包厂正下夜班。你看见了吗？谁会把所有这些面包吃掉呢？给我讲吧。那不是铆锤的声音，这些是。你坐。他在哪儿？”——

    ①拉丁文，原意为：驳斥造谣中伤。此处意为：在被诅咒者遭到拒绝之后。

    但是，那个身穿鲜艳衬衣的女郎却不想坐下。她站在石子路上，同我有两只手的距离，准备好了一句格言：“赐他们以安宁吧。你的情况很快就会好转。你将真心实意地漫游，会在什未林剧院演出。不过，在你动身去什未林之前，有一条狗会成为你的绊脚石。别害怕。”

    坐在系缆柱上的他想详细了解这件事：“一条黑狗？”

    穿着大肚子衬衣的她说：“一条冥府的看门狗。”

    牢牢钉在系缆柱上的他说：“它是木工师傅的吗？”

    她劝他：“当那条狗献身于地狱，任凭撒旦来训练时，它怎么会属于一个木工师傅呢？”

    他回忆道：“埃迪叫它普鲁托，但只不过是闹着玩儿。”

    她用食指指着他说：“它会成为你的绊脚石！”

    他想回避：“让它得犬瘟热！”

    她给他出主意：“随便哪家药房都可以买到毒药。”

    他想逼她说出来：“不过你先得说说，埃迪在哪儿……”

    她的结束语就是：“阿门！”

    我在货车上的一个小调度室里，比他们俩都更清楚：他在抽烟，现在叫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