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文华高中,完成了生涯第一百场正式演讲的战斗。
一直以来,对于“演讲”都有很多话想说,有的是感想,有的是想纪录特别的经验,按照我话说从头的铺陈性格,恐怕要写一系列好长的东西来谈谈演讲这件事。
我念国小时就很喜欢乱讲话、惹人注意,上课常常突然不举手就丢出一句话,弄得全班哈哈大笑(举手再讲的话,会丧失笑点爆发的时间差)。也因此每个礼拜我都会被老师写好几次联络簿。
往往我放学回家的途中,都会很懊悔我干嘛要冒着回家被揍的危险讲笑话给全班听呢?为什么老师明明也有笑,却要这样婊我呢?
到了五年级,功课表上突然出现了两堂“说话课”。
说话课当然不是给大家闹哄哄聊天用的,老师会叫同学上台讲一些每周读物(就是你得针对一本公开发下去、每个人都有的“课外读物”摘录佳辞美句、心得感想、大意等创意贫乏的东西)的感想,训练同学对着很多人讲话的勇气,增长经验值之类的。
如果说话课老师干脆逃课跑去跟其它老师打桌球……就会由班长来执行按照号码陆续上台演讲的工作,此时大家就会讲得很快,例如:“我觉得这本书很好看!”、“看了这本书,我决定从今以后要好好努力用功。”就面红耳赤地冲下台。
若老师在教室后面改作业、压场监督的话,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地上台讲感想,但效果很差,台下的人绝对睡死一片,唯一醒着的,就是害怕被台上的同学“点到”的人——因为演讲读书心得完的人,可以指定底下的任何人上台演讲。
有的人专门点好朋友(被点到的人:唉呦!你干嘛啦!),有的人专门点仇人(被点到的人绝对会一路瞪着指名人,愤怒地踩上讲台)。
有一天,我被点到了。
站在讲台上,看着底下昏昏欲睡的同学,我有种不被重视的屈辱感——
那是一种强烈的不甘心。
虽然老师远远坐在教室后面,但我突然不想说读书的心得感想。
反正,那又没有人想听。
确定没有人听的东西,我不了解,为什么要摆个样子假惺惺地说出来?
于是我开始胡说八道。
我用班上同学的名字当作角色名,即兴说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搞笑故事。确切的内容当然忘了九成九,微薄的印象里那是个大家一起在宇宙间旅行的故事。
台下的大家不只是笑,而且是狂笑。不只是狂笑,而且是不断不断地狂笑。
用大家的名字当作故事角色,也让全班同学很有参与感,不可能有人睡觉,被我说到名字的同学不断在下面拍桌大叫:“放屁!我哪可能那样!”或为了反驳我干脆一直指着自己,说:“等一下换我上去说!换我!”
底下鼓噪不已,而老师似乎一时不晓得怎么处理(大概也觉得热闹点不是坏事吧),便放任我继续把故事说下去。
我说完了,故意点了一个被我说成搞笑小丑的好朋友上台,他恼火地接在我刚刚的故事尾巴讲,试图把自己的形象硬坳成比较正常的样子。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搞笑的故事,大家照样笑得前俯后仰。
从此之后,说话课就变成了搞笑的故事接龙,而我通常都是第一个上去起头的那个人,也尝到了什么叫做“被期待”的感觉。
直到有一天,我在台上把老师的名字也纳进去故事里面演出后(我很怕老师一直没有参与感、坐在教室后面觉得被大家排挤了),才被怒气冲天的老师轰下来。这段期间我都一直一直即兴地当众编故事,“畏惧人群”这四个字老实说我蛮不能理解的,因为人群不就是用来亲近的吗?
后来上了国中,班会时间大家最喜欢选我当主席,因为我会把握每个时间搞笑,大家也觉得很好玩。不过高中时我就收敛很多了,唉,因为我受骗、天杀的迷上了努力用功读书这一码事。
阴错阳差,高中毕业后我进了全校都是好学生的交通大学。
不管是上什么课,每次课堂报告,大家最期待轮到我登台。
我除了必要的“取得分数”外,肯定会加油添醋,鬼扯一堆有的没的,因为我完全无法忍受底下的大家各自在做自己的事,只有老师一个人假装认真打分数这种事。
记得有次我上系上的选修“商业概论”还是“商业谈判”时,准备要上台报告宏碁计算机的营销模式前,班上就有点骚动,有人在桌子底下打手机叫逃课的同学快点从寝室冲来教室,因为“今天九把刀要报告”。
十几分钟后,教室里的空位全部被填满。
老实说,按照惯例我除了“真正必须要让教授觉得我有念书的部份”,其余搞笑的部份一律都不准备,因为准备了就太刻意了,我不喜欢,临场发挥才是幽默的王道。
我不负众望,让大家从头爆笑到尾。
教授很吃惊,因为他从来没看过有那么多人聚精会神地听讲,笑完之后演讲结束,全班还会鼓掌长达半分钟以上。
教授走向我,难以置信地问:“柯景腾,大家都很喜欢听你报告。”
“唉,还好啦。”
“你可不可以每一堂课都报告五分钟,然后我给你学期成绩九十五?”
“不……不要。”
就是这样。
我一直以为我不怕人群,我一直误以为我的临场反应就是一切。
我一直偏见地认为“准备充分”会带来“僵硬没有变化”的副作用。
我一直狭隘地假设底下没有笑声就是一场失败的演讲。
直到
ps:这篇眼讲的两张照片,是新竹竹东高中。三个年级一起挤在礼堂听,让我受宠若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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