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我猛然惊坐起来，听见自己叫喊道。满地扎眼的阳光，已是中午时分，房中热气沸腾。背上的汗水一条条流下来，好象许多根毛虫在上面爬动，痒痒麻麻的。床上的草席印着一大块阴黑的汗迹，又是一个火烈的大热天。我跟小玉合租的这间房间，是三夹板隔出来的，只有五个榻榻米大，除了一张床，两只竹蔑笼子，什么都放不下了。因为朝西，一到下午，太阳凶狠的射进来，房里就象蒸笼，热得人惴惴不安。

    我坐在床上，头感到一阵刚睡醒的昏疲，喉头却干得在冒火。窗外传来一阵女人的尖笑，大概锦州街那些吧女都热得跑到巷子里去乘凉调笑去了。巷予里的酒吧还没有上市，收音机却开得大大的，喷出一流狂燥的爵士乐来。渐渐的，我仿佛记了起来，刚才朦胧间，我看见了弟娃。他就站在我的床头，穿着他的童军制服，有肩带的那一套。我清清楚楚的看到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他笑嘻嘻的伸出手来，对我说道，

    “阿青，我的口琴呢？”

    去年弟娃生日，十五岁，我送了一管口琴给他，是在功学社买的，蝴蝶脾，两百七十块，花了我半个月的送报钱。弟娃爱得不忍释手，上学他把口琴插在裤子后面袋里，晚上他便放在枕头底下。睡到床上，还要拿出来吹两下，开始弟娃只会吹单音，后来我教他和声，他一学便会，而且吹得比我还要有板有眼。那时候学校里正在教《踏雪寻梅》，弟娃天天回家便吹奏这首轻快得象流水似的曲子。有时我们上了床，熄了灯，弟娃还要把口琴掏出来，把被窝蒙起头来吹，口琴声从被窝里透出来，闷得呜呜的响。有一次，把父亲吵醒了，他气冲冲跑进来，一把将弟娃被窝掀开，弟娃怕接揍，赶紧双手抱住头，编成一团。父亲看着，竞笑了。那是唯一的一次，我看见父亲那张苍纹满布严峻的脸上，绽开那样一抹慈蔼的笑容。我跳下床，从床底拖出我那只竹蔑笼子，从里面掣出了我送给弟娃的那管蝴蝶脾口琴来。几个月没有擦拭，口琴的白铜皮有点发黄了。我放到曰边随便吹了两下，声音还是十分清越的，只是有点霉味。我从家里跑出来的那天，这管口琴正好插在裤袋里。是我从家里唯一带出来的东西。

    三个多月了，这是第一次，我想起弟娃来，这三个多月，是一连串没有记亿的日子。白天，我们到处潜伏着，象冬眠的毒蛇，一个个分别蜷缩在自己的洞穴里。直到黑夜来临，我们才苏醒过来，在黑暗的保护下，如同一群蝙蝠，开始在台北的夜空中急乱的飞跃。在公园里，我们好象一队受了禁制的魂魄，在莲蕊池的台阶上，绕着圈圈，在跳着祭舞似的，疯狂的互相追逐，追到深夜，追到凌晨。我们窜逃到南阳街，一窝蜂钻进新南阳里，在那散着尿臊的冷气中，我们神出八爪鱼似的手瓜，在电影院的后排去捕捉那些面目模糊的人们，我们躲过西门町霓虹灯网的射杀，溜进中华商场上中下备层那些闷臭的公厕中。我们用眼神，用手势，用脚步，发出各种神秘的暗号，来联络我们的同路人。我们在万华，我们在圆环，我们在三水街，我们在中山北路——我们鬼祟的穿进一条条潮湿的死巷，闪入一间间黝暗腐

    朽日据时代残留下来的客栈里。直到夜深，直到夜真的深了，路上的行人绝了迹，我们才一个个从各个角落里，爬回到大街上来，这时，这些冷落的，不设防的街道，才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我们手里接着一叠沁着汗水的新台币，在黎明前的一刻，拖着我们流干精液的身体，放肆而又虚脱，漫步蹭回各自的洞穴里去。

    这三个多月来，我的脑袋里，一直是空空的，好象有人将我的头盖揭开，把我的大脑一下子挖掉了一般，一点思念，一点感觉也没有了。弟娃，我最心爱的弟娃，我竟没有去想过他。可是刚才那一刻，他却明明站在我的床前，离得我那样近，伸手出来，笑嘻嘻的向我说道：阿青，我的口琴呢？我记得我一把抓住了他的手，他的手是冰凉的。就象那晚一样，父亲先去睡了，我一个人坐在弟娃身边守住他，我去捏他的手，他的手冰冷，冷得叫我打了一个寒嗓。我们在他身体下面垫了许多块砖头大的干冰。那些干冰一直在冒冷烟，弟娃如同睡在雾中一般。在市立殡仪馆，他们把他装进了一副小棺材里。他的小棺材，薄薄的，象只木箱，我趁他们不备，溜进了停尸间去，掀开了弟娃的棺材盖。弟娃十分局促的仰卧在里头，他们替他化了装，在他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上，涂上了淡淡的胭脂。他们把他的双手合拢在胸前，他的肩膀都给挤得拱缩了起来。弟娃看来好象在装睡的模样……满面调皮滑稽，好象随时都忍不住要笑出来似的。我们把弟娃运到碧潭公墓去，两个抬棺的脚夫，粗手粗脚，棺材从车上抬下来，东碰西撞，棺材头撞在车门上砰砰响。我一阵暴怒，走过去，猛推了脚夫一把，喝道：

    “轻些，知道么？”

    “还不起来？日头晒屁股了”

    丽月探头进来笑道，她只穿了奶罩三角裤，披着一件粉红绸子的短袖睡衣，一头发卷还没有拆去。

    “小玉回来过么？”我问道。

    “问你呀，那个小玻璃，昨晚又野到哪里去了，”丽月也斜着眼睛瞅着我，噗嗤一声笑了出来，“阿青，你老实招来昭，昨晚你钓到大鱼没有？是条青花还是条老泥鳅？”

    “还有饭么？”我不理会丽月。

    “你上个月欠我的伙食还没还清，还想吃饭么？”

    “先还一百，这总可以了吧？”我从裤袋里掏出一张一百元的钞票来，丽月一把抢了过去，笑道：

    “快去吧，早上做的稀饭都发馊啦。”

    我跟着丽月，走到她隔壁房去。她的房间，只跟我们的隔了一层薄薄的三夹板。从前丽月那个美国大兵情人强尼和她同居的时候，她把我们这间房布置成一间小客厅。强尼抛下她回美国后，她便分租给小玉，只收他四百块一个月，还让他搭中饭。小玉认识老周后，常常不回来住，他便叫我搬了进来，分组他一半租钱。

    丽月是小玉的表姐，她很疼小玉，常常揪住小玉的腮叫他小玻璃。丽月体格很棒，而且风骚，在纽约吧里大红特红，那些美国兵都叫她丽丽。丽月用手捧起她那两团大xx子，面一扬，很不屑的说道：“怕什么？老娘有的是本钱。”有时候她白天去上班，家中阿巴桑忙着做事，便把她那个三岁大和强尼生的那个杂种仔小强尼赶到我们房间来，要我们看顾。那个杂种是个小可爱，一身洁白的娃娃肉，绿莹莹的眼珠子，却是一头乌黑微卷的头发。丽月本来把她的杂种仔丢给了孤儿院，后来舍不得，又去把他接了回来。丽月说，小杂种的老爸，是个很标致的美国郎。她案上有一张他穿了一身白色海军制服的照片，咧着嘴，一双眼睛花花的，风风流流的模样。丽月跟他同居，倒贴了他一年，还替他生了一个小杂种，他拍拍屁股，便溜回国去了。一共只来过三封信，寄了二十块美金给小强尼买圣诞礼物。丽月无可奈何的叹道：“美国鸟，是很有良心的么？”然而她说她并不恨他，她原谅他，他来了她还要跟他睡觉。

    “啊呦，有鱿鱼吃！”

    我看丽月房中饭桌上摆着一蝶酸菜炒鱿鱼，一碗白稀饭。

    “丽月姐，你真是一个好人！”我摸了一下丽月扎实润凉的膀子。

    “去你的，少拍老娘马屁，”丽月坐到我对面笑道，“我问你，五仔昨晚到底又到哪里去打野食去了？”

    “小玉么？找到一位华侨干爹啦，是从东京来的。”

    “伊娘咧！”丽月咯咯骚笑了起来，“那个小玻璃专爱吃‘沙西米’！去年有一个大阪来的华侨，开中华料理的。玉仔为了他失魂落魄，做了好几个月的樱花梦。昨天半夜老周还来找他，我替他撒谎，说他回三重镇去了。老周只是不信，抓住我诉苦，一口呢呢依依的上海话，我也听不大懂。我看那个胖阿公对玉仔还有几分真心。”

    “老周上星期才给小玉买了一只精工表，一千五，自动的，还有日历呢。”

    “我看到啦，玉仔戴在手上亮来亮去，”丽月笑叹道，“谁教那个胖阿公偏偏迷上这个没心肝的玻璃货，算他倒霉！”

    “阿母————”

    阿巴桑带着小强尼走了进来，那个小杂种一看到他母亲，便摇摇晃晃，笑嘻嘻的一头撞进他母亲怀里叫道。丽月一把将小强尼抱了起来，剥开他的开挡裤，在他那混圆的小屁股上咬了一日，恨道：

    “你这个小野仔，小杂种，你要了你阿母的命啦！”

    阿巴桑是个大胖子，性情异常急躁，爬上楼半天还喘不过气来，脸上的汗水滴滴嗒嗒的。她把手里一对红蜡烛，两炷香，四五串锡箔元宝，还有一大叠纸钱往桌上一搁，便一五一十跟丽月算起账来，我猛然才想起，今天竟是七月十五，中元节了。

    “你给谁烧冥钱，丽月姐，”我问道。

    “给我那个死鬼阿爸呀！”丽月叹息道，她提起一串元宝来，悉悉嗦嗦的抖响着，“他在的时候，天天向我讨钱。死了，梦里头还要向我讨。不烧给他，我害怕，怕他到阎王面前去告状。”

    “丽月姐，你分一半元宝给我，我给钱给你，”我掏出了二十块钱来递给丽月。

    “你又烧给谁啦？”丽月诧异道。

    “我烧给我阿弟。”

    “他也向你要钱么？”

    “他向我要口琴，”我说，“今天是他的生日——十六岁了。”

    “口琴？”丽月哈哈大笑，“那个地方大概也有口琴卖的吧？人家说，阴间跟我们这里一样，什么都有。一定也有许多酒吧，我死翘翘了就到下面去当吧女去，要不然，越战打死那么多美国兵，怎么办？”

    丽月笑得乱晃起来，两个大xx子战弹弹的，她指着我叫道，

    “玻璃鬼！玻璃鬼！你和玉仔两人死了，一定也变成玻璃鬼。你活着是什么货，死了也是什么货，想改也改不了！”

    我把两串元宝拿国房中，搁在床上，然后到澡房去冲了一个冷水澡，把头发也洗干净了。我换上了一套新买的衣服，一条深蓝达克龙的西装裤，一件套头蓝白条子的紧身衫。我把一头又长又硬桀骜不驯的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还抿上了一些小玉的发蜡。临走时，我将那管蝴蝶脾的曰琴，插到后面裤袋里。我经过丽月房门口，丽月吹了一声曰哨，叫道：

    “这一身打扮，又去找郎客了。”

    我头也没回，跑下楼去，闯进了外面的世界里。中山北路上上下下，好象都落满了白色冒烟的溶液一般，空气热得在闪闪颤动。我赶忙掏了我那副宽边深黑的墨镜来戴上，这副太阳眼镜，是一个客人遗留在旅馆里五斗招上的，我收了起来，据为已有。白天在人群里，我便戴上这副宽边墨镜，把脸遮去一半。这样。即使碰见熟人，也可以装着没有看见，回避过去。

    我在中山北路乘上公共汽车，坐到车子的最后一排角落里去，汽车里很燥热，刚洗完澡，一坐下来，一身又湿了。我要乘到西门町，然后转到南机场去。母亲就住在南机场那边。有五年多，没有见到母亲了。我得到关于她最后的消息，是她在南机场跟一个开地下茶室的男人同了居。那还是弟娃告诉我的，他曾经到南机场去看过母亲两三回。母亲带他到西门町一条龙去吃蒸饺，两人吃了三笼。可是母亲后来却吩咐弟娃：以后没有事。不要再去找她了。这次弟娃去世，母亲并不知道。好几次我都想去告诉她，不知怎的，总没有去成。因为许多年没有跟母亲见过面，怕见了大家尴尬，没有话说。

    想到母亲，想到弟娃，我又不禁想起我们那个七零八落，破败不堪的家来。

    5

    我们的家，在龙江街，龙江街二十八巷的巷子底里。就如同中国地图上靠近西伯利亚边陲黑龙江那块不毛之地一样，龙江街这一带，也是台北市荒漠的边疆地区。充军充到这里来的都是一些贫寒的小户人家。我们那条巷子里，大多是一些不足轻重的公家单位中下级人员的宿舍。两排木板平房一栋栋旧得发黑，木板上霉斑点点，门窗瓦檐通通破烂了，象—群褴褛的乞丐，拱肩缩背，挤在一堆。左边第一栋是秦参谋家，一扇大门给台风刮掉了，一直没有补上，好象秃着嘴巴，缺了一颗门牙似的。秦参谋喜欢坐在大门缺口一张矮凳上，手里抱着一把胡琴，自拉自唱，据他自己说他唱的是麒麟童麒派，嗓子沙哑得患了重伤风一般。去年他中了风，脸走了形，嘴巴歪掉了。可是他仍奋力的唱着《逍遥津》，很苍凉的在喊：欺寡人——。他一张嘴，下巴便好象掉下来了似的，一脸痛苦不堪的神情。右边第一栋住着萧队长和黄副队长两家，萧太太和黄太太吵了十几年的架，因为两家共用一个厨房。常常在深夜里从她们厨房中传出来一声声有板有眼的砧板咒。x，x，x的刀声，配着尖厉的诅咒，在寒风中，听得人毛骨惊然，萧太太是大块头，声音宏亮，总是占上风。黄太太却干瘦得象只缩了水的黄瓜，一径瘪着嘴，泪眼汪江，满面凄苦，好象给萧太太咒得永世不得超生了似的。大概大家的生活都很困难，一家家传出来，都是怨声。我记得，那么些年，我们那条巷子好象从来没有安宁过。这边哭声刚歇，那边吆喝怒骂又汹汹然扬了起来。然而我们那条二十八巷，却是一条叫人不太容易忘怀的死巷：它有一种特殊的腐烂臭味，一种特殊的破赃与荒凉。巷子两侧的阴沟，常年都塞满了腐烂的莱头、破布、竹篱、发锈的铁罐头，一沟浓浊污黑的积水，太阳一晒，郁郁蒸蒸，一般强烈的秽气，便冲了上来，在巷子里流转回荡。巷子中央那个敞口的垃圾箱，内容更是复杂。常常在堆积细山的秽物上，会赫然躺着一只肚子鼓得肿胀的死猫，暴着眼睛呲着白牙；不知是谁家毒死的，扔在那里，慢慢开始腐化；上面聚满了绿油油一颗颗指头大的红头苍蝇，人走过，嗡地一下都飞了起来，于是死猫灰黑的尸身上，便露出一窝白蠕蠕爬动的蛆来。巷子是黄泥地，一场大雨，即刻变成一片泥泞，滑叽叽的，我们打着赤足，在上面吱吱喳喳的走着，脚上裹满了泥浆，然后又把黄滚滚曲泥浆带到屋里去。如果天气久早，风一刮，整条巷予飞沙走石。于是一家家破缺的墙头撑出来的竹篙上，那些破得丝丝缕缕的尿布、三角裤、床单、枕头，在黄檬檬的风沙中，便异常热闹的招翻起来。

    这条死巷巷底，那栋最破、最旧、最阴暗的矮屋，便是我们的家。前年黛西台风过境，把我们的屋顶掀走了一角。我跟父亲用一块黑色的大油布铺在漏洞上，遮盖起来，上面压了许多红砖头。雨下得大，屋内还是会漏的，于是铅桶、面盆、有时连痰盂也用上，到处接水。如果雨一夜不歇，屋内便叮叮咚咚，响到天明。我们的房子特别矮，阳光射不进来，屋内的水泥地分外潮湿，好象一径湿漉漉在出汗一样，整栋屋子终年都在静静的，默默的，发着霉。绿的、黄的、黑的，一块块霉斑，从墙脚下，毛茸茸的往上爬，一直爬到天花板上。我们的衣服，老是带着一股辛辣呛鼻的霉味，怎么洗也洗不掉。

    然而父亲却说，我们能够弄到那样一幢房子，已经是万幸了。民国三十八中，父亲那个兵团在大别山和八路军交战，被围困了一个多礼拜，救兵赶不到，父亲被俘虏了。后来逃脱，来到台湾，革去了军籍。幸亏父亲一个旧日的老战友黄子伟黄处长，卖了一个人情，才让父亲暂时栖住在这栋矮小破烂的宿舍里。差不多每个星期天，父亲都到隔壁二十六巷黄子伟叔叔家里去，去的时候，总是拎着一瓶红露酒，一包盐脆花生；然后和黄叔叔两人对坐着，用水碗子装酒，你一腕我一碗的猛灌，嘴里的花生米嚼得xxxx.父亲本来就是一个刚毅木讷，不善言辞的人，喝了酒，更加——句话也没有了。他默默的坐在那里，一脸紫胀，两眼通红，一直挨到太阳下去，屋内黑了，父亲才立起身来，干咳一声，说道：‘

    “呃，不早了——”

    “在这里吃饭吧”黄叔叔也立起身来。

    “改天再来。”

    父亲也不等黄叔叔回话，便踏着他那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昂然离去。他的胸铺夸张的挺着，头高扬到滑稽的地步，一双穿得张了口的田皮靴，踏在地上，发着啪嗒啪嗒空洞的响声。

    据说父亲从前打日本人是立过功勋的——这是他自己告诉我们的。他讲到“长沙大捷”那一仗，突然间会变得滔滔不绝，操着他那浓浊的四川土腔，夹七夹八口齿不清的吐出一大堆我们半懂不懂的话来。他那张磨得灰败，皱纹满布的黑脸上，那一刻，会倏地闪起一片骄傲无比的光采。父亲说，那一仗下来，长沙郊外那条河河水染得通红，他那柄马刀，砍日本人的头砍得刀锋卷起。他房中案头上一张全身戎装的照片，捆着斜皮带，穿着长统马靴，手里捧着一顶穿了几个弹孔的日军军盔，脸上露着胜利的得色。那张照片，便是在长沙郊野战场上拍的，地上七横八竖都躺满了士兵的死尸。那时父亲刚升团长，并且还受了勋。父亲的床头搁着一只小小的红木箱，箱子用一把铜锁锁住，箱子里便珍藏着父亲那枚二等宝鼎勋章。在我考上育德中学高中那一年，有一天，父亲把我召进他房中，郑重其事的把他床头那只小红木箱捧到案上，小心翼翼的将箱子打开，里面搁着一枚五角星形的红铜镀金勋章，中间嵌着蓝白两色珐琅磁的宝鼎。镀金已经发乌了，花纹缝里金面剥落的地方，沁出了点点铜绿来。系在顶角的那条红蓝白三色缎带，也都泛了黄。父亲指着那枚旧勋章，对我说道：

    “阿青，我要你牢牢记住：你父亲是受过勋的。”

    我觉得那枚勋章很好看，便伸手去拿，父亲将我的手一把挡开，皱起眉头说道：

    “站好I站好1”

    等我立正站好，双手贴在裤缝上，父亲才拿起那被章，别在我的学生制服衣襟上，然后他也立了正，一声口令喝道：

    “敬礼1”

    我不由自主，赶忙将手举到额上，向父亲行了一个举手礼。我差不多笑出了声来，但是看见父亲板着脸，满面严肃，便拼命忍住了。父亲说，等我高中毕业，便正式将那枚宝鼎勋章授给我。他一心希望，我毕业的时候，保送风山陆军军官学校，继承他的志愿。

    父亲做了一辈子的军人，除了冲锋陷阵以外，别无所长，找事十分困难。又是靠黄叔叔的面子，才挤进了一家公私合营的信用合作社，接了一名顾问的闲职，月薪三千台币。在机关里，他连张办公桌也没有的，其实用不着天天去上班。可是父亲每天仍旧穿着他那唯一一套还象样的藏青哔叽中山装，手臂下夹着一只磨得泛了白，拉链只能拉拢一半的公事黑皮包，跑出跑进，踏着他那僵硬的军人步伐，风坐仆仆的去赶公共汽车。父亲眼里旧日的同僚，通通断绝了来往。有一次，有两个父亲的老部下，到我们家来探望他，父亲穿着内裤躲进了厕所里，隔着门对我俏声命令道，

    “快去告诉他们，不在家1”

    就在我们那间闷热潮湿，终中发着霉的客厅里，父亲顽强的坐在他那张磨得油亮的竹靠搞上，打着赤膊，流着汗，戴着老花眼镜，在客厅那盏昏缀的灯下，日复一日，一年复一年，在翻阅他那本起了毛、脱了线、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有一年台北地震，我们屋顶的砖瓦震落了好几块，我们都吓得跑到巷子里去。等我们回返家中，却发觉父亲仍旧屹然端坐在客厅的竹搞上，手里冗自捏住他那本《三国演义》，他头上那盏吊灯，给震得象钟摆一般，来回的摆荡着。

    父亲独自坐在客厅里研究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道理时，母亲便一个人在客厅外的天井中，蹲在地上，弯着腰，在搓洗那些堆积如山无穷无尽的床单衣裳。因为贴补家用，母亲每天都去兜揽一大堆别人家的床单衣裳回来洗。她常年都埋葬在那堆脏衣裳里，弓着背，挤命的搓，奋力的洗，两只手在肥皂水里，一径泡得红通通的。她蹲在地上，捞超裙子，露出一双青白的小腿来，一头乌黑的长发扎成一刷大马尾，拖在身后。有时候，母亲一面搓洗一面一个人忘情的哼着台湾小调；搓着搓着，她会突然扬起面，皱着眉头，放声唱了起来：

    啊——啊——被人放弃的小城市——寂寞孤单影

    她的声音尖细，凌厉，颤抖抖的一声奋扬起来，听得人毛骨悚然，比《悲情城市》里那个台语悲旦白莺唱得还要叫人心酸。

    母亲的身世和来历都是十分暖昧不明的。据说她是桃园乡下一户养鸭人家的养女，养父是个酒鬼，百般虐待，幸亏养母还疼她，少受了许多罪。可是有一天，养父一把镰刀飞过去，把她额头上削去了一块皮，于是她便逃了出来，跑到中沥，在第一军团军营附近一家下等茶室，当起女招待来。那段日子，母亲的行为大概不甚检点，经常跟第一军团那些军爷们制造事件。有一次，两个少尉军官为她争风吃醋，动起武来，险些出了人命案子。事情闹大了，母亲在中沥立不住脚，才到台北来帮人做下女。黄婶婶怀孕时，请了母亲临时帮忙，就是那样，便跟父亲搭上了。那年父亲四十五，母亲才十九岁。黄婶婶提起这件事，总捂起嘴巴笑：

    “我是叫你们阿母送红蛋去的，谁知你们阿爸红蛋留下，连人也留下了I”

    母亲年轻时，大约的确是一个很有风情的女人。她长得身段娇巧，细细的腰肢，一头丰盛的长发，乌亮亮象匹黑缎子披到背上来。她那张雪白的娃娃脸，一小撮嘴巴，嘴角翘翘的，满脸稚气，看起来，好象是一个总也长不大的小女孩一般。可是她那双大大的，深坑下去的眼睛，一双乌亮的眸子里，却一径闪烁得象两只受了惊的小鹿一般，东躲西藏，充满了彷徨疑惧。有时候，她会突然眉头一锁，一双大眼睛便象两团黑火般燃烧了起来，好象心中一腔怨毒都点着了似的。

    母亲站在父亲身边，只到他的肩膀。两个人走在街上，父亲昂头挺胸，好象在阅兵，大步大步的跨着，母亲跟在他身后，碎步追赶，不住的两边张望。那样一个苍老灰败，满头自发倒竖的大男人，身后却跟着一个娃娃脸，惊惶不定的小女子——他们两人，是我们巷子中，一对极不相称，走在一起令人发嚎的老夫少妻。

    然而父亲大概也曾热爱过母亲的，只是他表示的方式却十分的暴烈。有一次，母亲在门口跟一个卖菜的小伙子调笑，她拿一根萝卜去敲那个中轻男人敞裸的胸膛，那个小伙子便乘机捏了一下母亲的膀子。父亲恰巧撞见了，回家以后，也不发言，倏地从门背后抽出一根藤鞭子，嗖，嗖，嗖在母亲背上便猛抽了三下。母亲跌倒在地，她细小的身躯蜷缩成一团，两只肩膀猛烈的抽搐着，一双青白的小腿，不断的在蹬踢。她躺在地上的那副样子，使我想起我们过年时宰杀的一只小母鸡，喉头割断了，躺在地上、两只鸡爪子，不断痉挛的蹬踢着，在做垂死的挣扎，一身雪白的羽毛，溅满了鲜红的血点子。母亲躺在地上，并不哭泣，也不叫喊，一脸青苍，一小撮嘴巴紧紧闭着。她那双大眼睛，望着父亲，好象要跳了出来似的。第二天，母亲没有起床。父亲回家时，却将一包花纸包着的盒子，往母亲床头一塞，急急转身便走了出去。盒子里是一件崭新的细麻纱连衣裙，豆绿的底子，起着大团大团的红芍药。母亲爬下床，将新衣裳换上，站在镜子面前左顾右盼起来。可是她露在外面的背项上，却添了两条手指粗的鞭痕，横斜在那里，青红青红的浮肿起来，象两条蛇，蟠爬在她那雪白的背上。

    我八岁的那中，有一天，母亲忽然失踪了。她带走了她所有的衣裳，也带走了父亲买给她的那条花裙子。她跟了小东宝歌舞团里一个小喇叭手，私奔而逃。她也参加了他们那个歌舞团，环岛巡回表演去了。小东宝歌舞团的宿舍，本来驻扎在长春路。母亲常常去领他们团员的衣服回来洗。有一次，我经过他们宿舍，窥见母亲正跟那些团员们混在一起，在唱歌。那个小喇叭手，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穿了一身绛红的制服，胸前两排金色钢扣，袖子上两道宽宽的金边，他爱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帽子，露着两片渗黑油亮的发鬃来。他双手举着一管闪烁的铜喇叭，仰着身子，吹奏得异常嚣张。母亲夹在一伙女团员中间，一齐笑嘻嘻的在唱《望春风》她的头上也歪戴着一顶白色金边的男人帽子，我从来没有看见她笑得那般开心过。

    母亲出走的那个晚上，父亲擎着他从前在大陆上当团长用的那管自卫手枪，虚恫的摇挥着，跑了出去，声称要去毙掉那对狗男女。可是他半夜回来，却醉得连路都走不稳了。他把我和弟娃叫去，咿呀晤晤训了一大顿我们不甚明了的话，讲到后来，他自己却失声痛哭起来，他那张皱纹满布灰败苍老的脸上，泪水纵横——那是我所见过，最恐怖，最悲怆的一张面容。弟蛙吓得大哭，我却感到全身的汗毛都张开了，寒意凛凛。

    母亲出走，我似乎并没有感到特别难过。大概因为母亲对我从小嫌恶，使我对她只有畏惧，没有依恋。母亲生我的时候，头胎难产，子宫崩血，差点送掉性命，因此，她一日咬定我是她前世的冤孽，来投胎向她讨命的。她常常用大拇指来搓平我的额头，对我说道，

    “黑仔，莫要皱眉头，小孩子额头上有皱纹，要不得，犯凶的。”

    母亲叫我黑仔，叫弟娃白仔。我长得象父亲，高大黢黑，弟娃却跟母亲脱了形。一身雪白，一张娃娃脸，他那一双乌黑的大眼睛，好象是从母亲那里借来的，可是却没有母亲跟里那般怨毒，一径眨巴眨巴，好象在憨笑似的。母亲说，她怀着弟娃时，梦见了送子观音，弟娃是观音娘娘特地送给她的，所以才长得跟她那样象。她亲自给弟娃缝了一套火红绸子的衣服，脖子上给他戴了一只镀银的白铜项圈，项圈上接着十二生肖的铃挡，弟娃满地一爬，那些龙蛇虎兔的铃销便叮叮挡挡的响了起来，于是母亲大乐，一把便将弟娃抱起搂入怀中、从他头顶十直亲到他那双胖胖嘟嘟圆滚滚的小腿上，亲得弟娃扎手舞脚，咯咯不停的傻笑。

    有一天，母亲在天井里替弟娃洗澡，她用她自己那块檀香皂，把弟娃一身都擦满了肥皂泡子，她坐在本盆边，佝着背，一头乌黑的长发，袅袅的婉伸到膝上，她一面掬起手，舀水浇到弟娃白白胖胖的身子上，一面柔柔的哼着《六月莱莉》弟娃笑，母亲也笑，他们母子俩清脆欢悦的笑声，在那金色的阳光照耀下，回荡着。等到母亲走进屋内去拿毛巾，我走了过去，站在木盆边，正当弟娃笑嘻嘻向我伸出手的那一刻，我一把抓住他的膀子，在他那白白嫩嫩的娃娃肉上，狠狠的咬下了八枚青红的牙齿印。母亲赶出来，举起火钳将我的膝盖打得乌青瘤肿，好几天，走路都是瘸的。我看着那青肿的膝盖，流出脓血来，心中只感到一阵报复的快意，我不哭，也不讨饶。那次后，母亲对我又添了几分嫌恶，说我一定是五鬼投的胎。

    然而母亲一走，我跟弟娃两个人却突然变得相依为命起来。弟娃一向是跟母亲睡的，母亲出走那天晚上，他却跑到我房中，爬到我床上，拼命挤到我怀里来，大概他心里害怕。那晚我自己也很疲倦，便搂住他，学母亲那样，拍着他的背，一块儿睡去。母亲离家后，我只见过她一次。那是她出走的第四个年头，我刚上初中。小东宝歌舞团回到台北，在三重镇美丽华戏院表演。我偷偷带着弟娃，乘公共汽车过台北桥到三重镇去。美丽华原来是演歌仔戏的，在重新路一个巷子口，戏院只是一个三夹板围起的大棚子，大门入口的地方，垂着两幅花布门幔，围墙板壁上，贴满了彩色广告海报：小家宝歌舞园青春热舞。上面印着许多露着大腿的舞女。一个戴着花纸帽的男人，站在入口处，举着一只讲话筒，大声呼喊；标致小姐！精彩表演！我带着弟接买了两张票，挤进了戏院，里面黑压压的人头，差不多满座了，闹哄哄的。戏棚里是水泥地，地上撤满了果皮、瓜子壳、香烟头、汽水瓶子。座位是一条条没有靠背的长板凳，挤得密密的。观众差不多全是男人，许多打着赤膊，汗叽叽的露着上体。大多数的人都汲着木屐，坐下来后，便将木屐踢掉，一只光脚板蜷到凳子上。里面的空气混浊，暖烘烘的一股子汗酸脚臭。我跟弟娃挤到院台左侧最边头的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戏台上接着一张破旧的茶红幔子，台上有一排反射的座灯，把戏台照得通亮。戏台右边坐着歌舞团的乐队，有五个人，都穿着他们那绎红色铜扣金边的制服，在那里大吹大打，好象万华市场大拍卖时洋鼓洋号那股喧嚣，那样热闹。我发觉带着母亲私奔的那个小喇叭手，就坐在乐队前排，第二个座位上。他扬着头，鼓着腮帮子，眼睛瞪得老大，吹奏得很得意似的，手上的喇叭照得金光闪闪。他没有戴帽子，梳了一个十分标劲的飞机头，乌光水滑的。台上的司仅擎着麦克风出来报了幕，讲了几句风话，台下掀起一阵口哨飞来，突然间，六个舞女便从幕后跑了出来。她们都穿着短短的粉红裙子，白白的大腿全露在外面，每个人的头上箍着一圈亮晶晶的金色锁片子，两只手腕上也戴满了闪烁的手钏子。她们出来后，肩靠肩站成一排，等乐队换了一支曲于，她们倏地都甩出一只手来，往台下一指，一齐失声唱了起来：

    宝岛姑娘真美丽————

    台下的观众更加兴奋起来，大声叫道：跳！跳！跳！乐队敲打得愈来愈急切，于是台上的舞女互相勾肩搭背，一宇排开，开始飞踢大腿，跳起舞来。她们一边踢，一边唱，手钏子铮铮铛铛。台下的男人们，拍手的拍手，叫好的叫好。司仪手执着麦克风，也在大声喊：嘿！嘿！黑！好象在替那些舞女加油似的。

    我和弟娃的座位很偏，看得不太清楚。我战了起来，张了半天，赫然发觉，原来台上左边第一个舞女，就是母亲。她们六个人，都搽得一脸大团大团红通通的胭脂，眉毛眼睛画得又是蓝又是紫，脸谱勾得一模一样，不容易分别。母亲已经三十出头了，可是她身材娇小，又那样打扮着，看起来，竟象个十八九岁的小姑娘。她比其他的舞女都矮小，踢起腿来，总比她们迟缓一些。她一径例着涂得红红的嘴巴，露着一曰自牙，做出一副笑容来。

    可是她那双大眼睛却一直急切的眨巴着，好象十分仓皇吃力的模样。我告诉弟娃，母亲也在上面跳舞，弟娃赶忙爬到凳子上去，寻找了片刻，突然，他叫了——声：

    “阿母一”便站在凳子上哭泣起来了。

    6

    南机场克难街两边，都是卖西瓜的小贩，地上撤满了吃剩的西瓜皮西瓜子。稀烂鲜红的西瓜肉，东一块，西一块，招来许多嗡嗡的苍蝇。在太阳底下晒狠了，那些烂红的西瓜皮肉，都在冒着一般发了酵甜腻的嫂气。母亲住的那栋房子就在克难街底的一个贫民窟里。那是一栋十分奇特的建筑物，一所日据时代残留下来两层楼的一座水泥房子，墙壁坚厚，墙上没有窗户，只有一个个小黑洞，整座房子灰秃秃，象是一座残破的碉堡，据说是日本人驻军用的。我进到房子里，一道螺旋形的水泥楼梯，婉蜒上升，伸到那看不清的幽暗里去。里面阴森森，洋溢着一股防空洞里潮湿的霉味。一座楼里不知道住了多少户人家，里面人声嘈杂，大人的喝骂，小孩的啼哭，可是因为幽睹，只见黑影幢幢，却看不清人的面目。我扶着那道水泥栏杆，摸索着，爬到了二楼顶，母亲住的那家门口去。大门敲着，有一个老太婆坐在门口一张矮凳上，点着头在打盹。那个老太婆穿着一件黄白麻纱的敞领汗衫，她颈子上的皱肉，象鸡皮似的，松垂了下来；脑后挂着一小撮发鬓，前额上的毛发却掉光了，一大片粉红的发斑侵到她眉毛上，好象她前额上的头皮给揭掉了一般，露出鲜红的嫩肉来。

    “阿巴桑，黄丽霞在么？”我卸掉了墨镜，招呼她道。

    “恩？什么人？”老太婆睁开眼睛，嘎声问道。

    “黄丽霞，阿丽。”

    老太婆也不答话，清了一清喉咙，叭一下往地上吐了一日浓痰，朝我狠狠打量了一下，才用手往里面一间房间指了两下。我走进去，穿过一道砖砌的弄堂，弄堂底那间房，房门垂着一张酱黄的布帘。我捞开帘子，房中暗，甚么也看不见，只有随着帘缝射进去一道昏惨惨的日光。我探索着走进了房中，里面又闷又热，迎面扑来一阵腥檀的恶臭，好象是死鸡死猫身上发出腐烂的秽气一般。

    “阿母”我悄悄叫了一声。

    我伫立片刻，等到眼睛渐渐习惯了房中的幽暗后，才模糊看到房中有张挂着一顶方帐的床，床上隆起好象躺着一个人。我走了过去，站在床前，又叫道：

    “阿母，是我，阿青。”

    “阿青么？”

    那是母亲的声音，尖细，颤抖，从黑暗中，幽幽的传了过来。一阵唏嘘摸索的声音，啪的一下，床头一盏晕黄的电灯打亮了。母亲佝偻着侧卧在床上，身上裹着一件黑色绒线外套，下半身也裹着一条花布套棉被。她的头深深的陷入了枕头里，枕头边堆着厚厚一叠粗黄的卫生纸；床上罩着的那顶方帐，污黑污黑的，好象是用旧了的抹布拼凑起来的一般，缀满了一块块的补钉。我走到她床头边，她掉过脸来，我猛吃一惊，她那张脸完全变掉了。她原来那张圆圆的娃娃脸，两颊的肉好象给挖摔了一样，深深的凹了进去，颧骨嶙峋的耸了起来，她的两只大眼睛整个陷落了下去，变成了两个大黑洞，眼塘子乌青，象两块淤伤，脸肉蜡黄，两边太阳穴贴了两片拇指大的黑膏药，一头长发睡成了一饼一饼的乱疙瘩。她的两只手紧紧抓拢，象一对蜷起的鸡爪子，她那本来十分娇小的身躯，给重重叠叠的衣裳被窝裹埋在床上，骤然看去，象是一个干缩了的老女婴。她伸出她那鸡爪般的手，一把捞住了我的手腕，尖起她凄厉的声音，迫促的叫道：

    “你来得正好，阿青。快，快，把你阿母抱起来，床前有个痰盂，你看见吗？”

    我把被窝掀开，将母亲从床上抱起来，她的身体干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我一只手托住她的背脊，我摸得到她背脊上突起来一节节的硬骨。她身上透着一股呛鼻的药味和汗臭。我把她放在痰盂上，痰盂里已装满了半盆黄浊浊的尿液，我进来时闻到那股奇异的腥膻，就是那里发出来的。母亲坐在痰盂上，佝着身子，怨怨艾艾的说道：

    “刚才我唤破了喉咙也没有人理我，那个死老婆子在装聋呢！他们看见你阿母病得动不得了，便都来欺负我。她敢站在我房门口，对她儿子说：”那个查某不中用啦，还医她做么？——“母亲嗤嗤的冷笑了两声，”考背，偏偏你阿母又死不去，天天在这里拖！“

    母亲解完小便，用几张粗黄的卫生纸揩干净。我把她从痰盂上抱起来，放回床上。‘

    “我怕冷，阿青，替我把被盖好。”母亲颤抖着声音叫道。我赶忙将被窝裹到她身上。她这间房间的窗户都紧紧关了起来，而且还蒙上了厚帘子，我的背上一直在淌汗。

    “你知道么？阿青，他们都在等我死呢！”母亲压低了声音，她伸出她那瘦得只剩下一把筋骨乌黑的右手来给我看，她的无名指上犹松松的套着一枚磨得泛了红的金戒子。“他们等我一死，就要来脱我这只金戒子。别做他娘的春梦啦！我吞到肚子里去，也不会给那两个夭寿的！可是阿青，你阿母穷得要命，想吃片西瓜也没有钱买——”

    母亲说着，她那双深坑的眼睛打量了我一下，突然笑道：

    “嘿嘿，你这一身穿得蛮标致嘛，你发财了么，阿青？乖仔，给点钱给你阿母买东西吃好么？我饿了一天了，他们拿来的东西，是喂猪的糠，哪里人吃的？”

    我掏出昨天剩下的两百块钱，分了一张一百元给母亲，母亲那双瘦得象鸡爪子的手，捏住那张钞票，直打颤。她那张变得丑怪破烂的脸却绽开了，笑得象个小女孩一般。她急忙把那张钞票塞到枕头底下，生伯别人看见，会抢走一般。她把钱藏好，拍拍枕头，仰卧下去，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医生说，毒跑到骨头去了，要锯掉——”母亲用手在她下身划了一下，“两条腿都要锯掉，锯一条腿要七千块钱呢！莫说我没钱，有钱我也不锯！医生说，毒已经散开了，攻心就要死了。死不是死，我这种女人还活着做什么——”母亲突然颤巍巍的撑起身来，她那双陷落的大眼睛灼灼的闪起光来，“阿青，你答应你阿母一件事好么？阿母从来没有求过你，你就替你阿母做这一件事好么？”

    “好的。”我应道。“

    “你阿母是活不长的了，阿母死了，你到庙里去，替你阿母上一蛀香，哪个庙都行。你去跪在佛祖面前，替你阿母向佛祖求情。你阿母一辈子造了许多许多罪孽，你求佛祖超生，放过你阿母，免得你阿母在下面受罪。你阿母一生的罪孽，烧成灰都烧不干净！死，你阿母是不怕的，就是怕到下面那些罪受不了——”

    母亲说着，她那深坑的眼眶突然冒出两行眼泪来，流到她那凹下去的面颊上。我将床头那叠极黄的卫生纸递了两张给她。她接过去，揩了揩面上的泪水，擤了一擤鼻涕，才又倒卧到床上去。隔了半晌，她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叹道：

    “你们阿爸，其实他对我，也还不错的。只是，只是——”

    她皱起眉头，顺了顺嘴。突然间，她嘴巴一撇，轻佻的笑了起来，问我道：

    “怎么啦？老头子还好么？还天天呷酒么？”

    “不知道，”我摇了摇头，“我有三个多月没看见他了一阿母，我也离开家了。”

    “是么？是么？”母亲亢奋起来，眨着她那双下陷闪灼的眼睛。随即她却伸出手来，拍了一拍我的手背，点着头，叹道：

    “你也跑出来了，阿青。”

    “是阿爸赶我出来的，”我说道。

    “哦，是么？”

    母亲喃喃应道，她的大眼睛默默的注视着我，手搁在我的手背上。一刹那，我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象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最后瘫痪在这张堆塞满了发着汗臭的棍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账子里，染上了—身的毒，

    在等死。我毕竟也是她这具满载着罪孽，染上了恶疾的身体的骨肉，我也步上了她的后生，开始在逃亡，在流浪，在追寻了。那一刻，我竞感到跟母亲十分亲近起来。

    “那么，现在只剩下弟娃一个人跟着你阿爸了？”母亲细颤的声音，变得酸楚起来。

    “阿母——”我觉得我的喉头好象给塞住了，叫不出声音来了似的。

    “阿青，弟娃到底是你的亲骨肉，你对他是要好的——”

    “阿母，弟娃死了，”我终于大声说了出来，好象胸中一块淤血，一下子吐了出来似的。母亲呆呆的望着我，似乎没有听懂我的话，“弟娃死了三个多月了，阿母——”

    我坐到母亲头边，紧紧执住她那双瘦小的手爪子，我的手心在沁冷汗，我的牙关打着战，我俯下身去，向母亲急切的倾诉起来。我告诉她：弟娃是生肺炎死的。长春路康福医院的吴医生说他是重感冒，只给他打了一针退烧针。第三天，弟娃便昏迷了。他一夜咳嗽，全身烧得滚烫。我们送他到台大医院去急救。他们给他上了氧气，弟娃直着脖子喘了一夜，天亮时，才断的气。断气的时候，是我抱住他的。医院里的人，要把弟娃抬走。我用脚猛踢他们，不准他们碰他。后来阿爸将我拉开，医院里的人，用一块白布把弟娃盖了起来，抬走了。母亲静静的听着，没有作声，我讲完后，我们默默的相对了好一会儿突然间，母亲奋力挣脱了我的手，僵直直的便从床上坐了起来，一只手颤抖抖的指着我，厉声喝道：

    “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

    “阿母。”我立起了身来。

    “肺炎？什么肺炎？我不懂？你们把我的白仔害死了——”

    母亲那双深坑的眼睛闪得好象要跳出来了似的，削瘦的脸，扭曲起来，又象哭，又象笑。“我知道，一定是你，你这个黑心的，你把我的白仔害死了，还跑来哄我，告诉我生什么肺炎死的。是你把我的白仔害死的，我要你赔命——”

    母亲那双鸡爪似的手握着拳头捶起床来，一面放声悲嚎，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惨烈。外面那个老太婆蹬蹬蹬跑了进来，双手乱挥，嚷道：

    “疯了！疯了!”

    我退了几步，跑出了母亲的房间，跌跌撞撞，从那道幽暗回旋的水泥楼梯，奔了下去，母亲那尖厉的惨嚎，一声声从楼上追逐下来。我逃到房子外面，脚下犹自不停的奔跑着。外面烈日，自得天旋地转，我感到一阵晕眩，冷汗从头上水泻一般；流了下来。我跑了一段路，才停下来，喘着气，回头望去，那碉堡似的水泥楼房，灰秃秃的矗立在烈日的太阳下，墙上布满了一个个小黑洞，好象一座大监狱似的。

    7

    西门町的野人咖啡室也是我们联络站之一，有的侯小玉、老鼠、吴敏我们几个人要互通消息，便到野人去留一张字条：“八点钟新南阳门口。”“九点半中华路商场二楼吴抄手。”下午四点钟，台北已经给八月的太阳烤得奄奄一息了，我钻进野人的地下室里，每张桌子早坐满了人，三三两两，全是青少年的头颅。他们身上穿着大红大黄，聚在一堆，并成了一朵朵的向日葵。里面灯光昏朦，乳白的冷气烟霭，在浮动着，冷气里充满了辛辣的烟味。那架大唱机正在扩着火爆的摇滚乐，披头四放肆地在喊：

    ya——ya——ya——

    我觑了半天，发现只有靠冷气机的那一角，有一张台子，是一个人坐着的，我走过去，问道：

    “这里有人坐吗？”桌上摆着几只盛冷饮的空杯。

    他抬起头，摇了一下。我摘下墨镜，在他对面坐了下来，他指着两只空杯说：

    “他们刚走。”

    他是一个约莫十四五岁的男孩，穿着一件洗得泛了白的童军制服，上衣拉到裤子外面，也投有扣好，小腹露了出来。制服的两条肩带，一条纽子掉了，翻了起来。他的背靠着冷气机，腿跷到一张椅子上，脚上一双凉鞋，大脚趾露在外面，一翘一翘地动着。他面前的冷饮杯空掉了，里面那根麦管也给咬折了。他手里夹着根香烟，看见我坐下，赶忙塞到嘴里猛抽两下，可是他夹烟的姿势，一看就知道是个刚学抽烟的嫩脚色。

    “刚才走的两个家伙，昨夜里偷了一架老美的汽车。”他告诉我，很兴奋的样子。

    “什么牌子的汽车？”

    “宾士！”

    “喔唷，高级车嘛。”

    “他们开去兜风，开到仁爱路四段，一撞便撞到了电线杆上。两个小子爬出车来，鬼一样地溜掉了。他们说，那架崭新的宾士，撞得象只瘪了嘴的癞虾蟆！”

    他说着，开心地笑了起来。我想到那部美国佬的汽车撞成癞虾蟆的模样，也禁不住笑了。他咯咯地笑个不停，那张晒得鲜红的圆脸上，咧着两颗又白又大的门牙。他的头发大概暑假刚留起来的，只有寸把长，鬈鬈地覆在额上。我看见他制服左胸上绣着恒毅中学五九三的学号。

    “那两个小子是西门町兄弟帮的。”

    “你也是他们一伙的吧？”我问他。

    “才不是！”他嘴巴一撇，十分不屑，“兄弟帮那些家伙最污了！”

    我点了一杯蕃石榴汁，用麦菅吸了两口。我发觉他在干瞪着我，拚命在吸烟，我便对他说：

    “分一半给你。”

    他起先有点不好意思，迟疑了片刻，终于讪讪地笑着将空杯推了过来，我倒了一半蕃石榴汁给他。

    “我喝了一杯凤梨汁、一杯芒果汁，就还没喝蕃石榴汁。我在这里泡了一个下午，四个多钟头，钱也喝光了。本来我还打算去看电影的。”他吮着蕃石榴汁笑道。

    “你一个人在这里穷泡干什么？”

    “到哪里去呀？外头热得发昏！”他咋了一下舌头。

    “去游水呀！”

    “昨天我才去东门游泳池，挤得象沙甸鱼，水是臭的！本来我打算留在家里看武侠小说。喂，你也练武功么？”

    “我的段数才高哩，我在小学就看《射雕英雄传》了！”

    “哈，哈，我也刚看完‘射雕’，”他拍起手来叫道，“我在恒毅住宿，天天晚上躲在被窝里用手电筒照着看，好过瘾！有一天，给吴大块头捉到了，把那‘射雕’全部没收去了。吴大块头是我们的舍监，有两百磅，一讲话，就气喘，指着我骂道：‘侬这个小鬼头，顶勿守规矩！’”

    “你是上海瘪三么？”

    他又咯咯地笑个不停。

    “勿是！勿是！”他猛摇头，打着上海腔，“我后妈是上海女人，她一天到晚指我的额头骂：‘小赤佬！小赤佬！’她说要是恒毅开除我，她就把我送到阿里山上面那间中学去。你听过上海女人骂人么？她们的声音象刮玻璃那么尖！我后妈一喊，我老爸便捂起耳朵开溜。他从前还是飞行员哩，就是喷机也没有我后妈的嗓子刺耳！”

    “你老爸从前开什么飞机？”

    “轰炸机，B－25，轰－—”他用手做了一个飞机俯冲的姿势，“他现在在家里养鸡。”

    “什么？”唱机里正在放一支汤姆琼斯的歌，声音奇大，我听不清楚。

    “他养鸡！”他大声叫道，“我们家有五百多只来亨鸡。”

    我突然笑了起来，我觉得没有比开轰炸机的驾驶员养来亨鸡更滑稽的事了。

    “我们家臭烘烘的，鸡屎臭！我老爸天天在鸡棚里捡鸡蛋，我后妈就在屋里搓麻将。从早上搓到半夜，从半夜搓到天亮。你猜我后妈为什么不喜欢我待在家里？”

    “你调皮捣蛋。”

    “勿是！勿是！”他又笑着摇头，“我在家，她就输钱。因为我爱看武侠小说，看‘书’把她看‘输’了。她说我是个倒霉鬼。”

    “倒霉鬼，你叫什么名字？”

    “赵英，赵子龙的赵，英雄的英。”

    “他们都叫我阿青。”

    “几点钟了，阿青。”他用手拨我的手表来看，随着又叹了一口气，说道：

    “凄惨，才四点半，我后妈又在打麻将，要我八点钟以后再回家。”

    “我们看电影去。”我提议道。

    他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

    “我出来时，带了五十块的，打弹子输掉了二十，”他又吐了一下舌头。

    “我请你。”我说。

    “真的么？”

    “我们去看新世界的‘独臂刀’。”

    “棒极了！”他叫了起来，“我最爱看王羽的武侠片，打得真过瘾。”

    “快点，”我立起身，“我们去赶四点半的那一场。”

    我们钻出野人，连跑带跳，穿过西门町几条闹街，赶到新世界去。“独臂刀”是最后一天，又是星期日，好座位都卖光了。我们只买到两张前座第三排的票。坐在椅子上，头仰得高高的，银幕上的人头大得不得了，砍砍杀杀，血肉横飞，那些刀刀剑剑好象要飞到我们头上来了似的。我去买了一包五香牛肉干，跟赵英一边啃，一边看王羽满天里打跟头，他的动作干脆俐落，是真功夫，打得确实过瘾。

    “应该还来个续集。”我们看完戏，走出戏院，赵英意犹未尽地说道：

    “续集我来编。”我说道。

    “你怎么编？”

    “编个‘无臂刀’，把王羽那一条手臂也砍掉。”

    “没有手怎么拿刀？”

    “傻子，不会运气功么？”我笑道。

    赵英也咧着两颗大门牙咯咯地笑了起来。我们穿过斑马线，一辆计程车驶过来，倏地停下，恰好停在赵英身边，赵英顺手便在车头上打了一掌，打得车头蓬的一响，他并起两根指，学电影里王羽那副姿势，指着计程车司机喝道：

    “呔！小侠在此，不得无礼！”

    我们跑过街去，只听得计程车司机在后面哇哇乱骂。六点多种，西门町的人潮开始汹涌起来，我们穿过一些大街小巷，总是人挤人，暖烘烘的，都是人气。我们吃多了牛肉干，嘴里闹渴，我摸摸口袋，只剩下二十多块钱了，便在一家冰果店买了两根红豆冰棒，一人一根，沿了武昌街，一路啃着，信步走到了西门町淡水河的堤岸上。淡水河上的夕阳，红得象团大火球，在河面上熊熊地烧着。

    淡水河堤五号水门这一带，是西门町闹区的边缘。那些高楼大厦排列到这边，倏地便矮塌了一大截，变成一溜破烂的平房，七零八落，好象被那些高楼大厦挤得摇摇欲坠，快坍到河里去了似的。西门町的繁华喧嚣，到了这里，突然消歇，变得荒凉起来。住在这些破烂矮屋的居民，大多是做木材生意的，附近的堤岸边，堆满了长条的滚木，这些滚木都在水里泡过，上面生了霉菌。我跟赵英越过滚木堆，爬到了堤岸上。堤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堤下的淡水河，好象给那团火球般的夕阳烧着了似的，滚滚浊浪，在迸跳着火星子。河对面的三重镇，上空笼罩着一片黑蒙蒙的煤烟，房屋模糊，好象是一大团稀脏的垃圾堆在河对岸。远处通往三重镇的中兴大桥，长长的横跨在河中央，桥上车辆来来往往，如同一队首尾相接的黑蚁。河面上有一只机帆，满载着煤，嘟嘟嘟在发着声音，一面巨大的黑帆，正缓缓地朝着天边那团大火球撞去。

    “好红的太阳！”

    赵英爬上了河堤叫道，朝着夕阳奔跑过去，风把他的衣角拂了起来，长长的河堤上，他那身影映着那轮火红的夕阳，伶俐地跳跃着。他跑到长堤尽头，停了下来，回头向我张开双臂招挥起来，我忙跟了过去，赵英犹自喘息着，笑道：

    “你看，有人在钓鱼。”

    河堤下面不远的沙滩岸边，地上插着两根钓鱼杆，钓鱼的人不知哪里去了，钓杆给钓丝拖得弯弯的。

    “这里的鱼多得很，我也来钓过。”我说道。

    “是么？有些什么鱼？”

    “鲫鱼、鲤鱼、鲢鱼，通通有。”

    “你钓到鱼了么？”

    “当然，钓过好多条。”

    “真的么？”

    “有一次我跟我弟弟来，钓到两条巴掌大的鲤鱼。”

    “喔唷，豆瓣鲤鱼很好吃呢！”赵英笑道。

    “鲤鱼最容易钓，这里水脏，鲤鱼多。”

    “你用什么做钓饵？”

    “蚯蚓，就在河边可以挖得到，这里的蚯蚓好肥，有指头那么粗。”

    “棒透了！”赵英拍手道，他在堤上坐了下来，“哪天我们来挖蚯蚓，钓鱼好么？”

    “好的。”我应道，我也坐了下来，我感到裤子后面口袋有根硬东西梗在那里。我伸手去掏，是那管口琴。

    “什么牌子的？”赵英瞅见我手上的口琴，问道。

    “蝴蝶牌。”我将口琴递给他看。

    “是名牌嘛。”赵英接过口琴，端详了片刻。

    “你也会吹口琴么？”我向道。

    “当然，”赵英昂起头，得意洋洋，“我是我们学校口琴社的社员，青年节我代表我们学校出去比寨，还得过第二名哩！”

    “那么你吹吹看。”我说道。

    “你要听什么？”

    “你最近学了什么歌？”

    “有一首英文歌：YouAreMySunshine，你听过么？”

    “嘿，你还会洋歌呢！”

    “Youaremysunshine

    myonlysunshine

    Youmakemehappy

    Whenskiesaregray——一”

    赵英咧着嘴，唱了两句。

    “是我们学校里美国神父教我们的。”

    赵英双手捧起口琴，试了两下，便吹奏起来了，他吹得十分纯熟滑溜，和声的拍子也扣得很准。

    “硬要耍得嘛。”赵英奏毕，我拍手笑道。

    “这管口琴声音简直棒极了！”赵英笑嘻嘻说道，“从前我有一管国光牌的，也很棒。可是放在宿舍里，不知给哪个小子偷掉了，气得我发昏！几天吃不下饭去。我要去买一管新的，你猜我后妈说什么？‘丢了正好，有了那个东西，你书也不念！’你说气不气人？”

    赵英手里颠来倒去玩弄着那管口琴，捧到嘴边去吹一下，又用衣角去揩拭一下。

    “这管口琴送给你。”我说道。

    “真的？”赵英抬起头来，眼睛瞪得老大，不敢置信地笑道。

    “你再吹一支歌来听，这管口琴就真的送给你。”

    “没问题，你还要听什么？”

    “‘踏雪寻梅’你会吹么？”

    “当然会！”

    赵英赶忙又捞起衣角来把口琴用力擦了一下，试吹了两下，奏起一支“踏雪寻梅”来。他盘坐在地上，歪着头，捧着口琴，在嘴边来回灵敏地滑动着，双手一张一合。夕阳罩在他的身上，把他那张圆圆的脸照得又红又亮，他手上的口琴，闪着金红的光辉，一阵傍晚的暖风，从淡水河面拂了上来，将嘹亮的口琴声，拂得悠悠扬起。“踏雪寻梅”，我跟弟娃在学校里都学过的，是吴暖玉老师教的。弟娃的声音很好，最爱唱歌，洗澡的时候，也一个人自得其乐唱个不停，大概是母亲那儿传过来的。吴暖玉很喜欢弟娃，说他有音乐天才，把他推荐到怀灵堂的唱诗班去唱圣诗。礼拜天弟娃穿着白袍子，唱起诗来嘴巴张得圆圆的，很滑稽的模样。初中毕业晚会，吴暖玉让弟娃上台去唱“踏雪寻梅”，她钢琴伴奏。弟娃穿着一身童军制服，围了一条白领巾，领巾上锁着一枚银色的铜环，一张雪白的娃娃脸兴奋得通红。他太紧张了，声音都有些颤抖。唱完下来，一直追着我问：阿青，我唱得怎么样？并不怎么样，我说。弟娃急得一头的汗，吴老师还说不错嘛。你穷紧张，嗓子都发抖了。嗳、嗳，弟娃急得直顿足。不错！不错！唱得很有感情，象歌王卡罗素，我拍着弟娃的肩膀笑道。真的么？弟娃在我身后追着问道。真的么，阿青。你莫着急，弟娃，我说。弟娃，我来替你想办法。阿青，我不要去念大同工职，弟娃坐在河堤上，手里握看那管口琴，我要念国立艺专。不要紧，弟娃，我来慢慢想办法。可是阿爸说学音乐没有用，弟娃低着头，拱着肩，手里紧紧握着那管口琴。我来替你想办法，我说，弟娃，再等两年，等我做了事，我来供你念书。可是阿爸说学音乐要饿饭，弟娃的头垂得低低的，夕阳照在他手里那管口琴上，闪着红光。弟娃，莫着急，我说。阿爸说念大同出来，马上可以到工厂去做事。再等两年，弟娃。我不要到工厂去，弟娃的声音颤抖抖的。等我做了事，我来供你。我要去念艺专。再等两年，弟娃。弟娃手里那管口琴跳跃着火星子。弟娃。弟娃。弟娃的颈背给夕阳照得通红。弟娃，莫着急。弟娃。弟娃。弟娃——

    “啊——”

    他惊叫道，他的两只手拚命挣扎。我的双手从他背后围到他前面，紧紧地箍住了他的身体。我的面颊抵住他的颈背。我的双臂使尽了力气，箍得自己的膀子都发疼了。他的一只手肘猛撞到我的肋上，一阵剧痛，我松开了手。他跳开了，转过身，一脸惊惶，不停地在喘气。半晌，当的一声，他把那管口琴掷到我脚跟前，抖着声音，说道：

    “你这个人，你想干什么——”

    火红的夕阳，照得我的眼睛都张不开了，我感到全身的血液倏地都冲进了脑门里一般，头胀得发疼，太阳穴迸跳起来，耳朵一直嗡嗡发晌。在夕照影里，我看见赵英的身子急切地跳跃着，转瞬间，变成了一个小黑点，消失在河堤的那一端。堤上空荡荡的，那管口琴，躺在地上，犹自闪着红光。我俯下身去，将口琴拾了起来，沿着堤岸，朝中兴大桥那边走去。桥上的荧光灯已经亮起，好象一拱白虹，远远跨在淡水河上。我猛回过头去，看见西门町那边上空，霓虹灯网已经张了起来，好象一座高锋入云的彩色森林一般。

    8

    里面是黝黑的，电灯坏了，只有靠铁路那边那扇窗户送进来西门町中华商场那些商店招牌闪烁的灯光。在黝黑中，我也看得到他那双眼睛，夜猫般的瞳孔，在射着渴切的光芒。他那肿大的身躯，庞然屹立在那里，急迫地在等待着。我立在洗手盆前，打开水龙头，哗啦哗啦，不停地在冲洗着双手。在燠热的黑暗里，强烈的膻臭味，一阵阵从小便池那边汹涌上来。楼下的几家唱片行，在打烊的前一刻，竟相播放着最后一支叫嚣的流行歌曲。自来水哗啦哗啦地流着，直流了十几分钟，他才拖着迟疑的步子，那肿大的身影，探索着移了过来。

    在幽森的黑暗里，我看到他那颗残秃得发了白的头颅在上下地浮动着。那天晚上，在学校的化学实验室中，我也看到赵武胜那颗光秃肥大的头颅，在急切地晃动。实验室里，满溢着硝酸的辛味，室中那张手术台似的实验桌上，桌面常年让硝酸腐蚀得崎岖不平，我仰卧在上面，背脊磕得直发疼。桌沿两排铁架上，试管林立，硝酸的辛辣，呛人眼鼻。那晚，我躺在那张实验桌上，脑里一直响着铁锤的敲击声音：咚、咚、咚，一下又一下，一直在我的天灵盖上敲打着。我看见他们将一枚枚五寸长的黑铁钉，敲进弟娃那块薄薄的棺材盖里。铁锤一下去，我的心便跟着紧缩起来，那么长的铁钉，刺下去，好象刺进弟娃的肉里一般。前一天的下午，弟娃刚下葬，脚伕们将他那副薄棺材缓缓地降入那个黑洞穴里，当棺材轰然着地的那一刻，我眼前一黑，昏死了过去。空隆——空隆——空隆——中华商场外面铁路上，有火车急驶过来，穿过西门町的心脏。车声愈来愈近，愈来愈响，就在窗下，陡然间，整座中华商场的大楼都震撼了起来。我企望着窗外那些闪烁的灯光，突然兴起一股奔逃的念头，往那扇窗户外面，飞跃出去。可是我并没有马上离开，我将一团温湿不知数目的钞票塞进裤袋里，又扭开了水龙头，哗啦哗啦，在黑暗中，一直让凉水冲洗我那双汗污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