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从深夜开始，一直下到清晨。整个晚上，谢库瑞的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在空荡荡的屋子中空荡荡的房间里心情激动地来回走着，偶尔倾身倚向烛台，在昏暗烛火的闪烁烛光下，看着我恋人生气的笔迹：这些字母急躁颤动，翻着筋斗地想要欺骗我，忽左忽右地摇摆行进着。陡然间，百叶窗在我眼前打开，我恋人的脸庞和她悲伤的微笑在我眼前浮现。一见到她真实的面孔，我就忘掉了最近六七年在我心中藏着的那张樱桃红的小嘴已逐渐变大了的脸。

    深夜，我沉浸在了婚姻的幻想之中：我毫不怀疑我的爱情，也相信它会得到同样的回报，我们就这样幸福地结了婚；然而，我梦中想像的幸福，却在一栋带楼梯的房子里遭到了打击；因为我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开始与妻子争吵，无法让她听我的话。

    我明白这些不祥的画面，是来自葛萨利《宗教精神学的复兴》一书中关于婚姻之恶的段落；单身在阿拉伯时，好几个夜晚我都读这本书。不过，我记得在同样的段落中，还更多地提到了婚姻的好处，虽然这些段落我读过好几遍，但此刻我怎么想也只能记起其中的两条：第一，男人结婚以后就会有人井井有条地打理家务（而在我幻想中的屋子里却没有）；第二，我就可以免除自渎的罪恶，无需再带着一种更深的罪恶感，怯懦地跟随皮条客钻进漆黑的小巷，钻进娼妓的巢穴。

    深夜里这种获救的想法，再次引发了我手淫的念头。为了解决心中这种无法克制的冲动，我在单纯的欲望驱使下，像往常一样缩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然而过了一会儿，我却发现举不起来了。十二年之后我再度坠入了爱河!

    这个发现在我内心激起了极大的兴奋与恐惧，使我绕着房间，几乎像烛火般颤抖地踱起了步。如果谢库瑞是想故意现身窗口，那么还有什么必要写这封意思完全相反的信呢？如果女儿是那么的不想要我的话，她的父亲又为什么要邀请我来？难道说是父女俩在跟我玩游戏吗？我在屋里来回踱着步，感觉到房门、墙壁及嘎吱作响的地板和我一样打着磕巴，试图嘎嘎吱吱地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

    我望向多年前我画的那幅画，画中席琳抬头看见胡斯莱夫的画像悬挂在树枝上，随即坠入了情网。这幅画是我受姨父当时刚从大布里士得到的一本书中同样一幅画的启发而画的。此时看着这幅画，并没有像往昔那样让我每每想起它就感到难堪（因为画和爱的表白都太简单直白），也没有唤起我年轻时代的快乐回忆。天快亮时，我已经想明白了：谢库瑞正巧妙地引诱我进入一场爱情的棋局。借由退还这幅画，她已经移动了一颗棋子。我坐了下来，在烛光下给她写了一封回信。

    早晨，小睡了一会儿之后，我把信揣在胸前，走上街头，沿着街道走了很长一段路。积雪拓宽了伊斯坦布尔狭窄的街道，也使得城市不再那么拥挤。四周变得更加寂静而死气沉沉，正如我童年时一样。年少时在下雪的冬天，我总以为伊斯坦布尔的屋脊、圆顶和花园似乎是被乌鸦包围着的，此时我又有了同样的感觉。我飞快地行走，听着自己踩在雪地上的脚步声，看着呼吸吐出的白雾。我逐渐兴奋起来，想着姨父要我去拜访的宫廷画坊，也一定和街道一样安静。走进犹太社区之前，我托路旁一个小孩替我给艾斯特传了个口信，告诉她正午祷告之前到何处跟我碰面，她将会替我把信转给谢库瑞的。

    我早早地来到了位于圣索菲亚清真寺后面的宫廷画坊。除了屋檐上悬垂的冰柱，画坊大楼没有丝毫改变，与我小时候在这里当学徒、和姨父一起进进出出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跟随一位俊美的年轻学徒一路穿行，两旁是那些长年浸淫在糨糊及装订胶水气味中的年老装订大师们、年轻时就已驼背的细密画大师们，以及混合颜料的年轻学徒，他们甚至看也不看放在膝盖上的碗，而是悲伤地凝视着炉里的火焰。在一个角落里，我看见一个老人把一颗鸵鸟蛋放在腿上，正在蛋壳上认认真真地画着琐碎的图案，另一名大叔则专注地在纹饰一个抽屉，一位年轻学徒恭敬地在一旁看着两人。透过一扇敞开的门，我见到一帮学生正在挨训，他们低垂着头，脸涨得通红，鼻尖几乎要碰到在面前摊开的书页，努力想弄清楚自己犯的错误。另一个房间里，一个忧伤的学徒仿佛暂时忘了颜色、纸张和绘画，只是呆望着刚才我兴冲冲走过的街道。敞开着的房门前，那些正在临摹绘画、准备模板和颜料、削笔的画师们用敌视的眼光侧目看着我。

    我们爬上结了冰的楼梯，穿过环绕屋内二楼的回廊。下方积雪覆盖的内院，有两个孩子般大小的学生，尽管包着粗厚的羊毛斗篷，仍然冷得发抖，他们正在等待着什么，或许是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处罚。我回想起自己年少时，那些懒惰或浪费昂贵颜料的学生都要被责打和处以笞跖刑，那一棍一棍都落在他们的脚底板上，直到打出血为止。

    我们走进一个温暖的房间，见到了一些舒舒服服跪坐着的画师，但他们不是我所想的那种大师，而是刚结束学徒阶段的年轻人。由于几位被奥斯曼大师赐予工匠坊代号的大画师们如今都在家里工作，这里看起来已经不再像是一位富裕伟大苏丹的画坊，而像是遥远东方偏远山区中破败了的驼马店里的一个大房间。

    十五年之后我第一次见到了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他就坐在边上的一个长桌台旁，我感觉与其说他像个影子，不如说他更像个幽灵。在外的那些日子里，每当幻想着绘画的事时，这位伟大的大师总会出现在我崇敬的心中，就像毕萨德一样。此刻，雪白的光线从面向圣索菲亚清真寺的窗户洒落，衬着他一身白衣，看起来仿佛他早已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幽魂。我亲吻了他的手，看到上面布满了老人斑，接着介绍了自己。我说小时候，我姨父曾让我在这里学习，但之后我选择了公职，离开了此地；这些年来一直在路上东奔西走，在东方各城给帕夏们当书记员或财务秘书。我还告诉他，我和塞尔哈特帕夏等人一起认识了许多大布里士的书法家及插画家，组织编纂书籍；曾在巴格达、哈勒普、凡城和第比利斯呆过，看到过许多战役。

    “啊，第比利斯!”大师看着从冰雪覆盖的花园渗过窗上油布射入屋内的光线说：“那里正在下雪吗?”

    他的表情正如那些长年精研技艺终至失明的波斯前辈大师，他们到了某个年纪后，过着半圣人、半痴呆的生活，关于他们有着永远也说不完的传奇故事。当下，从他那精灵般的眼中，我看出他极为讨厌我的姨父，也看出他在怀疑我。尽管如此，我还是向他解释说，在阿拉伯的沙漠中和在这儿一样，雪不只是落在圣索菲亚清真寺上面，同时也会飘落在记忆当中。我还编了一段故事：当雪花落在第比利斯城堡上时，洗衣妇会唱起有着花朵色彩的歌曲，孩子们则把冰激凌藏在枕头下为夏天预留。

    “你给我讲讲，你到过的国家里那些画家和细密画家们都在画些什么。”他说。

    角落里，一个双眼朦胧的年轻画家正在描纸上的格线。他原本陷入沉思，听到这句话，从画桌上抬起头，和屋里其他人一样，他望着我的表情似乎在说：“现在讲讲你最真实的故事吧。”这些人，大多数不知道自己所住街区杂货店的老板是谁，也不知道面包的价格有多高，但我却一点也不怀疑他们知道在大布里士、加兹温、设拉子和巴格达谁画得怎么样，也不怀疑他们知道哪个画坊、国王、君主、王子花多少钱编书，更不怀疑他们听说了太多的最新谣言和传说，这些谣言和传说至少在这个范围内就像瘟疫一样流传得很快。尽管如此，我还是跟他们讲了，因为我是从那儿、从东方、从波斯帝国来的。在那里，军队相互争战，王子们互相残杀，把城市掠夺一空之后再烧成灰烬；在那里，每天都在谈论着战争与和平；在那里，好几世纪以来写下了最优美的诗歌，创造出了最精致的彩饰和绘画。

    “塔哈玛斯普君王统治了五十二年。最近几年，你们也知道，他忘却了对书本、彩饰及绘画的热爱，冷落了诗人、插画家及书法家，自己隐遁到宗教信仰中。他过世之后，儿子伊斯玛伊尔登上了王位。”我说，“塔哈玛斯普沙皇一直很清楚儿子性情暴烈且好斗，因此把这位未来的沙皇关起来囚禁了二十年。新君王一登上王位就疯狂地杀死了自己的弟弟，有的被他弄瞎了眼赶了出去。然而，他的敌人最后引诱他吸食鸦片，摧毁了他的心智，彻底摆脱了他。他们把他智能不足的哥哥穆罕默德?忽达班德拱上了皇位。在他的统治下，所有王子、他的兄弟们、总督们与乌兹别克人，所有的人全都开始叛乱。他们彼此厮杀，攻打我们的塞尔哈特帕夏，猛烈的战火将整个波斯笼罩在漫天烟尘之中，混乱不堪。现在的君王，没有金钱、没有智慧，又是半个瞎子，实在没有能力请人绘画、制作书籍了。因此，加兹温和赫拉特的神奇画家，在塔哈玛斯普君王的画坊里创造出奇迹的所有这些年长的大师及他们的学徒，这些画笔一挥能让马儿奔腾冲刺、让蝴蝶翩然展翅飞离书页的画家和着色师们，所有那些装订大师及书法家们，没有一个不是穷困潦倒、身无分文、甚至无家可归。他们有些人北上进入了乌兹别克，有些到了西边的印度，有些则来到了伊斯坦布尔。有些人转行做了别的工作，糟蹋着自己和自己的荣誉。有些人则投靠了互相为敌的各个小王子和总督，开始在他们手下绘制一些巴掌大小的书籍，其中最多也只有三五页插图。到处可见书写潦草、仓促绘制而成的廉价书本，正好符合那些普通士兵、粗俗帕夏和娇宠王子们的品味。”

    “他们愿意为多少钱干活?”奥斯曼大师问。

    “我听说那么有名的萨德齐先生为一位乌兹别克骑兵绘制一本《珍奇异兽》，只拿了四十金币。我在艾尔祖鲁姆一位刚刚东征回来的鄙俗帕夏的营帐里，看见一本猥亵图片的画册，里头包括名家锡亚兀什的作品。有一些尚未放弃绘画的大画师则制作单张图画贩卖，那些画甚至不属于任何一本书，不属于任何一个故事。观察那些单张图画时，你不会去考虑它是哪一个故事的哪个场景，你会去欣赏图画本身，纯粹是为了饱饱眼福。比如说，你可能称赞：‘这跟真的马一模一样，美极了。’然后你会基于这点付钱给画家。战争和交媾的图画相当抢手。一场人数众多的战斗场景已经降到了三百银币，且几乎没有人来预订。为了贱价吸引买家，有些人干脆只在未上胶的粗纸上画黑白画，连一丝一毫的颜料都不涂。”

    “我有一位极具天赋而极为知足的镀金师，”奥斯曼大师说，“他笔下的作品非常高雅，因此我们称呼他为‘高雅先生’。然而他离开了我们。已经六天了，到处都找不到他。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怎么可能会有人想离开这么一间画坊，这么一个温馨的家呢?”我说。

    “蝴蝶、橄榄、鹳鸟与高雅，这四位我从他们学徒时代训练出来的年轻大师，目前遵照苏丹陛下的吩咐在家里工作。”奥斯曼大师说。

    这么做，表面上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更舒服地绘制画坊所有人都参与的庆典叙事诗。这一次，苏丹并没有在宫廷内院为他的细密画师们设置一个特别工作室，而是命令他们在家中进行绘制。这个安排很可能是为了我姨父的书而下的命令，想到这一点，我陷入了沉思。奥斯曼大师的话中到底有几分暗示?

    “努里先生，”他叫来一名苍白而驼背的画师，“领我们黑大师作一场画坊‘巡视’!”

    “巡视”是苏丹殿下每两个月一次参观细密画家画室时的例行仪式，有一段振奋人心的时期，苏丹陛下非常认真注意画坊里的活动。在财务大臣哈兹姆、编年史诗大臣罗克曼，以及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的陪同下，苏丹陛下会听取介绍画师们正在绘制哪一本书的哪几页，谁为哪一页镀金、谁为哪一幅图上色，然后再一个接一个，介绍所有参与人员的工作，包括着色师、格线师、镀金师，以及心灵手巧的细密画大师们。

    看到他们举行一场假的仪式让我很难过，真的“巡视”再也不曾举办，因为负责大部分手抄绘本写作的编年史诗大臣罗克曼大人，如今已年老力衰出不了门了；因为奥斯曼大师时常在一阵盛怒下消失得无影无踪；因为代号为蝴蝶、橄榄、鹳鸟与高雅的四位大师在家里工作；同时更因为苏丹陛下在画坊里不能再像个孩子般激动起来。就如许多细密画家一样，努里先生一事无成地老去，不曾充实地享受生活，也没有专精他的手艺。不过，他并没有白白地躬身在工作台前变成驼背：他始终仔细留意画坊里发生的一切，留心谁画了哪一幅精美的图画。

    我兴致勃勃地第一次欣赏到传说中的庆典叙事诗，书中描述苏丹陛下王子们的割礼庆典。还在波斯时，我就听过许多关于这个历时五十二天的割礼庆典故事，全伊斯坦布尔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参加了这一庆典活动，而当时作为纪念这项盛事的这本书籍尚在绘制当中。

    翻开我面前的第一幅图画，它所描绘的是在已故易卜拉欣帕夏官邸的凉廊下，世界的保护神苏丹陛下，正在凝视着下方赛马场里的庆典活动，脸上的表情流露出他十分满足。他的脸孔，尽管五官没有细腻到可以让一个人在众人中分辨出他来，笔锋却极为熟练而充满敬意。这幅画横跨两页，苏丹殿下在左页，在他的左边则是站在圆拱形柱廊里和窗口的许多大臣、帕夏，以及波斯、鞑靼、法兰克与威尼斯的使臣。由于他们不是君王，因而他们的眼睛是仓促而随意画的，并没有特别注视什么，只是大致观望着广场里的活动。稍后，我注意到在其他图画中，尽管墙上的装饰、树木、屋瓦的风格与颜色有所不同，但位置安排和画面的结构都是重复的。等到书法家写完内文，插画完成，书本装订好后，读者翻阅书页时，就会看到苏丹和受邀而来的人群都站在同样的位置，以同样的目光看着同样的赛马场，但通过截然不同的色彩，就可以看到截然不同的庆典活动。

    我也都看见了：我看见人们争相抢夺放在赛马场里的上百碗肉饭；我看见活生生的兔子和小鸟从一只烤牛里蹦出来，吓坏了前去抢肉的人群；我看见铜匠大师们驾着一辆轮车，驶过苏丹陛下面前，车上躺着一个人，他把铁砧放在自己赤裸的胸膛上，其他人则拿着槌子在上头敲打铜片，却丝毫没有伤到他；我看见玻璃彩绘师们乘着马车，一边在玻璃上画着丁香树和柏树，一边游行经过苏丹陛下面前；我也看见糖点师父骑着载满一袋袋糖的骆驼行过苏丹陛下面前时，展示着一笼笼糖制的鹦鹉，同时吟唱着甜美的诗歌；还有年老的锁匠们，在车上展示了各种各样的挂锁，扣锁、门闩锁及链锁，抱怨新时代和新门窗的邪恶。蝴蝶、鹳鸟和橄榄共同画出了一张描绘魔术师的图画：其中一个魔术师正让鸡蛋随着另一个人的铃鼓节拍，滚过一根木棍而不掉落地面——仿佛是在一片宽阔的大理石板上滚动。在一辆马车里，我清楚看见船长科勒奇?阿里帕夏让他在海上俘虏的异教徒们用泥土堆成了一座“异教山”，接着他把所有奴隶塞进马车，等来到苏丹面前时引爆了“山”里的火药，展示着他是如何用大炮炸得异教徒的国土哀鸿遍野的。我看见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屠夫们穿着玫瑰色和紫色的制服，手里拿着大片切肉刀，微笑着面对吊在挂钩上、剥了皮的粉红色绵羊。驯兽师们牵着一只绑着铁链的狮子来到苏丹陛下面前，逗弄并激怒它，直到它的眼中燃起血红的怒火，周围的观众看了鼓掌叫好。接着在下一页，我看见这只象征伊斯兰的狮子，正在追逐一只灰粉红色的猪。在另一张图画中，一辆马车上载着一间理发店，一位理发师从天花板倒吊而下，为顾客刮胡子；他的助手身穿红衣，手里拿着镜子和一个装香皂的银碗，等着收小费。这幅画我看了又看，后来问这件作品是出自哪一位了不起的细密画家。

    “一幅画真正重要的，是通过它的美，让人了解生命的丰富多彩、仁爱，让人尊重真主所创造的缤纷世界，让人了解内心世界与信仰。细密画家的身份并不重要。”

    细密画家努里显然比我想的要圆滑得多，他话中的保留，是否因为明白了我姨父是派我来这里进行调查的？或者他只是转述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的话?

    “书中所有的镀金工作是由高雅做的吗?”我问，“现在是谁代替他做呢?”

    孩童的尖声嚎叫从面向内院的门外传来。下方，其中一位部门总管已经开始执行笞跖刑，被打的学徒们很可能是被抓到在口袋偷藏红色颜料粉末，或是把金箔夹藏在纸张里；大概就是刚才我看到在寒风中等待的那两个人。年轻的画师们不放过嘲笑他们的机会，都跑到门口看去了。

    “等学徒们依照奥斯曼大师的指示，在这幅画中用玫瑰的粉红色涂好竞技场的地面，”努里先生小心谨慎地说，“但愿我们的兄弟高雅先生，无论此刻身在何方，届时将会回来接手完成这两页的镀金。我们的大师，细密画家奥斯曼，要求高雅先生把每一幅画中的竞技场地面涂上不同的颜色。玫瑰粉红、印度绿、番红花黄或是鹅屎的颜色。任何人看了第一张图画都会明白这是一个广场，应该是土的颜色，然而在第二张、第三张图中，他会希望看到别的颜色，为眼睛增加乐趣。彩饰的目的就是为了使页面充满喜庆。”

    我们注意到一位助手把一张纸放在了一个角落，上面有一些图画。他正忙于《胜利之书》里的一张单页图画，这张图画描绘的是一队海军船舰出发作战。不过很明显，听到朋友被痛打脚底板的尖叫声他就跑去看了。他拿了一块船的图样描边，重复画出一艘艘一模一样的船只，看起来甚至都没有接触到海面。然而这种不精确、看不出风吹的船帆，并不是因为图样的缘故，而是因为年轻画师的功力不足。我难过地看着那块图样从一本旧书上被粗暴地剪了下来，那是一本什么书，我却看不出来，或许是一本图样集。显然，奥斯曼大师已经对许多事情都不太在意了。

    我们来到努里先生的画桌旁，他骄傲地说自己花了三个星期镀完了一枚玺印。我满怀敬意地欣赏了镀金玺印，它被画在一张空白的纸上，以确保没人会明白这是要送给谁的、有什么用处。我非常清楚在东方有许多不安分的帕夏，单单看见苏丹陛下尊贵而充满力量的玺印，便放弃了反叛之心。

    接着，尽管我们看到了书法家杰玛尔抄写、完成并留下的最新经典之作，但为了不给那些打压、反对色彩与绘画的人们留下话柄，我们很快翻了翻就过去了。

    描边师奈塞尔正在修补一张图画，说是修补，其实是在破坏。这是一张描述胡斯莱夫在给席琳洗澡的裸露画面，这是尼扎米的《五部曲》中的某一页，而这本书则是帖木儿之子的年代所留传下来的。

    一位九十二岁、半瞎的前大师，平时总爱絮絮叨叨说着同样的故事：六十年前他在大布里士亲吻过毕萨德大师的手，那位传奇的名大师当时又盲又醉。此刻他用颤抖的双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笔盒上的纹饰，这个笔盒三个月之后才能完工，届时将献给苏丹殿下作为节日礼物。

    突然间，一阵寂静包围了整个画坊，近八十名在一楼许多小小隔间里工作的画师、学生与学徒，全部鸦雀无声。这是责打过后的寂静，类似的情形我听说过许多；过一会儿这样的寂静将被打破，有时候是一声讨人厌的轻笑或是一句玩笑，有时候是令人想起学徒年代的一两声啜泣和突然要哭喊之前的呻吟；细密画师们也会想起自己学徒时代所遭受的责打。然而，某一瞬间，这位九十二岁的半盲大师让我感觉到了一种更深层的东西：就在这里，就在这远离所有战争与纷乱的地方，所有的一切都已走到了尽头。世界末日前的一刹那，想必也是如此寂静。

    绘画是思想的寂静，视觉的音乐。

    亲吻奥斯曼大师的手道别时，我不仅对他无比尊敬，同时升起一股完全不同的情感，使我的心灵混乱不已：怜悯混杂着对一个圣者的仰慕，一种奇特的罪恶感。这，或许，是因为我的姨父——他要求画家们，不管公开或秘密地，去模仿法兰克大师的技巧——是他的对手。

    同时，我忽然感觉到，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在人世间见到这位大师了。于是在一股渴望取悦于他的冲动下，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伟大的大师，我亲爱的阁下，是什么区分出优秀的细密画家，使他们不同于一般?”

    我以为这位习于如此奉承问题的画坊总监，会给我一个漫不经心的回答，也以为此时他已全然忘记了我是谁。

    “并没有一个单独的标准，可以分辨优秀的细密画家与拙劣不实的画匠。”他态度严肃地说，“这会随着时间而改变。然而，当他面对威胁艺术的邪恶时所持有的技巧与道德却非常重要。如今，为了了解一位年轻画家有多么优秀，我会问他三个问题。”

    “什么问题?”

    “他是否认同新的风尚，受中国人与法兰克人的影响，坚持自己应该拥有个人的绘画风格？作为一位插画家，他是否想要与众不同？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是否企图像法兰克画师一样，在作品某处签上自己的名字？为了了解这一点，我会先问他一个关于‘风格’与‘签名’的问题。”

    “接着呢?”我尊敬地问。

    “接着我会想知道，在最初委托制作原书的君王和苏丹死后，书籍被转手、被拆散，书中我们的图画被用于别的年代、别的书，对此这位插画家会怎么想。这是个很敏感的东西，不单单只是伤心或高兴的问题。所以，我会问插画家一个关于‘时间’的问题，插画家的时间与安拉的时间。你听得懂吗，孩子?”

    不懂。但我没这么说。相反的，我问道：“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第三个问题是‘失明’!”伟大的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说，然后他陷入沉默，仿佛这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再作解释。

    “关于‘失明’是怎么样呢?”我羞愧地问。

    “失明就是寂静。如果你结合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失明’便会浮现。它是一个人绘画的极致：它是在安拉的黑暗中看见事物。”

    我也沉默了下来。我走出屋外，不疾不徐地走下结了冰的楼梯。我知道我将会拿大师的三个伟大的问题去问蝴蝶、橄榄和鹳鸟，不只是为了有话题可聊，而是想更了解与我同龄的这三位当代的传奇人物。

    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立刻前往绘画大师们的家。我来到犹太社区附近一个新的市场，那里可以居高临下俯瞰金角湾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交汇处，在那儿与艾斯特碰了面。艾斯特真是个活宝：在一群采买的女奴之间，在那些穿着那种松松垮垮的褪色长衫的贫民区女人们之间，在聚精会神挑拣胡萝卜、榅桲与一串串洋葱和萝卜的人群之间，她不得不穿着一身粉红色犹太长袍；她的身体肥胖而灵活，一张嘴永远动个不停，疯狂地向我挤眉弄眼，做着各种示意。

    她以一种老练而神秘的姿势，把我交给她的信塞进灯笼裤里，好像整个市场都在窥视我们。她告诉我，谢库瑞正在想着我。她收下小费，当我说“拜托快点，马上就把信送去”时，她指了指布包，表示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忙，然后告诉我中午时分才能把信交给谢库瑞。我请她转告谢库瑞，我正要前去拜访三位年轻的细密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