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闵没有来，他们约定的时间，最迟上午十点。中午也不见人影，裘利安一人就到楼下餐馆吃了饭，也不想呆在旅馆等她。想起伦敦的朋友，让他去找在北京大学当教授的阿罗德·艾克顿爵士，他决定去会会此人。

    艾克顿住在一个胡同里，四合院的平房，好多间，院子里有树木长凳，门窗明净，很舒适。见裘利安第一眼就说，“我怎么觉得是罗杰·弗赖？你和罗杰太像了。”

    裘利安本来想说很抱歉，未先预约，但见艾克顿对他们这个圈子简直太了解，说那话就太生分了。

    进了客厅，屋里有一个中国青年男子。艾克顿介绍说这是他的学生，姓程，他很亲热地和程说了一些中文。从他们的举止眼神，裘利安一下就明白他们是什么关系。艾克顿见他在注视，有点不好意思。裘利安却报以友好的微笑：他同性恋见多了，与母亲同居的邓肯，经常带男朋友来，有时带来魁梧的年轻水手。早晨偷一幅画走，幸好他们不识好画。连孩子们都知道，老远见这类人来，就开玩笑在房子里喊，又有强盗来了。

    艾克顿和程听说他在国立青岛大学教书，说认识郑教授，还有诗人闵，不知道他们回北京没有？应当会会北京新月社的人，尤其一批新出的诗人，好多在艾克顿班上读书。太巧，又碰见新月社的人！裘利安当然没有提闵就在北京，但是此人对中国这个圈子也知道得太多。

    他想借口说约个时间下次再来，就站起身来。

    艾克顿说，“还没喝酒，怎么就走？”

    “喝酒？”

    “对呀，来来，你一个人在北京冷清得很。中国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艾克顿说。

    程去厨房安排酒菜。

    艾克顿说自己差不多已经是个中国人，他的眼角喜欢往上飘。他告诉裘利安，北京有不少西方知识分子，还有你们剑桥的著名批评才子燕卜荪。不像其他城市的西方人，不是商人，就是牧师。艾克顿和他们一帮人昨日刚从离北京城不远的承德山庄回来，以前皇帝避暑的行宫，冬天打猎，那儿是好地方，古树参天，古寺庙森严，钟声悠远。看来，这些英国人很适应北京，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们乐不思英国。

    不过，裘利安感觉，这个艾克顿虽然自夸成了中国人，但还是很寂寞，跟他此刻一样。

    艾克顿带裘利安去另一间参观他收藏的中国古画古玩线装书。在院子里艾克顿停了下来，对裘利安说：“北京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天堂！当然，你说这是因为我的偏见，自我放逐。可是在道德主义的西方社会，除了你们布鲁姆斯勃里那一帮自由主义精英，谁能不顾社会舆论，我行我素呢？”他长叹一口气，“日本人越逼越近，一个多月前，十二月份，在这里共产党学生闹了一场大规模示威游行，以抗日为名，逼政府放弃对残余红军的追剿。青岛也闹了吧？”

    裘利安摸摸额头上已看不见的疤痕，没有做声。

    “日本人，共产党，”艾克顿摇头，“天堂日子还能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