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冰冷、湿黏的泥土落在不幸的高雅先生稀烂变形的尸体上时，我哭得比谁都大声。我喊着：“让我和他一起死！让我和他埋葬在一起!”他们抓住我的腰，防止我跌进去。当我像要背过气去时，他们用手掌压住我的额头，扳起我的头让我可以呼吸。从死者亲属们的眼神中，我意识到自己可能哭叫得太过火了。我平复了自己的情绪。看我哭得这么伤心，画坊里的嚼舌者们可能会以为我和高雅先生是一对恋人。

    为了避免引起更多的注意，一直到葬礼结束我都躲在一棵梧桐树后面。比被我送下地狱的白痴更白痴的他的一位亲戚，把我堵在了梧桐树的后面，以一种自认为意味深长的眼神，直直地望着我的眼睛。久久地拥抱了我之后，这个弱智者问道：“你是‘星期六’还是‘星期三’?”“‘星期三’是过世者以前的名号。”我说。他吃了一惊。

    这些名号，仍然使我们神秘地联系在一起，而其背后的故事却很简单。在我们当学徒的时候，细密画大师奥斯曼刚从大师助理升上大师，我们对他倍感尊敬、仰慕与爱戴。因为他是一位巨匠，他把一切都传授给了我们，包括真主的神奇技巧，也包括精灵般的智慧。每天清晨，学徒们必须依照要求选出一个人，前往大师家中，帮他拿笔盒、袋子、装满纸张的卷宗夹，然后跟在大师身后，陪他走到画坊。我们每个人都极渴望接近他，时常为了“今天我要去”而吵得不可开交。

    奥斯曼大师偏爱其中一位。但如果总是他去，这将使得画坊中本已不绝于耳的各种流言蜚语和低级玩笑变本加厉，因此大师决定我们每人一星期去一次。大师星期五工作，星期六就不去画坊了。他极宠爱的儿子——之后背叛了他和我们，放弃了艺术——每星期一作为一个普通学徒陪伴父亲前来。还有一位又高又瘦的弟兄，是我们所谓的“星期四”，他比我们任何人都更有才华，后来得了一种不知名的病，在高烧中英年早逝。高雅先生，愿他安息，负责每个星期三，因而被称为“星期三”。但后来，我们的大师慈爱而有深意地把我们的名字由“星期二”改成“橄榄”、由“星期五”改成“鹳鸟”、由“星期天”改成“蝴蝶”，而将他的名字改成了“高雅”，表示其镀金工作做得很精致。大师每天早上一定也曾像欢迎我们大家那样，对他说过：

    “欢迎你，‘星期三’，今天早上好吗?”

    回忆起他过去如何称呼我时，我以为我的眼中会溢满泪水：当学徒时尽管难免挨责打，但奥斯曼大师欣赏我们，当他看见我们华美的作品时，会热泪盈眶地亲吻我们的手和手臂，我们的才华也带着对绘画的热爱绽放开花，使我们觉得仿佛身在天堂一般。那时候就连给我们的快乐时光投下阴影的嫉妒，也有着不同的色彩。

    你们也看到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分成了两半，就像某些人物像，头和手是由一位大师描绘，身体与衣服则是另一位大师所涂画。像我这样畏惧真主的人意外地变成凶手时，一下子还适应不了。我开始使用第二种语调，适合凶手的，如此一来才能继续过我以前的生活。此刻，我正使用这种嘲弄而拐弯抹角的第二种语调说话。当然，如果我没有变成凶手，你会不时听见我熟悉的、平常的语气，但不是自称“我是凶手”，而是以名号自称。谁也别想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因为我没有个人的风格或瑕疵，能够暴露出我隐藏的角色。的确，我相信风格是一位画家有别于他人的一种瑕疵，而不是如有些人声称的，是个性。

    我承认在我这种特殊的状况下，这也造成了一个问题。因为即使我们以名号来说话，尽管这些名号是由奥斯曼大师慈爱赏赐、也被姨父大人所欣赏并使用，我也绝不希望你们分辨出究竟我是蝴蝶、橄榄还是鹳鸟。因为如果听出来了，你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跑去把我交给苏丹皇家侍卫队长手下的刽子手。

    因此，我不能想什么就说什么。事实上我也知道，即使当我私下沉思事情时，你们也在听。我不会去想生命中那些能够暴露我身份的细节和愤怒。甚至当我讲述“一”、“二”和“三”的小故事时，也总是在留心你们的目光。

    我画过好几万次的战士、爱侣、王子和传说中的英雄都是在那一刻以他们的某一个方面来面对画中的事物的，比如说，在那一传奇时刻他们所攻打的敌人、与之搏斗的恶龙，或是为之流泪的美丽少女们。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身体的另一边，却是面对正在欣赏着精美绘画的绘画爱好者。如果我真的有风格和特色，那将不只是隐藏在我的艺术作品中，同时也一定隐藏在我的谋杀与文字里！是的，从文字的颜色中，你们找找看，我到底是谁!

    我想如果你们逮到我，那将能为不幸的高雅先生的悲惨灵魂带来安慰。当他们朝他身上铲土时，我正站在树下，在啁啾的鸟鸣声中，望着金角湾波光粼粼的河水，以及伊斯坦布尔各座耀眼的圆顶。我再次发现，活着是多么美好。可悲的高雅先生，当他加入面目狰狞的艾尔祖鲁姆传道士的圈子后，就再也不喜欢我了。虽然，过去一起为苏丹陛下绘制书本的二十五年中，我们也曾经感到彼此非常的亲近。二十年前，我们一起为当今苏丹的先父制作一本皇室历史诗时，成为了好朋友。不过绘制《富祖里宫廷诗集》的八张图画时我们就更亲密了。当时，一个夏天的傍晚，为了满足他那正当的却又不可理喻的要求（他说一位细密画家必须在心中感受到他所绘的诗词文章），我来到了这里，在一群狂飞乱舞的燕子围绕下，耐心地倾听他装模作样地背诵《富祖里宫廷诗集》中的诗句。从那天晚上起，“我不是我，而我说的却永远都是你”这一诗句就留在了我的脑海里，还有就是我总在想的、总是自己问自己的一个问题：这句诗句该如何用画来体现呢。

    一听到发现他尸体的消息，我立刻跑去他家。那儿，我们曾经坐着朗诵诗词的狭窄花园，如今盖满了雪，看起来好像变小了，任何一座花园如果多年后再去探访，都会给人这种感觉。他的房子看起来也是如此。隔壁房间传来女人们的哭号，她们夸张的哀号一句比一句大声，仿佛在互相比赛。他的大哥说话时，我专注地倾听：我们悲惨兄弟高雅的脸几乎全被毁了，头也被打烂了。从陈尸四天的井底被捞出来之后，他的兄弟们根本认不出他；而他可怜的妻子卡比叶，不得不在黑夜中从家里到现场去看，借由破烂的衣服，指认那具无法辨认的尸体。我眼前浮现出了这么一幅场景：被嫉妒的兄弟丢入井里的约瑟夫正被米迪扬的商人们从井里捞出来。我很喜欢画《约瑟夫与祖雷伊哈》的这个场景，因为它提醒我们，兄弟间的嫉妒是生命中最基本的情感。

    忽然一阵安静，我感觉他们的眼睛都在看着我。我该哭吗？但我的眼睛却盯上了黑。那个卑鄙的混蛋，他在打量我们每一个人，努力摆出一副他是姨父大人派到画家们当中来调查事实真相的模样。

    “谁会干出这种卑鄙的勾当?”大哥高喊，“哪个冷血的禽兽会杀害我们这连一只蚂蚁都不敢伤害的兄弟?”

    他用眼泪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我也从内心问了同样的问题，并且自己给自己寻找答案。谁是高雅的敌人？如果不是我杀了他的话，还有谁会想谋杀他？我想起，在一段时间之前——我想是在准备《技艺之书》的那几年——他曾经与某些人发生争执，因为他们不再重视前辈大师们的技法，他们为了更廉价、更快速地镀金而用极不适当的颜色涂抹页缘，毁坏了我们插画家辛苦完成的书页。这些人是谁呢？不过后来却开始谣传，彼此的敌对不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是为了一位在一楼工作的俊美装订学徒，双方互相争风吃醋。不过这也是陈年往事了。还有一些人，看不惯高雅的尊贵态度，他的纤细，以及他女人般的绅士模样，不过这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高雅服膺旧式风格，狂热地相信镀金和绘画之间的颜色协调，而且会当着奥斯曼大师的面，比如说，语带高傲地指出其他细密画家——特别是我——不存在的错误……他最近一次争吵是关于一件奥斯曼大师近年来特别在意的事：宫廷细密画家们在外兼差，悄悄接受宫廷外的小件委托。最近几年，随着苏丹陛下的兴致减退，财务大臣支付的金钱也逐渐减少，所有细密画家开始出没于一些年轻愚蠢的帕夏的两层楼宅邸，其中最优秀的画家则趁半夜去拜访姨父。

    姨父推说他的书或者我们的书不吉利而决定终止制作，对此我一点也没有因为多疑而生气。当然，他猜到了干掉笨蛋高雅先生的凶手是替他绘制书本的我们其中的一个。站在他的立场想想：你会每两个星期一次邀请一个杀人凶手，半夜到你家画画吗？还是先找出真正的凶手，判别出谁是最优秀的插画家呢？毋庸置疑地，他将很快从到他家来的这些人中判别出哪一位细密画家最具天赋，在选择颜色、镀金、页面分格、插画、脸部描绘，以及版面构图上，谁的技巧最纯熟。同样毋庸置疑地，在作出判别之后，他将只找我继续进行单独合作。我认为他绝不会下作到视我为普通杀人凶手，而不是一位真正天才的细密画家。

    从眼角余光，我观察着与姨父走在一起的白痴黑先生。他们穿过墓园里正在散场的人群，走下埃于普码头，我也紧随其后。他们登上一艘四桨的船，过了一会儿，我也上了一艘六桨的船，船上有许多年轻学徒，他们早已忘掉了死者和葬礼，正在嬉闹作乐。接近菲奈尔卡普时，我们的船只一度靠得很近，差点撞上了，这时我可以清楚地看见黑正嘀嘀咕咕地对姨父讲着什么。我再次想到，要杀一个人实在是太容易了。我的真主，你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力量赐予了我们每个人，但同时也吓唬我们不要去用它。

    尽管如此，一个人只要有一次克服这种恐惧而采取了行动，立刻就会变成截然不同的人。我曾经不但惧怕魔鬼，甚至害怕自己内心任何一丝邪恶的念头。然而事到如今，我不但明白邪恶是可以被忍受的，甚至，对一位艺术家而言，它更是不可缺少的。在我杀了那个可悲的人渣后，除了我的手颤抖了几天以外，我画得更好了，我采用更为鲜艳大胆的色彩，而且最重要的，我发现自己的想像力创造出了神奇的景象。然而，这就不得不问，究竟伊斯坦布尔有多少人能够真正欣赏我画中的神妙?

    船驶到吉巴里附近的河岸边，远远地从金角湾中央，我鄙夷地看了看伊斯坦布尔。阳光陡然穿透云层，照得白雪覆盖的圆顶闪闪发亮。一座城市有多么大、其色彩有多么丰富，就意味着里面有多少角落可以藏匿一个人的过错与罪孽；城市有多么拥挤，就意味着有那么多的人可以让犯罪的人藏身于其中。一座城市的智慧不应该以它有多少学者、图书馆、细密画家、书法家和学校来衡量，而应该以几千年来暗巷里神不知鬼不觉的犯罪数目来评估。依照这个逻辑，毫无疑问地，伊斯坦布尔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城市。

    来到翁卡帕尼码头，继黑与他的姨父之后，我也下了船。他们彼此倚靠着爬上山丘，我跟在他们身后。到了苏丹麦赫梅特清真寺后面失火的地方时，他们停下来再次交谈了一下，在此分了手。姨父大人现在独自一人，看起来就像一个无助的老人。我忍不住想跑向他，告诉他那个我们才参加过他葬礼的野蛮人曾经偷偷对我说过的谣言诽谤，以及为了保护大家，我所做的所有事情，并问他：“高雅先生所说的是真的吗？我们有没有滥用苏丹陛下的信赖？我们的绘画技巧是不是背叛和侮辱了我们的信仰？你已经完成了最后的心愿吗?”

    傍晚时分，我站在积雪的街道中央，望向黑暗巷子的尽头，我被遗弃在精灵、仙子、流氓、小偷之间，周围只有返家父子的悲伤，以及冰雪覆盖的树的忧愁。街道的尽头，是姨父大人富丽堂皇的两层楼宅邸，屋顶之下，穿过栗树光秃秃的枝杈看过去，那儿住着全世界最美丽的女人。不过，我可不想失去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