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

    “我这里又不是疯人院，神经郎你也带回来！出了事怎么办？”

    丽月发觉我收留小弟过夜，便嚷了起来。

    “不要紧，他什么都不懂，不会闯祸的。”我忙替小弟解说道，小弟盘坐在我的床上，晒得红头赤脸，他啾着丽月，眼睛一连眨巴了几下。

    “你说得好轻巧！”丽月指到我脸上来，“他这么疯疯癫癫地跑了出来，他家里人一定到处在找了，说不定早已报了警了呢！你快把他送回家，免得警察找上门来，说我们这里私藏疯人。”

    “送他到哪里呢？”我排开手笑道，“他连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都说不清——只晓得在万华。”

    “咳，都是你惹的麻烦！”丽月狠狠瞪了我一眼，一屁股便坐到了小弟身边，打量了他一下，然后堆下笑脸，哄着他说道：

    “来，小弟，告诉丽月姐听：你家在哪里？万华哪条街？是不是广州街？有个大庙叫龙山寺的，你晓不晓得？”

    小弟的嘴巴半张开，呆呆地望着丽月。

    “你不讲？你乱跑出来，你阿母急死喽！你阿母在找你哪，知不知道？”

    丽月伸出手去摸了一摸小弟的光头，小弟突然间咕噜咕噜笑了起来，笑得前后乱晃，嘴里哼歌一般吐出一连串咿咿唔唔的娃娃语。

    “这是什么名堂？”丽月骇异道。

    我笑了起来。

    “他告诉你：阿母上山去了、阿母上山去了——”

    “嗳——－”丽月摇头叹息，“是个白痴仔！”

    “果—一果——”小弟叫道。

    小强尼登登登跑了进来，手里抓住一只杨桃在啃。

    阿巴桑跟在后面，气吁吁的肚子挺得老高。小弟一骨碌便爬下了床来，伸手便要去抓小强尼手里那只杨桃，小强尼赶快躲到阿巴桑身后去。

    “小孩子的东西你也来抢！”阿巴桑扬手便要打，小弟头一缩，闭上了眼睛。

    “阿巴桑，你到冰箱去拿一只来给这个小神经吧！”丽月笑道。

    “要拿你叫阿青去拿！”阿巴桑嚷道，“冰箱里的芒果也不见了，小强尼的牛奶也少了两瓶——你问问阿青，都到哪里去了？”

    我赶忙跑出房间，丽月在后面尖声骂道：

    “你想死啊！你敢动我的芒果，二十块一个，你明天不去买一个赔来，你看我还有顿饭给你吃不？”

    我去冰箱里拿了一只杨桃来递给小弟。

    “你听到了？”我笑看说道：“我挨骂了，都是因为你好吃！”

    小弟接过那只碧澄澄的杨桃却舍不得吃了，擎在手中，颠来倒去地玩弄着。

    “你听着，”丽月对我说道，又指了一指小弟，“这可是你找来的累赘，你自己去想办法。今夜你快把这个小神经送走——送到哪里我不管，送到警察局也好，神经病院也好。”

    “丽月姐，”我赔笑道，“你是个好心人，今天已经晚了，就让这个小家伙在这里再过一夜吧，明天我去报警让警察把他带走就是了。”

    “不行！”丽月摇手道，“你和小玉两玻璃货住在我这里，已经给我招来多少麻烦——要人的也来了，打架的也来了。现在又加上这么个白痴仔，我自己也要疯了！何况你上个月的房租三百块还没缴清，还敢收留人呢，气起来我连你一齐撵出去！”

    “我保证！”我拍拍胸脯道，“今晚我一定把钱弄来，缴清房租，这下总可以商量了吧？”

    “你把钱弄来了再讲——”丽月的口气松动了，却乜斜起眼睛瞅着我噗哧地笑了一下，“今晚的线可放长些，钓条大金鱼回来！”

    我离开时，跟阿巴桑讲了许多好话，要她照顾小弟一下，回头有剩菜，盛碗饭给他吃。

    “天这么热，还要我去服侍那个小神经郎！”阿巴桑大不以为然。

    “拜托嘛，阿巴桑，我买斤荔枝回来给你吃。”

    阿巴桑吃荔枝一次可以吃五斤，有一次吃得流鼻血了，只得去买凉茶来喝。

    “要买就买新鲜的！”阿巴桑哼了一下，“上次那些生虫的也拿回来。”

    我赶到公园里，找到我们师傅杨教头，他和原始人阿雄仔都坐在莲花池的石栏杆上，肩并肩，一个庞然巨物，一个胖成一团。我踅过去向杨教头伸手借钱，借五百块。

    “师傅，”我笑着叫道，“实在有急用，过两天一定奉还。”

    “我开银行么？”杨教头虽斥道，“个个都来向我调头寸！这样吧，我来替你想条活路，你先到大世纪去等我。我替你去请位财神爷来。”

    我走到衡阳路大世纪，选了一个清静的角落坐下，要了一杯芭乐汁，大约等待半个钟头后，杨教头带了一个人来，他叫那个人坐在我身边，自己坐在我对面。

    “这是赖老板。”杨教头介绍道，然后朝那个姓赖的挤了一下眼睛，笑道：

    “怎么样，赖老板，我说的不错吧？这个少年郎可还标致？”

    那个姓赖的挪了一下身子，歪着头朝我上下打量起来。他是个四十上下的肥硕男人，一张赤红的猪肝睑，在玫瑰红的灯光下，闪着亮湿的油汗。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齐中间分，烧烫过了，起着细致的波纹。他身上穿着一件玉绿间金线的泰国丝绸香港衫，坐下来，便把个肚子给箍了出来。他那左手肥秃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厚重的方金大戒。他打量我的时候，一双肿泡的眼睛挤满了笑意。我低下头去，兀自吮着自己的芭乐汁。

    “阿青，赖先生就是西门町永昌西装店的大老板，”杨教头向那个姓赖的呶了呶嘴，笑道：“人家赖老板要送你一条西装裤呢——定做的！”

    “你的腰围几寸，小弟？我来替你量量——”那个姓赖的趁势伸过手来捏了我的腰一把，我赶忙闪开了，他和杨教头都呵呵地笑了起来。

    “一身的硬肌肉嘛！”姓赖的笑道，“练过功夫了么？”

    “我这个徒弟的童子功很不惜，差不多练就金刚不坏之身了。”杨教头说着跟那个姓赖的又纵声笑了起来，杨教头弹了下指头，侍应生端来两瓶冰啤酒。

    “你自己说吧，小弟，”那个姓赖的拍了一拍我肩膀，“你要马海，还是要达克龙的。”

    我一直低着头，在吮麦管。

    “我看来条奥龙的吧，”杨教头代我答道，“上次我到你们永昌看到新到的一批奥龙西装料，很不错，夏天凉爽，我本来想做套西装的。一问四千五，唬的我赶忙溜掉了。你们大店的西装，咱们是做不起的！”杨教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非常憾恨的模样。

    “杨师傅要套西装还有什么问题？这点小意思我们永昌还送得起！”姓赖的很四海地拍了一拍胸，“明天早上我在店里，杨师傅来量身好了。”

    “我这副身材，恐怕贵店要吃点亏哩。”杨教头低下头去，无奈地瞄了一下他那溜溜圆水桶似的腰身。

    “你想我们对号么？”姓赖的倾身上前，在杨教头耳际悄声问道，一双肿泡泡的小眼睛却向我一溜。

    “这个徒儿，十八般武艺，样样俱全！”

    杨教头跟那个姓赖的又挤眉眨眼了一阵。突然间，我感到我的大腿上痒麻麻有毛虫在爬动一般，是姓赖的一只手从桌底下伸了过来，几个指头慢慢往我腿上爬上来。我感到全身汗毛一张，伸了手去一把攥住了姓赖的那只肥秃秃带着方金大戒的手掌，提上来便往桌上一拍，拍得啤酒瓶都迸跳了一下。

    “师傅，我先走了！”

    我霍然立起身来，头也不回便急急往大世纪门口走去，杨教头在我身后追赶着，我只听到他压低声音在怒喝：

    “阿青——”

    我离开大世纪，便直奔西门町的银马车，去找严经理。严经理是湖南人，湖南衡阳。我刚离家的头一个星期便在公园里遇见了他，他把我带回他金华街那间公寓里，要我搬进去跟他一起住。他在银马车替我安排了一个职位，当侍应生。他皱起眉头，指着我的脸训道：

    “小娃仔，你刚出道，还有救，快点做份正经事。你在公园里混，陷下去就要万劫不复了！”

    我在银马车做了三天，溜走的时候，口袋里还有一把严经理金华街的公寓钥匙，总也没有机会拿去还他。我到银马车走进经理室，冲着严经理便深深一鞠躬向他请安道：

    “严经理，你好。”

    “嘿！小鬼头，你还有脸来见我？”严经理见了我先是一怔，旋即余温未消地说道，“我还以为你给抓到火烧岛去了！”

    “请经理帮个忙。”我笑着说道。

    “原来你也还有用得着我的一天！”严经理冷笑道。

    “要向经理通融一下，先借五百块钱，救救急。”我欠身笑道。

    “借钱？哪有那么容易？”

    “缴不出房租，房东要撵人了呢。”我央求道。

    严经理朝我点着头叹息道：

    “真是块贱料子，我那里让你白住，你不安分。偏偏自甘下流——听说你在公园里混得很不错，还缺什么钱？”

    我低下了头去，半晌说道：

    “经理先借我五百块，我设法还就是了。如果经理这里有事，我愿来做，扣薪水好了。”

    “听你的口气，想改邪归正了？”严经理终于心软了，“再给你一个机会吧，我们这里有个小弟请三天病假，正要找人代班，明天两点钟，你来报到。”

    说着他从皮夹里抽出三张一百元的钞票来，说道：

    “成不成器，就要看你自己的造化了！先给你三百，你来上班，再补给你。”

    我接过严经理的钱，千谢万谢，然后跑出了银马车，在路边水果摊买了一斤荔枝，又在五香斋门口一个卖萝卜丝饼的摊子上，买了四枚刚烤好的萝卜丝饼，两甜两咸。这一家的萝卜丝饼做得特别好，饼子又软又酥，馅儿肯放猪油，特别香。从前在育德上夜校，放学回家，在西门町转公共汽车，要是袋里还有钱剩，我就跑到这家摊子买四枚萝卜丝饼回去，跟弟娃两人分着吃宵夜。冬天夜里，我便把报纸包好的萝卜丝饼塞到胸前夹克里去，拉上拉链，回到家里，饼子还是暖暖的。有时候弟娃睡着了，我便把他拉起来，两人坐在床上，摊开报纸，吃得一床的芝麻。

    小弟已经横卧在床上，脱得精光，衬衫内裤丢得一地，睡得很熟了。我走近床边，赫然发觉，垫在他下半身的那片草席上，黑阴阴湿了一大块。我赶忙放下手中的荔枝及那包萝卜丝饼，过去将他推醒。

    “起来、起来。”我双手执住他的膀子，将他揪了起来，他睡眼惺忪地瞪着我，左腮上睡得红红的一格格席子印。

    “你看，你闯祸了！”我指着席子那块尿渍对他说，我揭开席子，下面垫褥也浸湿了，黄黄的一滩。我看小弟兀自傻愣愣地站在那里，东张西望，禁不住有点恼火，走过去顺手一巴掌，啪的一下便打在他屁股上。

    “这么大个人还溺床！”

    我出手重了些，小弟被我打得啊的一声，往前打了一个踉跄，他惊惶地望着我，一只手摸着屁股，蹭到房间一角去。我把草席跟垫褥都抽了起来，搂到洗澡房去，褥子没法洗，只好暂时挂在架子上，等到有太阳再拿出去晒，草席我便用抹布洒上肥皂粉猛力揩拭，换了几次水，才把那块尿渍洗干净，拿到厨房后面天台的晾衣架上，挂起来晾晒。转回房中，小弟却蹲缩在房间角落里，双手搂住膝盖，踞成一团。他看见我走进来，嘴巴闭得紧紧的，眼睛睁得浑圆。我拾起那包萝卜丝饼，坐在他对面，将报纸打开，摊在地板上。

    “你看，小弟，我买了萝卜丝饼回来给你吃。”我挑了一枚甜的递给他，他怔怔地睇着我，也不伸手来拿。

    “这是甜的，好吃得很呢。”我笑着把饼子送到他面前，他却倏地歪过了头去。

    “不吃算了，我来吃！”我几口便把那枚甜饼吃掉。

    “好香！”我咂着嘴，瞄了他一眼，他的眼睛随着我的嘴巴一上一下地动着。

    “要不要？”我又拿了一枚咸的送到他嘴边，突然他手一拨，便将那枚饼子打落到地上，滚得一地的芝麻。

    “你想死呀！”我用手猛敲了一下他那剃得青亮的光头顶，爬起身，把滚到床脚的那枚萝卜丝饼捡回来，吹了两下。小弟双手抱住他那个光头，嘴巴一别一别，开始呜呜地哭泣起来，眼泪一颗一颗滚落到他那瘦伶伶青白的胸肋上。我立在这个光着头赤着身、泪珠滚滚的孩子面前，突然感到有点手足无措起来。我蹲下身去，拍拍他的肩膀，笑道：

    “跟你开玩笑的，小家伙，又没有真的打你。”

    他不理会，仍旧死命护住头，肩膀一耸一耸地抽泣着。

    “得了、得了，以后不碰你就是了。”我把他的头乱抚摸了一阵。

    去年弟娃十五岁生日的前一天晚上，我揍了他一顿，把他的鼻子打出了血来。弟娃对我，一向顺从，那晚不知怎的，他却发起牛脾气来。那晚轮到他去洗碗，他躲在房中，坐在床上，看我租来的连环图“黄天霸”看得入了迷。我叫他好几声，他也不理睬。我伸手去夺他手上的书，他一把推开叫道：“去你的！”我一阵暴怒，一拳抡过去，捶到他面门上，将他打翻到床上。我从来没有对他那样粗暴过，那一下失手，把他的鼻血打了出来。弟娃不哭，也不作声，只拿了一叠厚厚的卫生纸，仰起头，一张张在揩拭鼻孔里流出来的鲜血。我吓了一跳，完全慌了手脚。到了晚上，我们躺下了，在黑暗里我还不时听到弟娃用卫生纸擤鼻子的声音。那一夜我都没有睡好，心中异常懊恼。第二天，我把那管功学社买来的蝴蝶牌口琴送给弟娃时，弟妹竟乐得开口笑了，捧着那管口琴，吹来吹去一刻也舍不得放下，他的鼻翼上还沾着一小块没有洗干净的血斑。我哄了小弟好一会儿，他终于停止了哭泣。我去拿了一块湿面巾来替他揩了面，又递了一枚甜萝卜丝饼给他。这回他接了过去，吃得兴高采烈起来，一下子，两枚饼子都吃得精光，嘴角上还沾了几粒芝麻。

    “萝卜丝饼好吃么，小弟？”

    我们一块躺在硬床板上时，我问他道。

    “唔。”他应道。

    “你喜欢吃甜的，还是咸的？”

    “甜的——”他想了一会儿。

    “那么下次我光买甜的给你吃，好不好？”

    “唔。”

    “你不许再溺床，溺床没得吃。”

    “呵呵。”他笑了起来。

    “今天游水好玩么？”

    “好嘛。”

    “过两天，我们再去水源地。”

    “唔。”

    “你知道，台风来了就不能游了，”我说，晚上收音机广播，菲律宾那边有强烈台风爱美丽，正向台湾吹来，如果风向不变，一两天内，会掠过台湾北部。

    “台风——大风，呼、呼、呼，懂不懂？”

    “呼——呼——”小弟学我道，我笑了起来。

    “小弟，我们睡觉吧。”我说。

    “唔。”他应道。

    我侧过身，伸过手去，搂住了他那瘦骨棱棱的肩膀。

    28

    早上，天气果然变了。晴一阵，雨一阵，气压好低，皮肤上的汗冒也冒不出来，台风爱美丽大概真的快要来了。我先起床，小弟侧着身还在熟睡，他那瘦棱棱的背背上，睡起一条条横横斜斜的红印，是硬床板梗出来的。我走进洗澡间，阿巴桑正蹲在水池边，在搓洗衣服。她一看见我，便指向澡房中垂挂着的草席、褥子嚷道：

    “你挂得这一间洗澡房，走都走不进来！”

    “我马上收去，”我赔笑道，“昨晚那个小家伙溺了床——他没有给你麻烦吧，阿巴桑？”

    “还讲呢！”阿巴桑哼道，“莫看那个小神经，人瘦，吃起饭来，呼噜呼噜象小猪仔，给他一碟菜，一下子扫光，又去抓小强尼碗里的肉饼，我拦也拦不住。昨晚丽月给你那个小痴仔弄得哭笑不得！”

    “为什么？”

    阿巴桑甩了一甩手上的肥皂泡沫，却咕咕地先笑了起来：

    “昨天晚上‘中国娃娃’的朱娣、梦娜，还有吴露露，跑来找丽月聊天，几个疯婆子一边啃西瓜，一边叽叽呱呱，她们笑吴露露，笑她去做假奶。正说得热闹，你那个小痴仔一头闯了进去，身子光光，挨着丽月便坐到她身边。几个人吓了一跳。小痴仔伸出双手去摸丽月的脸，又用头去擂她的胸脯，丽月大笑，叫道：‘要你娘的命啦！’将他一把推到吴露露怀里，吴露露、朱娣、梦娜，几个人躲的躲，喊的喊，闹得鸡飞狗跳。后来还是丽月拿了一片西瓜，连哄带拉，才把那个小神经撵了出来。”

    “想不到小家伙还会闹众香国哩！”我笑道。

    “我看你啊，快点把他弄走吧，”阿巴桑说着又叹了一气，“不知他爹娘造了什么孽！”

    “我正在想办法找他的家，找到了马上把他带走，”我安抚阿巴桑道：“阿巴桑，昨晚我带了一挂荔枝回来给你，颗颗这么大！”我用手比了一下。

    “唔，”阿巴桑哼了一下，说：“我不信，拿来看看。”

    我洗完脸，回到房子，小弟已经爬起来了，兀自坐床沿上，双眼惺松，在发愣。他一看见我，却咧开嘴，笑了起来。我过去把我一套旧衣服从床底掣了出来，递给他，要他穿上，一面嘱咐他道：

    “小弟，我出去有事，你待在家里不要到外头去，懂不懂？”

    “唔。”小弟点点头，应道。

    “那么你不许脱衣服，”我扯了一扯小弟身上的衬衫，打了他一下屁股，笑道：“光着屁股到处跑，羞不羞？”

    “球、球。”小弟欢呼道，一只红蓝白的彩色大皮球滚进屋子来，滚到小弟脚边，小弟一脚踢去，踢得那只皮球花溜溜地乱转。小强尼穿着开档裤跑了进来，爬到地上便去捉球，一面不停发出咯咯的笑声。小弟也匍匐到地板上，跟小强尼一同抢起球来。

    我拎起昨晚买回来的那挂荔枝拿到厨房里去给阿巴桑，阿巴桑剥了一颗送到嘴里，然后唔了一下。我交给她两百块钱，要她转给丽月。

    “这是我欠丽月的房租，剩下的，过两天一定凑给她。”

    我又留下二十块钱，请阿巴桑买菜时带两个馒头回来给小弟吃。走出门外，天上细雨飘斜，一团团的乌云上下移动，抬头望去，我看见楼上我的房间那扇窗户突然冒出一颗青亮的头来，小弟趴在窗沿上，正在探望。我向他招了一招手，他举起双手也乱挥了两下。

    “小家伙——”我叫道。

    “呀——呀——”他在楼上应道。

    我赶到西门町银马车，下午班正好开始，严经理看见我去报到，颇为赞许，说道：

    “看样子，你是上路了。”

    “经理栽培，还敢不识抬举么？”我笑道。

    “几时这么知好歹了？”严经理撇了一下嘴，“快去换制服吧。”我换上待应生白褂子黑长裤制服，又开始冰咖啡、柠檬水、红豆汤、甘蔗汁，团团的托起盘来。进来避雨避暑的客人，都在谈爱美丽，台风风速又加强了，暴风半径扩张到五百哩，大约明天下午登陆台港北部。晚上西门町那一带的店铺打烊以后，都纷纷在玻璃橱窗外面加上了防风木板。银马车做到十点关门，严经理把小帐分摊给我们，每人分得三十五块。他将我叫到经理室去，从口袋里掏出了两张一百元的钞票给我。

    “这是你昨天问我借的，凑足五百块钱，给你拿去交房租——这次不是来骗我了？”

    我接过钞票赶忙起誓道：

    “这次确实是真的了，昨天已经交给房东两百块，还欠一百。”

    严经理打量了我一下，沉吟道：

    “你代完三天工，有什么打算呢？又回去干那一行么？”

    我突然感到脸上一热，低下头去含糊说道：

    “我试试看，去找份工作——要是经理这里用得着人，我愿意回来。”

    “现在没有缺，下个月有一个小弟要走，我再通知你，”严经理认真地说道，“快回去吧，台风要来了。”

    我临离开银马车，到厨房里去将搁在碗柜里的一只牛皮纸袋取了出来，袋子里有两块粟子蛋糕，是下午一桌赶电影的客人，来不及吃完留下的。我装在袋子里藏在碗柜里，预备晚上带回去，跟小弟一同宵夜。坐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心中开始盘算：丽月那里，不知道还能让小弟住多久？拖不下去了，把那个小家伙放到哪里去？我想代完三天班，向严经理开口，我愿意搬回他那间金华街的公寓跟他一块儿住——我还有一把他公寓的钥匙没有还给他——我可以告诉他，小弟是我的弟弟，请他暂时收容。如果我在银马车正式当侍应生，规规矩矩托盆子，也许他会答应。严经理对我很好，一直要我“改邪归正”。如果万一他不答应，我还想到一个人—一母亲的养母，我们的外婆吴好妹。母亲的养父过世后，母亲跟外婆又开始来往了，母亲曾带我跟弟娃到桃园县龙潭去探望过外婆。外婆吴好妹是一个胖大健壮的女人，一双放大脚，行走起来，啪哒啪哒比她饲养的那些鸭子还要快捷。外婆是个热心人，很疼爱我们，第二天一早便挽着一只大蓝子，领着我跟弟娃到鸭棚去捡鸭蛋去。几百只鸭子早放到池塘里去了，鸭棚内，鸭屎鸭毛堆中，露着一只只青色的鸭蛋来。我跟弟娃兴奋得乱叫，也顾不得鸭屎臭，满地去挖掘鸭蛋。弟娃走路都走不稳，在鸭棚里摇摇摆摆，抓得一手的鸭屎。母亲也赶了来，外婆对她笑道：

    “阿丽，把他们留在这里算了，替我捡鸭蛋。”

    去年外婆到台北来看我们，带了两只蕃鸭仔来，一只黑的给我，一只白的给弟娃。提到母亲，她又骂了几句，掉下几滴眼泪来，临走时，对我说：

    “放了假，带着弟娃，到乡下来吧。”

    那两只蕃鸭仔，一个秋天，却长大了，一黑一白，闪亮的羽毛，鲜红的肉冠子，见了人便会摇着屁股呷呷的虚张声势。我们叫它们阿黑阿白。饲喂那两只蕃鸭，便变成了我跟弟娃两人每天的大事。我们常到舒兰街那条小河边去挖蚯蚓，河边泥土肥沃，蚯蚓根根有小指那么粗。我们挖满了一只洋铁罐回来，喂得两只蕃鸭肉叽叽的，肥得屁股都快缒到了地上。到了过年，父亲把两只鸭子捉来，一刀一个，两只的头都剁掉了。父亲嫌那两只蕃鸭屙得天井里到处的鸭粪，奇臭难闻，招来许多苍蝇，而且去年过年，父亲又没有钱多加年菜。两只鸭子，阿黑拿来炖汤，阿白香酥。父亲把香酥鸭腿子，一只挟给我，一只给弟娃，自己却啃着鸭颈子下酒。我倒吃得很开胃，弟娃却白着脸，鸭腿子碰都没有碰。父亲问他，他推说肚子不舒服。我知道，他心疼他的阿白，吃不下去。饭后我悄悄对他说：

    “傻子，有什么好难过的。暑假我们去桃园，再向阿婆要两只蕃鸭仔来养就是了，替你去选只白的，好不好？”

    我跟弟娃始终没有去成桃园。我想如果我带小弟去外婆家，住几天大概是不成问题的。我可以帮着大舅赶鸭子，小弟呢，跟着外婆吴好妹去捡鸭蛋，大概总还行的吧。

    “丽月姐，怎么样？房租交清了，这下你不赶我们走了吧？”

    回到锦州街，第一件事便是拿一百元给丽月，把尾数缴清。我知道丽月的脾气，她对我和小玉虽然大方，房租却是不许久欠的。丽月正在房里跟阿巴桑两人商讨什么事情，她接过我的钞票，却对我说道：

    “你坐下来，阿青。”

    “丽月姐，我也上班了，”我坐下来笑道，“在银马车，我这个班一个月还不及你一夜晚的出差费呢。”

    “阿青，”丽月抽了一口烟，缓缓说道，“今天下午，你那个疯仔出了事。”

    “出了什么事？”我急问道。

    “他把我们小强尼弄伤啦！”阿巴桑抢着说道。

    “是这样子的，”丽月解释道，“下午他跟小强尼两人抢球，他推了小强尼一把，小强尼一跤磕到桌子角上，把一颗门牙磕掉了——”

    “可怜啊，一嘴的血！”阿巴桑指着嘴巴比划道。

    “该死！等我去揍他！”我叫道。

    “我早就打了他一顿屁股了，”阿巴桑忿忿然，“那个痴仔，还笑呢！”

    我站起来，要往自己房间走，丽月却叫住我道：

    “你不必去了，我已经把他送走了。”

    我一下愣住，瞪着丽月没有出声。

    “送走了？送到哪里去了？”半响，我责问道，我的声音有点颤抖起来。

    “警察来了——”阿巴桑插嘴道。

    “警察局派了一部车子来，把他带走了，”丽月说道，她又加了一句，“走了算了，也给你省麻烦——”

    “你们凭什么叫警察？”我突然大声喝道，我感到一阵急怒，“你们把我的小弟弄到哪里去了？”

    “你也疯啦！”丽月叫了起来。

    “我去找他，”我把手上那袋粟子蛋糕往桌上一掷，气冲冲地叫道：“找不到，我要你们负责——”

    我在中山北路上一直奔走下去，迎面疾风，还夹着阵阵乱雨点。台风的风头已经到了。路上没有行人，两旁的荧光灯，紫蒙蒙的，在风雨中发着雾光。我一口气跑到南京东路口的三分局，跟分局门口的值班警察说明来意，他带领我进去，去见里面办公室的一位警官。那位警官四十上下，焦黄干瘦，人却和气。他办公桌上放着一架手提收音机，正在细细地播着京戏。警官知道我来寻人，便拿出一份表格来，要我填写，问我道：

    “你找的是你什么人？”

    我迟疑了半晌，答道：

    “是我的弟弟。”

    “什么名字？”

    “小弟——”我只好答道．

    “我是问他的本名。“

    “先生，”我解说道，“我这个弟弟有点毛病——我是说，他的脑筋不太好，象个两三岁的小孩子——”

    “嗐，”警官摇手止住我叹道，“我懂了，你是说你弟弟是个白痴？这又是件无头案了。上个月，在圆环附近，我们还抓走一个神经病的女人，她在圆环大街上，赤身露体，蹦蹦跳跳。我们问她姓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来——到现在还关在台北精神疗养院，没有人去认领呢。”

    “先生，我那小弟弟，送来三分局了吗？”我探问道。

    “我们这里没有记录，就是送来了，我们也不会收留。这种案件，普遍会送总局特别处理，分发到几个神经病院去。台北的病院满了，有时还会送到新竹、桃园去呢——”

    警官说着，却突然停下来，全神贯注地聆听起来，他桌上收音机正在报告台风消息：强烈台风爱美丽今晨零时已推进至北纬二四度，东经一二四度，以每小时十公里的风速向台湾北端进袭——

    “老弟，”警官严肃地对我说道，“爱美丽快登陆了。”

    他看见我还站着发怔，不肯离去，便安慰我道：

    “这样吧，你先回去。明天我们这里有消息再通知你。你最好到总局去查查，要是已经送进病院倒好了，你放心，那里反正有医生护士照料，出不了事的。”

    从三分局出来，我在街上茫然徘徊起来，一直步上了中山桥去。风把我的衬衫吹得鼓胀，可是背上的汗水不停地一条条直往外流。天上黑沉沉，桥下的台北市，却淹没在凄迷昏黄的灯海里。位立在桥上，我又开始感到那一片天边无际的寂寞起来。

    29

    先生，你们这里有没送来一个光头赤足的男孩？先生，你们这里有一个神经不正常的少年么？十四、五步，打着赤足的？先生，是昨天送来的，他没有姓、没有名字，他叫小弟——

    第二天一早，我便出去，满台北到处去寻找那个白痴仔了。我先到三分局、四分局，最后到总局，都没有问出下落，最后只好赶到台北精神疗养院去。疗养院里守门的护士不让我进入病房，只许我在铁栏杆外观望。他告诉我，青少年的病人一共只有两个，可是都是三个多月以前进院的。有一个走了出来，是个带着玳瑁边眼镜，一脸长满了青春痘十六七岁的胖少年，他穿了一件绿布睡袍，伸出一双猪蹄似的肥膀子，象患了夜游症一般，往前摸索行走着。

    “不是这个吧？”男护士指了一指胖少年，悄声问道。

    “不是——先生——”我说道。“他是个白白瘦瘦的孩子，剃着个青亮的和尚头的。”

    中午，台北市已经罩入了暴风半径，风势一阵比一阵猛烈起来。仁爱路两旁高大的椰子树给风刮得枝叶披离，长条长条的大树叶，吹折了，坠落在马路上，萧萧瑟瑟地滚动着。杭州南路一根电线杆倒成了四十五度角，一束束的电线，松垮了下来，垂到地上，交通警察正在吹着哨子指挥车辆绕道而行。马路上的行人，都给吹得摇摇晃晃。一个女人的一把塑胶花雨伞，嗖地一下给刮到了半空中，象脱了线的风筝，载浮载沉地飘摇起来。一阵暴雨，重庆南路马上淹没了，黄浊浊的小川，在路上急湍地蛇行着。衡阳街成都路两旁骑楼上竖立的商店招牌，给风笞达得惊惶失措，一齐在哐啷抖响。“大三元”吹落了，洋铁皮的招牌框在柏油路上翻滚，发出尖锐的声音。我坐公共汽本赶回西门町，银马车停业一天没有开门。我感到饥饿起来，可是西门町一带的小吃店，大都关了门。我顶着风走到武昌街，希望能够在那里找到几家摊贩。有几个卖水果的正在收拾摊子，推着推车，提早回家。一阵狂风迎面卷来，几个摊贩同时都弯下身子，拚命顶住满载着香瓜、芭乐的推车。遥遥落在最后面的一个摊贩，是一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人，一头的长发给风吹得乱飞，她穿着一条土红的布裙，裙子也吹了起来，露出她那双青白的小腿。她那架推车上，堆满了鲜红的西洋柿。女人整个人都往前倾斜，肩膀抵住推车，然而她那细弱的身躯，竟敌不过猛劲的风势，呼呼两下，给逼得一连往后踉跄。她脚下一松，一下坐跌到地上去，推车前后一颠簸，哗啦啦便震落了十几枚西洋柿，鲜红的滚得一地。我赶忙跑过去，抓住推车手柄，将车子稳住。女人从地上挣了起来。她看见一地的西洋柿，有几枚还浸在污水里，痛惜叹道：

    “嗳。”

    她捞起裙子，弯下身，去将地上那些红柿子，一只只拾了起来，兜在裙子里。她把几枚没有跌伤的，用裙角揩了一揩，仍旧放回推车上，剩下五六枚，跌得裂开了，果汁淋淋漓漓流了出来。女人挑了一枚特别大的，递给我道：

    “我们吃掉吧——这些卖不出去了的。”

    我也不客气，道了一声谢，便接过柿子，大口啃了起来。柿子熟透了，沁甜如蜜。女人自己也挑了一枚，跟我两人立在风中，一同吃着跌破的柿子。她大约二十七八岁，深坑的大眼睛，尖尖的下巴，大概刚使过劲，青白的脸上，泛着红晕。大约她看我吃得兴高采烈，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从容地注视着我，笑道：

    “很甜呢，是呀？”

    说着她又递了一枚跌伤了的柿子给我。我有许多年没有吃过这种透熟沁甜的西洋软柿了。我记得那年母亲离家出走的前两天，她对我突然变得异样的温柔起来，那天她买了几枚西洋柿回家，竟意外的把我叫到天井中，坐在矮凳上，跟她一块儿剥柿子吃。那几枚西洋柿已经烂熟，手一撕，皮便扯掉。母亲剥好一枚柿子，自己先咬了一口，惊喜地叫道：

    “真甜阿！”

    顺手便把剩下的半枚递给我，我咬了两口，果然甜丝丝的，却又带着些许柿子特有的涩味。

    “好吃么？”母亲微笑道，她摘下手帕来，替我拭去口角上的柿子汁。大概因为母亲从来没有对我那样亲昵过，她那次突发的爱抚，使我感到受宠若惊，而且惶惑不解，竟至於有点尴尬起来。

    “黑仔，你知道麽？你阿母小时卖过柿子的呢！”母亲若有所思地追忆道。母亲很少提起她在桃园乡下养父母家的生涯，偶尔提起，也是一片忿恨。“我们乡下园里，有十几棵柿子树，就在池塘边。柿子熟了，吃不完，你阿婆便叫我拿去镇上去卖，卖不掉的，我就统统自己吃掉——”母亲说着咯咯地笑了，“—一吃多了，肚子发疼！”

    母亲笑得前俯后仰，她那一头长长的黑发一匹黑锻似的波动起来。我看见母亲笑得那般开心，乐得象个小女孩一般，也跟着她笑了起来。那是唯一的一次，我们母子俩在一块儿笑得那般忘情。两天后，母亲便失踪了。

    “我要买两斤柿子。”我对那个摊贩女人说道。

    “十五块一斤——”她打量着我说，随着挑了四枚最大最鲜红的，用秤秤了一下，递给我看，风把秤锤吹得飘荡起来。

    “两斤二两，就算你两斤吧。”她好意地说道。

    “谢谢你。”

    我道了谢，把三十块钱钞票塞了给她。

    她将钱收到裙子口袋里，推起她的车子，顶着风，吃力地行走下去，她的头发，在风中，飘得老高。偶一回头，她望着我，却又笑了，我捏着那袋柿子，乘上了公共汽车，往南机场去。我要把那袋又红又大的西洋柿，拿去送给母亲。

    到达南机场克难路母亲居住的那间碉堡似的阴暗潮湿的水泥楼房里，来开门的，又是上次那个额上生满了白瘢的老太婆，她见了我，没等我开口便说道：

    “你是阿丽的大儿子阿青，是么？”

    “我给阿母送点东西来，阿巴桑，”我应道。

    老太婆让了我进去，走到里面那间昏幽的厅堂，她止住我道：

    “你稍等。”

    说着她迳自蹭到里面，搬出一只竹篾编的箱笼来，嘭地一下搁到地上，掀开了盖子，喘吁吁地指着笼子里说道：

    “阿丽留下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竹篾笼里，塞满了破烂的衣物，母亲上次身上裹着的那件透着药味的黑绒线衫也覆盖在里面。老太婆弯下身去，伸手到笼子里翻掀了一阵，把母亲两件斑斑点点泛了黄的亵衣也扯了山来，笼里发出一阵刺鼻的怪味。

    “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你要呢，就拿几件去。”老太婆仰起面对我说道。

    “是几时的事——”我悄声问道。

    “你上次什么时候来的？”老太婆偏过头去，眯起眼睛想了一下问道，她脑后吊着的那一小团稀疏的发髻，好象随时都会剥落似的。

    “是中元节，七月十五。”

    “对啦，就是第二天，半夜三更断的气。”

    我双手紧捏住那袋柿子，看着老太婆蹲在地上，把笼子里的破烂左翻右翻，半天她立起身来，拍了一拍手，唠噔起来：

    “阿丽病了那么久，在床上都睡了三个多月，用了多少钱，你知道么？我们并不是有钱的人家啦，很艰苦呢。这次事情，火葬费就是三千块——一是阿丽自己要烧的，我们是遂她的愿。老实说，我儿子也算对得起她了——”老太婆又砸嘴又叹气，向我数说，她看见我没有答腔，一直瞅着竹篾箱笼里那一堆破烂，她便冷笑了一声，说道：

    “她那只金戒子么？值几个钱？早赔进去了。你今天来，来得正好。你阿母留下了话：无论如何，要你把她的骨灰送回你们家去，葬在她小儿子的旁边——”

    “她的骨灰放在哪里？”我打断了她的话。

    “大龙峒大悲寺，我们已经跟庙里的老师傅讲好了，你自已去取吧。”

    大悲寺是一个破旧荒凉的庙宇，四周围着七零八落的违章建筑。有些贫苦老人无处安身，便挤到寺里去栖住去了。我进到寺内，看到里边三五成群，衣着褴褛的老人，拱缩在一堆。有的在条凳上呆坐，有的交头接耳在私语。一个小沙弥引我去见寺里住持，他是一个七十左右的老和尚，一脸皱得眉眼不清，矮小的身躯，干枯得只剩下一袭骨架，身上那件黑袈裟，拖拖曳曳，差不多垂到了地上。我向他说明来意，老和尚的听觉失灵，我讲话，他便用手兜住耳朵，他那张瘪得深坑下去的秃嘴巴，一径开翕着，喃喃不停。我在他耳朵边喊了几次母亲的名字，他才若有所悟似的，点了点头。

    “黄——丽——霞——她是半个多月以前进来的吧？”老和尚的声音颤抖而沙哑。

    “是的，老师傅。”

    “他们说，她在等她的儿子，等他来领她回家——”

    “我就是她的儿子，黄丽霞的儿子，”我弯下身去，在他耳边大声说道。

    “咳。”老和尚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地念了几句，然后朝我摔了一下手，说道：

    “跟我来吧，小弟。”

    老和尚颤巍巍地走了出去，一阵劲风把他那袭袈裟吹得抖瑟瑟地飘起，他那枯瘦的身躯连晃了几下。我跟在他身后，向寺庙右侧的极乐殿走去。殿里是置放灵骨的所在，里面暝暗，靠正面墙有一个三叠层的木架，密密地排着三排一只只酱黑色圆肚子的骨灰坛，木架上端点着一盏黯淡的长明灯。骨灰坛上都贴了标签，有的年代久了，没人收葬，坛上积了一层灰，标签变得焦黄，上面的姓氏字迹都模糊了。

    “黄丽霞在这里。”

    老和尚走过去，弯下身，颤抖抖地伸出手来，按到第二排左边第四只坛子上。我赶忙蹭过去。那是一只新坛子，在幽暝中，还微微地反着光。标签是白的，上面写着“桃园黄丽霞”几个字。骨灰坛约一尺高，是黑陶坯，表面粗糙，挤在几个骨灰坛的中间。

    “你来把你母亲带走吧。”

    老和尚回头向我说道，我将手上那袋柿子挟到腋下，佝下身去，双手将母亲那只骨灰坛捧了起来。

    “老师傅，我要到殿上去上一炷香。”我对老和尚说道。老和尚点了点头，他那张坑下去的瘪嘴开翕了两下，然后蹒跚地引领着我，踱过走廊，往正殿上走去。到了大悲殿门口，他却止住了脚，对我说道。

    “小弟，把你的母亲放在殿外头，里面有佛祖菩萨，她是不能进去的。”

    我把母亲的骨灰坛放置在大悲殿门槛外面地上，步入殿内，殿门上端悬着一块乌木横匾，“苦海慈航”四个大字金漆已经剥落，木匾齐中间开了一道裂痕。殿内神龛暗沉沉的，布满了灰尘，殿中央那尊巨大的佛祖塑像，大概因为香火不盛，年久失修，金面熏得焦黄，莲座也缺裂了。供台上供着香烛果品，风从殿外卷进来，吹得香烟乱绕。我把那几枚鲜红的西洋柿搁到台上的供碟里，向老和尚要了一炷香，因为风大，划了三次火柴才点燃，一阵浓郁的香烟扑到脸上来，熏得我的眼睛酸辣辣的。我双手握住那炷香，插到台上一只蓝瓷香盆里，退回到殿中央，在那尊巨大的佛橡面前，跪拜了下去。我自己从来没有进过寺庙，烧香拜佛。可是记得小时候，每年观音诞，母亲便买了香烛到板桥那间香火鼎盛的观音庙去进香。有一次她带了我和弟娃一块儿去，要我们跟她一同跪拜观音菩萨，她那娇小的身躯匍匐在观音大士的脚下，一头的长发几乎吊到了地上。母亲双手合什，嘴里喃喃念念，在祈求倾诉，她那双深坑的大眼睛，闪烁得厉害，在发着异常痛苦的光芒。那天中元节，我去探访她，她紧握住我的手，要我到寺里替她上一炷香，乞求佛祖超生，赦她一生的罪孽。那时她那双变成了两个黑洞的眼里，也那样充满了惧畏和惊惶。母亲大概一生都在害怕着什么，所以她那双眼睛才会那样一径闪烁不定，如同一双受惊的小鹿，四处乱窜。一辈子，她都在惊惧，在窜逃，在流浪，她跟着她那些男人，一个又一个，飘泊了半生，始终没有找到归宿，最后堕落瘫痪在她那张塞满棉被发着汗臭药味的破床上，染上了一身的恶毒——她临终时，必是万分孤绝凄惶的。然而她那具残破的躯骸已经焚烧成灰，封装在殿外那只粗陶的坛里，难道坛里的那些灰烬仍带着她生前的罪孽么？我朝着佛祖一头磕了下去，额头抵住佛殿冰凉的磨石地上。

    “小弟，快送你母亲回去吧，大风要来了——”

    祈求完毕，老和尚颤着声音向我招手道，他企立在殿外的石阶上，他身上那袭黑袈裟，给风吹得急切地抖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