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们想到洒满阳光的雪地里去走一走，于是便朝着什宾德莱尔磨坊和糖厂走去。可是刚走到列纳尔那个滑雪道纵横的谢里山坡，我丈夫便停下了脚步，他发现那儿有大队滑雪人马，还有流动快餐部，小桌子、小凳子。上面竖着一块标着“起点”二字的横幅，另一头则挂了一块“终点”的横幅。所有滑雪者都像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正式参赛者一样身上别上了号码，有些人在热身练习，转圈儿、活动肩膀、向前弯身，明显地是在准备比赛。组织者们非常严肃地核对参赛者的名字。原来这是分成两个组的老年人滑雪比赛，六十岁以下为一个组，六十岁以上为另一个组。参加比赛的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可恰恰这些孩子气的老头儿还相当认真地准备了这场比赛。有位组织者对我丈夫说，这种比赛每年举行一次。那些曾经参加过正式比赛的、所有每年参加州级滑雪比赛的朋友们都聚集到这里来，有的为参加这项比赛甚至每天都骑自行车和跑步锻炼，有些早已退休了的甚至进行两个阶段年龄的训练。因为参加这一老年人比赛要给予特别的几乎是生命攸关的考核，看看是不是还有能力不仅参赛，而且从这十项奖中获得一项什么奖。

    ……比赛之前彼此还有个笑脸，互相拍拍肩膀，在比赛之前大家彼此之间还是朋友，互相开开玩笑，互相询问一些日常情况：现在一天喝多少矿泉水等等。同这些参赛者一道来的还有他们的妻子、亲朋好友，有的参赛者在赛前甚至还喝上一点儿燕麦粥，其他人或者吃了香肠蘸芥末，整个这一群老年人的参赛群表现得像一帮小男孩。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快活的老人，从有些人的脸上马上能看出来，曾几何时他准拿过共和国冠军赛的某些奖项，不仅从他们脸上，而且从他们那套滑雪行头也可看出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有着奥地利和意大利牌子的滑雪板。在组织者根据名单给参赛者们分发号码之后，他们的妻子和朋友便帮他们别到背上。从他们背上别了这个号码的这一瞬间起，彼此之间的交谈便骤然停止，玩笑也没有了；从这一瞬间起，这些参赛者好像已经互不相识，甚至彼此看对方的眼神也带有敌意。然后组织者掐着秒表将参赛者一个挨一个地放上跑道，沿着谢里山坡滑去。我丈夫牵着我的手，沿着旁边的一条小路一直跑到滑雪道拐弯的地方，这条滑雪道，一拐弯又回到了“起点”，然后是“终点”……

    这条滑雪道旁边站着不少观众，主要是参赛者们的亲属。参赛者们如今一个接一个地想尽最大努力滑快些。我从他们的脸上看出来，他们对待这场比赛认真得要命。有的参赛者摔倒了，他们艰难地爬起来，觉得很丢人，这些人肯定是些工程师、博士什么的，是滑雪俱乐部的成员，他们在派他们来参加这个比赛的城市里肯定被称为滑雪专家。电视里在转播这次了不起的、简直跟世界杯赛差不离的比赛时，肯定大家都会看见他们，并内行地评论他们。如今那些摔倒的人把这看做极大的耻辱，他们飞快地爬起来，努力去追那些滑到前面去了的人。我丈夫从他们耷拉着和满是汗水的脸上和他们的行动中读到了这一切。在这以后，我们曾见证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参赛者想超越另一个参赛者，可是那个滑在前面的人死活不肯让路，甚至故意挡着他后面追赶者的路，于是彼此嚷了起来：“让我过去!”那个不想让他的朋友超越的人却回答道；“没门儿!”这场老年人滑雪比赛于是成了你死我活的竞争。

    有些参赛者已经滑到了我们下方的那一段路上，转弯的时候他们已经累得不行了。他们汗如雨下，脸上流露出恐惧的表情，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大概参加不完这场比赛……可是这里站着他们的妻子，还有他们的朋友，他们跟着这些精疲力竭、在勉强挣扎的参赛者跑了一小段，冲他们大声喊叫加油，递给他们一塑料杯饮料让他们恢复精神。他们的妻子乃至朋友都已经不把这场比赛看做是老年朋友的一种友好会见，而把它看做影响到个人威望的问题。特别是当哪位参赛者滑到了另一位的前面时，只听得他们用嘶哑的嗓子彼此喊着、骂着、碰撞着……于是出现了这样一件事：一位参赛者正要超越另一位滑在前面的人，结果互相绊倒在一起，滚到云杉林中，柔软的雪花落在他们身上，尽管在“起点”处他们曾互相搭着肩膀、彼此友好地谈笑过，可如今双双躺在这里，两人的滑雪板、两双手、滑雪棍都搅在一起，甚至连两张脸都贴在一起，可他们互相气恼地吼着，那个被绊倒的无辜的受害者气愤至极竟然咬了一口他这位朋友的耳朵，顿时鲜血直喷。

    后来他们俩总算各自滚到一边去了。其中的一位继续去追赶前面的人，另一位，即被咬了一下耳朵的那一位仍然按原样躺在那里，大声嚷嚷着：“你这混蛋!我要告你去!必须取消你的参赛资格!”他就穿着那身漂亮行头跟个小宝贝一样仰躺在那里，后来翻过身来，靠滑雪板稍微活动了一下，可是谁也帮不上他的忙，因为他拒绝人家帮他这种忙。他一直想滑下去，至少滑到终点好立即去告那个人。我丈夫看了我一眼，我已经知道，我了解我的丈夫，没等他开口，我已经明白他想要说什么……我从他的眼睛里已经看到他对那次孩子们在什罗斯贝克山下的双轮滑板车比赛的回忆。那次比赛对于这些孩子、尤其是他们的妈妈来说也是一次性命攸关的比赛。我们沿小路蜿蜒而上回到终点。参赛者们这时正在终点线那儿开始最后的冲刺，的确使尽了最后一点气力，所有的人都快要得梗塞了……

    两个老头的距离挨得很近，他们的妻子和朋友们都在冲着他们喊叫，为他们加油，跟着他们一块儿跑，实际上成了这些妻子和朋友们的比赛，他们根本不考虑，他们的参赛者也许会倒在终点，因虚脱而一命呜呼。最后反正只能由其中一位老者得第一名。

    那第二位到达终点的弯下身来对着躺在地上的优胜者不友好地说：“你这废物，当时你要是放我滑到你前面去，我肯定会比你现在的成绩要好！”他也侧身倒下，急促地喘气作深呼吸，用雪凉一凉自己的脸。晶莹的白雪和灿烂的阳光普照着大地。参赛者们一个个到达终点，组织者们将他们到达的时间一一记录在纸上。前六名到达者的妻子和朋友们已经给他们披上了毯子。奇怪的是这些几乎要斯气的优胜者如今他们那张难看的脸又舒展开来，而且有了笑容，他们的笑脸简直像洋溢着幸福的孩子们看到圣诞树上的礼物时那群可爱。

    ……连第十名也跑到了终点，他倚着滑雪板向前倾斜，汗滴从他耷拉着的头上掉下来，即使只得了第十名，看他抬起头来那样子也显得很高兴，仍旧是老年人滑雪赛的一名骄傲的优胜者。他接受了人们的祝贺。前十名参赛优胜者彼此握手道贺，他们微笑着、搭着肩膀，感觉幸福极了。后来那些已经得不到任何奖项的老人也滑到了终点，他们面带愧色，其实很可能他们使出的劲儿比那前十名还大哩!可是这群人到达终点时没有人对他们表示欢迎，没有人为他们鼓劲，没有人冲他们喊加油，也没有人陪着他们冲刺。他们的妻子没有好脸、也没有好气地将毯子扔给他们，这些妻子一抬眼睛，从她们的眼神中就可看到，实际上是她们输了这场比赛。于是出现了两组人群：一组是那欢天喜地的前十名，另一组是那些参加了比赛，只是滑到了终点的人，所有这一群人都不高兴，像犯了什么罪过似的不好意思。有一个人甚至将小汽车停在林子边，当他作为第二十名滑到终点之后，便立即脱下滑雪板，跑向自己的小汽车，实际上是艰难地走到小汽车那儿，将滑雪板绑在车顶上，跳上汽车、关上门……组织者跑过去喊他：“博士，我的上帝，您这是干什么呀!”那位博土几乎是哭着对他嚷道：“您再也不会在这里见到我了!拜拜。”一踩油门，车轮立即在乎坦的雪道滑动起来，然后开走了。组织者们从汽车两旁敲着车窗，可那位不幸的参赛者毅然开上公路朝下往伊莱姆尼采方向驶去。这时组织者从吉普车上端出那些奖杯摆在阳光下，把这十个奖杯放在一张铺着白台布的桌子上，一尊尊光芒四射。然后这十位老年优胜者站成一排，又一次接受祝贺、老年滑雪比赛主席的官方祝贺。那些只是参加了比赛而未得胜的人耷拉着脑袋站在旁边，他们因没有得到一个什么奖杯而至今没转过向来。我丈夫小声对我说：“你要是看到那些诗人、作家是怎样嫉妒，相比之下这才算不了什么哩!小姑娘，他们可会骂娘哪，简直可以就此提出起诉。他们彼此嫉妒得不管走到利本尼的哪座楼，到处造谣中伤对方。

    当然你在这里看到的精景只能算是刚学走路的娃娃们的哗啷棒儿，小玩意儿。你没看到那些画家，要是有谁得了国家奖而另一个人没有得，他们是怎样互相吼叫或者彼此一辈子不讲话的吗?可是小姑娘，你注意！你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我们社会，而且是整个人类的一个象征性的画面。可根据黑格尔的学说，这就是历史的动力，是世界发展的动力。只有这个人，只有这个群体，一个善于变得年轻和取胜的群体才有权晒太阳。”我丈夫又在高谈阔伦，我只是随便听着。我因看到这些而感到身体不舒服，便说：“我不想去糖厂了。我想回家。”“回家?”到我们住的伊莱姆尼采小木舍得步行一个钟头。在颁奖前那一瞬间就像魔杖显灵似的，那群失败者突然变得开朗起来，他们突然互相瞅了一眼，那张哭脸渐渐变得和气了，一个个地对他们刚才的表现显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昂起头，然后表现出他们已经克服了刚才那股丧气劲儿，走进优胜者中间，向他们表示祝贺，而且很诚恳，连他们的妻子也摇晃了一下脑袋，仿佛要甩掉那无谓的烦恼和痛苦，纷纷同优胜者们的妻子握手道贺。大家又都开始了欢声笑语，开始痛饮冰冻香槟和起着泡沫的葡萄酒，用捷克斯洛伐克旅行社的流动小吃店的杯子斟了一杯又一杯，连那个挨咬了耳朵的人也过来向咬他耳朵的那位选手道贺。手里揣着香槟酒杯发誓说下次定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就咬破他的耳朵作回报，让老天爷乎息怒气。我丈夫又在说教、又在低声给我讲解说：“小姑娘，等我哪一天带你到柏林、到东柏林去，我一定带你去参观帕加马博物馆，那里有一块希腊人战胜高卢人的浮雕，这种浮雕实际上是部电影，在那里有着希腊人战胜高卢人的漫长过程连环图，其中浮雕里最美的一段是当时有一个年轻的高卢人看到他们打了败仗时，先是用剑杀死自己的妻子，然后将自己刺杀了。雕塑家们对被打败的敌人的这一同情是对希腊人打败高卢人的最大装饰。那个老年滑雪比赛杯该由那个被咬坏耳朵的人来获得……明白吗?”

    第二天我留在家里。我丈夫却爱出去逛，他乐意独自走进冬天的童话，一个人到糖厂去解解馋，到什宾德莱尔磨坊去转一转。我却躺在家里，两眼望着天花板，老是看到那个因为打了败仗先是杀死妻子然后杀死自己的高卢人，而且我还看到那位雕塑家如何满怀同情和勇气想到要将这一组悲伤的群像放进这块本该只是歌颂胜利者的浮雕里去。我仰面躺着，望着天花板，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那时候的民族虽然可能更残暴些，但同时也更高尚一些，他们竟能对他们的手下败将寄予如此多的同情。我这么仰面躺着，从天花板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尽管我根本没参加战争，可我也属于被打败了的德国人中的一员，我曾经在劳教营中呆过，可是谁也不同情我，尽管我不得不在地里干活，吃茶点时我又不得不同德国人坐在一起。

    离我们这些担惊受怕的人不远的地方坐着些女工。有一天我饿得要命，女工们吃着抹了黄油的面包，她们中间的一个看到我的眼睛时，便伸出那只拿着黄油面包的手，可是当我站起来，将手伸过去接那块抹了黄油的面包时，那女工却把子缩了回去继续吃。我当时很难堪地站在那里，德国女人们皱着眉头看我，女工们打着哈哈嘲笑我，没有一个人同情我。就像我丈夫说的，一报还一报，我这无辜者只得承受。但是那次有关黄油面包的情景直到今天还留在我的心里。后来我丈夫回来了，一股子啤酒味儿，他坐在床沿对我说：“小姑娘，那场老年滑雪比赛昨晚有个令人难受的结局：所有参赛者和他们的亲友们同时庆祝胜利与失败，一个劲儿地喝酒。快到半夜时分那些得胜者都去洗桑拿浴了。而那比赛的第一名，在大家都已离去之时还留在那里。早上人们没法在旅馆里找到他，于是跑到桑拿浴澡堂去看，发现他一半已被烫伤，晕倒在一块滚烫的离温石英板上。将他抬起来时，从他身上掉下来一块肉……小姑娘，活在这世界上并不那么简单啊……”大家都以为我丈夫是个有福气的人，说我能得到这么一个丈夫，哪个女人都得眼红我，以为跟我丈夫过日子准是非常愉快和幸福的事。

    可实际上完全是另一码事。我丈夫是一个很不安宁的人，总在游移，想呆在别的地方。他不管做什么事，总是快手快脚的，为的只是尽快了结，好到别的什么地方去。到了另一个地方他又不满意，一心想着回到原来的地方来。我丈夫一直处在一种像在赶火车或赶着去看什么演出的状况中。穿衣服的时候也一样，我丈夫早就穿好了衣服，其实他从没穿好过衣服，连他妈妈也说，我丈夫穿衣服的时候总是缺少那的，总是边走边穿，经常得小心，免得磕着碰着或扎着眼睛，还得小心别把大衣连衣架一起穿到身上。他甚至连吃饭也着，老是看着窗外，老是不看他正在干着的事情而看着别处。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他为了不用看我，便望着别处。当他偶然看我一眼，当我们俩的目光相遇时，我便看到他会因此而很别扭，一心希望我赶快离开或者让他呆在一个我不在的别处。

    尽管他有那么多的时间那么多的闲工夫，因为我总是整天不在家，而他下班回来有足够的时间，几乎一直到半夜，可以写点他需要的东西，可他还是那老毛病，赶上我在上班，他便又在利本尼逛，一会儿回家，一会儿出去，一会儿坐下，一会儿站起来，在院子里转悠，心里生闷气，觉得不会利用只属于他自己的时间。总而言之我丈夫压根儿什么也不会，干任何事只会开个头而不能善终。他喜欢培植花草，也喜欢种莱，可是我经常去宁城，看到他的菜地里长满了杂草，实际上他的种植活动只是除草而已。然而每当我们坐火车，他便在车厢里大谈特谈他如何种花种莱，听得大家都惊讶不已，有的娘儿们还拿他给她们的丈夫做榜样，说我丈夫多么会种出漂亮的圆白菜、生菜，多么多么会栽矮苹果树和莱茵克洛德李子树。

    这只是因为我丈夫虽然什么都种，但他最乐意读那本《桥头空地种植手册》，所以总是能把荒芜得长满的杂草除掉，仅此而已。连我们俩的房事也是这个样子，我总是请他在做爱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事儿上，只想着做爱不去想别的，别去想明天的事儿。可我丈夫很不耐烦呆在床上，完事之后从来也听不到他发出点什么声音来，他从来不说点关于这事儿好听的话，或者讲述点什么，就这么干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望着由炉灶上裂缝的滑石反射到天花板上的活动亮斑。在要干这档子事儿之前，他倒是很来劲，野得像头公牛，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扯开我的睡衣，就得马上干、立即就干，仿佛他有多么多么爱我，我必须现在就成为他的，恰恰在此刻而不能拖到任何别的时刻。

    可是后来，等他那股劲儿一过去，当他仿佛从神志不清中苏醒过来，当他从一种不仅在脑子里而且在四肢里的什么闪电般的冲动中回来，从这种急速剧烈的房事中苏醒过来，当他重又回到堤坝巷24号这个房间的床上时，他便立即爬起来，用毛巾、小手帕和有洞眼的窗帘擦干净他那玩意儿，背对着我躺着，望着任何别处，就是不看我。我知道他在这一瞬间感到更加孤独、更加不幸。这一瞬间他也许希望能够穿好衣服到什罗斯堡小酒店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就像他在上班的时候那样。我随便什么时候去到他那焦街，他总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总是从胡森斯基提着一罐啤酒回来，总是在什么地方吃烤肉卷，以便回来有力气再打那些废纸包。过一个小时又得上别处去而不呆在他现在正呆着的地方。我丈夫也爱烧菜，但他的烹调手艺绝不像他吹嘘的那样好。

    他在朋友面前大讲这个莱如何烧那个菜如何炒，那都是从烹调手册上看来的或从他妈妈那里听来的。大家都把我丈夫看做高明的厨师。我知道，他烧什么都不成，总是烧煳，因为他在烧菜的同时不是看书就是到哪个小酒馆去看贝比切克在不在。我虽然在家里，可我也在看书，等他回来菜就有点儿煳了。还总是缺少点儿什么，于是他便靠莫明奇妙地放很多调料来弥补，把一个普普通通的红焖牛肉烧成了一种中国味儿的菜。赶上那红焖牛肉一烧煳了，我丈夫便自已打圆场说正经的红焖牛肉就得烧煳一点儿，于是他的朋友门，有些厨师便用泥瓦匠的铲子将红焖牛肉的煳锅巴从平底锅上刮下来吃，不过必须往上面喷点醋。这就是我丈夫干的事儿。厨师们常常在一起谈到怎么烧红焖牛肉时，他听着，点点头，闭上眼睛，到最后问一句：“最后该怎么办?”谁也答不上，我丈夫便摆出一副内行的样子笑着说：“最后得喷一丁点儿醋，这么一丁点儿，就像往内衣上洒香水、用手指头弹圣水那样。”

    我丈夫于是被公认是最棒的厨师，可我常笑他。不过当他在家里这么多次把红焖牛肉烧坏时，我已经没法笑了。有什么办法呢，我有的仿佛不是丈夫而是一个傻孩子，或者有一个从下贝什科维采精神病院凭担保书借用过星期六的丈夫。总而言之，我丈夫总是忙着往别处赶，总是心不在焉，总觉得别的什么地方突然会发生什么事，甚至会为他显现什么，一个什么句子会降临到他这儿来，而他则因此得救，会因为这个独一无二的句子而成为顶尖人物。我跟他结婚一年后发现，他吃饭也这个德性，从来都不跟别人一样，睡觉也不跟别人一样。他上班的时候，总是在上午就吃完了午饭，要不就一直到下班才吃。他从来不在家吃早饭，即使不得不跟我一块儿吃早饭，便只呷一口咖啡，同时抽三支美国香烟。然后总是脸色苍白，身体不舒服。

    可是又总爱拿块抹了油的面包在床上吃，狼吞虎咽地嚼，也可能半夜醒来便抹上一块面包，嚼着吞着，咬面包叹得那么带劲，就像跟我做爱那样狠猛，然后深深地吸上一口气。我躺在他旁边，睡着睡着就觉得床单上净是面包渣儿，可我丈夫还在舔嘴咋舌，他的和我的枕套都被他的嘴蹭得油乎乎的。莉莎和斯拉维切克太太都对我说过：我不在家的时候，我丈夫一回家便铺床躺下，脱了衣服睡得跟条泥鳅一样，美滋滋的。

    说我若不在家，他就可以上床睡觉，有时他在下午就想睡觉，因此一回家就上床睡觉，而且睡得真香。莉莎和斯拉维切克太太安慰我说，我丈夫以前在中午就上床睡觉，然后到晚上、夜里便把这楼里的住户都吵醒，因为他和他的朋友在举行家庭聚会。我丈夫就像他做爱一样，就像他烧莱一样，就像他在焦街干活一样，就像他种花种菜一样，他写作也是这样，赶褥厉害。不靠别的，就靠他的粗糙僵硬的指头敲打那台贝克尔牌打字机，那台既没有长音符号也没有钩形符号的德文打字机，跟沃拉吉米尔的那部印版画的机器一样小。我看见沃拉吉米尔印出的版画不能说是美丽的，但却是迷人的、可爱的，跟沃拉吉米尔本人一样。而我丈夫总是将他的打字稿藏起来。

    当我在什么地方把他打的字找出来一看，我简直从来没有见过拄么糟糕的打字稿，因为我丈夫打字快得跑到了他的思想前头，每一行的错误多得让人看不懂。我丈夫打起字来就像电车上剪票一样咔嚓一响，把纸都按了下去，总是匆匆忙忙赶得很急，扯下一张打字纸，常常慌张得撕去一个角儿，他简直等不及接着往下打。我想我在巴黎饭店上班的时候他也许就这么打上整个下午的字。可是住在我们楼上的斯拉维切克太太和莉莎，听到我那位未来的大名鼎鼎的作家、未来的天字第一号在打字进行写作时，都感到惊奇，不知我这位丈夫写作时匆匆忙忙要赶着去哪儿。

    我丈夫写作时，这两个娘儿们便放下手中的活儿，细听这一奇怪的写作法。她们总是透过墙壁和敞着的窗户听得到这种作家是怎么工作的。她们还听到我丈夫如何在骂娘，大声吼叫，自己给自己鼓劲儿说：“加油干！”仿佛在吆喝在一块儿的几头牲口。我丈夫骂起娘来也像啤酒厂的马车夫一样。他总是干得满头大汗，累得一塌糊涂，于是便带着一身臭汗，提着罐子走出家门去打啤酒。他用手摸着湿淋淋的额头，又将满手汗水甩在院子里的石板地上。

    我丈夫只有在屋顶上才能安安静静地写作。赶上好天气，有太阳，他便带着那两把锯短了腿的椅子和他的打字机爬上板棚的斜屋顶。那架打字机的确很小，正好能摆在一张椅子面上，就像放在一张小桌上一样。斯拉维切克太太和莉莎对我说，她们从窗口正好能看到我那位未来的作家，简直没有比太阳照着更舒服的人了。

    当太阳还没下山，我丈夫便爬到这小屋顶上，一直写作到夕阳西下。因为我丈夫在这里写作的惟一目的是在写作的同时能晒太阳，因为我丈夫有个解脱不开的观念，认为只有晒黑了的男人才是健美的。要是他从上午十点钟起就有空，哪儿太阳大，他便端着椅子、搬着他的打字机坐到哪儿去打字。总之，追着太阳换地方。他也不在乎我坐在他旁边编织或者看书，只要能在太阳底下写作，在这会儿晒到太阳，他便什么也不在意。我丈夫这时根本就不注意我＼他全神贯注在写作上。

    我丈夫在太阳底下写作的时刻，我觉得他在这热得像太阳底下的炮筒、在这匆忙中总有一天能写出点什么来。因为他的心思已不在这里，别看他跟我一起在这院子里。就像他妈妈说的，他从小就心不在焉。当他在太阳底下写作，我就看出他的心只在这疯狂的写作之中，这写作如同一种含有宗教色彩的忍耐，一种崇拜太阳的教派。而且我丈夫只善于在太阳下写作，他也用不看看他已经写好了的，只是为了在这强烈阳光下面的写作而写作。等到太阳已经落到乌云后面，我丈夫这才清醒过来，将刊字机搬回家，将打好的稿子收拾好，提着啤酒罐，又到哪个地方打啤酒去了，而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一次到银狐酒家’下一次到啤酒厂，有时他还提着这啤酒罐一直走到多乌迪，或者到麦古尔，有时上瓦尼什达那儿或者去老邮局酒店。

    总之每次换一个地方，每次都提着啤酒罐，只因为太阳已经下山，他已经没有那写作环境了。我丈夫在太阳底下写作时，让我有这么一种印象，仿佛他在弹钢琴，可一直在踩着钢琴踏板，因此我从来没有勇气去看他一眼他写的是什么，我害怕看，而他也队来没主动将他的打字稿拿给我看过，于是我也学会了从来没有兴趣去看一眼他踩着钢琴踏板写出来的即兴创作。只是有一次，我看到，不，应该说我知道，他在太阳底下一口气写完了他几乎所有要写的，丁零哐当一股脑儿全倒了出来时，这时侯他才有勇气凝视着我，久久地出神地观赏我，我也敢直望着她的眼睛。在这一瞬间，我感到嫁给了这个男人很幸福。而我丈夫，就像我看他那样，乃至他母亲看他那样，像斯拉维切克太太还有莉莎看他那样，他自己也已经会这样看他自己了。

    他了解自己所有的缺陷、恶习，他为之而感到精神负担，可是同时他又发现，所有他的这些毛病实际上就是他的风格，他没法与它们拆开，于是他略有预感：他像踩钢琴踏板似地一踩踩到地板上的这一速度与节奏，要是能坚持他几年，准能抓住点什么，抓住点就像他关于自己的写作所说能击中要害的、仅仅属于他的什么。

    我丈夫还善于观察他的周围，从他看到的东西里发现自己与其相近的类似之处。当我们一道沿着罗基特卡河散步时，我丈夫从人们扔到河里的一切乱七八糟的东西看到这像他写的东西；当我们看到维索昌尼和利本尼那些工厂院子里堆着的废物，在我丈夫眼里，这些扔得七零八落的破铜破铁机器工具跟他的写作没什么两样；当我们透过篱笆看到拉巴罗马小酒铺旁边，就是我丈夫常常开玩笑说当兵的常到那里去玩妞儿的地方，那扔得横七竖八的木板和变了形的横梁木条时，他也拿它们来跟自己相比较，说他内心里与这些木板木条一样也是乱糟糟的。不管我们走到哪个院子里都看到这些扔得乱七八糟的东西，活像打翻的垃圾桶。对这一切，我丈夫都用手指着、惊讶地发现说，这不仅仅是他的写作而且是他思维的准确画面，说他属于这个时代，实际上是这个时代的孩子。当我们从什罗斯堡散步回来顺便看看商店时，我丈夫便最爱去逛半成品商店。他在那里看到的一切使他高兴地说，实际上他不管做什么，也都是半成品。读者将这些半成品买了去，回到家里尝尝，然后才将它完成。所有这些半成品不仅仅是现代艺术的象征而且也是它的代号，不过最主要的是：他想写的、他渴望写出来的东西永远不会是别的，而只不过是这家半成品商店的货色而已……

    我怎么也想像不出来，当我丈夫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住在宁城的时候，到集体散步广场去溜达前的那股劲儿。他妈说他每次去那里之前自己熨裤子，在裤腿上熨出笔直的挺缝线来，自己擦皮鞋、油光锃亮，还得穿上从卡贝利买来的最好的鞋、一双黑色带孔眼的鞋，还有一双鹿皮鞋，也是带孔眼的。那时他有好些条领带和好多件衬衫，都是跟外衣的颜色配套的。当他准备星期天到散步广场时，要花很长时间挑选衬衫和短袜，等把衣服穿好，便往头上套个发网，因为那时他的头发浓密得必须往上面淋发油才梳得通顺，然后戴上发网，之后再对着镜子小心地取下它。当他已经按当时流行的款式和颜色穿好了衣服，又得考虑到领带与衬衫、皮鞋的协调，还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做做笑脸，再花很长时间将白色小手绢折叠得好好的插在胸袋里，也得合乎当时的时髦摆法，然后挑选帽子，还总是《从捷康店买来的名牌贺，最后还少不了一副手背带小孔的鹿皮手套，天热时便将手套折一下拿在手上，这才走出啤酒厂，进城到散步广场去，然后又穿着这身行头从散步广场回来。下午他喜欢同漂亮姑娘去划船或是到迪尔士公园散步，晚上则到公爵旅馆或者格朗特或者夏弗朗基去玩扑克，而且总是穿得漂漂亮亮的。只有当夏天中午太热时，婆婆说他回家的时候才将上衣搭在手腕上。喏，他曾经是这个模样。我还看见过一张照片，一位年轻的先生手里拿着手套，那穿着打扮讲究得简直不可置信。而现如今，最后一次穿得那么漂亮是在结婚的那一天。即使那一次他在婚礼上穿着那身漂亮衣服和戴着礼帽就已经显得不自在了……

    而从前那个时候，各个工厂的大院小院里也跟如今不一样，在我们家那个木材厂亦是这般：每到星期六，实际上从星期五开始，实际上人们每到晚上都讲究穿戴，一到星期六，那些职工，不管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所有的人都穿得漂漂亮亮到广场上、大饭店、小酒馆去。那时候，不管院子里或房舍里到处干千净净。谁要是像我丈夫现在这么穿戴，实际上如今我碰到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这样，那就可能被人看做流浪汉，因为那时像我丈夫一样的年轻人在星期六、星期天都不会不打领带不戴礼帽不擦干净皮鞋就出门的……我不得不承认，我丈夫说得对，他实际上只不过是自己这个时代的孩子，他说他跟他生活在其中、我也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环境十分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