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保存报纸。
年轻人总是对执政者抱持着“你们都是混蛋”的念头。
十年前,在我还在念大学的年代,同侪间若有人支持老态龙钟的国民党是非常奇怪的事。问理由,大抵不脱:“民进党又没有执政过,把国家交给他们……可以吗?”这种鸟逻辑成立的话,那处男就打手枪打到死好了。
在民进党代表反威权、反贪污的情势下,有点批判思想的同学几乎一面倒支持民进党,国民党在我们这些半生不熟的知识分子间简直被电爽的。
回想两千年第二次总统直选,参选人之一许信良到交大演讲,我一直对理想主义者抱持好感,便拉着两个室友跑去听了。
比起宋楚瑜到清大演讲时学生们塞满了大礼堂,对许信良感到好奇的只有三、四十人,一间普通的会议室都坐得冷冷清清。我实在替他紧张。
演讲结束,大家问的问题都有气无力,我便举手发问:“许先生,你一直强调天命在你,但民调上显示你很可能不会当选。所以能不能请你给我们一盏明灯,告诉我们除了你之外的总统候选人里,有哪一个是勉强可以当选、对台湾也很有帮助呢?”
全场骚动,许信良也怔住了。
紧握着麦克风,似乎是下定了决心才开口:“我相信,天命一定在我!”
他如此强调,但沈痛的语气已经泄漏了太多。
那一天我有点了解到,“当总统”对一个从政者可以有多重要。
投票揭晓那晚,我们一群死党聚在国中老师家开同学会,顺便看开票。
到了很晚局势才明朗,陈水扁终于在两蓝互歼下脱颖而出,在铺天盖地的瓦斯汽笛声中发表了当选演说,场面感人。
好友勃起不置可否:“告诉你,军方不会听陈水扁的话的!”
我嗑瓜子:“你投谁?”
“许信良啊。”勃起毫不迟疑。
“那军方就会听许信良的话吗?”我吐槽。
勃起楞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不会。”
我们这群死党毕竟太熟了,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极少数不会因选票倾向不同而尴尬起来的异类。
对于政治上的选择,每个人都有理由,却也都不是理由。观点常常不是自己经过思考形塑得来的,而是电子媒体给的、都是像我这种写在报纸上让你看的文章慢慢影响而形成的。
你要接受哪一种媒体那一篇文章影响,没有意外,其实都是喜好问题,而大家都喜欢将自己的喜好扩大想象成全民一致的需求。
我读社会学,了解什么是民粹,什么是集体意识,什么是操弄,什么是韦伯口中的领袖魅力。擅长感动人民的政治,几乎动摇不到我。
所以我永远记得政治唯一触动我的那一刻。
那是全开的报页上,陈致中单手在地上做伏地挺身的照片。
“那几个人都没有当过总统,谁都不知道哪一个当最好。”我告诉当时的女朋友,说:“所以我要选一个跟我们最接近的人。”
选后,一份头条印了“台湾之子”的报纸,我收藏了好多年。
两千年的政党轮替,也是许多人人生里峰回路转的起点。
陈水扁上台。王建民在小联盟短期1A投出第一个球。我开始写小说。
至今第八年。
陈水扁挥挥衣袖,留下一堆囧脸下台了。
王建民用九十四哩的伸卡球,打破亚洲球员纪录神速拿下第五十胜。
我写了四十一本书,还不要脸地硬要把自己跟王建民写在一起。
总统有任期,投球跟写作却没有任期。
那一份收藏多年的报纸,也不知不觉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
写了八年的小说,除了书从卖得哭八烂到小有成绩外,什么也没改变。
真正搞创作的人都很自我,我一直觉得单纯的自己跟复杂的政治扯不了关系。
不过陨石要砸下来你要撑伞也没用。
这次大选前,有点熟又不太熟的卡神打电话问我,想不想跟谢长廷吃饭。
“想啊,当然想啊,总统候选人耶!”我直率起来连我自己都会怕啊。
“那我就安排一下啰,到时候你可以问他很多尖锐的问题。”
“可是我不想被媒体知道耶,我只想去吃饭跟聊天。”我就是这样。
“放心啦,当天完全就是一场秘密饭局,不会通知任何媒体啦!”卡神保证。
一挂上电话,我立刻笑倒家里沙发上。
当时我即将出版一本新书“绿色的马”,书名取自五年前我写的一篇同名小说,当时写的时候完全没想太多,五年后却意外地发现这篇小说的命名有非常浓厚的政治气息。
有绿,有马,掺在一起就变成了绿色的马。
“人生没有意外。”摘自我自己。
对!人生绝对没有意外,书名既然长成这个模样,不趁机大开政治的玩笑就太浪费了。我计划想请两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帮我写序,更反常地立刻打电话给出版社编辑。
“这样好吗?”出版社编辑很吃惊:“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毕竟……”
我想得很清楚:“哈哈,我知道你在犹豫什么,政治表态当然很无聊啦,这件事好玩最重要,所以这次邀序的唯一条件就是,非得两个参选人都写不可。如果我只找谢长廷,那我就被打成绿的。如果只有马英九写序,那我就蓝到翻不了身。”
“如果真的可以两个人都写的话,那就冲一下!”编辑终于也被我说服。
“我下个礼拜会跟谢长廷吃到饭,我会亲自向他邀序,所以你们只要帮我找马英九那边的管道就可以了。”我已经开始想象那样的画面。
总之就这么说定。
到了吃饭当天,我带了女友小内,刚看完电影的两个人完全就是要去约会续摊的心情。
卡神说,除了一直强调自己心跳很慢的林义杰,一起吃饭的还有以“行为非常不正经”著称的遛鸟达人李昆霖,所以我很放心这不会是一场无聊的饭局。
不过,有个问题。
出版社在这一个礼拜来,都没办法摸进马英九的七步之内。
吃饭前,我去高级厕所大便的时候,我还蹲在马桶上在打电话给出版社紧急确认:“真的没办法找到马英九那边吗?应该总是有管道的吧?什么?太赶了一时找不到?唉,我等一下就要跟谢长廷吃饭了耶,如果我先跟他邀序了,万一马英九还是找不到怎么办?对啊!如果谢长廷答应了也写了,我总不能跟他说,由于我找不到马英九,所以你这篇我没办法用吧!那样我就超没品的啊!唉,好吧,也只好这样了。”
我很沮丧地回到座位,饭局里我便提也没提过邀序的事。
不过满脸疲惫、声音沙哑的谢长廷一坐下,竟然主动说他最近看了我的小说“杀手,流离寻岸的花”,吼,害我兴起投给他的冲动。
“很好看吼!”我高兴起来,连我自己都会害怕啊。
“很好看,写的很感人。”谢长廷微笑:“不过铁块最后很可怜。”
上菜了,当然都是好料,我面目狰狞地夹了一大堆生鱼片。
平常我们这种贱民哪有机会跟总统参选人吃饭,坐在谢长廷正旁边的李昆霖竟然没种地发抖,他说:“你看我,紧张到夹菜的手都会抖。”
谢长廷立刻响应:“除非你是要刺杀我,要不然干嘛紧张呢?”
大家笑一笑就都变得带种多了。
我一边忍住继续垄断生鱼片的冲动,一边问:“院长,大家都说陈水扁跟你私下不合,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大家都吓了一跳,但谢长廷大概对这个问题免疫了,立刻说:“政治人物好比天上的星星,同一星座的星星看起来很近,其实距离都是好几万光年。”
妙答后,又认真地说了一些他们之间相处的小故事。
我再接再厉:“那你对王世坚跳海有什么看法?”
“……”谢长廷倒是楞了一下,才幽幽说:“我希望那些新闻快点过去,我比较好打选战。”
大家都笑翻了。
大家轮流发问,越来越敢,比如陈进兴事件、李远哲被送猪头事件、谢长廷被换下行政院院长职位等等,让谢长廷的筷子几乎没夹过什么东西。
不过我也有些正经的事想要说。
“我觉得,只要施政就一定会犯错,不可能每一个政策都是对的,但从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勇于道歉,只会讲一些遮遮掩掩的话打混过去。谢院长,你也一定有犯错,如果你可以当第一个道歉的政治人物,一定会有正面的影响力。”
“你说的很好,但现在的媒体不会给你公平的机会。如果我很认真地道歉,标题一定会放大:谢长廷终于认错。其它的部份人民就会忽略,也不会去关心我的解释。”
饭局结束,我们这些贱民忙着拍照后,谢长廷微笑走进电梯。
门关上。
“民调差那么多,谢院长觉得自己最后可以选上吗?”我问谢的幕僚。
“他很有信心,认为最后一定能够逆转。”幕僚说着说着,叹了口气:“不过他这方面的运气一直不好。很歹命。”
这一声轻轻的叹气,让饭局的尾巴有点落寞的滋味。
跟谢长廷私下吃饭、乱问问题真的是很有趣的经验,在总统大选期间如果我在网志上像现在这么描写饭局,所有的绿帽子都会如雨下戴到我头上,于是我便绝口不提。
选后送帽子的人少了,懂幽默的人多了,我才想将好玩的经历写出来。
事实上我也想跟马英九吃个饭,看看他会怎么回答我的问题,不过没人邀我也没办法。毕竟没跟马英九吃一顿,导致最后“绿色的马”只好由我自己挥刀写序,非常遗憾!
不过我这么轻松旁观政治、反过来消费政治,很多人一定不以为然。
对很多人来说,饭可以不吃,但颜色却绝对不可以选错。
台湾的人民,长期被各种层次很低的政治气氛催眠成“如果台湾不是由我们来执政,你的生活就会彻底完蛋”下的信仰者。
但为什么你要傻傻相信你的生活不依赖他们的领导,就会开始糟糕呢?理想的状况应该是,人民培养出自己的、剥夺不走的竞争力,并相信不管由谁来执政,自己与家人都能安好地活下去。
八年前,有多少人抱持着忍耐的心态,想象着“如果不是这个人当总统,我的生活一定可以过得更好”,然后自告奋勇卧薪尝胆。
到了四年前的三月二十日晚上,当这些人赫然发现他们还要这样再忍受四年,只能陷入更巨大的痛苦,别无选择只好继续卧薪尝胆。
这不是那些人自找麻烦,是两种大政党连手种下了整座山的恐惧。不厌其烦帮助你讨厌对方,是蓝绿政客最大的乐趣。
现在,政党又轮替了。
度烂八年的人包下所有的餐厅庆祝,换了一批人“预备承受”痛苦的生活。
何必?
一个月前在台北,我遇过一个聪明的出租车司机。
他老神在在说,他从不真正表态,有荣民老杯杯上车他就跟着骂民进党混蛋搞台独,有台客上车他就干剿国民党挡法案挡预算,为的就是看看能不能在对方下车时,听到一句:“不用找了!”
我想,出租车司机选择了属于他的快乐、跟生存之道。
八年了,蓝绿双方的信徒们唯一共同的偏好,其实不是对经济成长的见解,而是王建民的胜投数。但从不表态的王建民拥有台湾人最强韧的憨直,你问他蓝绿,他一定会说:“我一球一球投……一球一球投!”
感谢王建民真的一球一球投下去,终究还是让我们有了美好的共识与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