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硌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的那些体形矮小面容委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印记。

    南方是一种腐败而充满魁力的存在。有一位剃光头的电影导演说。那是前年春天的事。他从香椿树街上走过，方向是由西向东。这样他在行走了五分钟左右的时候就看见了和尚桥，正是雀背驮着夕阳的黄昏，和尚桥古老而优美地卧于河上，状如玉虾，每块青石都放射出一种神奇的暖色。而桥壁缝里长出的小扫帚树，绿色的，在风中轻轻摇曳。出于职业的敏感，电影导演轻叹一声，缓步沿阶上桥，他数了数，上桥经过了13级台阶。13，他想为什么是13而不是其它数字。这不吉利。他站在桥头，眺望河上景色，被晚霞浸泡过的河水泛着锈红色，水面浮着垃圾和油渍，向下游流去。河的尽头依稀可见一往高耸入云的红色烟囱。远景可以省略。电影导演关心的主要是桥以及桥的左右前后的景色，从理论上说，和尚桥是那种以南方水乡为背景的电影的最佳外景点，有桥，有水，有临河而立的白墙青瓦的房子。最令人炫目的是桥边有一座两层老楼的茶馆。

    那就是梅家茶馆。到了1979年，茶馆的外形早已失去了昔日雍容华贵的风采，门窗上的朱漆剥落殆尽，廊檐上的龙头凤首也模糊不辨，三面落地门上的彩色玻璃已与劣质毛玻璃鱼目混珠。仰望楼上，那排锯齿形的捕木护壁呈现出肮脏晦涩的风格。无疑这一切都是多年风雨侵蚀的缘故。

    细心的人可以发现茶馆门上的横匾，黑底烫金边，但上面没有字。一块无字匾，很少有人注意这个细节。无字匾一般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

    其一：一时没有合适的称号。

    其二：一时来不及烫上合适的称号。

    去证实这两种原因对于香椿树街是毫无意义的。那些过着闲适晚年的老人每天去茶馆赶两个奈会，那些从来不进茶馆的居民每天匆匆经过茶馆，人们一如既往地把茶馆叫做梅家茶馆。

    从前当我还是个爱好幻想的少年时，多少次我站在桥头，朝茶馆那排帖满旧报纸的西窗窥望。茶馆很容易让一个少年联想到凶杀、秘密电台、偷匿黄金等诸如此类的罪恶。我的印象中茶馆楼上是一个神秘阴暗的所在。我记得一个暮春的傍晚，当我倚在桥上胡恩乱想的时候，那排楼窗突然颤动了一下，许多灰尘从窗根上纷纷舞动起来。吱呀一声，面对我的一扇窗子沉重地推开了，一个男人出现在幽暗的窗边，我记得他的苍白浮肿的脸，记得他戴着一只毛茸茸的耳朵套子，滑稽而不合时令。桥与茶馆紧挨着，所以我的僵傻的身体也与他的一只手离得很近，我看见了他的手，一只干瘦的长满疤瘢的手，像石笋一样毫无血色，抠着窗框，每根手指都在艰难地颤动。他的眼睛漠然地扫过我的脸，扫过桥头，然后张大嘴说了一句话。小孩快跑。

    许多人告诉我金文恺是哑巴，我不相信。我确实无法相信。要知道我是亲耳听见他说话的，嗓音温和略带沙哑，他对我说，小孩，快跑。

    小孩，快跑。

    我将永远铭记金文悄临终前给我的箴言。以后我每次经过和尚桥的时候，确实都是快步如飞。我不知道自己是惧怕什么，是怕全文恺说的话还是怕他再次出现在楼窗边。事实上就在我看见金文恺后的一个月，金文恺就过世了，据说是死于癌症。

    几百年来一直住在茶馆楼上的梅氏家族，到了金文恺是最后一代。金文恺没有子嗣，金文恺的姚碧珍。

    姚碧珍就是现在梅家茶馆的老板娘。香椿树街对姚碧珍的了解远胜于幽居楼上的金文恺，到了后来人们说到梅家茶馆时往往淡忘了一代一代的梅氏家族，而代之以姚碧珍如何如何的种种话题。

    姚碧珍年轻时候肯定美貌风骚，肯定使金文恺拜倒在她裙下魂不守舍好多年。好多年过去了姚碧珍仍然有半老风韵，唇红齿白，腰肢纤细，尤其是她的肤色雪白如凝脂赛过街上的任何少女。那是由于终日与水接触的缘故，人们都相信这一点。姚碧珍自己并不这样看，当茶客们当着老板娘尽情赞美她与水的妙处时，姚碧珍说，人跟水有什么关系？水是死的，人是活的，只有水沾了人气，哪有人沾水气的道理？茶客们说，怪不得你烧的水好喝，味道不一样。姚碧珍双手叉腰朗声大笑，你们听说过狐狸精烧水的故事吗？茶客茶客，不喝清水要喝骚水，就这么回事。

    姚碧珍仪态之骚情、谈吐之放肆是香椿树街闻名的。她本人就像茶馆窗外的和尚桥一样、已经成为一种特定的风景供人观赏。我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甚至在我粗线条的世界观里，一直把姚碧珍这个人物作为南方生活的某种象征。我讨厌南方。我讨厌姚碧珍。

    当我回忆南方生活时总是想起一场霏霏晨雨。霏霏晨雨从梅家茶馆的屋檐上淌过，变成无数整齐的水线挂下来，挂在茶馆朝街的窗前。窗内烟气缭绕，茶客们的险像草地蘑菇一样模糊不定，闪闪烁烁。只有姚碧珍的形象是那样醒目，她穿着水红色的衬衫，提着水壶在雨线后穿梭来往。我看见她突然站在某个茶客面前，伸出手做了一个极其猥亵下流的动作。

    香椿树街的妇女对姚碧珍的历史了如指掌，姚碧珍的轶事经常是脍炙人口的，譬如姚碧珍夜里在楼上洗澡，有个男人给她搓背，他们的影子在灯光下清晰地映在窗上。妇女们着重强调的是，那个男人不是金文恺，而是一个真正的野男人。那么，他是谁？你说他是谁呢？

    有人说是李昌。

    说到李昌，他是又一个令我厌恶的人物。他其实是个小伙子，至少比姚碧珍年轻20岁，头发梳得又光滑又考究，经常穿一双白色的皮鞋。印象最深的是李昌的桃花眼，长着这种眼睛的男人，对于女人来说都是一摊又粘又稠的烂浆糊。我认为李昌就是一摊烂浆糊，糊在姚碧珍丰满的臀部上，时间长达一年之久。我很恶心，扳指一算，那段时间正是金文恺绝病在身之际。金文恺辗转于黑暗的内室，闻见死亡的气息从他心爱的耳朵套子上一点点地滴落。住在茶馆附近的人家经常在半夜里听见一种痴人的嚎叫，悲怆而凄清。他们认为是野猫在房顶上争食，他们一直认为金文恺是个哑巴，或者干脆是个白痴。这些愚钝的居民人兽不分，忽略了全文恺弥留之际的背景材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椿树街似乎很早就无视活幽灵金文恺的存在了。他们窥视活蹦乱跳的人的时候，常常省略了其它更有意义的内容。

    我不得不再次提到李昌这个可恶的名字。李昌属于无业游民一类人。最早时糊口靠的是贩卖蔬菜。在香椿树街西侧的早市上，李昌混迹于许多女人中间叫卖芹菜，莴苣或者韭菜。如鱼得水，悠闲自在从来没有过丝毫羞怯，他在卖菜时也穿着那双矫揉造作的白皮鞋，试图引起别人的艳羡。

    李昌是个小伙子，他一般不会有泡茶棺的雅癖。那么他是怎么撞进梅家茶馆的呢？茶客们后来说，是骚货姚碧珍勾引了他。姚碧珍没有工夫去早市上买莱，就让李昌送菜给她，

    一开始两个人还为菜钱菜的质量讨价还价，后来不管李昌送什么菜，姚碧珍就掏钱，再后来，李昌把菜往灶上一扔，姚碧珍也不掏钱了。这种循序渐进的过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茶客中有细心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人跟姚碧珍插科打诨说，你跟李昌到底谁掏钱？姚碧珍就顺手把一杯剩茶往人家脸上泼，她郑重地声明，李昌是她的干儿子，干儿子给干娘送点菜，碍着你们什么事了？

    李昌后来就是以干儿子的身份住进梅家茶馆的。李昌就是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家伙，说句粗鲁的活，李昌就是姚碧珍的月经带，恬不知耻地挂在那儿。他后来一脚踩烂了两只菜筐子，把扁担扔到河里，说是洗手不干了。别人说李昌你以后靠什么糊口呢？李昌竖起一节细腻的大拇指，朝梅家茶馆挥了挥，他说，老板娘有的是钱，我怕什么？

    茶馆有钱是确凿无疑的。梅氏家族经营了几百年的茶馆生意，虽然几经灭顶之灾，钱还是有一批的，金文恺健在的时候别的本事不大，敛财有方却是很出名的。即使到了1979年，金家还有好多金器，据说装在一只老式手电筒里。手电筒在金文恺手里，还是在姚碧珍手里，别人无从知晓。直到金文恺病死后，有一条消息使众人震惊不已：金文恺到死也没有交出手电筒，姚碧珍摇他、亲他、骂他、拧他都没有用，金文恺怀着一种深刻的冷漠溘然故去。姚碧珍没有得到那只手电筒。

    这消息是李昌走漏的，金文恺的寿衣是李昌穿的，李昌用一盆开水浇到死者身上时听见死者的皮肤噼啪噼啪地响，而且喷出一股呛人的腥臭。他估计金文恺有十年没洗过澡了，腋窝、生殖器上都长满了疥疮。李昌说。老家伙好可怜，到头来还不如一头猪的下场，从李昌的话里不难推断金文恺与姚碧珍的关系。他们这对夫妻做到后来完全是名存实亡了。其原因一半是金文恺的孤僻自闭造成，另一半肯定是姚碧珍放浪淫逸的结果。还有一种原因难以启齿，茶客们都清楚。不说而已，倒是姚碧珍自己毫无羞耻之心，大肆暴露男人的生理缺陷，说金文恺比棉花团还软，该用的地方没有用，不该用的地方乱用。

    描写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是障碍重重。我对于香椿树街粗俗无聊的流言蜚语一直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我厌恶香椿树街的现实，但是我必须对此作出客观准确的描写，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回到南方风景的线索上来，南方确实是有特色的地域。空气终日湿润宜人，树木在深宅大院和河岸两边蓬勃生长，街道与房屋紧凑而密集，有一种娇弱和柔美的韵味。水在人家的窗下流，晾衣杆从这家屋檐架到那家屋檐上，总是有衬衫、短裤和尿布在阳光下飘扬，充满人类生活的真实气息。这是香椿树街，香椿树街的人从街上慵懒散漫地走过，他们是真正的南方人。

    有些人走过和尚桥。

    有些人走过和尚桥，又走进了梅家茶馆。

    地方史志记载，梅家茶馆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最初叫做玩月楼。玩月楼这名字总是让我心存疑窦，我觉得玩月楼像一座妓院而不像一座茶馆，但是地方史志只此寥寥几笔，没有交待玩月搂的性质。我对几百年前的那座楼字只能是空怀热情而已。

    关于和尚桥的传说在香椿树街流传甚广。这传说分为多种版本，其中一种是牵连到梅家茶馆的，也就是说，传说中的祖奶奶就是梅氏家族的某一位女前辈，她有可能是金文悄的八代或九代祖奶奶。

    传说祖奶奶是个老寡妇，她的独子仕途通达；当时是本地县令，而且以孝顺寡母闻名于世。祖奶奶本来可以倚靠儿子颐养天年，但她却丢不下茶谊这份家产。所以祖奶奶一直是梅家茶馆的老板娘。传说祖奶奶有一天对镜梳银鬓，听见窗外莺歌燕舞，一派春光，祖奶奶撩起窗前几枝新柳，看见窗下是一河春水，两岸是鸟语花香。这是几百年前的香椿树街景，我绝对没有见过。但传说就是这样的，传说描述祖奶奶在年近花甲之时突然春心萌动，对着河那边的一个和尚嫣然一笑。这里的斧凿痕迹很明显，细节显得荒唐滑稽。但是梅家茶馆的对岸至今有一个青云寺的遗碑，看来寺庙确实有过，那么和尚大概也有过的。传说描述和尚也是个老和尚，身披袈裟，脚蹬草履，正在河边的菜地里锄草。老和尚在所有文学经典里都是风流成性的，所以老和尚对祖奶奶的隔河挑逗是心领神会的。这么看来，两个老东西的眉目传情及至后来私通姘居也有点合情合理了。

    传说描述那时候是没有桥的，从青云寺到香椿树街来要绕三里地。传说老和尚欲火难熬趁夜阑人静之时泅水而来，天天潜入祖奶奶的房中。春天河水依然冰冷，老和尚的身体也像河水一样冰冷。祖奶奶势必要用自己的身体把老和尚焐热。不焐热不行，这一点稍诸房中术的人都能理解，我皱紧眉头抖开这种所谓"包袱"，心里实在羞愧。但茶客就是这样津津乐道地谈论"冷热"问题的，我只是转述而已，我用不着羞愧。

    传说祖奶奶渐渐地冻出病来。祖奶奶请医师来诊病，只说是受了寒。但是绝药吃了几十罐，病势却不见好转，祖奶奶的县令儿子，也就是金文恺的七代或八代祖宗闻讯焦虑万分，不知道母亲大人患了什么绝病。传说是一个快嘴丫头说漏了嘴，说，全怪对岸的老和尚，县令严加迟问，终于知道了实情。县令又羞又恼，当即要派兵丁去青云寺捉拿老和尚，但祖奶奶却不依。祖奶奶说，你要捉他不如先捉了我，把我绑到大街上去示众，把破鞋挂到我脖子上来，把我的头砍了去吧，你要他死不如先让我撞死了吧。祖奶奶说着就往墙上撞，县令抱住母亲大人，双膝跪下，涕泪交加。县令说，母亲的养育之恩至今未报，怎敢惹母亲生气？既然母亲是冻出来的病，儿子就有办法了。祖奶奶说，有什么办法呢？那秃厮就是不肯走路，他情愿在河里受冻。县令说，修一座桥好了，一头架到青云寺，一头架在家门口，只要能让母亲身体无恙，儿子也不论什么廉洁自好了。

    传说和尚桥就是这样修起来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这段历史大概是梅氏家族最辉煌的一页了。我想起这传说有如吞食一只金头苍蝇，但是整个少年时代，我几乎天天要从和尚桥上过，从家里去学校。理智地说，过桥人是不应去败坏桥的名声的。

    站在和尚桥桥头，俯视人来人往的香椿树街，数数梅家茶馆共有多少窗户，想想历史真是莫名其妙乱七八糟的东西，它虚幻而荒诞，远远不如厕所前的一排红漆马桶真实可靠。

    有个破绽迟早是要收拾的。谁都会发现金文恺姓名上的问题，为什么梅氏家族到了末代会舍弃悔姓而改成金姓？对于南方人来说，任何一个宗族都不可能改姓，这种罪过无异于挖自己的祖坟，永远不可饶恕。

    是金文恺自己把梅姓扔掉的，他有一天突然就跪到香椿树街派出所要求更改姓名，宣布他从此姓金。派出所方面提出种种质疑，全文恺只说一句话，你们救救我吧，再不改姓我就要没命了。那是1953年的事，正在搞公私合营，梅家茶馆也在合营之列。金文恺的改姓弄得新茶馆里的茶客啼笑皆非，都不知道他为什么改姓，更不明白为什么要姓金。终于有人一语道破天机，说，梅是霉，金是财，那家伙还在做发财梦。又有人说，应该报告政府。

    金文恺自作聪明耽于钱财的性格可见一斑，他的梅氏家族遗传的命脉对新社会的气候没有任何适应能力。从1953年起，金文恺一直是香椿树街每次革命运动的靶子，粗略地估计一下，金文恺被游衔、批斗大概有80余次。这个数字超过了他的寿数，也超过了他储藏的黄金盎司量。

    到了1979年全文恺绝病而死的时候，香椿树街的人普遍用因果逻辑谈论此事，结论自然简单，金文恺是应该死了，梅氏家族早就气数已尽了。有的老人则睿智地指出，梅氏家族在天之灵也会把金文恺这个异姓孽子揪住，像在香椿树街一样让他继续游街，批斗。

    我想起金文恺这颗死魂灵，想起那双苍白干瘦的手在午后阳光下簌簌颤动的情景，心里对他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说说也无妨。

    我认为金文恺是一个死不瞑目的冤魂，几年后他会重归梅家茶馆，以另一种形式实现他的理想，或者就是现在，某个深夜，他悄然出现在香椿树街上，挟着一只老式手电筒，冷不防对你说，孩子，快跑。

    一年一度，秋风吹到南方来，吹落许多黄叶在香椿树街上旋卷。有一年秋风乍起的时候，红菱姑娘来到梅家茶馆，红菱姑娘搭乘一条运煤船进入香椿树街的河面，船过和尚桥桥洞后，红菱纵身一跃，就跳到了岸上。她把铺盖卷扔到地上，站在那儿舒了一口气，她站在梅家茶馆的西窗外，茶客们隔着玻璃都看见了红菱，秋风吹起她桔黄蓬乱的头发，红菱突然呼噜一声，朝地上吐了一口痰，她的出现并无一点诗意。

    红菱姑娘走进梅家茶馆，向老板娘姚碧珍讨水喝。姚碧珍顺手抓过一杯茶客喝过的剩茶递过去，说，随便喝吧，红菱就坐在她的铺盖卷上喝那杯水。她的乌黑灵动的眼珠自由地逡巡着梅家茶馆，审视每一张陌生的脸，最后停留在姚碧珍的耳朵上，姚碧珍的耳朵上挂着两片黄澄澄的金耳环玛瑙坠子。"

    这是什么地方？

    香椿树街。

    我是说这儿是什么地方？

    梅家茶馆。我的茶馆。

    怎么这么多的人，他们在开会？

    不是开会，是喝茶。

    姚碧珍说着笑弯了腰。姚碧珍是经常发出这种不加节制的浪笑的。茶客们都转过脸看她笑，姚碧珍笑够了指着红菱姑娘说，她问你们在开什么会，你们到底在开什么会？谁来告诉她？你们不说我就说了，姚碧珍的嘴凑到红菱姑娘的耳边，突然说，他们在开XX大会。请原谅我在这里用了两个不负责任的XX，要知道姚碧珍的嘴一贯下流透顶，我写她的语言只能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很明显红菱姑娘是不知茶馆为何物的，贫乏的知识与她聪慧的眼珠子极不协调，茶客们一眼可以判断她来自某个穷乡僻壤地区，香椿树街有时是能够见到这些愚蠢的外乡人的，他们大多是从河上来，背着那种庸俗的红底大花被子，香椿树街居民凭借他们灵敏的嗅觉，一下子就能把他们从人堆里区分出来。

    你从哪里来？

    射阳。

    我一猜你就是那一带人。来这里干什么？

    走亲戚。

    不对。你说谎了。香椿树衔每家的底细都在晒太阳，没有哪家有苏北亲戚，你说说你的亲戚姓什么？

    姓张。

    又说谎，姓张的人像蚂蚁一样多。你的亲戚到底姓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才是真话。你自己也不知道干什么来了，香椿树街可不是逃难人呆的地方。你准备再去哪里？

    不知道。

    那你就在这里呆几天吧，你不是要找亲戚吗？你的亲戚姓李名昌，就是我，我是你的表哥好了。

    与红菱姑娘说话的是李昌，李昌的一只脚在地上，另一只脚踩在方凳上。他正在用抹布蘸了油擦他的白皮鞋，擦完这只脚又擦那只脚。红菱姑娘的黑眼珠炯炯地盯着面前的白皮鞋看，她喝完那杯剩茶舔了舔舌尖，然后她的干哑的嗓音就变得甜媚清亮了。

    表哥，你的皮鞋可真白。

    梅家茶馆收留了红菱姑娘。准确地说是一种暂时的收留，就像邻里之间互相收留被风刮过院墙的一块毛巾、一只袜子。这符合南方残存的人情味和道德观念，但是不符合老板娘姚碧珍的利益，问题出在李昌那里。李昌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说通了姚碧珍，李昌那个下流东西对红菱姑娘打算盘简单明了，姚碧珍不会不清楚，但姚碧珍对别人说，我怕什么？花点钱买个女长工，看得顺眼留，看不顺眼再撵也不迟。姚碧珍还说，谅她一条獭狗也扶不上墙。言谈间充分体现出她的自作聪明颐指气使的老板娘风格。

    1979年秋天这段时间里，红菱姑娘在梅家茶馆烧灶。她身手矫健如鱼得水，枯黄的脸不知不觉有了桃花色，仔细一看，她的眉眼是符合某种茶客的审美标准的，眉眼端正，丰乳宽臀，下巴上的一颗红痣长得也不败胃口。茶客们开始注意红菱姑娘，有一天他们么笑着窃窃私语，原来他们发现红菱姑娘的乳罩穿反了，茶客们尖锐的目光穿过红菱姑娘的的确良衬衫，发现她的乳罩穿反了。

    红菱姑娘无所察觉，那天她有可能是仿效香椿树街女子，头一次给自己穿了乳罩。从道义上讲，穿反了不该受到谴责，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头一个发现穿反了的茶各。茶客们多不要脸，他们不去提醒红菱姑娘，却去提醒一个又一个进门的新茶客，他们都对红菱姑娘笑，红菱姑娘仍然无所察觉，她对众人报以知足的不免受宠若惊的微笑。直到姚碧珍疯笑起来。姚碧珍笑够了用一根手指捅了捅红菱姑娘的腰，不会穿就别穿，你里面穿反啦。

    茶馆里的人们对红菱姑娘的作弄至今让我愤慨。这种作弄庸俗到了残忍的地步，使任何自尊的心灵无法承受。红菱姑娘当时的反应却远非我这么激烈。她低眉一看，说，反了？商店里的大姐让我这样穿的。姚碧珍又笑起来说，她逗你玩呢。红菱姑娘淡淡一笑，这么说，大家都在逗我玩了。

    细品红菱姑娘的话，还是能发现她对茶馆周围人的态度的。其中味道有谦卑，也有警惕，有盲从，也有敌意。这很符合一个外乡人初到我们香椿树街的心态。

    红菱姑娘并没有离开梅家茶馆。她第二天就搬到死鬼金文恺生前蜗居的房间里。有一天我走过和尚桥头，猛地发现梅家茶馆楼上的西窗被人打开了。一个陌生的姑娘倚窗而立，她一边用塑料梳子梳头发，一边弯腰俯视着和尚桥上来往的行人，南方的阳光一如既往投洒在梅家英馆古老的青瓦上，也投洒在红菱姑娘青春勃发的脸上。

    我在南方度过的少年时代基本上是空虚无聊的，往往是早晨起床时对生活还充满信心，一到傍晚看着夕阳从古塔上一点点坠落，人又变得百无聊赖了。

    我觉得香椿树街上尽是吃饱了没事做的人，他们没有办法打发日子，就想到开茶馆，泡茶馆的计策，可见人类是多么投机取巧，多么善于苟且偷生。

    找祖父死于1969年，他生前是梅家茶馆的常客，我记得茶馆关门的那两年里，他因为无法泡茶馆脾气性格变得暴躁刁钻，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老混帐东西，遭到家人一致唾弃。他在院子里摆了张八仙桌，妄图开一个家庭式茶馆，纠集了一批老眼昏花委琐不堪的茶友来喝茶，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搞得乌烟瘴气，结果没有几天，他的事业就给全家人齐心协力搅黄了。茶叶、开水、杯子，椅子均遭封锁。后来我祖父只好蹲在门口，用一只漱牙缸子泡一角钱买一两的茶末子喝，一边喝一边大骂不迭，全家老小，骂时事风云，驾鸡骂鸭，骂到最后他的神经末梢出了毛病，成了一个讨人嫌的老疯子。

    我这么百无禁忌地端出家丑，主要是申诉一下梅家茶馆与我间接的利害关系。我多年来厌恶梅家茶馆就源于此事。当然这也许是一种理性的借口。南方生活根本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我的好恶一钱不值。我祖父死了好几年了，梅家茶馆又重新兴旺起来，这对于我是一种情感打击，对于我死去的祖父则具一种戏剧效果，现在他在天堂路上遥望梅家茶馆的风景，不知作何感想。

    依稀记得祖父曾经在家庭茶桌上与老茶友大谈梅家茶馆昔日的茶道，他们深深陶醉在种种繁琐累赘华而下实的形式中，充满激情，望梅止渴，要知道那时候梅家茶馆被封条封住，尘封三尺，那群老茶客的怀旧显得有点动人，但是究其实质是可笑的，他们不过是在为怎么把一杯茶喝下去蝶蝶不体，纯粹是作茧自缚或者是脱裤子放屁，毫不足取。对此我是有清醒认识的。

    南方的陋习即使披上美丽的霓裳，也不能瞒骗我的眼睛。梅家茶馆迷惑人的茶道，我总结了一下，不过就是几种喝茶的方法。

    一、温水泡新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二、沸水冲陈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三、水泡茶，先倒水再放茶，然后用嘴喝下去。

    四、茶泡水，先放茶再倒水，然后也要用嘴喝下去。

    1979年秋天梅家茶馆是香椿树街闲言碎语的中心。中心的中心则是姚碧珍、李昌和红菱姑娘三人之间暖昧不清欲盖弥彰的关系。

    有一天茶客们看见红菱姑娘像一只油桶般地从楼梯上滚下来，定睛一看，原来是被姚碧珍从楼上推下来的。姚碧珍趿着双拖鞋站在楼梯口，柳眉怒竖，唾沫横飞，嘴里骂，偷看，偷看，当心我剜了你的眼珠子喂狗吃。红菱姑娘从地上爬起来，捋捋衣角，脸上不改颜色，走到一个熟客那里给他续了一杯茶。

    姚碧珍已经多次把红菱的铺盖卷扔出来，一次是因为红菱偷搽姚碧珍的雪花膏，一搽就搽掉大半瓶。一次是因为红菱在水锅里偷煮鸡蛋。结身鸡蛋壳煮碎了，蛋黄蛋白漂了一锅。更多的原因都是偷看，据姚碧珍说，红菱心怀鬼胎，心术不正，无比下流，经常扒着锁眼偷看她的卧室。姚碧珍用牛皮纸把锁眼从里面堵住，没过几天，又让红菱给捅开了。红菱坚持对女主人实行监视，不知道动了什么糊涂心思。

    姚碧珍曾经一手揪住红菱的胳膊，一手提着红菱的铺盖卷把她往门外推，但红菱却死死抱住门柱不肯走，两个女人都颇有力气，旗鼓相当，堵在门口进退两难。姚碧珍跺着脚朝街上行人喊，快来看看这条不要脸的懒皮狗，快来看吧，不收钱的，不看白不看。红菱似乎是配合姚碧珍对她的宣传，她突然双脚朝地一跪，抱住姚碧珍的腿，含着眼泪说，别赶我走，求求你，别赶我走了。你赶我走就是送我的命，姚碧珍说，你吓唬谁？你不明不白的来我们这里捣乱，谁知道你是哪路货色？你死了活了关我屁事。红菱说，老板娘你就积点德吧，你只要留下我，我活着给你做牛做马，死了也给你洗衣做饭。姚碧珍说，狗改不了吃屎，我实在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偷看，你长的是人眼还是狗眼呢？红菱说，不看了，以后再也不偷看了。姚碧珍说，人要有个人样，你偷看了我我就会瘦点你就会胖点吗？姚碧珍环顾一下围观的人，又说，大家说说，是不是这个理？

    我看见李昌从楼梯上踢踢沓沓地走下来，他走到人堆中间，推推这个拨拨那个，说，好了好了，别在这里看热闹，回家做饭去，回家抱孩子去，守在这里也没有饭吃。李昌嘴叼海绵头香烟，一副气宇轩昂趾高气扬的架势。李昌他算个什么玩意儿，立即就有人与我深有同感，说，李昌，这是你家地方？我站在这里关你屁事，轮到你来吆五喝六的？李昌怒睁桃花眼，喂，你是不是骨头太紧，要我给你松一松？那人就把袖子往上一捋，嘴里喊，那就来吧，看看是谁给谁松？旁边的人立刻群情激奋，齐声嚷起来，打呀，打呀，哪个不打下面没把儿。关键时刻李昌就脓包，这一点也是众所周知的。李昌说，卖拳头也要约个时间，现在不跟你计较，走着瞧吧。有人喊，李昌李昌下面没把儿。李昌嘻地一笑，说，我下面怎样，你去问你姐姐。

    李昌大概这时候才想起来下楼的目的，他把姚碧珍拉过来，一只手托着她的腰，他说，你们何必这样认真？她偷看归偷看，干活是挺卖力的，五块工钱的好劳力，打着灯笼也难找的。

    我听见李昌这番话，再看看偎缩在角落里的红菱姑娘，她的脸上充满低贱的痛苦，黑眼珠紧张地瞟着李昌和姚碧珍的表情。她明显也听见了李昌的话，涣散的精神为之一振，当李昌把铺盖往她脚边扔过去的时候，红菱姑娘惟恐形势有变，拎起铺盖飞也似地逃上楼梯，酷似一只可怜的过街老鼠。

    一切都令人作呕，我要是有什么办法，宁死也不会去看这种庸俗的闹剧，可是偏偏我又看了，而且从头至尾看得津津有味。

    一切都令人作呕。人们想象中的温柔清秀的南方其实就这么回事。我不管别人是否说我有意给南方生活抹黑，反正我就这么看。我承认我是南方的叛逆子孙，我不喜欢潮湿、肮脏、人头簇拥的南方，谁也不能把我怎么样。

    有一条巷子叫书院弄，我上学的时候每天从那里经过，看见弄堂口一年四季排着一长溜可恶的马桶。它们在阳光下毗牙咧嘴，散发着难闻的臭气。我就是不能忍受马桶，并且坚信这是一种懒惰的产物，他们为什么不把满脑子的生意经、小算盘和阴谋诡计匀一点出来，想想他们的排泄问题？

    我上学的时候老师曾布置一项爱国卫生任务，每人必须向学校上缴100只苍蝇尸体，我没有办法，在家里只杀掉了五只苍蝇，就跑到书院弄弄口去找。我举着一只苍蝇拍，在那些各式各样的马桶上乱拍一气，结果很轻松地拍死了另外95只苍蝇，我完成了任务，如果我要超额完成也很容易，书院弄那里的苍蝇多得不计其数，蔚为壮观。

    从一滴水中可以看见大海，后来我就列出了一道富有哲理的公式：

    南方＝书院弄＝95只苍蝇

    公式是否成立，熟悉南方的人可以参加讨论。

    一个下雨的早晨，梅家茶馆空荡荡的，茶客寥寥，姚碧珍与李昌一个坐在桌子上，一个坐在椅子上，对唱《双推磨》。姚碧珍从前唱过摊簧戏，把个情焰汹涌的嫂子唱得煞有介事、丝丝入扣。李昌则挤眉弄眼扬首弄姿的，完全违背了人物原型，也糟蹋了地方戏曲艺术。

    一个茶客说，李昌，你别唱了，再唱我的茶就发臭了。

    这时候看见红菱姑娘从雨中撞进茶馆大门，浑身精湿，标准的落汤鸡形象。她以一种极其惶惑的目光朝唱戏的听戏的扫视了一番，然后踉踉跄跄地朝楼上走。红菱姑娘的异样引起了每个人的注意，姚碧珍立刻从桌上跳下来，追上了楼。

    "你死哪里去了？水瓶都空的。"

    "我见今天客少才出去的。"

    "你死哪里去了？"

    "医院，去看病了。"

    "看病，你别撒谎，你会有什么病？"

    "我真的有病，骗你是畜生。"

    "谁管你有病没病，下楼灌水去，"

    "我有病，一点劲也没有，你让我躺一会儿吧，医生说要躺三天呢。"

    "躺三天？你到底得了什么富贵病？"

    红菱姑娘摇了摇头，咬着嘴唇坐在床沿上，她的双腿有意无意地绞在一起，她坐在死鬼金文恺生前睡过的床铺上，发黄的头发上还在不停地淌着水珠。姚碧珍双手又腰，审视着木偶般毫无表情的红菱姑娘。忽然姚碧珍冷笑了一声，她说，骚货，我知道你是什么病了，你是偷偷跑出去打胎了。

    "不是，医生说我营养差，要多吃肉。"

    "是谁的种？李昌的？"

    "不是，医生说只要多吃肉。"

    "多吃肉，你也不怕撑死？一顿吃三碗饭，还要吃肉？"

    红菱姑娘抓到一块毛巾，擦着头发和脸，她的目光现在无动于衷。姚碧珍继续审视着她，目光由上至下，停留在红菱姑娘身子比较隐秘的地方，她突然踢了一下红菱的脚，说，把你的腿叉开。红菱下意识地松开了紧张的双腿。姚碧珍的火眼金睛立刻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证据。红菱姑娘薄薄的化纤裤子上，有一滩隐隐的血迹。

    "我说呢，你的屁股怎么看也不对劲，"姚碧珍说，"几个月了？"

    红菱姑娘至此完全失去了抵御能力，她茫然地扳起指头，扳到第三个指头，停住了，她说："大概三个月，"

    姚碧珍翻了翻眼睛，她也在心里算了一下，算完了她说："这么说，我冤枉了李昌。还真没李昌的事。"

    红菱说："老板娘又拿我开心，李表哥那样的，怎么能看得上我？"

    姚碧珍说："那么要不要我给你们牵个线？"

    红菱说："他怎么看得上我？"

    姚碧珍朝地上呸地唾了一口，然后换了一种温和的口吻："告诉我，你肚子里是谁的种？"

    红菱说："不能说，说了你也不认识，他在射阳呢。"

    姚碧珍说："哎哟，你还假正经，说吧，我就喜欢听这些事。"

    红菱说："不能说，你打死我也不说。"

    姚碧珍说："你要说给我听了，这个月多付你五块工钱。"

    红菱沉默了，她的手在床铺上划来划去的，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着姚碧珍："你说的话当真？不骗我？"

    姚碧珍说："老娘说话算数，从不反悔。"

    红菱说："你要真给我就真说了。"

    姚碧珍说："说吧，一句话值五块钱呢。"

    红菱闭上眼睛，很干脆地说出两个字。

    我爹。

    姚碧珍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追问道，是谁？

    红菱这回睁开了眼睛，漠然地迎着姚碧珍凑过来的脸，她又说了一遍。

    我爹。

    这回姚碧珍听清了，她拍了一下巴掌喊，天底下还有这样的事。忽然想起一个问题，又问，是你亲爹？

    于是红菱不得不冉说得详细一点。

    我亲爹。

    红菱最后拉住姚碧珍的衣袖央求，你可别告诉别人：你要是告诉了别人，我就没脸见人了。姚碧珍拍拍她的肩膀，说：我不告诉别人，女人知道女人的苦，你今天就躺一天吧，明天下楼干活。那五块钱下个月给你。

    第二天还是个雨天，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关于红菱姑娘的新闻像雨水一样沿着香椿树街尽情流淌。几乎每一户香椿树街的居民都知道了这条惊世骇俗的新闻。在这个缠绵的雨天里，他们终于知道了红菱姑娘出逃到此的真正原因，从而感到如释重负。

    我拎了一只酱油瓶子，打着一把油布伞走过和尚桥，看见桥下的梅家茶馆里人们眉飞色舞，处于一种莫名的亢奋状态。红菱姑娘站在老虎灶边，隔窗凝望桥上的人。她看我，我也看她，她不认识我，我却认识她。我就是不理解，在这种蒙羞忍垢的时候，她竟然还有闲情逸致朝桥上东张西望的。

    我走进酱油店，听见卖酱油的女人问买酱油的女人，是亲爹还是后爹？买酱油的女人说，是亲爹，亲爹。

    整整一条香椿树街，这类传言像雨水一样充沛，飘飘洒洒，或者就像冰雹打下来，打疼我的头顶。我又走过和尚桥，看见茶馆里的红菱姑娘依然故我，朝桥上张望，她除了看见一个拎着酱油瓶的少年，还想看见什么？我对她的厌恶之情油然升起，我模仿香椿树衔的妇女，朝我厌恶的人吐了一口唾沫。红菱姑娘只是眨了眨眼睛。

    很久以前我信奉一种悲观哲学。人活着没有意思，人死了也没有意思，而那些不死不活不合时宜的隐居者有可能是时代的哲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梅家茶馆的末代子孙金文恺是这种哲人，他躲在阴暗紧闭的小楼，沉思冥想，陶醉在种种白日梦中，弃绝了多少尘世的烦恼。他拒绝与人交谈，所以别人认为他是哑巴，他拒绝与姚碧珍性交，所以姚碧珍诽谤他阳萎不举，他甚至拒绝正常的饮食，他每天只吃一顿，稀饭和度蛋。一白一黑这两种简单明快的食物引起我的幽幽思古之情。

    香椿树街普遍认为金文恺是精神病患者，他们分析了他得病的历史原因、社会原因、家庭原因以及自身原因，认为金文恺的悲剧是势在必行的。

    历史原因：

    梅氏家族的光辉业绩对于金文恺是个大包袱，他无法超越前辈，因而极度恐惧。

    社会原因：

    新旧社会两重天。社会主义制度使金文恺的金钱梦彻底破火，产生绝望情绪。

    家庭原因：

    金文恺没有物色到贤妻良母，风骚淫荡的姚碧珍对瘦弱多病的男人施以过多纠缠，金文恺的体质因此每况愈下。

    自身原因：金文恺心胸狭窄，凡事爱钻牛角尖，对钱财看得过重，所以承受不了革命运动的打击。

    我对这些故作深刻的总结嗤之以鼻，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他是香椿树街独一无二的隐居者，在万物苏醒、春雷声声的1979年，他显得多么清醒，多么飘逸，他对我说，孩子，快跑……

    又有人告诉我，金文恺生不逢时，死得遗憾。他偏偏在1979年夏天一去不回。那正是有关部门决定把梅家茶馆资产归还金文恺的前夕。金文恺的一生是一无所获，即使是他偷藏的那只装满金器的手电筒，总有一天也会落到他人手里。

    对这一点我深表赞同，在香椿树街上，一切都有可能落到别人手里去，包括一只鸡雏，一只拖把，一双臭袜子，甚至你不小心放了一个屁，也会有人怀着惯常的觊觎之心把它偷去。

    姚碧珍是一只母老虎，在她盘踞梅家茶馆的年代里，一些真正的茶客对梅家茶的质量怨声载道，直到彻底绝望，他们情愿穿过香椿树街，再穿过南瓜街，再拐到宝带街，去那里的王家茶馆喝茶，而梅家茶馆的常客一旦被撕破外衣，他们的面目就显得可憎可恶，他们不过是些心术不正、图谋不轨，喜好聚众闹事的地痞、淫棍和二流子。名义上是喝茶，实质是去捞便宜。

    有人经常去拍姚碧珍的屁股，让姚碧珍臭骂一顿，然后姚碧珍就会忘了收他们的茶钱。到后来这种方法被许多人尝试，都灵验了，这些人得了便宜还卖乖，说我不问她要手工费，她不问我要茶钱，正好两清。

    姚碧珍是一个少见的风骚女人，要不是新社会，她肯定挂牌当了妓女。

    姚碧珍年轻的奸夫李昌是一个标准的二流子，他毫无理想，更不要谈什么觉悟。他认为伦敦是美国的首都，英国的首都是黎巴嫩。

    至于姚碧珍用五块钱雇来的红菱姑娘，她算什么，对于可怜的红菱姑娘，我真是恨铁不成钢。说起她在香椿树街的种种表现，我总是气恨交加，我这辈子也没再见过如此愚昧如此下贱如此苦命的妇女。

    到了这年冬天，红菱姑娘又怀孕了，姚碧珍到时候就去检查她的马桶，一下发现了问题。姚碧珍说，你倒是有福气，跟头母猪一样，说怀就怀了。红菱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啦，说怀就怀了。姚碧珍说，这回是谁的？这回跑不了是李昌杂种的。红菱羞怯地默认了。姚碧珍又说，你准备怎么样，红菱想了想：很坚定地说，我要让孩子生下来，姚碧珍说，生下来又准备怎么样？红菱不解地说，什么怎么样，生下来就是生下来，我心里要他的骨血呢。姚碧珍挥手打了红菱一个耳光，她骂：贱货，亏你说得出口。

    红菱姑娘在楼梯上拦住李昌，她不习惯说怀孕两个字，光是对着李昌谄媚地笑着，然后用手轻柔地抚摩自己的腹部。

    你肚子疼？李昌说。

    还没疼呢，到肚子疼还有好几个月呢。

    肚子疼就去医院，打一针阿司匹林就不疼了，那针很灵验，包治百病。

    不是肚子疼，是肚子坠，往下坠得慌呢。

    那你吃得太多了，以后别那么死吃。

    咳，表哥你真不懂？我是怀上了。

    怀上了？怀上什么了？

    孩子，你的孩子呀。

    谁的孩子？我的孩子怎么跑到你肚子里去呢？

    表哥你忘了，那天夜里你钻到我被窝里来了。

    李昌的脸就立刻变色了，他揉了红菱一把说，少他妈说梦话，我才不会去钻你的被窝，你认为你是世界流行大美人？我怎么会钻你的被窝？

    李昌踢踢沓沓地往楼下走，红菱姑娘在后面追，红菱一把抱住了李昌的白皮鞋，她就躺在楼梯上对着那双皮鞋倾吐衷肠。她说，表哥，你这么说我可怎么办？我是真想要你的骨血呀，是男是女不要紧，只要是你的骨血，我就要。

    李昌实际上是拖着红菱的身体往楼下去，走了几步就走不动了，他说，什么骨血？要它派什么用场，是能吃还是能花？说完他就把手撑在楼梯扶手上，身子腾空，象猿猴一样灵巧地飞过红菱的头顶。李昌回头看看躺在楼梯上的红菱，朝她做了一个鬼脸，然后就走出了梅家茶馆。

    留下红菱姑娘独自坐在楼梯上，面对午后一时空寂的茶馆。阳光从南窗里跳进来，跳到窗边的几张积满茶垢的八仙桌上，现在八仙桌很温暖，而红菱姑娘身处幽暗的方位，感到一种钻心刺骨的冷意。她抱着双臂独自坐在楼梯上，依稀想起李昌钻她被窝的那一夜风流，她想李昌怎么会忘了？这种事情怎么会忘了？又不是喝一杯茶，又不是撒一泡尿，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忘掉呢？

    畜生。

    红菱姑娘怀着一种湿润的温情骂了李昌一句。她握起一双长满冻疮的拳头，朝楼梯上李昌站过的地方捶了一拳。

    姚碧珍睡过午觉下楼去，看见红菱还呆呆地坐在楼梯上，姚碧珍端详着红菱健壮的背部和宽大的骨盆部位，她说，你坐在这儿子什么，等着下崽了？

    红菱回过头，目光迷惘地看着姚碧珍，说，他怎么忘了？

    姚碧珍咯咯地笑起来，笑得喘不过气，笑完了她说，你是没见过男人，男人什么德行，我最知道了。

    红菱说，他怎么会忘了？

    姚碧珍往楼下走，一边走一边说，可不是忘了吗？男人都一样，干完事就把什么都忘了。

    红菱说，他还喝了酒，一进屋就全脱光了，他还教我怎么样怎么样，我都说不出口。

    姚碧珍怒喝了一声，闭上你的臭嘴，也不嫌恶心。你说吧，这事怎么了？你想要多少钱，就开个价吧。

    红菱说，这回不要钱，我就是想要他的孩子。

    姚碧珍冷笑道，要孩子？你想的也太美了，你以为你屁股大能生会养就想要孩子？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你没有结婚怎么生孩子？生了孩子没人肯当爹，你怎么生孩子？

    红菱这时候开始抽泣，她抹着眼泪说，那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再挺着肚子回射阳去。

    姚碧珍咬着牙说了一句，打掉，打掉。像上回一样，去打胎吧。我再给你五块钱好了。

    红菱的身体哆嗦起来，她的眼睛黯淡了一会儿，猛地又亮了，她站起来，捂着小腹朝楼上跑，边跑边喊，不去，不去，我就是要这孩子。

    姚碧珍就拍着楼梯扶手朝上面喊，不去你就给我滚，给我滚到你爹床上去。你要生就回家跟你爹去生吧。

    这时候喝午茶的第一批茶客进门，正好听见姚碧珍在喊，跟你爹去生吧。茶客们哄堂大笑，笑完了说，跟爹生孩子多不好，生下孩子到底是兄弟还是儿子，不好称呼，谁要是愿意生就跟我来生吧，保险一枪命中，根红苗壮。

    多少年来，阴私和罪恶充满人间，也充满这条短短的香椿树街。无须罗列事件，只要找到清朝年间地下刊出的《香街野史》，读罢你便会对我们这个地区的历史和所有杰出人物有所了解。

    《香街野史》这本韦现在几乎绝迹。记得我还是个小学生时，有一次偷偷潜入旧货收购站的仓库里淘金。在一捆发黄的积满灰尘的旧书里，我随意抽出一本，抽到的就是这本《香街野史》。我把它连同一批连环画偷回了家。这本书在我床底下的鞋箱里湮没了许多年，直到我的青春期来临，在一个烦闷的雨天里把它细细地浏览，羞于启齿的是我竭力寻找一些与性有关的章节，但是让人恼火的是每逢紧要关头，书中就发生缺页、涂墨等现象，当时我认为这本书的前主人一定是个货真价实的下流胚。

    现在，当我努力回忆《香街野史》中的有关片断并为南方的现实寻找种种历史根源的时候，我发现我几乎是一个新的野史作者，不负责任地捕风捉影，居心叵测地添油加醋，揭露庸俗使我的行为本身也沾上了庸俗色彩。这就印证了香椿树街居民对我的看法，他们认为我是一个古怪促狭、鬼头鬼脑、半瓶子醋晃来晃去的家伙。如果他们知道我写了这篇小说，他们会朝我吐来无数浓痰和唾沫，直到把我淹死为止。

    《香衔野史》中有一段记叙的是梅氏家族的艳闻软事，摘录如下：

    清康熙年间，梅家茶馆因夫妻不睦、各有私情，闹出一个大笑话。说的是梅二郎与妻子张氏素来不睦，在外各有私情。偏偏二郎之母与张氏婆媳之间嫌隙己久，婆婆一心抓住媳妇与人私通的把柄，可谓用心良苦。一日，婆婆发观张氏与人在东邻王家幽会，婆婆喜出望外，无奈王家高楼深院，难以潜入，婆婆灵机一动，返身回家欲取梯子，不料心急事难成，梯子无影无踪。婆婆又上楼找，找到二郎房里，看见窗户洞开。梯子竟然架在窗外，一头搭在西邻刘家院子里。婆婆抓好心切，急忙上去抽梯子，正待把梯子抽上来时，猛听得刘家后厢房里传出二郎的声音，说，抽不得，梯子抽不得。原来二郎也正与刘家媳妇鸳鸯成双。可怜那梅家老婆婆，对着梯子欲哭无泪，哭笑不得。

    《香街野史》中还有一段记叙了梅家茶馆历史上轰动一时的钉子杀人案。读后让人毛骨悚然。

    明末清初，梅家茶馆由梅家兄弟共同经营，兄弟俩齐心合力，茶馆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及至后来，为了钱财的分配，兄弟俩屡屡争吵，拳脚相加。弟弟五大三粗，颇有气力，哥哥却是瘦弱不堪，不善动武，因此在斗殴中每每吃亏。天长日久，哥哥便对妻子说，无毒不丈夫，我必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妻子说，他身体那么强壮，你怎么置他于死地？哥哥说，身体强壮的人必定是暴死，你等着吧，明天那厮肯定暴死床上。他还未娶妻生子，你当嫂子的明天一定要抱尸大哭一场，以慰祖先在天之灵。第二天早晨嫂子进了小叔的房间，看见小叔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一摸鼻孔，果然冰凉冰凉的已经咽气。嫂子当即大哭，并在茶馆门楣挂上白布与麻片，引来众多茶客和街人看死人，看死者面色依然红润，似仍沉浸在美梦之中。说是暴死，人皆深信不疑，哥哥请了验尸人来，验尸人遍查尸体各部，没有发观伤口，扪其舌苔，也非毒药所致，于是盖棺论定，梅家弟弟暴死身亡。停尸三日，人殓送葬，不料一个聪明的钉棺人对死者死因有所察觉，其时钉棺人一手执锤，一手执钉，正等把最后一颗长钉打进棺木，钉棺人眼睛一亮，猛然失声尖叫，钉子，钉子。他打开植板，解开死者头上的髻子，果然发现死者的天灵盖上嵌着一颗铁钉。此时哥哥跪地告罪，所谓暴死原因真相大白。翌日，哥哥被投入大牢。梅家茶馆一时人去楼空，独由孤儿寡母支撑度日。

    苦不堪言。

    诸如此类的记载在历代小说野史中实属多见，但是《香街野史》中记载的是我们这条街道的如烟如云的历史故事，尤其是书中两次提到我所熟悉的梅家茶馆，提到金文恺的祖辈逸事，我想书的作者对今天的生活早已充满了预见，几百年前的生活仍然散见于这条街道的每个角落，捉奸和谋杀充斥于现实和我们的梦中。书中的每一篇章读来都使我身临其境。

    有人猜测《香街野史》的作者草木客就是金文恺，说他晚年幽居在家就是在撰写这部充满罪恶虚伪和欺诈的怪书。我不能苟同，因为我记得很清楚，书是清末民初时由地下刊出的，它不可能出自金文恺之手。我为证实自己的观点，曾到床底下细细翻过所有的藏书，结果很蹊跷，那本书不见了，再也找不到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把珍贵的《香街野史》弄丢了，也许已经丢了好多年了。现在我面临某种绝境，一旦香椿树街居民对我的这部作品群起攻之时，我再也拿不出别的证据来了。

    冬天下第一场大雪的时候，红菱姑娘的尸体从河里浮起来，河水缓慢地浮起她浮肿沉重的身体，从上游向下游流去。

    红菱姑娘从这条河里来，又回到这条河里去。

    香椿树衔的居民都拥到和尚桥头，居高临下，指点着河水中那具灰暗的女尸，它像一堆工业垃圾，在人们的视线中缓缓移动。当红菱姑娘安详地穿越和尚桥桥洞时，女人们注意到死者的腹部鼓胀异常，远非一般的溺水者所能比拟，于是她们一致认为有两条命，她的肚子里还有一条命随之而去了。

    有人用竹竿把红菱姑娘的尸体戳到岸边，然后把死者装进一只麻袋里，由东街的哑巴兄弟一前一后扛到姚碧珍的梅家茶馆前。在茶棺门口，哑巴兄弟受到了姚碧珍的阻拦，姚碧珍双臂卡住大门，她说，谁让你们把死人往我家里抬的？她是我妈还是我女儿？给我抬回去，抬回去。哑巴兄弟不会说话，就把大麻袋往地上一放，边上会说话的人就说话了，你老板娘也说得出口，抬回去？抬回到河里么吗？她是梅家茶馆的人，不回茶馆回哪里去？姚碧珍就破自大骂，谁说她是茶馆的人？她死赖在这里，打她不走，骂她不定，死了还要我来收尸吗？你们谁去捞的，好事做到底，不关我的事，捞尸的是哑巴兄弟，这时哑巴兄弟朝姚碧珍摊开手，等待着什么，姚碧珍说，你们张着手要什么？哑巴兄弟细细地比划了一番，原来是要钱。姚碧珍气得跳起来大骂，还跟我要钱？老娘赏你们一人一条月经带，你们要吗？

    姚碧珍蛮横恶劣的态度没有吓退前来瞻仰死者的香椿树街人，他们对着地上湿漉漉的麻袋啧啧悲叹。好端端一个大姑娘，怎么就死在河里了？你去掰开她的嘴问问她，怎么就死在河里了？我也想听一听呢。这时候人群里响起一个尖锐的声音，蓄意谋杀，梅家茶馆蓄意谋杀。在场的许多人都不懂蓄意谋杀的意思，他们朝那个人看，那个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用鸭舌帽压住了激动的眼睛，一转身就逃出了人群。

    那个人就是我，我当着众人宣布了我的判断后，一转身就逃出了人群，我与大批的前去梅家茶馆看死人的人擦臂而过，逆向而行。天空中的雪花一片片飘向我的肩头，飘在香椿树街头，很快地积成薄绒般的雪层，回头一看我们的香椿树街被白雪覆盖了一天，自茫茫一片真干净。

    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红菱姑娘的确是被蓄意谋杀的。1979年冬天的一个雪夜，李昌把熟睡中的红菱姑娘从沿河窗户中扔出去，扔到河里。李昌在出逃新疆途中被抓获，扭送回到香椿树街的老家。李昌不成功的出逃纯粹是误会所致，或者说是错误的距离感的原因。李昌以为新疆距香椿树街不会超过到上海的距离，他跑到长途汽车站，向售票员要到新疆的车票。售票员就给了他一张到新姜镇的票。他就上了去新姜镇的长途汽车。需要说明的是李昌只上过一年小学，他认识"新"字但不认识"疆"字，所以人们对李昌潜逃的失败也没有什么可惋惜的。

    李昌被收审时与审讯人员的对话后来在香椿树街流传甚广。

    李昌，你杀了人，你知罪吗？

    知罪。要不然我就不跑了。

    李昌，你的杀人动机是什么？

    没有什么动机。我也没用枪没用刀的，我把她从床上抱起来扔到河里，她一声没吭。

    李昌，为什么要杀人？

    她说她肚子里有孩子了，说是我的，她要我带她去私奔，说是吃糠咽菜也愿意。我烦她，我警告她三次了，让她不要来烦我，她不听，这就怨不得我了。

    李昌，你知道她掉下河就会死吗？

    我本来想吓她一下，谁想她睡得那么死，一声不吭，也不喊一声救命。

    李昌，既然吓她，后来为什么不下河救她？

    我想下河的，可是又怕冷，那天下大雪，穿着棉衣都嫌冷，下河就更冷。

    李昌，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不是你的？

    不知道，只有老天爷知道了，人都死了，找谁对证去，她说是我的，就算是我的，只可惜我没有当爹的福份。

    李昌，不许泊腔滑调，严肃一点。

    我没有油腔，更不敢滑调，句句是真话，要是有假话，你们现在就一枪崩了我，让我前胸通后背，透心凉。

    李昌收审后更大的一条新闻引起了香椿树街极大的震动，梅家茶馆令人瞩目的手电筒竟然一直拴在李昌的裤腰皮带上，据说李昌是从金文恺监死前睡的枕头芯子里找到的。据李昌自己交代，他盗金之前金文恺还没有死，金文恺睁着眼睛看着他把手伸到那只枕头芯子里，然后就一命呜乎了。

    有一天姚碧珍提了一只篮子去探监。她给李昌带来了他最爱吃的卤猪头肉，隔着铁栅栏递给李昌，李昌在里面闷头大吃，姚碧珍在外面默默静视，李昌吃完了还想吃，姚碧珍一手按住李昌的手亲着吻着，一手从蓝子里抽出一把菜刀，飞快地朝李昌的手剁去。两个人都尖叫了一声，李昌的三个手。指头被剁下来了，它们油腻腻血淋淋地躺在姚碧珍的竹蓝里，像三颗红扁豆。

    姚碧珍说，李昌，我挖不了你的心，只要你三根手指头，回去喂狗，姚碧珍面不改色心不跳，提着竹篮就走。姚碧珍就这样采取等价交换的原则，用一手电筒的金器换了李昌的三根手指头。

    南方在黑暗中无声地漂逝。

    年复一年，我在香椿树街上走来走去。我曾经穷尽记忆，掏空每一只装满闲言碎语的口袋，把它们还给这条香椿树街。但是我现在变得十分脆弱，已经有人指责我造谣生非，肆意诽谤街坊邻居，指责我愧对生我养我的香椿树街，问题是我有什么办法，使我不出卖香椿树街，别人会比我更加阴险狠毒地出卖香椿树街，毕竟它已成为一种堕落的象征。

    梅家茶馆现在是越来越破败，越来越古老了。到了1989年夏天，茶馆门庭冷落，冷冷清清。一个炎热的下午，我看见茶馆虚掩着门，十几张八仙桌，50张靠背椅都在休息，做着怀旧的梦。姚碧珍已经是一个臃肿苍老的老妇人，她伏在一张桌上瞌睡，花白的头发被电扇的风吹得乱蓬蓬的，散发着永恒的风韵。

    我走过和尚桥桥头，习惯性地看看茶馆二楼糊满旧报纸的窗户，听见已故的茶馆主人金文恺的声音，沉闷地穿越这个炎热的下午和这些潮湿发粘的空气，撞击着我的耳膜。

    他说，孩子，快跑。

    孩子，快跑。

    于是我真的跑起来了，我听见整个南方发出熟悉的喧哗紧紧地追着我，犹如一个冤屈的灵魂，紧紧追着我，向我倾诉它的眼泪和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