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价是小事，只要快。应春，你今天就去办。”

    古应春依他的要求，奔走了两天，总算有了头绪，急于想要报告胡雪岩，哪知寻来寻去，到处扑空，但到得深夜，古应春正要归寝时，胡雪岩却又不速而至，气色显得有点不大正常。

    “老爷只怕累坏了。”瑞香亲自来照料，一面端来一杯参汤，一面问道：“饿不饿？”

    “饿是饿，吃不下。”

    “你去想想看，”古应春交代，“弄点开胃的东西来消夜。”

    等瑞香一走，胡雪岩问：“七姐呢？睡了？”

    “是的。她睡得早。”

    “那就不惊动她了。”胡雪岩又问：“听说你寻了我一天。”

    “是啊！古应春很起劲地说：“我有好消息要告诉小爷叔，枪有着落了。”

    “这好！”胡雪岩也很高兴，“是哪里弄来的？”

    “日本。说起来很有意思，这批枪原来是要卖给法国人的。”

    “那就更妙了，怎么个来龙去脉？”

    原来法国仓卒出兵增援，要就地在东方补充一批枪支，找到日本一个军火商，有两千支枪可以出售。古应春多方探查，得到这么一个消息，托人打电报去问，愿出高价买一千五百支。回电讨价二十五两银子一支，另加水脚。

    “那么，敲定了没有呢？”

    “敲定了，照他的价钱，水脚归我们自理，已经电汇了一万银子去了。”

    古应春又说：“半个月去上海交货。”

    “二十五两就二十五两，总算了掉一桩心事。”

    胡雪岩忽然问道：“应春，你有没有听说，老宓瞒住我私底下在做南北货？”

    古应春稍一沉吟后说：“听是听说了，不晓得详细情形。”

    “据说有一条船碰到法国人的水雷沉掉了，损失不轻。”

    “损失不会大。”古应春答说：“总买了保险的。”

    胡雪岩点点头，脸上是安慰的神情，“应春，”他问，“你看我要不要当面跟老宓说破？”

    这一点关系很大，古应春不敢造次，过了好一会却反问一句：“小爷叔看呢？”

    “只要风险不大，我觉得不说破比说破了好。俗话说的‘横竖横、拆牛棚’。一说破了，他索性放手大做，那一来，我就非换他不可！苦的是，找不到合适替手。”

    接下来，胡雪岩谈他的另一个烦恼，应还洋商借款的第二期本金，期限即在十月底，宓本常是十月初就不断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所得的答复是：备省尚未汇到。及至胡雪岩一到上海，去拜访上海道邵友濂，答复如旧，不过邵友濂多了一句话：“老兄请放心，我尽力去催，期限前后，总可以催齐。”

    “只能期前，不能期后。邵兄，你晓得的，洋人最讲信用。”

    “我晓得，不过钱不在我手里，无可奈何。”邵友濂又说：“雪翁，五十万银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万一期前催不齐，你先垫一垫，不过吃亏几天利息。”

    一句话将胡雪岩堵得开不出口，“他的话没有说错，我垫一垫当然无所谓，哪晓得偏偏就垫不出。”胡雪岩说：“不巧是巧，有苦难言。”

    何为“不巧是巧”？古应春要多想一想才明白，不巧的事凑在一起，成为巧合，便是“不巧是巧”。细细想去，不巧的事实在很多，第一是市面不景气，银根极紧。第二是屯丝屯茧这件事，明知早成困局，力求摆脱，但阴借阳差，他的收买新式缫丝厂，为存货找出路的计划，始终未能成功，目前天津、上海都有存丝，但削价求售，亦无买主。第三是左宗棠先为协赈借了二十万银子，如今又要拨付王德榜二十五万两，虽说是转运局的官款，但总是少了一笔可调度的头寸。第四是十一月初五的吉期在即，场面大，开销多，至少还要预备二十万银子。最后就是窗本常私下借客户的名义，提取存款去做南北货生意，照古应春的估计，大概是十万银子左右。

    “今天十月二十五了。这个月小建，到十一月初五，十天都不到。”胡雪岩说：“这笔头寸摆不平，怎能放心去办喜事。”

    “小爷叔亦不必着急，到底只有五十万银子。再说，这又不是小爷叔私人的债务，总有办法可想的。”

    “要想就要早想。”

    古应春沉吟了一下说：“如今只有按部就班来，一面催上海道，一面自己来想法子调头寸，如果这两方面都不如意，还有最后一着，请汇丰展期，大不了贴利息。”

    “这一层我也想到过，就怕人家也同邵筱村一样，来一句‘你先垫一垫好了’。我就没有话好说了。”

    “不会的。洋人公私分明，公家欠的债，你们不会叫私人来垫的。如果他们真的说这样的话，小爷叔回他一句：‘我垫不如你垫，以前汇丰要放款给阜康，阜康不想用，还是用了，如今仍旧算阜康跟汇丰借好了。’看他怎么说。”

    “这话倒也是。”胡雪岩深深点头。

    “小爷叔愿意这样做，我就先同汇丰去说好了它。小爷叔不就可以放心了？”

    “慢慢、慢慢！”胡雪岩连连摇手。

    原来他有他的顾虑，因为请求展期，无异表示他连五十万银子都无法垫付。这话传出去，砸他的金字招牌，不但左宗棠对他的实力与手腕，会生怀疑，十一月初五那一天，盈门的贺客少不得会谈论这件事，喜事风光，亦将大为减色。

    “我们先走第一步同第二步。”胡雪岩说：“第一步我来，第二步托你。”第一步就是到上海道衙门去催问，第二步“自己想法子来调度”。这一步无非督促宓本常去办。古应春因为有过去的芥蒂，不肯作此吃力不讨好，而且可能徒劳无功的事，因而面有难色。

    “怎么样？”

    “我想跟小爷叔调一调，头一步归我，第二步小爷叔自己来。”古应春说：“小爷叔催老宓，名正言顺，我来催老宓，他心里不舒服，不会买帐的。”

    “也好。”胡雪岩说：“事情要快了。”

    “我明天一早就去，上海道衙门我有熟人。”古应春说：“小爷叔明天中午来吃饭，听消息。”

    “好。”胡雪岩说：“这几天我们早晚都要碰头。”

    第二天中午，古应春带来一个极好的消息，各省协助的“西饷”，已快收齐了，最早的一笔，在十月初便已汇到。

    “有这样的事！”胡雪岩大为困惑，“为啥邵筱村同我说一文钱都没有收到？你的消息哪里来的？”

    “我有个同乡晚辈，早年我照应过他，他现在是上海道衙门电报房的领班。

    “那就不错了！”胡雪岩既喜且怒，“邵筱村不晓得在打什么鬼主意？我要好好问他一问。”

    “小爷叔不必如此。我想最好的办法是请左大人打个电报给邵筱村。”

    原来古应春从他同乡晚辈中，另获有很机密的消息，说是李鸿章正在设法打击左宗棠，因而想到，邵友濂对胡雪岩有意留难，是别有用心。但这个消息，未经证实，告诉了胡雪岩，反而会生出是非，只有用左宗棠出面，措词严厉些，带着警告的意味，让邵友濂心生顾忌，在期限之前拨出这笔代收的款子，了却胡雪岩的责任，最为上策。

    但胡雪岩又何从去了解他的用心，他仍旧是抱着在左宗棠面前要保持面子的用心。在江宁时，左宗棠原曾问过他，有什么事要他出面，意思就是指上海道代收“西饷”这件事，当时如说请他写封信催一催邵友濂，是很正常的回答，左宗棠不会想到别的地方去。已经回答没有什么事要他费心，而结果仍旧要他出面，这等于作了垫不出五十万银子的表示是一样的。

    因此，他这样答说：“不必劳动他老人家了，既然各省都快到齐了，我去催他。”

    胡雪岩一向沉得住气，这一次因为事多心烦，竟失去了耐性，气冲冲地去看邵友濂，门上回答：“邵大人视察制造局去了。”吃了个闭门羹，心中越发不快，回到制造局命文案师爷写信给邵友濂，措词很不客气，有点打官腔的味道，而且暗示，邵友濂如果不能如期付款，只好请左宗棠自己来料理了。

    这封信送到江海关，立即转送邵友濂公馆，他看了自然有些紧张，因为“不怕官，只怕管”，自太平军被平息后，督抚权柄之重，为清朝开国以来所未有，左宗棠是现任的两江总督，如果指名严参，再有理也无法申诉，而况实际上确也收到了好几省的“西饷”，靳而不予，也是件说不过去的事。因此，他很不情愿地作了个决定，将已收到的“西饷”开单送交转运局，为数约四十万两，胡雪岩只需垫十万银子，便可保住他对洋人的信用。

    但就在写好复信，正待发出之际，来了一个人，使得他的决定整个儿被推翻。

    这个人便是盛宣怀，由于筹办电报局大功告成，不但成了李鸿章面前有数的红人，而且亦马结上了醇亲王的关系。此番是衔李鸿章之命，到上海跟邵友濂来商量，如何“救人”？

    “救火”是盛宣怀形容挽救眼前局势的一个譬喻，这也是李鸿章的说法，他认为由越南危局引起的中法冲突，他有转危为安的办法，但主战派的行动，却如“纵火”，清流的高调，则是火上浇油。但如火势已灭，虽有助燃的油料，终无所用。意思就是打消了主战的行动，清流便不足畏。

    那么，谁是“纵火”者呢？在李鸿章看，第一个就是左宗棠，第二个是彭玉麟。至于西南方面如云贵总督岑毓英等，自有办法可以控制，即使是彭玉麟，倘无左宗棠的支持，亦可设法让他知难而退。换句话说，擒贼擒玉，只要将左宗棠压制住，李鸿章就能掌握到整个局势，与法国交涉化干戈为玉帛。

    “筱村兄，你不要看什么‘主战自强’、‘大奋天威’、‘同仇敌忾’，这些慷慨激昂的论调，高唱人云，这不过是听得见的声音，其实，听不见的声音，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声音，中堂如果不是有这些听不见的声音撑腰，他也犯不着跟湘阴作对一一湘阴老境颓唐，至多还有三、五年的富贵而已，何必容不得他？反过来说，如果容不得他，就一定有非去他不可的缘故在内。筱村兄，中堂的心事，你先要明白。”中堂是指李鸿章。

    盛宣怀的词令最妙，他将李鸿章对左宗棠的态度，说得忠厚平和，一片恕词。但在邵友濂听来，是非常明白的，李、左之间已成势不两立，非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了。

    “是的。”邵友濂矍然警觉，“我明白。不过，我倒要请问，是哪些听不见的声音？”

    “第一是当今大权独揽的慈禧皇太后，她辛苦了大半辈子，前两年又生了一场死去活来的大病，你想，五十岁的老太太，有几个不盼望过几年清闲日子的，她哪里要打什么仗？”

    “既然大权独揽，她说个‘和’字，哪个敢不奉懿旨？”

    “苦就苦在她什么话都好说，就是这个字说不出口。为啥呢？洪杨勘定大乱，从古以来，垂帘的太后，没有她这样的武功，哪里好向廷臣示弱。再说，清流的论调，又是如此嚣张，只好表面上也唱唱高调，实际上全不是这么回事。”

    “我懂了，这是说不出的苦。”邵友濂又问：“第二个呢？”

    “第二个是当政的恭王，他一向主张跟洋人打交道，以和为贵，如今上了年纪，更谈不上什么雄心壮志了。”

    “英法联军内犯，恭王主和，让亲贵骂他是‘汉奸’、难怪他不敢开口。可是，醇王一向主战，怎么也不作声呢？”

    “这就是关键所在。如今的醇王，不是当年的醇王了，这几年洋人的坚甲利兵，”盛宣怀停下来笑一笑说：“说起来倒是受了湘阴的教，西征军事顺手，全靠枪炮厉害，这一点湘阴在京的时候，跟醇王谈得很详细。醇王现在完全赞成中堂的主张，‘师夷之长以制夷’，正在筹划一个辟旅顺为军港，大办海军的办法。醇王对这件事，热中得不得了，自然不愿‘小不忍而乱大谋’。”

    “嗯！嗯！有这三位，中堂足足可以择善固执。”

    “提到择善固执，还有个人不能忽略。筱村，你是出过洋的，你倒说说看，当今之世，论洋务人才，哪个是此中翘楚？”

    “那当然是玉池老人。连曾侯办洋务都得向他请教。”

    “玉池老人”是郭嵩焘自署的别号，“曾侯”指驻法钦差大臣曾纪泽。事实上不仅曾纪泽，连李鸿章办洋务亦得向他请教，因为李鸿章虽看得多，却不如郭嵩焘来得透彻，同时亦因为李鸿章虽然亦是翰林，而学问毕竟不如郭嵩焘，发一议，立一论，能够贯通古今中外而无扞格，以李鸿章的口才，来解说郭嵩焘的理论，便越觉得动听了。

    “现在彭雪琴要请款招兵，王阆青已经在湖南招足了四千人，这就是湘阴派出去‘纵火’的人，一旦祸发，立刻就成燎原之势。中堂为此，着急得很，不说别的，只说法国军舰就在吴淞口外好了，人家已经亲口告诉中堂了，随时可以攻制造局，这是北洋的命脉之一，你想，中堂着急不着急。”

    听得这话，邵友濂大吃一惊，他总以为中法如有冲突，不在广西，便在云南，如果进攻高昌庙的制造局，便是在上海作战，他是上海道，守土有责，岂不是要亲自上阵跟法国军队对垒。

    转念到此心胆俱裂，结结巴巴地说：“上海也有这样的话，我总以为是谣言，哪知道人家亲口告诉了中堂，是真有这回事！”

    “你也不要着急。”盛宣怀安慰他说：“人家也不是乱来的，只要你不动手，就不会乱挑衅，你要动手了，人家就会先发制人。”

    这话说得再明白不过，邵友濂立即答说：“无论如何不可让湘阴把这把火烧起来。放火要有放火的材料，没有美孚牌煤油、没有一划就来的火柴，火就放不起来。杏荪兄，你说是不是？”

    “一点不错，这就叫釜底抽薪。”

    “要釜底抽薪，只有一个办法。”邵友濂说：“煤油、火柴都在胡雪岩手里，没有胡雪岩，湘阴想放火也放下成。江宁官场都不大买湘阴的帐，他说出话去，多多少少要打折扣，只有一个人，他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就是胡雪岩，譬如”

    譬如山东火灾助赈，江宁藩座无法支应，左宗棠向胡雪岩借银二十万，如响斯应，这一回王德榜募兵援越不但四千杆洋枪由胡雪岩筹划供给，补助路费亦雪岩负责等等，邵友濂举了好些实例。结论是要使得左宗棠“纵火”不成，非除去胡雪岩不可。

    “本常，”胡雪岩指着邵友濂复他的信说：“你看了这封信就晓得了，人家说得很明白，各省的款子收齐了，马上送过来，限期以前，一定办妥当，误了期限，一切责任由他来负。他到底是上海道，说话算话，不要紧的。”

    宓本常看完了信问：“洋人的限期是哪一天？”

    “放宽十天，只要十一月初十以前付款，就不算违限。”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预备啥辰光回杭州？”

    这句话问得胡雪岩大为不悦，“十一月初五的好日子。”他说：“今天是十月二十九，你说我应该啥辰光动身回杭州？”

    由水路回杭州，用小火轮拖带，至少也要三天，喜期以前，有许多繁文缛节，即便不必由他来料理主持，但必须由他出面来摆个样子，所以无论如何，第二天——十月底一定要动身。

    宓本常碰了个钉子，不敢再多说一句，心里却七上八下，意乱如麻。但胡雪岩不知道他的心事，只看重在洋债的限期上。

    “这件事我当然要预备好。”他说：“限期是十一月初十，我们现在亦不必催邵筱村，到了初五、六，你去一趟，看有多少银子先领了回来，照我估计，没有九成，也有八成，自己最多垫个十万两银子，事情就可以摆平了。”

    “是的。”

    “现在现款还有多少？”

    问到这话，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胡雪岩已经查过帐了，现款还有多少，他心里应该有数，如今提出来，不是明知故问？

    这样想着，便忘了回答，胡雪岩便再催问一句：“多少？”

    “呃！”宓本常说：“大先生不是看过帐了，总在四十万上下。”

    全上海的存银不过一百万两，阜康独家就有四十万，岂能算少？不过胡雪岩也知道他挪用了一部分，心想，四十万虽不足，三十万应该是有的，垫上十万两银子还不足为忧。

    话虽如此，也不妨再问一句：“如果调度不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这话就问得怪了！宓本常心想，现银不足，自然是向“联号”调动，无所谓“打算”。他问这话，是否有言外之意？

    一时不暇细想，只有先大包大揽敷衍了眼前再说，“不会调度不过来的。上海、汉口、杭州三十三处的收支情形，我都很清楚，垫十万银子，不算回事。”他又加了一句，“宁波两个号子，经常有十几万银子在那里。”

    这是为了掩饰他利用客户的名义，挪用存款。“光棍一点就透”，胡雪岩认为他是在暗示，承认他挪用了十几万银子，必要时他会想法子补足。这样就更放心了。

    但他不知道，市面上的谣言已很盛了；说胡雪岩摇摇欲坠，一说他跟洋人在丝茧上斗法，已经落了下风，上海虽无动静，但存在天津堆栈里的丝，贱价出售，尚无买主。

    又一说便是应付洋债，到期无法清偿。这个传说，又分两种，一种是说，胡雪岩虽好面子，但周转不灵，无法如期交付，已请求洋人展限，尚在交涉之中；又一种说法是，上海道衙门已陆陆续续将各省协饷交付阜康，却为阜康的档手宓本常私下弥补了自己的亏空。

    谣言必须有佐证才能取信于人，这佐证是个疑问：胡雪岩十一月初五嫁女儿，而他本人却一直逗留在上海，为什么？

    为的是他的“头寸”摆不平。否则以胡雪岩的作风，老早就该回杭州去办喜事了。

    这个说法，非常有力，因为人人都能看出这是件大出情理之外的事。但胡雪岩是“财神”，远近皆知，所以大家疑忧虽深，总还有一种想法，既名“财神”，自有他莫测的高深，且等着看一看再说。

    看到什么时候呢？十月底，看胡雪岩过得了关，过不了关。

    这些消息——一半假、一半真，似谣言非谣言的传言，大半是盛宣怀与邵友濂通过汇丰银行传出来的。因此众所瞩目的十月三十那天，有许多人到汇丰银行去打听消息，但更多的人是到阜康钱庄去察看动静。

    “胡大先生在不在？”有个衣冠楚楚的中年人踉阜康的伙计说，“我来看胡大先生。”

    “胡大先生回杭州了。”

    “回杭州了？”

    “是啊！胡府上十一月初办喜事，胡大先生当然要赶回去。”

    “幄，既然如此，应该早就动身了啊！为啥”

    为啥？这一问谁也无法回答。那衣冠楚楚的中年人，便是盛宣怀所遣派的散播谣言的使者，他问别人说：胡雪岩看看事情不了，遁回杭州了。

    于是当天下午就有人持着阜康的银票来兑现，第一个来的“凭票付银”五百两，说是要行聘礼，不但要现银，而且最好是刚出炉的“官宝”。阜康的伙计，一向对顾客很巴结，特为到库房里去要了十个簇新的大元宝，其中有几个还贴着红纸剪成的双喜，正就是喜事人家的存款。

    第二个来兑现八百两，没有说理由，伙计也不能问理由，这也是常有的事，无足为奇，但第三个就不对了。

    这个人是带了一辆板车、两个脚夫来的，交到柜上一共七张银票，总数两万一千四百两。象这样大笔兑现银，除非军营发恼，但都是事先有关照的。

    伙计看苗头不对，赔着笑脸说：“请里面坐，吃杯茶，歇一歇。”

    “好，好，费你的心。”说完，那人徐步走到客座，接受款待。

    这时宓本常已接到报告，觉得事有蹊跷，便赶出来亲自接待，很客气地请教：“贵姓？”

    “敝姓朱。请教！”

    “我姓亦，宝盖下面一个必字。”宓本常说：“听说朱先生要兑现银？”

    “是的。”

    “两万多现银，就是一千两百多斤，大元宝四百多个，搬起来很不方便。”

    宓本常又说：“阜康做生意，一向要为主顾打算妥当，不晓得朱先生要这笔现银啥用场，看看能不能汇到那里，或者照朱先生指定的数目，分开来换票，岂不是省事得多。”

    “多谢关照。”姓朱的说：“这笔款子，有个无可奈何的用场，我不便奉告。总而言之，人家指定要现银，我就不能不照办。我也知道搬起来很笨重，所以带了车子带了人来的。”

    话说到这样，至矣尽矣，宓本常如果再饶一句舌，就等于自己在金字招牌砍了一刀，所以喏喏连声，马上关照开库付银。

    银子的式样很多，而两万多不是个小数目，也无法全付五十两一个的大元宝，大小拼凑，还要算成色，颇为费事。

    银子是装了木箱的，开一箱，验一箱，算一箱，搬一箱，于是聚集了许多看热闹的人，议论纷纷，到最后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疑问：莫非阜康的票子都靠不住，所以人家才要提现？

    等姓朱的一走，阜康则到了打烊的时候，上了排门吃夜饭。宓本常神情诅丧，食不下咽，勉强吃了半碗饭，站起身来，向几个重要的伙计招招手，到后面楼上他卧室中去密谈。

    “我看要出鬼！”他问：“现银还有多少？”

    “一万八千多，”管库的说。

    “只有一万八千多？”宓本常又问，“应收应解的一共多少？”

    于是拿总帐跟流水帐来看，应收的是外国银行的存款及各钱庄的票据，总共十五万六千多两，应付的只能算各联号通知的汇款，一共六万两左右，开出的银票，就无法计算了。

    “这样子，今天要连夜去接头。都是大先生的事业，急难相扶。他们有多少现银，开个数目给我，要紧要慢的时候，请他们撑一撑腰。”

    所谓“他们”，是指胡雪岩在上海所设的典当、丝行、茧行。阜康四个重要的伙计，奔走半夜情况大致都清楚了，能够集中的现银，不过十二万两。

    宓本常将应收应付的帐目，重新仔细核算了一下，能够动用的现银，总数是二十三万两左右。

    “应该是够了。”宓本常说：“只要不出鬼，就不要紧。”他突然想起大声喊道：“阿章，阿章！”

    阿章是学徒中的头脑，快要出师了，一向经管阜康的杂务，已经上床了，复又被喊了起来说话。

    “你‘大仙’供了没有？”

    “供大仙是初二、十六，今天是月底。”

    “提前供，提前供！现在就供。”

    所谓“大仙”就是狐仙，初二、十六上供，一碗烧酒，十个白的蛋，酒是现成，蛋要上街去买。时已午夜，敲排门去买了蛋来，煮好上供，阿章上床已经两点钟了。

    第二天在床上被人叫醒，来叫他的是他的师兄弟小毛，“阿章，阿章！”他气急败坏地说：“真的出鬼了！”

    “你说啥？”

    “你听！”

    阿章侧耳静听了一下，除了市声以外，别无他异，不由得诧异地问：“你叫我听啥？”

    “你听人声！”

    说破了，果然，人声似乎比往日要嘈杂，但“人声”与“鬼”又何干？

    “你们去看看，排门还没有卸，主顾已经在排长龙了。”

    阿章一听，残余的睡意都吓得无影无踪了，急忙起来，匆匆洗把脸赶到店堂里，只见宓本常仰脸看着高悬在壁的自鸣钟。

    钟上指着八点五十分，再有十分钟就要卸排门了，就这时只听宓本常顿一顿足说：“迟开不如早开，开！”

    于是刚刚起床的阿章，即时参加工作，排门刚卸下一扇，人群如潮水般涌来，将他挤倒在地，阿章在叫：“要出人命了！要出人命了！”

    幸而巡捕已经赶到，头裹红布的“印度阿三”，上海人虽说司空见惯，但警棍一场，还是有相当的弹压作用，数百顾客，总算仍旧排好长龙。巡捕中的小头目，上海人称之为“三道头”，进入阜康，操着山东腔的中国话问道：“谁是掌柜？”

    “是我！”宓本常挺身而出。

    “你开钱庄？”

    “钱庄不是阿拉开的，不过归阿拉管。”

    “只要是你管就好。快把银子搬出来，打发人家走路，免得把市面弄坏。”

    “银子有的是。三道头，拜托你维持维持秩序，一个一个来。”

    三道头点点头，朝柜台外面大声说道：“银子有的是，统通有，一个一个来！”

    这一声喊，顾客又安静了些。伙计们都是预先受过叮嘱的，动作尽量放慢，有的拿存折来提存，需要结算利息，那一来就更慢了，站柜台的六个人，一个钟头只料理了四五十个客户，被提走的银子，不到一万，看样子局面可以稳住了。

    到了近午时分，来了一个瘦小老者，打开手巾包，将一扣存折递进柜台，口中说道：“提十万。”

    声音虽不高，但宓本常听来，恰如焦雷轰顶，急心亲自赶上来应付，先看折子户名，上写“馥记”二字，暗暗叫一声“不妙！”

    “请问贵姓？”

    “敝姓毛。”

    “毛先生跟兆馥先生怎么称呼？”

    “朋友。”

    “幄。毛先生请里面坐。”

    “也好。”

    姓毛的徐步踏入客座，小徒弟茶烟伺候，等坐定了，宓本常问道：“毛先生是代兆馥先生来提十万银子？”

    “是的。”

    “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用，请毛先生吩咐下来，好打票子。”

    “在本地用。”

    “票子打几张？

    姓毛的抬眼看了一下，慢吞吞地问道：“你是打哪里的票子？”

    宓本常一慢，心想自然是打阜康的银票，他这样明知故问，必有缘故在内，因而便探问他说：“毛先生要打哪里的票子？”

    “汇丰。”

    宓本常心里又是一跳，汇丰的存款只有六万多，开十万的支票，要用别家的庄票去补足，按规定当天不能抵用，虽可情商通融，但苦于无法抽空，而且当此要紧关头，去向汇丰讨情面，风声一传，有损信用。

    转念到此，心想与其向汇丰情商，何不舍远就近向姓毛的情商，“毛先生，”他说：“可不可以分开来开？”

    “怎样分法？”

    “一半汇丰、一半开本号的票子？”

    姓毛的微微一笑，“不必了。”他说：“请你把存折还给我。”

    宓本常心想，果不其然，是张兆馥耍花样，原来“馥记”便是张兆馥，此人做纱花生意，跟胡雪岩是朋友，宓本常也认识，有一回吃花酒，彼此都有了酒意，为一个姑娘转局，席面上闹得不大愉快。第二天宓本常酒醒以后，想起来大为不安，特意登门去赔不是，哪知张兆馥淡淡地答了一句：“我是你们东家的朋友，不必如此。”意思是不认他作朋友。如今派人上门来提存，自是不怀好意，不过何以要提又不提了，其中是何蹊跷，费人猜疑。

    等将存折接到手，姓毛的说道：“你害我输了东道！”

    “输了东道？”宓本常问道：“毛先生你同哪位赌东道？赌点啥？”

    “自然是同张兆馥”

    姓毛的说，这天上午他与张兆馥在城隍庙西园吃茶，听说阜康挤兑，张兆馥说情势可危，姓毛的认为阜康是金字招牌，可保无虞。张兆馥便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怕不足十万，不信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如果阜康能开出汇丰银行十万两的支票，他在长三堂子输一桌花酒，否则便是姓毛的作东。

    糟糕到极点了！宓本常心想，晚上这一桌花酒吃下来，明天十里夷场上就不知道有多少人会传说：阜康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只得五万银子。

    果然出现这样的情况，后果不堪设想，非力挽狂澜不可。宓本常左思右想，反复盘算，终于想到了一条路子，将上海道衙门应缴的协饷先去提了来，存在汇丰，作为阜康的头寸，明天有人来兑现提存，一律开汇丰的支票。

    宓本常每回到上海道衙门去催款或打听消息，都找他的一个姓朱的同乡。这次一见面，姓朱的便问：“你怎么有工夫到这里来？”

    宓本常愕然：“为什么我没有工夫？”他反问一句。

    “听说阜康挤兑。”姓朱的说：“你不应该在店里照料吗？”

    宓本常一惊，挤兑的消息已传到上海道衙门，催款的话就难说，但他的机变很快，心想正好用这件事来作借口，“挤兑是说得过分了，不过提存的人比平常多，是真的，这都是十月二十一的一道上谕，沿江戒严，大家要逃难的缘故。阜康的头寸充足，尽管来提，不要紧。”他紧接着又说：“不过，胡大先生临走交代，要预备一笔款子，垫还洋款，如今这笔款子没有办法如数预备了，要请你老兄同邵大人说一说，收到多少先拨过来，看差多少，我好筹划。”

    “好！”姓朱的毫不迟疑地说：“你来得巧，我们东家刚到，我先替你

    去说。”

    宓本常满心欢喜，而且不免得意，自觉想出来的这一招很高明，哪知姓朱的很快地就回来了，脸上却有狐疑的神气。

    “你请放心回去好了，这笔洋款初十到期，由这里直接拨付，阜康一文钱都不必垫。”

    宓本常一听变色，虽只是一瞬间的事，姓朱的已看在眼里，越加重了他的疑心，“老宓，我倒问你句话，我们东家怪我，怎么不想一想，阜康现在挤兑，官款拨了过去，替你们填馅子，将来怎么交公帐。”他问，“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打算？”

    宓本常哪里肯承认！连连摇手：“没有这话，没有这话！”

    “真的？”

    “当然真的，’我怎么会骗你。”

    “我想想你也不会骗我，不然，你等于叫我来‘掮木梢’，就不象朋友了。”

    这话在宓本常是刺心的，惟有赔着笑道谢，告辞出来，脚步都软了，仿佛阜康是油锅火山等着他去跳似的。

    回到阜康，他是从“灶披间”的后面进去的，大门外人声鼎沸，闻之心惊，进门未几，有个姓杜的伙计拦住他说：“宓先生，你不要到前面去！”

    “为啥？”

    “刚才来了两个大户，一个要提二十五万、一个要提十八万，我说上海的头寸，这年把没有松过，我们档手调头寸去了，他说明天再来，你一露面，我这话就不灵了。”

    山穷水尽的窗本常真有柳暗花明之乐，心想说老实话也是个搪塞法子，这姓社的人很能干，站柜台的伙计，以他为首，千斤重担他挑得动，不如就让他来挑一挑。

    于是他想了一下说：“不错！你就用这话来应付，你说请他们放心，我们光是丝就值几百万银子，大家犯不着来挤兑。”

    “我懂。”杜伙计说：“不过今天过去了，明天要有交代。”

    “那两个大户明天再来，你说我亲自到宁波去提现款，要五天工夫。”宓本常又说：“我真的要到宁波去一趟，现在就动身。”

    “要吃中饭了，吃了饭再走。”

    “哪里还吃得下饭。”宓本常拍拍他的肩，“这里重重托你。等这个风潮过去了，我要在大先生面前好好保荐你。”

    哪知道午后上门的客户更多了，大户也不比上午的两个好说话，人潮汹涌，群情愤慨，眼看要出事故，巡捕房派来的那个“三道头”追问宓本常何在？姓杜的只好说实话：“到宁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