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通知，玉子立即赶到满映办公室。昏暗的走廊已有一长队人，她走到前端，瞅了一眼，前面接近办公室的地方有位子，有一排人候着。

    “看什么，排队去。”负责维持次序的士兵朝她吼道。

    玉子只好怏怏地折回，排在队尾。她是出门准备买菜时被人叫住的，她想回家通知少年，但想起少年比她出门还早，说是去他自己房子那边取东西。

    在队列中坐了一阵，玉子不如来时那么心慌意乱，心里只是牵着少年，他可知今天总算有人要解决这满映厂的事了？队伍里没有人跟她打招呼，都躲着她似的。她也没心思跟别人说话。

    室内，桌子前坐着一名俄国军官，留着小胡子，穿着笔挺的呢子军服；他的右手坐着俄国女翻译，船形帽戴得很神气；左手坐着的人，是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政宣部的接收代表，地下工作者，以前就在满映，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左右。门口站着两个卫士，一个中国兵，一个俄国兵。

    他们正在处理满映留下的大批工作人员，主要是精简，没法养那么多人。目前没有拍片计划，经费困难，发不出工资，能遣散的尽量遣散。有汉奸也要清查出来。有用的人，主要是技术人员，可以加入新成立的东北电影公司。两人看名册前，就基本上统一了意见，有嫌疑需要盘查的，已经做了记号。

    走廊里人们坐着排队，异常安静，除了个别人在交头接耳，大都在想自己的心事。队伍推进得很慢。偶有人出来时面露喜色，甚至也有兴奋得蹦蹦跳跳的人，大多数人只是点点收到的几个钱，沉默地走出去。

    到中午，才轮到玉子进去了，她被指定坐在面朝办公桌五六步远的一张木凳上。她认出，面前的这张大桌子是从录音室弄来的，桌边上有好几个重叠在一起的印痕，那是放烫茶杯弄出来的，录音师不会那么大意。中国民主联军代表对俄国军官低声说了些什么，翻译对玉子说：

    “你是日本人，叫中井玉子。”

    玉子忙说，“不不，我是中国人，我叫郑兰英。”

    “说清楚点！”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训斥道。

    玉子吓得不由得去看这个中年男子一眼，觉得他有点面熟，他应该就是满映的人。但玉子又叫不出名来。这人给她支个陷井，但究竟是朝中国那边说，还是朝日本那边说，她糊涂了。她现在懊悔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完全不跟社会接触，不知道局势了。

    “呆看什么？”俄国女翻译说。“赶快回答。”

    玉子急忙低垂眼帘，今天是怎么啦，她心里一急，话出口就更支支吾吾：“我是中国人。玉子，是这里的同事说顺嘴的名字，绰号，算不得数的。”

    翻译在翻译给那军官听。中国民主联军代表盯着她的眼睛，严厉地问：“可登记名册上，写着中井玉子。”

    “伪满的日本厂长说这样写，方便一些，对他方便而已。”玉子感到一脸僵硬。她想挤出笑意，可是她未能做到。

    俄国军官和民主联军代表互相交换了一些话，他们让翻译说：“满映拍摄的最后一部电影《绿衣》，就是由你主演。虽然没有做完发行，但你既然是中国人，与日本人合作，而且是主演，就是汉奸！”

    玉子急忙辩解说：“我一直是个配音演员，跑龙套的角色。”

    中国代表说，“全公司都知道，你是日本黑龙会特务头子山崎修治的情妇，是他破格提拔你当主角。”

    玉子突然想起来，这个男人好象“追”过她。不过那样的男人太多。他一定记得那过去的细节，可她记不得。

    玉子捉摸他的知，才明白了一点：“我是日本人：我母亲是日本人。全公司都知道的。”

    俄军军官说，“你现在怎么改口了？你改口也晚了！”

    只是她几乎在这一刹那变了一个人。“不不，我真是日本人。”玉子站起来，按日本女人的方式鞠躬行礼，并且改口说日语。

    俄军军官早就不耐烦了，右手轻拍了两下，断然做结论：“这个女人，按汉奸论处！”他不想再讨论此事,伸手去拿下一个案卷。

    突然门被推开，冲进来一个人。房里四个人都吓了一跳，俄国军官急忙拔手枪。卫士连忙扑上去抓住那人，按倒在地上，一看来人是一个细高个少年，他们面面相觑。

    玉子从凳子里站起来，少年仅朝她点了一下头，便转向一脸怒气的俄国军官。少年显然在外面偷听，而且有些胆怯。他清清喉咙，结结巴巴地用俄语对俄军军官说话。他说得很急，语气明显是在求情。

    那个中国代表听不懂，女翻译对他说，“这个男孩说，他有确凿证据，证明这个女人是日本人。”

    少年从怀里掏出一个黑皮夹子，他把皮夹子递给俄国军官。给俄国军官看里面有一些日本金币，一个金手表，还有一封信和一个日本城镇地图。俄国军官本来站起，便坐下来仔细看其中的纸片，女翻译在帮助他读。俄国军官听完，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女翻译这才给那个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解释说：“拉尔柯夫中校让我告诉你，这是满映理事长、日本导演山崎修治自杀前留下的信件，写给他在日本家里的母亲，说知道家中一切安好甚慰，带信的这个女人叫中井玉子，是他在中国娶的妻子，日裔，虽然他自己即将辞世，他让母亲收留她。”

    俄国军官又问了少年几句。俄国军官对女翻译说了一通，她对民主联军代表说，“自杀的日本军官，话能不能算数？你看呢？”

    玉子静静地看着那位中国代表。那位代表明知她在看着，却装着视而不见，脸上丝毫也看不出表情来。他说：“这个女人，如果不算汉奸，我们留她无用。”他说话的速度明显放慢，似乎在考虑该如何择词选句似的，也是在看俄国军官的反应，似乎对方也大致同意，他才继续往下说：

    “现在我们暂时不拍故事片。今后中国人拍故事片，也不会用半日本人做演员。”他看看玉子，皱着眉头说：“哪怕有电影拍，她年龄也大了。她在日本有个去处，就让她去吧？”他看着玉子，玉子也看着他，这男人聪明，知道顺水推舟，良心也不坏。可是她还是记不起他的名字。幸好她对所有对她“感兴趣”的男人，从来没有傲慢轻侮，从来是给软钉子时，也递个笑脸。

    俄国军官说：“那也干脆：日本特务理事长，自杀死有余辜，现金手表等战争掠夺所得的财产没收。这个日本女人，遣返回国。”他把山崎修治的黑皮夹子，连同信件，扔到桌边，挥手让玉子过来拿走。

    玉子走过来，拿起黑皮夹子，赶快鞠躬感谢，朝后面的门退去。山崎导演给她留了这封信，但是她从来也没有当一回事，除了第一回看时，都未看过第二回。只是觉得山崎有点奇怪，有时心里对他有点歉意。这个日本厂长好色有名，情妇多得很。而且，她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愿意嫁给这个傲慢的日本人，永远做他的家中女仆。她可能是最后一个，可能就是对最后的女人心中不忍吧？

    最近一段时间，她的脑子似乎一直装着现世的快乐，有时高兴之余，会和少年一起翻翻过去封尘的记忆，做女孩和少女时那些忧伤，就是未想过未来怎么办。

    现在这封信突然把她从一个中国人变成日本人，免了被当汉奸惩处。少年肯定是听到情况不妙，赶紧奔回去取来的。他动作真快，而且不忘记把金表钱币一道交上作为证据。她本来把表给了少年，手表是贵重物。少年不贪财，他大事上脑子很清楚。

    她走出房间，走廊里人并未比刚才少，人们可能听到里面的声音，都好奇地看着她。

    看到人们的眼色，玉子这才想起来少年还站在那里没有动。她回头一看，少年还在房间中，而且退路被俄国卫兵挡住了，他正在犹疑，那个俄国军官已经站了起来，指着少年的鼻子吼叫。

    玉子一看这个局势不对，挣扎着要重新冲进门去，却被中国卫兵往外猛地一推，跌步翻倒在走廊上，门哐当一声就关上了。她赶快爬起来打门，“开门，开门，我要进来！”走廊里满映的同事都围上来看，女人们在窃窃私语。

    那个女翻译推开门走出来，猛地一把推开玉子。“里面那个男人，是个与日本人合作的俄国人，我们也要审查俄奸，不管你的事。”

    “他是中国人，大名叫李小顺！”玉子大叫。“他不是俄国人！”

    “不要妨碍我们调查给日军做特务的白俄，”女翻译一干二脆地说。“放过你，就已经是开恩！”

    “他是我的――”

    “他是你什么？”女翻译皱皱眉，语气凶狠起来。“不要不知羞耻。我们一清二楚，你们非法同居很久了！战争期间，我们没有功夫跟你论诱奸少年罪，已经便宜了你。”她厌恶地转过身。“快滚，少废话。”

    走廊里等着的男男女女都轰然说起话来，玉子听不想听他们说什么，她只是知道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为她说话。隐约她听到人们在咒骂，大部份是女人的声音：

    “你，我们整个妇女的耻辱！”

    “真是太不要脸！”

    “你真不知道你的名声有多臭？”

    “做出来的事情，哎呀，不能提！”

    “道德败坏，简直无耻之尤！”

    “婊子都不如！”

    从走廊那边过来两个俄国士兵，把玉子硬拖拽出去。她拼命挣扎，大哭大闹起来。但是她迅速被拉到院子里，那里正停着一辆卡车。

    满映公司被遣返的日本人，拖着大包小包，正在排队上车，大多数是妇幼老人。看见俄国士兵抬着玉子过来，大家都让开。士兵像扔一麻袋粮食一样，把玉子重重地扔进卡车里。

    玉子脑袋撞在汽车的铁板上，撞开一个口子，晕死了过去。等到她醒过来，汽车已经驶出上百里。她周围已经不是满映的日本遣返人员，而是长春什么机构的日本人和家属。她觉出疼，钻心的疼，伸手去摸头，发现裹着绑带，绑带渗着血。她看着手指上的血，把头扭过来，背对车窗。

    两个守卫看紧着门，玉子从他们那儿知道，她是他们押送的遣返的日本医院里一个伤员。

    国民党军队的坦克，正隆隆穿过整个城市，这是1946年春天。四平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迅速推进到北满。

    天气转暖，迎春花纷纷开放。那个留小胡子的俄国军官，从吉普车下来，还是披着呢大衣，走向长春监牢的办公室，准备向国民党警察局长与他的助手交代监牢的事。监牢原是张作霖时代建的，日本人全部拆了重建，钢筋水泥的建筑，经得起轰炸或重炮轰击。

    警察局长在这个优质的监牢，四下看都瞧了一眼，心里想这个地方当监狱未免大材小用，应当做军事据点。

    他和助手一前一后回到办公室，阳光铺了一房间。俄国军官已走到门口，被助手引了进来，两人客套地握手。警察局长坐回自己的位置，喝了一口茶，草草翻看已经剩下不多的案卷，大部份是刑事犯抢劫犯之类。他看到少年的案卷，封皮颜色都不同，是纯黑的。

    “这个是俄奸，你们怎么不带走？要判刑，得你们判。”

    俄国军官哈哈大笑。他说中国话不流利，不过一清二楚：“这个人，只有中国名字，算什么俄奸？他是个汉奸，由你们处理。”大概是房内气温高，就脱了呢大衣，里面的制服，使他看上去很精神。他的呢大衣顺手搭在椅背上。

    “这里不是写着是俄奸？”中国军官说。“案卷全是俄文。”

    但是俄国军官已经在看窗外，他的吉普车已经向这幢办公楼驶来。他转身握手，走出门又回来，原来他忘了他的呢大衣。披上大衣，他就快步穿过过道，推门，那吉普车正好停在门外，他跳上去，车就开走了。

    中国军官朝窗外望望那辆吉普车，厌恶地把案卷丢开。他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站在窗前沉思。

    “怎么办？”他的助手走进来，规矩地站在他背后问。

    “监牢再好，现在不是养犯人的时候。这个地方应当做兵营――你先把案卷清理成两批。能放的都放，本来判了死刑的，尽快执行，俄国佬不想沾手，算是让我们立威，我们代为执行，延续法纪。”

    “政治犯呢？”

    “他们的政治犯，不就是我们的同志？哪怕汉奸，留下的都是小角色了。你问明情况，留下问题特殊的，其他就全放掉算了。”但是他突然想起来：“只有那个俄奸不能放。谁弄得清那是怎么一回事？万一俄国人改了主意，回过头来跟我们要犯人，我们交不出人，不成了影响邦交的事。”

    他放下茶杯，准备离开，又回过头来，到桌前翻开案卷，看看照片，一个俊气的少年，卷曲的黑头发，看不出是哪国人。他对助手说：“谁知道他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这年头，小心为是，看紧点没有错。单人监禁，不准探监！”

    他摇摇头，戴上皮手套，走了出去。

    要到一年又三个月之后，少年才走出监牢。他样子不像一个蓬首垢面的犯人，他是“国际罪犯”，多少得到宽待，几乎可以说养尊处优，他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瘦成一条的少年。一年三个月之后的他，长得健壮得多，很有些男子气概了。但是最近监牢伙食越来越差，肚子都吃不饱，释放他或许不是事出偶然。

    也许因为他“地位特殊”，出狱时，管监狱的班长，找了一套旧军装给他。他觉得军服不方便，但是班长告诉他，这不是国军的军服，国军服装给他是犯法的。这是仓库里剩下的不知什么倒霉鬼的军服，没有徽号，已经弄不清属于哪个来占领过此地的军队。少年知道他没有什么可挑选的，原主人也许被枪决了，但是已经轮不到他来忌讳这种事：能留下小命就不错了。

    他忧心忡忡地走在街上，一个人望着长春的天空，他在牢里天天在墙上用笔划着数，盼着早点出狱。这个夏末，城市的街上已经没有什么居民。他快步走到玉子住的满映宿舍，那里住着国民党的军队，原住户统统都不见了。

    后花园杂草半人高，一群蜂绕着墙根黄黄的野花飞。从这儿看不到玉子的窗，那窗挂着乱七八糟的晒洗的衣服。

    他收回视线，好陌生。这一切，他在监狱里他觉得是一场青春孤独的想入非非，现在看来果真如此，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原本就该知道是个梦。

    两棵银杏树皆在，而且树桩下生出新枝。少年几乎不用考虑，便直接朝这儿走。他的房子还在，而且一切如旧。他走近，觉察出房门虚掩着。他记得他是锁了门，那最后一天，他离开这儿时。

    小心地推开门，他走了进去。这个贫民区破地方，没有什么人光顾。只是他的破烂家具都被砸碎，大块的都被拿走生火了。他在破烂的家具中翻到镜框，早碎了，照片上男人被人踩得已经模糊不清，只有那女子还是依旧笑着。他取下照片，仔细对折，塞到衬衫口袋里。

    那天上午，他因为来拿这张父母的照片，才回到这儿。结果邻居告诉他，满映厂今天要决定每个员工的去向，他很着急，如飞似地赶回玉子的房间报信，打开门，玉子不在。他想也未想就去了厂里。

    他在门口打听那些受审查的人，知道要查中国人的汉奸，边忙奔回玉子家去，翻找到那个令他讨厌的山崎修治留给玉子的黑夹子。那个黑夹子竟然救了她，但也让他从此失去了玉子。

    这么前后一回想，好象度过了半生。少年闭了闭眼，这一瞬间，他突然想回到自己儿时在冰上转圈的时候，，快乐的笑声曾经穿越满洲几百里的冰天雪地，他好想那种日子，泪水湿了他的脸。

    满映的摄影棚。瞧上去静寂得连一个鬼都没有，门窗挂在铰链上吱吱呀呀地响。少年穿过录音室里，玻璃窗还是一年多前被飞机轰炸时震碎的，连碎玻璃都没人清扫，但是所有的器械都被拆走了，满墙乱挂着电线头，像女人的头发。

    他推开玉子的化妆室，梳妆台已经被拆散，留下一些抽屉桌腿。墙上的镜子不知被谁打碎了，少年看到自己的形象：不太对劲，整个人被分割得七零八碎，尤其是那在狱中每半个月都被推平的头发，现在齐齐地冒出半寸，样子特别奇怪。

    玉子的椅子早没了，房间里只剩下各种纸片布片。他拂开窗帘，外面乌云弥布，天边漏出几道光亮。他回过身来，觉得空气中还有玉子用过的粉香，他嗅着香味走过去，靠近抽屉气息越浓，一翻看，是抽屉里打翻的化妆品残留在缝隙之中。他用手指甲剔了上来，轻轻地摸在手掌心上，好象摸着玉子人一样。神了，这一点点粉末给他窒息快憋死的身体注入一股热流，他长长地缓过一口气，脸色好多了。这房间，的确有什么东西是他所需要的，非需要不可。

    他高兴得拍了一下自己的胸膛，难道这不就是他来这儿目的吗？

    天色已晚，他蹲下身，从衣袋里拿出一盒火柴，点着了，朝小房间角落里看。

    果然，那里用铅笔写下的一行字依然在：

    东京北群马县伊势崎……

    他仔细念了一遍。他早就背熟了，到这儿来，只是查对一遍：他等了一年多，就是等着这个时间，从这个地点出发。

    然后他满处搜索，什么都找不到。只是在墙角的老鼠洞里找到几颗豆子，想了一下，直接放到嘴里香喷喷地嚼起来。

    长春又是炮火连天的世界，每天受到炮击。他在监牢里就听见炮声，那里不让躲进防空洞，其实那个地方反而安全。

    天上又来了几架飞机。相反，听见飞机引擎声，忽然平时街上看不见的人，全钻了出来，高声嚷嚷着追着飞机跑，没人逃空袭。也不知道这个平时街上几乎见不到人影的长春，怎么还会有那么多居民。

    只是空投场每天临时变更，不让居民知道。每天总有一部分居民凑巧猜准了，拼命奔跑赶得过来。每天的飞机引擎声，引来一场街头轰闹：好象长春的市民，随时随地就等着这场每天一次的活剧。

    满映制作厂不远的大街，很宽广，附近又有一个公园草地宽阔。这一天，成了临时选中的空投场，早就有多辆军用卡车望那里赶过去，车上的士兵迅速跳下，布置成一圈哨兵线，汽车则等在四角，看着大米包移动方位，等着大米包落下立即抢运。

    早在飞机降低高度时，人们就明白了大致方向，沿街狂奔过来。当大米包吊着降落伞缓缓下降时，已经看得到地面上的人，像蜂群一样，望准了降落伞降落伞奔跑。少年正好在摄影棚里睡了一觉，起来看到这个场面，马上明白了军队在空投给养，他眼睛尖脚步快，冲在人群头里。

    军队远远看见疯狂奔来的人群，就朝天开枪，但是人们根本不管枪声，照样猛跑过来。

    还没到人群靠近，指挥官就下令：“上刺刀。”

    在人群压力下，哨兵线只是很缓慢地后退，让后面的军车有时间抢运大米包。

    少年在刺刀前停住了脚步，但是后面的人还是推他，他胸口顶着刺刀尖，努力望后仰身。但是后面的人顾不上最前面一排人的性命，眼看着几个大米包摇摇晃晃落下来，吼喊着拼命往前挤。

    少年焦急地大喊。可是没人听得见他的声音，饿肚子的人，哪里管得上别人死活：那些有经验的人，早就明白不能冲在最头里，应当不前不后正好在第二排。少年刚从监牢出来进入这个换了主人的城市，当然不知道这个秘诀。

    眼看着那些米袋一坠地，双方一挤动，突然一把刺刀插进了一个中年男人的胸膛，血喷了出来，喷得周围人身上全是。那个人大喊一声，肚子里的白花花的肠子掉了出来，他一边捂住肚子，一边踉跄着前行；另一把刺刀上来，他一声未吭就跌倒在地上，死了。

    少年对面的士兵被惨叫惊动，不免眼睛横看过去，走了一下神。少年趁这个机会用手臂推开刺刀，从两个士兵的中间闪了过去，后面人马上冲上来。哨兵的刺刀阵被冲垮了，人们朝最前面的大米包狂奔，米包马上被手撕开。

    军队放弃了这个大米包，围绕比较后面的几个大米包，又建成了一条刺刀防线，那里的汽车已经开始装运。每天指挥抢米的军官，必须是最有经验，最善于临机应变下决心的战地指挥官。

    少年抢到两把大米，望口袋里装，又再抢两把，却被后面的人踩倒在地上。他用手保护自己的头，但是握住米的拳头不肯松开。

    等到他终于能站起来，周围是一片狼藉。有人躺在血泊里呻吟，有人在泥里翻寻米粒。他把手里剩下不多的米粒放进衣袋，发现那里的米粒也不多了。

    他摇摇头，看看自己身上撕得破烂的衣衫，觉得还算幸运。今天至少能吃到东西。如果自由就是饥饿与死亡，还不如呆在监狱里不出来，那里至少管饭。但他要的不只是自由。

    他走了两步，看到面前一个老人，侧俯着身体躺着，手臂捂紧胸口喘气。他看清了：这是满映摄影棚那个老守门人。当年，俄国飞机轰炸那一天，他和玉子在街上被人们追打，多亏了这个老看门人抢出来让他们躲进厂里。

    老头个子大，他背不动，便扶着老头。两人蹒跚着回到满映摄影棚。他在屋角找到几快碎木板，又找到老头的锅子，点着几张碎纸，生起一堆火。

    他把米粒从口袋里掏出来，缝底的一粒也都拣出来。煮了一锅香喷喷的粥，两人等不到粥凉下来，就忙不迭地一边吹气，一边喝起来。

    一碗粥下肚，老人终于有力气说话了。

    “小二毛子，你怎么在这里！大家都以为你被俄国人带回苏联，带到西伯利亚去了。”

    “我坐了监牢。”

    “哎，一年多了，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差不多两年。”少年自言自语。

    “你看我，人老了，记不清日月。”

    “昨天，监牢没吃的，只能放人了，我恐怕是最后一个。”少年不在乎地说，但是马上接着问老头：“你知道郑兰英，就是玉子的下落吗？”

    老头惊奇地看着他，“噢，你不知道？！”

    少年觉得老头话中有话。“我当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嗨”老头摇着脑袋说，“满映的遣返人员坐的那艘船，快进横滨港时，碰到海上漂流的水雷，船炸沉了。”老头儿摇头说。“也不知道哪个国家放的，报上说是日本人自己的水雷。”

    少年舌头僵在嘴里，半晌才问：“你怎么知道这消息？”

    “满映当时全传开了。都有认识的人在船上。虽说都是日本人，当年太神气活现，但是全淹死在海里，也太惨了。其实玉子也不算什么日本人……”

    “他们淹死了？你有什么证明？”少年压住内心的震撼，尽量不带情绪地说，在监牢里这段时期，他明白这世界上好消息不会多，坏消息却天天有。

    “我好象还存着一张报纸，都是熟名字嘛。”老头说。

    少年和老头一起去他的住处，翻了半天，从床垫底下找出一张1946年春天的《东北日报》。报纸皱巴巴，被少年一把抓在手里，看起来，上面的确有大字标题：“新城丸在日本海域沉没。”他看了一遍，对老头说：“大伯，这上面说，少数乘客被赶来的渔船救起，大部失踪。”

    “战时凡是没有找到尸体的，全叫失踪。被救起的人，才有个名单。”老头凑近，手指报上的小字的地方：“这儿小字。你看，没有叫中井玉子的，也没有叫郑兰英的。失踪的人太多，就没有开列。失踪就是淹死了。”

    “那么消息发出之后被救起来的呢？几天之后活着上岸的呢？”

    “这个消息就是几天之后的，你仔细看看。那个时候天天好多消息，报纸来不及刊登。”

    不知为什么，他绝对无法想象玉子会一个人往蓝色的深渊中沉下去，她不会的，说好等他的。本来他们就明白，好日子不是给他们准备的，这个世界不会让他们那么容易得到幸福：既然他们有过太好太好的一段幸福，无论如何都应当有一段苦难。所以他被俄国军队当俄奸抓起来，也没有什么抱怨，在监牢里也很有耐心。他知道着急没有用，喊冤没有用，一旦出来，他会有寻找玉子的机会。

    因为他们说好，一切要重新开始。玉子不会不跟他说一下的，就落进海水里，落到海底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他们都等着一切会重新开始。

    当两人一前一后回到火堆前，少年看着锅里的粥，已经吃不下去，他脸色苍白，整个人呆呆的。

    老头拍拍少年的手，“娃子，听我老头说一句不中听的话：忘了她吧。这个女子好心肠，人也长得漂亮。但是人没了，就是没了。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好人活不长。”

    少年说，“老伯，你把剩下的粥喝了吧。”他不想听这种忠告。

    “你们的事，我听说过。”老头子颤颤危危地站起来，拉住少年，诚恳地说。“好好找个女人成亲，你们的事，本来就是露水夫妻。哪里会长得了？”

    少年站了起来，离开火堆。

    “你到哪里去？”老头叫住他，好心劝慰：“玉子已经不在了，你得认命。打了那么多年的仗，能死的人都快死光了。”

    少年断然说：“不，玉子没有死！她没有淹死在海里，也没有病死，她就活着。”

    “你有什么根据？”

    少年回过头来，看看老头，他不想告诉任何人他心中的理由：别人不会相信，哪怕是这个好心的老头。他静静地说：“她答应过我！”是的，既然答应了，她就不能让大海的巨浪淹没自己。“大伯，你喝粥吧，我这就走了，没法再帮你。”

    “还是你吃吧”，老人在火跟前擦眼泪，“像我这样，哪怕今天饱了，又能活多久？”

    少年没有留下，他又回到玉子的化妆室。擦了根火柴，看了一次墙角。这只是他早就演习好的重新开始的仪式，核对一下，以免他暗背多少次反而弄错，以后他就不可能来核对了。

    他把衣服下摆掀起来，那上面写了一行字。跟墙上的地址仔细来回比较，的确一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