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庭涓/文

    关于李香兰的印象，似乎仅仅停留在电影《国产凌凌柒》中周星驰一身白西装，在黑色钢琴前，斜叼着烟，弹奏出的那首《李香兰》。枪手环伺，危机四伏，一个男人却独自低沉地唱着：“恼春风，我心因何恼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冻，雨点投射到照片中，回头似是梦，没法弹动，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未红，如冰虽不冻，却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感震动……”欲去还留，似满仍空，历久弥新，步近愈远，不知是对着李香兰，还是对着爱情。在周星驰这部唯一被禁的影片中，从头到尾都跟李香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李香兰在剧中，只出现在一张暖色的老照片里，夕阳中，与爱人相拥看余辉满天，手握纯白色玫瑰。那种模样的李香兰是爱情的一个符号，我曾经以为那近乎圆满。

    还有一些人知道李香兰，是因为她和张爱玲的一张合影。因为更多的人，热爱着张爱玲，热爱着万千繁华中却冷静苍凉的心。张爱玲对那张照片的关注点更多在于自己身着的那件衣服，她说，“《余韵》书中提起我祖母的一床夹被的被面做的衣服，就是这一件。是我姑姑拆下来保存的。虽说‘陈丝如烂草’，那裁缝居然不皱眉，一声不出拿了去，照炎樱的设计做了来。米色薄绸上洒淡墨点，隐着暗紫凤凰，很有画意，别处没看见过类似的图案。”她也关注了李香兰的穿着：“提起李小姐，她正练习了几支歌后赶来，这天妩媚地穿着黄色旗袍，挂着象牙珠的项圈，头发的样式是：额前高高堆着，后面是梳上去的，有人说像《随风而来》中的女主角那样打扮，娇小丰腴……”张在对照片的补记时说：“李香兰要合拍张照，我太高，并立会相映成趣，有人找了张椅子来让我坐下，只好委屈她侍立一旁。”那是一九四三年在园游会中遇见，张爱玲的神情有些恹恹，李香兰却讨巧地笑着。张李还有一次交谈，是在一次为由日本人扶持的文学刊物《杂志》举办的纳凉晚会上，张爱玲说：“您就是到了30岁，一定还像个小女孩那样活泼吧！”李香兰说：“也是啊，这些年老演浅薄的纯情戏实在没多大意思，我倒想演点不平凡的激情戏！”对女性情感拿捏得细致的张爱玲后来说：“她不要那种太平凡的、公式化的爱，而要‘激情’的。”

    但是，李香兰几乎不提从前的感情，旁人只言片语的猜度或是评论，也让李香兰无法丰满。时间如同洪流，再庞大却仍是一瞬。隔着层峦叠嶂的时光，李香兰原唱的《夜来香》、《何日君再来》听起来像留声机里的声音，华丽而钝感。而她的时代，她的爱情，她的传奇，仿佛渐远，而不再。所幸，还有虹影去拣起这个故事，把一个叫“玉子”的女子，放在1945年的那个乱世。绿袖子。

    小说一开始就定好了基调。“那些人本来可以幸存，却在最后一刻被吞没。他们的灾难，与别人的不幸很不一样。很少有人理解，被动卷裹，与慷慨投入，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命运。”那么，我们从一开始就知道了，这个故事是个悲剧。悲剧的原因在于特殊时期对身份的敏感，国籍问题上的边缘人物，在战争的大背景下，命运如同草芥。

    李香兰，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中国辽宁省奉天（今沈阳）附近的北烟台，出生时取名为山口淑子。她的祖父山口博出身士族，酷爱汉学，所以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明治三十六年（1906年）从故乡佐贺县来到中国，并长久地居住下来。她出生之时，伪满洲国打着“五族协和”的建国旗号成立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成为了傀儡元首，日本关东军成为了事实权力所有者，侵略扩张，民不聊生。没多久，山口淑子一家迁往奉天，投奔父亲山口文雄在中国的好友——李际春将军，李际春将山口淑子认为干女儿，并以中国东北名花——兰花命名，取名李香兰。中国画主张“静气画兰”，但是李香兰此后的路并不平静。为了学业，李香兰到了北京。随着战事推进，周围排日氛围高涨，为了自身安全，李香兰必须对外人隐瞒自己是日本人这个事实，开始学着用中国人的方式生活生存，不再鞠躬，不再随便对人笑，但是这一切的改变，却被重视日本传统教育的母亲视为异行。没有人注意李香兰的痛苦，她在两个国家的对立中分裂，却显得格格不入。她经常跑去太庙大哭。她目睹了“杨柏堡事件”和“平顶山惨案”，知道日本军方的可怖，但为了不背叛自己的祖国，她仍然小心避免参加抗日游行集会。但一次，李香兰无意中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学生抗议集会，当领头的人问到她“日本军队炮制了满洲国，现在正从东北逼近北京。假如日本军队打进北京城，该怎么办”时，李香兰停了半天给出了一个答案：“我将站在北京的城墙上！”这样，或许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正如她在自传中写的，“我只能这样说”。站在城墙上，从外面飞来的是日本炮火，从城墙里面打来的是中国铅弹，不管被哪一方打中，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这是李香兰16岁的决定。

    《绿袖子》淡化了玉子对国籍的游离、分裂感，虹影赋予了她一半的中国血统。玉子对这样的身份表现得很习惯、很自然。当她听到导演山崎在叫那个少年是“半俄罗斯血统”的“二毛子”时，她却像挑起了斗志，很高兴地抖出自己的底：“我自己也是个半不拉儿，我是日本女人留下的杂种，母亲叫什么，娘家在哪里，都不知道，玉子这名字，也是半中国半日本。”这样的身份，反而让她与少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亲切感。然而，也是由于这样的身份，两个人才会在战后被分离，一个被遣返后，一个开始寻找，然后是互相寻找，在两个国家之间。只有在废墟之上的简短留言为讯，我刚刚到，你却刚刚走，也许擦身而过，明明知道会是你，却不敢去相认，就怕变成另外一个人。

    这是一个在战争中关于寻找的爱情故事。故事的男主角，那个少年，实际上与李香兰在中国最重要的几个人暗合。

    首先是儿玉英水。1941年2月，李香兰在日本东京举行独唱音乐会，由于当时“满映”方面和日本“东宝”公司之间的不和，李香兰的处境危险，日本剧场负责人当时选择了儿玉英水。然而两人的初见却并不愉快。李香兰在一次排练完以后一直等待着男保镖的到来，天色由白转黑，她也只在焦急中看到一个高个子、安静的青年，背朝着她站在窗前。李香兰有些忐忑，跟负责人确认。儿玉英水？是叫儿玉英水吗？这时候，那个安静的青年走过来说，是您等我吗？我也一直在这里等候您啊。那时的两个人，彼此都恼怒着，儿玉英水恼怒着自己的歌舞剧处女作因为李香兰的独唱音乐会取代，而自己还要去当这个姑娘的保镖，李香兰却恼怒着对方的傲慢与长时间的不理睬。然而误会解除后，两人却互相欣赏着。最后，儿玉英水战死时，离心口最近的地方就放着李香兰的照片。一切让人唏嘘。人生若只如初见。虹影知道个中的美好、错愕的命运感，让小说中玉子和少年的见面显得灵动而有意味。十七岁的圆号手，为了引起到录音棚唱歌的玉子的注意，挣脱导演山崎的控制，故意将最美的一段变奏慢了半个节奏。结果在意料当中，导演暴怒，玉子为保留少年的工作为其解围。但是玉子却是承认少年的天分的，她认为“慢半拍，有个切分，更妙”。两人惊人地达成共识，这样的初见已可预想地成为爱情的发端。

    其次是松冈谦一郎。随着日寇侵华战争不断升级，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英两国对日宣战。日本成为世界人民的敌人，深陷泥沼之中。一面是杀气腾腾，一面是歌舞升平，在刀光剑影中，李香兰的歌声像搀和了迷魂药的葡萄酒，在抚慰人心灵的同时也消磨其旺盛的斗志。虽然身处乱世，她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太平洋战争开战前期，她在日本剧场的演出受到观众的热情捧场，居然有7圈半的影迷包围在她身边，发生了混乱，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此后，她收到一封很特别的信。信上说：“卷进这次意想不到的大骚乱，一定让你受惊了，我深表同情。但是，人的价值并非靠引起社会轰动和成名成家来衡量。人的价值并不表现在表面上。你不是坏人，而是被国策利用了。但你要自重。现在是个人价值被愚弄的时代，你必须更加尊重自己，否则只能被国家时局摆布。你有一颗闪光的心。对此，你要珍重。”信很长，5页。落款是松岗谦一郎。日本外交大臣松岗洋右的长子。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竟然如此了解自己的痛苦，并还能告诫自己，指出人生方向，这让李香兰充满感激。多次的接触、交流后，李香兰对松岗谦一郎很有好感，但对方却一直没有表白，可能是顾忌自己的戏子身份。时隔八年以后，战争结束，李香兰恢复山口淑子之身，松冈终于说出了“我需要你这样的伴侣”。然而在李香兰的新生活里，没有预留迟到了八年的位置。等待，是李香兰爱情的底色，寻找，是她的行为方式。聪明如虹影者，让玉子在等待少年归家时，说出这样的话：我这是怎么啦？我是爱男人，还是爱我自己？恐怕都爱！我爱恋爱中的自己，我怎么到这刻才成了一个真正的女人？……在一个长期在边缘困顿中的女人，在战争时期曲意逢迎周遭男人的时候，心灵却一直干涸着，突如其来的爱情让她更重视自我存在的价值，因此，当小说最后，两个人在反复寻找过程中，我常常在想，是这个女人在寻找爱人，寻找爱情，还是在寻找自己？也许后者作为答案会更为妥帖。

    最后是柳芭?莫罗华?格利乃兹。这是一个白俄犹太少女。也许虹影更想纪念这两个女孩之间的友情，同性间的友情有时候却比爱情更重。虽然感情生活几经波折，但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拥有一份珍贵的友谊。10岁时，在抚顺小学读三年级的她，在去沈阳秋游的火车上，结识了一位与她同岁的、住在沈阳的柳芭。她十分重视这个朋友，她说：“柳芭是我最珍贵的朋友。我之所以成为歌唱的李香兰，是因为有了柳芭；我之所以成为活着的李香兰，也是因为有了柳芭。柳芭像是神安排在我生活中的护身符，有时像太阳，有时像月亮，她永远伴随着我。”在柳芭的帮助下，她开始向苏联大剧院的著名歌剧演员波多列索夫夫人，也是柳芭家的朋友，学习花腔女高音。正由于波多列索夫夫人每年秋天在大和旅馆举行独唱音乐会，“奉天广播电台”的科长东敬三才发现了她，将她录用为电台新节目的专职歌手，使她从此走上了演艺道路。回顾这一切，她感慨万分地说：“不是吗?没有柳芭，我不会去学唱，也就没有唱歌的李香兰！”不仅如此，柳芭对她还有救命之恩。在得知李香兰被囚禁且即将被枪毙后，柳芭回到她北平家中，不露痕迹地为她弄来了属于山口家的日本户籍证明，才使她免去了汉奸罪。而不惜生命代价，找来户籍证明这个情节被成功复制到少年对玉子的拯救当中。爱情，显得真实而有力量。为了更多地纪念这位叫柳芭的少女，小说处处流露着俄罗斯的风情。譬如，玉子第一次亮相穿的是俄罗斯的连衣裙“布拉吉”，花鸟图案暗纹的绿绸衣，与书名《绿袖子》呼应，譬如，少年有一半的白俄罗斯血统，等等。

    也许还有陈歌辛。据陈歌辛的儿子陈钢回忆，李香兰与他的父亲或许曾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充满激情的上海之恋。陈歌辛为她创作了大量歌曲，如《夜》、《黎明》、《小溪》、《湖上》、《渔家女》、《恨不相逢未嫁时》、《忘忧草》及专为她写的花腔女高音独唱曲《海燕》等。当时，上海交响乐团负责人草刈义夫先生和日本电视台访问上海时，她曾告诉电视台的记者，当年她差一点嫁给了陈歌辛。而当记者问她为何在出版的自传中只字未提时，她笑道：“最重要的事是不能写在书上的。”虹影还是安排玉子的恋人以音乐的方式走近玉子。这是一种潜意识的靠近。

    小说仍然不露痕迹地向李香兰的演艺生涯致敬。虽然李香兰在满映都是被日方利用了“在中国长大的日本人”身份，出演的影片表现出强烈的“侵略方一定是男性，被侵略国、显示温顺一方一定是女性”电影的原则，她与日本的命运相互映射。一个女人的前半生，专门用来粉饰侵略，又专门用来演绎战败，不能不说她是一个悲剧木偶戏的主角。然而，她在唱歌、演戏方面的天分和后天努力却不能忽视。儿时的李香兰做过日本著名画家梅原龙三郎的模特，这名画家称赞李香兰说，她的表情比猫儿脸上的还要多，最不可思议的是两只眼睛透露出的神采可以完全不一样，右眼神采飞扬时，左眼却可含羞带怯，张扬与内敛竟同时出现。李香兰在满映时期，花了近两年时间，拍摄一部叫《我的夜莺》的电影。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音乐电影。但是这部电影却未能上映，无论日本还是满洲，因当时的满洲关东军报道部认为，这部影片“没有给满洲人观看的启蒙价值和娱乐价值，是部不符合国策的电影。”那么为什么全体演职人员会全力以赴去拍《我的夜莺》呢？导演说：“日本必败。正因为如此，一定要留下好的艺术影片。”这与虹影小说中，玉子出演的那部电影《绿衣》初衷和情景相当类似。

    于此，玉子形象与李香兰重叠、交融，生命悲喜也随之体验。战争中，时代为悲，个人命运为更悲，女人命运为最悲。然而可喜悦的是，总有一些女人，在时代的重压下，在破碎的夹缝中，仍然能墨黑的暗夜发出夜莺般的声音。心也逐渐澄明。

    结尾。金色的河面。玉子弯身抚摩走得酸痛的腿。她相信即将找到，即将在对方怀里休息。寺庙的钟声响起。也许小说之外的现实能比这个结尾更圆满。李香兰和大鹰弘结婚后，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大鹰淑子。不久，在丈夫的支持下，她退出影坛，成为日本国会议员（自民党参议员），连任十八年。“1974年到1992年期间，李香兰连续获选担任日本国会议员，以政治家的身份活跃于社会舞台。同时她还写作自传《在中国的日子——李香兰：我的前半生》。通过这本自传，她勇敢地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表达了‘日中不再战，我们同是黑发黑眼睛’的和平挚愿。作为政治的牺牲者和历史的见证人，她还教育日本青少年牢记：‘这全都是事实呀！’”一个女人的伤痛终被抹平，人生终趋圆融，等待与寻找终已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