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惟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而缺少抽象的辞语,像妇人的口吻……

    一、智慧

    前面一章所述中国人之德性倘能获得一共通的结论,则应为“心灵战胜物质环境的优越”。这样说法,其意义非一。不仅谓能引用人类的智慧改变充满痛苦惨愁的世界,使转化为适合人类住居的场所,它也指出一种轻视体质上的兴奋与力量之意义。孔子老早把子路训斥过一番,说他粗鲁。吾想他一定会嘉许琴妮?泰奈(GeneTunney)之辈,能与文人学士相周旋,而彬彬有礼,不失君子之风。孟子也曾区别过用智与用力二者之不同,而毫不迟疑的以智力位于劳力之上,他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为中国人从无平等之胡说,而尊敬智识阶级殆已成为中国文明之出类拔萃的特性。

    这尊重学问的意义又与西方通常的解释略有不同。因为像许多中国学者终身孜孜不倦以专致于其笼统的所谓学问,欧美学者像几位大学教授乃聚精会神以研究某一特殊的专门科目,其治学精神有时几等于病态的矜夸与职业的嫉妒,故所予人之印象远较为深刻。中国人之尊敬学者,基于另一不同之概念,因为他们尊敬学者的那种学问能增进其切合实用之智慧,增进其了解世故之常识,增进其临生死大节严重关头之判断力,这一种学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学理上是从真实的价值得来的。无论地方的或国家的纠纷,人民都盼望饱学先生下一个冷静底判断,盼望他放出眼光远大的观察,盼望他在一个关系复杂的行动和决议上获得较清楚之悟解,因之视为天然的指导和领袖;而真实的领袖亦即由于心理上的领袖而孕育成了,因为大多数普通群众之目不识丁,维持领袖地位本非难事,有时只消讲几句成语,令不识字者听之一知半解,或引用一些历史上的古训,一般人民只能从戏台上略窥一二的也就够了。引证史实常能解决争论,这是出于民族特性。因为中国人之思考是具体的类比的,此观念多少能把当前的情形纳入一般人民所能全体了解的范型。

    著者前面说过,中华民族受了过分聪明的累,像表现于他们的老猾俏皮,表现于他们的冷淡无是非心,表现于他们的和平性格者,此等性格已跟懦怯相差无几。大概聪明有理性的人都是懦夫,因为聪明理性的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倘使吾们能澄清思虑观察一下,一个人倘把脑袋向前奔撞,鼓其如发了酒疯的锐气以期迎击一颗铅弹而准备为新闻纸所激动的原因牺牲,这样的行为当然再愚笨没有了。倘他能用他的脑筋读一读新闻纸,他不会冲头阵,倘他能善自约束,少喝一杯烧酒而保持一个清静的头脑,他将理智地畏缩起来。上一次世界大战告诉吾们许多仁慈之君子,平时在大学中称一时俊彦,及大战爆发他们所忍受的心灵上的痛苦,非一般壮健而浅智者之流所能想见其万一。故私逃兵役为一个人对本人尽职之一之德行,这不是一个新兵的感觉,而是当了四年军役的士兵才始有此感悟,这实在是开放于理性的诚实人面前的惟一明哲之道。

    但是中华民族之一般的智力,在懦怯以外,亦有别种材料可用以表明。中国留学欧美之大学生多能在文学方面显其优异,著者觉得这不能认为出于拣选方法的关系。盖中国人之“心”在国内久已熟习于文学之探讨。日本人曾讥讽地予中国人以“文学国家”之雅号,盖并未说错。随手举一例子,便是现下流行杂志之大量生产,随时随地都可以产生一本杂志,只要有三四友人合作经营,不难吸收无数之著作家,名作如林,纷至沓来,直可使编辑先生头为之晕,目为之眩。昔日之科举制度,亦为一种灵才之考试,故中国人盖已久经琢磨于辞藻之美的使用法与机灵之文学特性,而诗的培养尤足训练他们养成优越的文学表现技巧和审美能力。中国的绘画已达到西洋所未逮的艺术程度,书法则沿着独自的路径而徐进,达到吾所信为韵律美上变化精工之最高程度。

    是以中国人之心灵不能谓为缺乏创造力。他的发明才能则与中国工业相等,滞留于手工艺阶段。由于发展科学方法之失败,和中国人思考之特殊性,中国人在自然科学方面是落伍了。著者深信倘能适当利用外来的科学方法,予以充分之研究便利,中国自必亦能产生大科学家,而于未来世纪中一显其好身手。

    至中国固有之智识,亦不限定读书人阶级。中国人仆役亦常具有相当智慧,故善解人意而颇受欢迎,其地位至少足与欧美仆欧并驾而齐驱。中国商人在马来,在东印度与在菲律宾,事业都极为发达,其主要原因即中国人之智巧高于土人,并出智慧所生之美德,似俭约、勤恳、坚忍、目光远大,亦常高于土人。尊敬读书人之结果,使中下阶级,亦产生一种崇尚文雅之心理,这一点,向不为外人所注意。上海西侨有时颇触恼了各大公司的售货员,因为外国人而对他们讲起洋泾浜来,却不知道他们的英语之高明,连一分离不定词(Splitinfinitive)也颇讲究。凡需要精细的工作者,中国工人很容易训练成高明的技师。你倘有兴到贫民窟工厂区去溜跶一趟,包管你碰不到像西方同样区域里头所遇到的魁梧粗壮强兽型的人物,像那些阔腮腭低额角,臂力雄健的人物;你碰到的人物却属于另一典型,他们有伶俐的目光,愉悦的容貌,和理性的脾气。智力高下不同之等级,中国人远较许多西方民族为简少,女子智力之高下分别率则较之男人家为尤小。

    二、女性型

    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女性型”这个名词为惟一足以统括各方面情况的称呼法。心性灵巧与女性理性的性质,即为中国人之心之性质。中国人的头脑近乎女性的神经机构,充满着“普通的感性”。而缺少抽象的辞语,像妇人的口吻。中国人的思考方法是综合的,具体的而且惯用俗语的,像妇人的对话。他们从来未有固有的比较高级的数学,脱离算术的阶段还不远,像许多受大学教育的妇女,除了获得奖学金的少数例外。妇女天生稳健之本能高于男子,而中国人之稳健性高于任何民族。中国人解释宇宙之神秘,大部依赖其直觉,此同样之直觉或“第六感觉”,使许多妇女深信某一事物之所以然,由某某故。最后,中国人之逻辑是高度的属“人”的,有似妇女之逻辑。一个女人介绍一位鱼类学教授不是爽爽脆脆介绍一位鱼类学教授,而说是介绍的是哈立逊上校的妹夫,哈立逊上校在印度去世了,那时正当她为了盲肠炎在纽约接受可爱的名医古拔博士的手术,你要看看他的情面啊!由于同样方式,一位中国法官不能把法律看作抽象的独立体,而看作可以重轻顺变的音节,故可随机应变,以期个别的适应,是以适应黄上校者如此,适应于李少校者可以如彼。职是之故,任何法律,倘非私情地可以适应于黄上校或李少校,便算是不近人情,所以不成其为法律。准此,中国的审判是一种艺术而非是科学。

    极司潘逊(Jespersen)写过一本名著《英吉利之生长及构成》,书中有一次讨论到英国语言的雄性品质,指出他的特点是:爱好简洁,有常识,有力量。著者极不愿反驳这样伟大的一位英国语言学权威,不过关于男女性的一点上在此贡献一些不同的意见。常识和实用的心理为女子之特性,较甚于男子。男子常喜凭空遐想,翱翔非非之境,中国语言和语法显出女性底特征,正因为语言的形式、章句法、应用字汇,显出思考上之极端简单性,拟想之具体性,和章句法之关联关系之经济。

    此种简单性最好用洋泾浜来形容,这是英国的皮肉而具中国骨子的语言。比方我们说:“Hecome,younocome,youcome,come”你实在没有理由坚持说它的意义清楚不及转弯抹角的语法“Youneedntcome,ifhecomes,andheneedntcomeifyoucome。”实际上这种简单性只有使得词句清楚。毛翁(Moon)在DeansEnglish里头摘录一段一个英国索美塞得地方的农夫在公堂上的对语,完全不知道分别主格和目的格,他的意义仍旧很清楚而明确,而且我觉得反而更容易感动。照中国的说法“他打他”“吾怪吾”意义已经十足地清晰而明了,固毋庸再加以主格非主格之麻烦。至如第三者单数动词末尾加S,他的冗杂无聊可用过去分词证之。盖过去分词之第三者单数固无特例也,实际上许多人说:“usgirl”“themthings”其意思倒从未被人误解过。著者恳挚地希望英美教授总有一天能在教室里大胆地可敬佩地说出“Hedon”。然后英国语言才能藉此洋泾浜之力,清楚动人并驾于中国语言。中国语言之简单明显可以举一个小小例子,譬如“坐食山空”四字,所包含的意义是“一个人倘不事生产,终日兀坐而白白吃饭。则虽有山样高大的财产,亦不难罄尽。”所以英国语言倘欲改良进步追及吾们,还需相当时日才行。

    中国人的思考方法之具体性又可以用她所用的抽象词句之性质,及其俗语与比喻之通用几点来表显。一个抽象的意识,她往往用两个具体的品性组合而表达之,譬如“大小”所以表达体积的量,“长短”所以表达长度,“阔狭”所以表达宽度;例如“你的鞋子大小如何?”长和短亦用判别两方争论的是和非。吾人常说:“我不喜议论人长短。”又如“此人无是非”,它的意义即谓这是一个好人,因为他保存公正的不偏态度而不卷入争论漩涡。抽象名词之殿之以“ness”一类单字者,亦非中国人之所知,中国人仅知如孟子所说:“白马之白,非白玉之白也。”这表明他们缺乏分析的思考。

    据著者所知,女人总避免使用抽象辞句,这一说可从女著作家所常用的字汇加以分析研究而证明。(分析统计方法是西方人所习惯的心智,至于中国人因为普遍的感性势力太大,不耐数字之麻烦,故用统计方法来证明似于中国人有为难处。但倘他能直接地觉察女性作品或言语中所用抽象字汇之稀少,也就够了。)所以中国人近乎女性,常用拟想的具体化来代替抽象的术语之地位。哲学色彩浓厚的字句像“Thereisnodifferencebutdifferenceofdegreebetweendifferentdegreesofdifferenceandnodifference”殆无法正确地翻成中文,翻译者大概只好引用《孟子》上的成语来代替:“……五十步与百步,有何异乎?”这样的代替,丧失了原文的切准精确性,却获得了明晓之意义,所以说:“我怎样会感知他的内在的智质之进展呢?”倒不如说:“我怎样知道他在心上转的怎样念头呢?”之来得清楚明晓,但还不及中国人之惯用语:“我又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之来得通晓畅快而有力。

    中国人之思考所以常常滞留在现实世界之周围。这样促进了对于事实之感悟而为经验与智慧之基础。此不喜用抽象词句之习惯,又可从分类编目所用之名词见之,此等名词通常都需要用意义极确定之字眼的,而中国人则不然,他们大都探取最能明晓浅显的名词以使用于各种不同的范畴。因此,中国文学批评中有许多形容各种写作方法的不同的表衬辞句;有所谓“蜻蜒掠水”谓笔调之轻松;“画龙点睛”谓提出全文之主眼;“欲擒故纵”谓题意之跌宕翻腾;“单刀直入”谓起笔之骤开正文;“神龙见首不见尾”谓笔姿与文思之灵活;“壁立千仞”谓结束之峻蛸;“一针见血”谓直接警策之讥刺;“声东击西”谓议论之奇袭;“旁敲侧击”谓幽默之讽诮;“隔岸观火”谓格调之疏落;“层云叠嶂”谓辞藻之累积;“湖上春来”谓调子之柔和,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句句都是绘声绘色,有如bowwow(狗吠)PoohPooh(轻视)singsong(慢唱)那套原始式的语言。

    如此拟想的浪费,与抽象用语之贫乏,不免影响写作的格调。因而及于思考之式态。一方面固增进活泼之性状,另一方面,他不难退化于无意义的装饰而不具充实之内容,此等缺点为中国文学史上某几个时期的苦闷的罪恶,直到唐代,韩愈始大声疾呼,树起反抗之旗帜。这种装饰文字所谓骈骊文的格调深具表现精确性缺乏之弊病,而其优点为最佳之“非古典派”小说中所表现者,为一种闲游的散文,富有新鲜通俗而含着农村的风味,有似英国文学中之史惠夫脱(Swift)与第福(Defoe)的作品。故从英文译为中文,其中最感困难者为科学论文,而从中文译为英文,其中最感困难者则为诗与骈体文。盖这一类文字,每一个字眼含有一个意象焉。

    三、缺乏科学精神

    中国人思考特性之详细讨论,已使吾人了然于中国自然科学之所以不发达。希腊人之能奠定自然科学基础,因为他们的心灵本质上是一个分析的心灵,此事实可由亚里士多德时代之灿烂的文明来作证,埃及人发展数学和天文学,都得需要分析的心灵。印度人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文法。中国人虽有一切固有的知识,却从未发展文法的科学,而他们的数学和天文学都从海外输入。因为中国人的智巧好像只知道悦服道德的“自明之理”,而他们的抽象用语像“仁”、“义”、“忠”、“礼”,已属十分普通,他们的精密意义自然而然已丧失在模糊的普遍性里。

    周代哲学家中,只有墨子和韩非子二人遗留给吾们以精确辩论的文体。孟子无疑为一伟大的诡辩家,但他却只注意那些较大的字眼如“利”与“义”。其余像庄子、列子,则竞尚隐喻。墨子之弟子惠施与公孙龙亦为雄健的诡辩家,喜巧设难题以为大观于天下而晓辩者,至谓“卵有毛”“鸡三足”“犬可以为羊”“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热”“轮不辗地”“龟长于蛇”“飞鸟之景未尝动也”“狗非犬”云云。汉代学者虽距战国未远,却于学术上未有新发展,仅致力于前代经书之训诂而已。晋代继之,学者则复兴老庄之学籍其直观以解决人生宇宙之神秘。因而实验一事,从未计及,科学方法更无发展之机。宋代理学家掺入佛学思想,重行笺注孔教著作,制为训育心智、健全道德之规范。他们的治学态度,以能洞晓大义、不拘细节著名。故宋代学者之哲学为最不合科学之哲学,亦竟可以说是根本未有哲学。直至清代才发展一种比较治学方法,这种治学方法立刻使清代学术放出空前的光彩。

    中国人之心灵何以不适于科学方法之发育,其理甚显。因为科学方法除了分析之外,常包含愚拙而顽强的苦役的钻研。而中国人则信赖普通感性与内省的微妙之旨,故疏于分析。至于归纳法的论理,在中国常被应用于人类的相互关系(人伦为中国人最感兴趣之题目),在西方往往有流为呆笨之结果,此例在美国大学中尤数见不鲜。就是今日用归纳法所作之博士论文也得使培根痛哭于地下,真是死不瞑目。在中国,大概没有人会那样愚笨,好似写一篇研究冰淇凌的论文,经过不断的努力之后,却宣布其犹豫不决之结论谓:制造冰淇凌所用糖之主要作用为使之甜。或有经过长时期井井有条之研究,发表“四种洗涤盆碟方法之时间与动作之比较”,而复得意洋洋自以为觉察了一个新的学理,即“屈腰与提举的动作是疲劳的”。或则写一篇“棉花内衣霉菌量之研究”,而发表“霉菌数量之增殖,与外衣退去所需时间成正比例”。数年前,报纸上曾登载一篇通信,记述芝加哥有一位大学生,专事精密研究各种书信格式之感动力,结果发觉一大原则,即“字迹愈深,则愈易注目。”

    如此愚拙的工作虽在商业广告上或许有用,实际上依著者愚见其效力只等于中国人一瞬间的普通感性与直觉,著者曾见过一幅极精美之插图,登载于Punch杂志中,那插画画着一个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的圆桌会议,他们正在把许多解剖了的猪体加以检测,一支寒暑表插在猪头的长鼻孔里,前面则挂着一串珠链,检测结果,乃一致决定:“猪猡见了珠宝,并不发生反应。”这样描写,并不能算作侮辱科学方法。盖路却斯脱大学开松教授(Cason)曾在第九届国际心理学家年会中宣读论文一篇,其标题为《普通烦恼之起源及其性质》文中区分烦恼种类至二万一千种之多,其后去其性类相同、重复暨非纯粹之烦恼,最后缩减至五百零七种!他又把这五百零七种分归数类,像食品杂有毛发者二十六种征兆,见了秃头颅者二种征兆,起于蟑螂者二十四种征兆云。

    有许多呆笨苦役里头,当然包含着一部分真实的科学功绩。只行真实的科学训练,能使科学家乐于研究细微事物如蚯蚓也有保护的外衣之类,而科学之逐代发展达于今日灿烂光辉的阶段,也自此等细小的发现积累而来;缺乏这种科学眼光而具大量之幽默与普通感性,中国人势必轻视研究蚯蚓或金鱼生活之努力,觉得此等事,读书人不屑为之云。

    四、逻辑

    再进而谈到中国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中国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中国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性: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性中感到。中国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性。凡性质类似强辩的理论,非中国文学所知,因为中国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中国遂不见其发达,欲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中国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中国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真实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学者总欢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吞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中国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高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日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性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日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性之对峙,在中国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普通感性往往较为高明,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普通感性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体看待。妇女具有比较男性为高强之普通感性,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吾宁愿信赖女子的判断强于男子的判断。她们有一种方法,能估量一种情况的整体会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乱。中国小说之最佳者如《红楼梦》、《野叟曝言》,女性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而她们的语言,有一种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圆滑而完整,具有十分迷人的魔力。逻辑而缺乏这种普通感性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有了一种意见,很容易用他的文学性的脑筋把种种论据曲解文致,使满足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里头的加索绷先生一样,竟至不能体会人人所能体贴的爱妻的生活。

    此所谓普通感性自有其性学的基础,那是很有趣的。中国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性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的混合,中国人称之为“情理”:情即为人类的天性,理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韧的人类本性,而理代表宇宙不变的法则。从这两种元素的结合体,产生人类行为的是非和历史的论题的判断标准。

    这个特征或可由英文中“理”与“情”的对立的意义中见其一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论理的而不是讲情理的动物。中国哲学也容认这个说法,但却加一补充,谓人类尽力成为有理性即讲情理的而不仅仅为论理的动物。中国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为道理是抽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趋向于逻辑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较为实体论的,较为人情的,并密接于观实而能认识正确的地位的。

    对于西方人,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那是够满足的了,而中国人则不然。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确实,“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因为一个学理可以根本违反普通感性而却很合乎逻辑。中国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此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性的信仰在中国人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结果产生了“中庸之道”,这是吾在下面将要讲到的。

    五、直觉

    话虽如此,此种思想方式自亦有其限度,因为普通感性的逻辑,只能适用于人事和人类行为上,但不能适用于解决宇宙之奥妙。你固然可以推人情以止息人们的争论,但不能勘定心肺的关联的位置,或决定膵液的功用。因此天象的神秘和人体内容的奥秘,中国人只有委之于直觉。因此有许多学说,未免过于奥妙,盖中国学者直觉地察悉心脏位置于胸膛的右偏而肝脏位置于左偏,有一位鸿博的中国学者大概是俞正燮,他的卷帙浩繁的笔记《癸巳类稿》传诵遐迩,为世所重,他曾发现一本基督教会翻译的人体解剖学,书中谓人体的心脏位于左偏,而肝脏位于右偏,因此下了一个粗鲁的断语,说是西人的内脏组织是不同于中国人的内脏的。从这一个重要结论演绎出来,又下了一个推论,说是因为他们的内脏组织之不同,他们的宗教信仰自亦必相异——这个演绎的推论为直觉论理法很好的标本——职是之故,只有内脏组织不完全的中国人才会信仰基督教。这一位博学的著作家又怯生生地说,倘使耶稣教会知道了这个内容,他们大概不会再这样够劲儿的在中国传教,而收容内脏不完全的畸人为教徒了。

    这个论断不是开玩笑,却是很正经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中国人的直觉的典型。于是有人觉得科学方法毕竟有些道理。因为用了科学方法虽然你得小心关切像“糖在冰淇凌制造中主要作用在使之甜”这种发现,但也可以用别种幼稚的思考像上述笔记所代表者以图省事。他至少能够用自己的手扪一扪自己的心房的跳动,可是中国读书人是所谓书香子弟,从来就是只开口不动手的。

    中国学者这样免去了劳目劳手的愚拙苦役,而具一种基于直觉的质朴信仰。中国学者竟复依据之进而解释人体和宇宙之神秘,至感满足。中国全部医药学和生理学乃根据于道家的五行说——金木水火土。更以人体的组织为宇宙的雏型。肾代表水,胃代表土,肝代表火,而肺代表金,心代表木。非此,几无以施药物。一个人患了高血压,则认为是肝火太旺;患了不消化症,则认为土太旺,泻药可用以增进肾脏之作用,盖所以助养水行,而不消化症却往往而愈。倘遇神经错乱,则可以饮清水并服镇痛剂,庶肾水上升,稍杀肝火之势,因而维持其精神之常态。无疑地,中国的药物是有效的,问题乃在其诊断之学理。

    中国人这种思考方法是残存有原始民族之特性的,直觉的思考既无需科学方法之校正,故具有较为自由之余地,而常常接近质朴的幻想。有几种中国药物乃基于文字上之游戏性质的,或为一种奇幻的联想。蟾蜍(蛤蟆)因为生有绉栗之皮肤,即用以治疗皮肤病;又如一种生于阴冷山谷深涧中的田鸡,则认为于身体上有清凉之效用;最近两年来,上海新闻纸上常年登载有出售“肺形草”的广告,此草产生于四川,据称系肺痨病之最良治疗剂。诸如此类同样的奇说,不计其数,至谓小学生不可食鸡爪,食之则会养成抓破书籍之习惯,更属想入非非。

    中国人对于文字之魔力,迷信至深,可从生活的各方面证之,此等特性既非逻辑,又非普通感性,乃不外乎一种原始民族时代之心理。幻想与真理之区别,从不加以分辨,亦无意从事于分辨。蝙蝠和鹿常为刺绣出品中很通行的题材。因为蝙蝠之蝠谐音“福”,而鹿字谐“禄”也,中国新郎新娘成婚后,得吃一顿成双酒,席上一定有一颗猪心,它的意义是新夫妇吃了此心,将来终身义结同心。

    那也很难说究有多少事情是郑重其事的信仰,又有多少是游戏性质的幻想。不过有许多禁例真不是玩的,比方你在船上进膳,千万莫把鱼翻身,要是你真把鱼翻一个身,那船夫便会狠狠着恼,因为鱼的翻身,提出了船舶翻身的暗示。他也不见得十分清楚这是煞有介事还是无介于事的,但人家都如此说,如此忌讳,他却也不愿费心费力去研究稽考以图证实。这是一个心理阶段,介临乎真实与假托之间,真假混淆,富含诗意,有似黄粱一梦中之境界。

    六、拟想

    质朴这个意思该先明白,因为它是引导我们走进中国之拟想的与宗教的世界之前导。关于宗教,乃指一个极乐的天堂与一个惨酷的地狱,并实体而生活的鬼神,非为波士顿一神论者(BostonUnitarians)所谓“天国……存于汝身”之说,亦非如亚诺尔特(MatthewArnold)所信之“不可拟人的,无定形的,存在于吾身,围绕于吾身,主张正义之权力”之说。

    所谓拟想的世界,并不限于目不识丁之辈有此信仰,圣哲如孔子,亦曾表现某程度的质朴的拟想,当他论及鬼神,他这样说:“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可见其说道鬼神,于心甚安,真是天真可爱,故又说:“祭神如神在”“敬鬼神而远之。”至他的对待鬼神的态度则宁愿彼此互不相涉。

    韩退之为唐代一大文豪,亦为拥护孔教的一大健将,他继承着孔子这种天真的态度。当他谪居现在的汕头附近的时候,适有鳄鱼为患,他遂写了一篇声调铿锵的《祭鳄鱼文》,一若鳄鱼竟受了他这篇优美雄健的文章所感动(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章能手之一),照他自己的证述,鳄鱼从此不复出现于此县。韩退之到底诚意的信仰此事与否,殊无益以考究。倘欲发问这个问题,即是误解了实况,因为他的回答十之八九将为:“吾何以能知其真,然足下却何以知其非真?”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论的论调,既承认解决此等问题,非吾人智力所能胜任,倒不如漠视而过之。韩退之为具有伟大胆识者,而且不是一个迷信人物,因为他是著名的《论佛骨表》的著者,在这篇文章里,他劝皇帝勿遣代表去迎佛骨。我想当他执笔写祭鳄鱼文时,一定在暗暗好笑。另有几位胆识伟大的人物,具有较强的辩证力,像后来的司马温公,他力辟佛教地狱之说,提出一个质问:为什么中国未闻佛教学说以前从不梦及地狱之事,但是这样的辩证方法便不是中国精神的典型。对于我印象最深之中国幻想的特型人物,是像《聊斋志异》等中国文人从幻象演绎出来的女鬼故事,尤其那些被遗弃而抑郁以死和屈死的女子的幽灵。他们附着于婢女的身体而申述其愿望于生人,或由已死的情人,复来缱绻,且为之产子。这种故事,充溢着人类的情感,最为中国人所爱读。因为中国的幽灵,奇妙地酷肖生人,而女性的幽灵更为可爱:她们也有多情善妒的,或至享受着一部分平常人类的生活。

    据此等笔记所描写,倘有书生孤斋夜读,遇此等幽灵鬼怪出现,倒不甚可怕。盖当灯火黯淡欲灭,有书生蒙眬而入睡,忽闻绸衣窸窣声,及睁眼视之,则一丽姝,可十六七,慧秀娇媚,光华照人,方睨之而笑。她们往往为多情热烈之少女,我盖深信此等故事而为孤寂书生引以自慰之愿望。她也能用种种狡黠手段罗致财帛以助情人之贫乏;也能体贴护侍他的疾病,其温润慈和胜过于现代之新式看护。更奇者,她有时还能替他蓄聚金钱,当他作客他方,她复能耐心地为他守候。所以她也能保持贞洁的节操。如此同居恋爱的时期,少则三五日、数星期,至可延长及一世之久,直等她替他生了小孩,孩子又长大成人,应试及第,及至荣归乡里,则忽失故居所在,但见古墓荒冢,有一穴穿于地下,其中躺一已死之母狐。因为此当年所谓丽姝,即中国人津津乐道的狐仙之一。有则她忽然隐逸,临去却还留一短笺,叙明她实为一狐狸,但欲享受人生幸福,因来缱绻。今见彼等已能发达,伊深为欣慰,但愿彼等恕伊之孟浪,末复致其恋恋不舍之情云云。

    这是中国人拟想的典型,其幻像非若高翔九天之上,而将心上的幻影披以奥妙,予以人类之情感与忧郁。它具有一种蛊惑的美质,使人信以为真,不求完全合理,亦不可明确地解释。中国人之幻想的美质一向未为人所注意,感将于此翻译一段故事,叫做《倩娘离魂记》,系出于唐人手笔。著者固不能确断此故事之准确性若何,但知此事迹约当纪元六九○年前后,适值武后当政时代。吾国之小说,戏剧和其他文人著作,往往多有类此典型的故事,其内容乃将神异的事迹写成可信,因其逼肖人类之性质。

    天授三年,清河张镒,因官家于衡州,性简静,寡知友,无子,其女二人,其长早亡,幼女倩娘,端妍绝伦。镒外甥太原王宙,幼聪悟,美容范,镒常器重。每曰:“他时当以倩娘妻之。”后各长成,与倩娘常私,感想于寤寐,家人莫知其状。后有宾察之选者求之,镒许焉。女闻而抑郁,宙亦深恚恨,托以当调请赴京,止之不可,遂后遣之。宙因恨悲痛,决别上船。日暮至山郭数里,夜方半,宙不寐,忽闻岸上有人行声甚速,须臾至船;问之,乃倩娘步行跣足而至。宙惊喜发狂,执手问其从来,泣曰:“君厚意如此,寝食相感,今将夺我此志,又知君深情不易,思将杀身奉报,是以亡命来奔。”宙非意所望,欣悦特甚,遂匿倩娘于船,连夜遁去,倍道兼行,数月至蜀。凡五年,生两子,与镒绝信。其妻常思父母,涕泣言曰:“吾曩日不能相负,弃大义而来奔君,今向五年,恩慈间阻,覆载之下,无颜独存也!”宙哀之曰:“将归,无苦!”遂俱归衡州,既至,宙独身先至镒家,首谢其事。镒大惊曰:“倩娘疾在闺中数年,何其诡说也?”宙曰:“见在舟中。”镒大惊,促使人验之,果见倩娘在舟中,颜色怡畅,讯使者曰:“大人安否?”家人异之,疾赴报镒。室中女闻喜而起,饰装更衣,笑而不语,出与相迎,翕然而合为一体,其衣裳皆重。其家以事不常,秘之,惟亲戚间有潜知之者。后四十年间,夫妻偕老,二男并孝廉,擢第至丞尉。

    大概宇宙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充分解释清楚,至颇有余地以容纳这样的幻想之存在。拟想的正当用途,乃以“美”装饰这个世界。比方像在道德的领域内,人类智力乃用以转变这个世界使成为满足人生的场所;而在艺术的领域内,是用拟想的天才在这个劳苦乏味的世界上撒布一层美的薄幕,使它生动而适合吾们的审美的享受。在中国,生活的艺术,与绘画、诗,合而为一。十七世纪末期,大文学家李笠翁在他的戏曲《意中缘》里有这么两句:

    已观山上画，

    更看画中山。

    拟想引用其潜思冥索,将贫愁化入美境,吾人读杜甫诗,此旨最能明显。美可以存在于茅舍中,亦可以存在于蚱蜢、存在于蝉翼中;最稀奇处,美亦可以存在于岩石中,世界上只有中国人会孤零零画一幅峋嶙残罅的怪石图。悬诸壁上,欣赏终日而不厌,此等怪石非为凡尼斯或馥劳伦斯的雕像,而是不加修饰的白描的艺术,存留着自然形态的粗鲁的韵律。吾们的审美享受即出自此等艺术中。的确,中国人的心是极端的精细的,几可以从一颗小小的石卵探索其美质,因为他们总是兴奋地从这个悲愁惨苦的世界上摄取最后一分的快乐。一幅孤零峥嵘的怪石,或一头猫儿密视草虫的绘画真是最配中国人胃口的艺术,它们可以让一般人闲情欣赏,悠游卒岁,虽战争爆发于户外而不顾。从平凡生活中寻求美,是中国的拟想之价值,真和华兹华斯(WordsWorth)一样,华兹华斯为英国一切诗人中最富有中国精神者。明末学者萧士玮,在雨点中也感到了美,他在笔记中说:人倘在雨点中久立而不去,可以体味出一种美的感觉来。这样的说法即为一般通行之笔记体裁。但这不仅是文学的要旨,亦为人生的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