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迪丕当选了红星乡副乡长，魏晴圣担任了团县委副书记，红星乡年轻干部中的“三驾马车”已经有两驾绝尘而去，只有杨正义仍然原地踏步。红星乡很多人替杨正义鸣不平，他们认为这是“年龄是金牌，关系是王牌”的潜规则发挥了不应该发挥的作用。杨正义没有被这些议论所左右，他带领他的计划生育工作队到幸福村去了，他曾经答应过曾思儿要解决他儿子曾多余的土地问题，他现在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1984年10月20日晚上，杨正义在曾思儿的家里，他一边吃饭一边收听广播，广播里播发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深深吸引了他。在吃完晚饭之后，杨正义连夜赶回了乡政府。在稀疏的星空下，一个大胆的想法在杨正义的脑子里悄然形成，他决定给县长荀佳国写封信，一方面汇报红星乡改革、发展进程中的问题，特别是要反映计划生育和“严打”斗争存在的突出问题；另一方面要谈一谈深化农村改革、发展的设想，计划生育政策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行下去，但它要更加人性化。这是一个无眠的夜晚，杨正义回到乡政府简陋的宿舍之后奋笔疾书。当信写好之后东方已经露出了曙光，杨正义一个人来到乡政府附近的小溪边上，现在他开始有一些顾虑，荀佳国不认识自己，他会赞同自己的想法吗？乡党委和乡政府领导会认为自己是打小报告吗？杨正义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枚硬币，他连续三次把硬币高高地抛起，有两次他看到的是自己希望的结果，他决定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安排。

    杨正义郑重地把给荀佳国的信封好，在邮递员来乡政府送报纸的时候将它投了出去。

    杨正义将信寄出之后就一个人到岩石村去了，这次杨正义在岩石村待了两个星期，他把岩石村每户家庭都走访了一遍。杨正义回到乡政府的时候，替他在办公室值班的薛伟峰告诉他：“你到村里之后县委组织部和县纪委联合调查组来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红星乡可能会发生大事！”

    杨正义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他很快就联想到了自己给荀佳国写的那封信。荀佳国难道这么快就作出了反应吗？杨正义小心翼翼地问薛伟峰：“调查什么问题？”

    薛伟峰看了看周围的情况之后悄悄地说：“既像提拔任用干部，又像调查处理干部！听说前不久梁光跃乡长专门到县里反映了全史进的问题，这次好像是专门针对全史进来的！”

    杨正义没有再问，他知道得八九不离十了。杨正义将自己的祸福置之度外，他再次到村里去了。

    一个星期之后，杨正义接到了返回乡政府的通知。薛伟峰说：“刚接到组织部电话通知，让你明天去组织部谈话！”

    杨正义问道：“赵书记知道吗？”

    薛伟峰回答：“我报告他了，他也不知道谈话的具体内容！”

    杨正义知道自己的信捅出了大事，他现在真的非常紧张了。汗水悄悄地从杨正义的背上流了下来，他担心地问薛伟峰：“组织部找我谈什么呢？”

    薛伟峰世故地笑了笑，他有点神秘，也有几分得意地告诉杨正义：“组织部什么时候找都不是坏事，纪检会什么时候找都不是好事！俗话说，跟着组织部年年有进步。现在组织部找你，肯定是好事！如果纪检会找你，肯定是麻烦事！”

    第二天早上，杨正义到供销社附近的那个汽车站坐公共汽车去县委组织部，他还不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自己。

    当杨正义来到组织部的时候，那个曾经陪同钱中华到红星乡考察他的干事接待了他。这次他见到杨正义的时候已经没有了过去那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而是带有几分谦卑地对杨正义说：“钱部长正在与人谈话，你先休息几分钟。”

    杨正义在凳子上坐了下来，这是他第二次跨进组织部的大门，第一次是从大学毕业来报到，那一次钟旭霏一直陪着他。他是很感谢钟旭霏的，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并没有打过多少交道，但在千洋县见面的时候却像是老熟人一样。钟旭霏大大方方地领着他去组织部报到，丝毫没有其他女孩子的那种装腔作势和忸怩作态。在坐下之后杨正义就想，谈完话之后应该到钟旭霏那里去看看她，他们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

    正当杨正义在想自己心事的时候，刚才接待他的那位干事过来客气地说：“钱部长已经谈完话了，你现在过去吧！”

    杨正义再次见到了组织部分管干部工作的钱中华副部长，钱中华非常热情地与杨正义握手，接着问他：“你是怎么过来的？”

    杨正义显然已经被钱中华的热情所感染，这个过去一直高高在上的组织部领导今天以一种少有的平等姿态待他，让他心里感到很温暖。他如实地告诉钱中华：“坐公共汽车来的。”

    钱中华故作惊讶地说：“你们乡政府一辆吉普车都没有吗？”

    杨正义知道钱中华完全掌握了各乡政府配备吉普车的情况，他只不过是故意问问而已。他如实地对钱中华说：“我们乡里只有上百辆手扶拖拉机，乡政府一直没有配备吉普车。”

    钱中华似乎此时才知道情况，他轻松地笑了笑，然后说：“我们还是要提倡艰苦奋斗的作风，乡政府干部要想与农民打成一片，就不能车来车去，而是应该吃住在农民的家里，与农民实行‘三同’。”他紧接着问杨正义：“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杨正义挺纳闷，钱中华为什么要问他的年龄呢？其实他的档案就在县委组织部，他的年龄组织部是完全掌握的。但杨正义还是必须回答这个钱中华完全掌握的问题，因为他问这个问题肯定还有其他用意。

    杨正义告诉他：“23岁。”

    钱中华用手摸了摸自己已经稀疏的头发，大发感慨道：“你们真是碰上了好时代！这么年轻，年轻就是优势！年龄就是金牌！”

    杨正义听着钱中华发了一番感慨，但始终没有听到他说出实质性问题。他不知道钱中华到底要与他谈什么。

    就在杨正义不得要领的时候，钱中华话锋一转：“县委经过认真研究决定，任命你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理论宣传工作。部长蒋志勇同志肝硬化正在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治疗，县委决定你协助他主持宣传部的日常工作，这是县委对你在红星乡工作一年多时间来的充分肯定。县委主要领导同志说，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我们要按照《决定》精神大力培养人才，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县委希望你充分发挥自己在理论宣传方面的优势，在新的岗位上作出更大的成绩！”

    这是一个杨正义完全没有想到的决定，在姬迪丕和魏晴圣相继提拔之后，他也曾经认真思考过自己的前途问题，已经完全做好了在乡政府继续工作的思想准备。

    从组织部谈话出来之后，杨正义向钟旭霏的学校走去。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与钟旭霏见面了，虽然他们只是普通同学，但他们比普通同学的情谊显得更加亲密。

    在见到杨正义的时候钟旭霏非常高兴，她是一个开朗活泼的人，热情大方是她性格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钟旭霏跑过来拉住杨正义的手，充满温情地望着杨正义。钟旭霏说：“这段时间都没有你的消息，我以为你是人间蒸发了！”

    杨正义如实地说：“前一段又刮计划生育旋风，有时候整天都在村里同农民捉迷藏。过去国民党与我们打仗的时候曾经说，不是国军无能，实在是共军太狡猾了。现在的情况倒过来了，不是我们无能，实在是超生游击队太狡猾了！”

    钟旭霏微微地笑了笑，露出了两排洁白的牙齿，她说：“如果今后继续在乡里待下去，你就可以成为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方面的专家了。让一个没有结婚，甚至还没有恋爱经验的人去做计划生育工作，也的确是为难你了！”钟旭霏试图从侧面来验证杨正义目前是否谈了恋爱这个问题。

    杨正义没有正面回应钟旭霏说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在英语中是过去式，在现实生活中也正在成为过去式。他很快就要离开乡政府了，而对乡政府的工作他是充满无限留恋的。他高兴地对钟旭霏说：“我还有一个消息没有告诉你呢！”

    听到杨正义说还有好消息没有告诉她，钟旭霏就非常急切地问道：“什么好消息？快说！”

    杨正义的心情片刻恢复了平静，他沉稳地说：“刚才组织部钱中华副部长与我谈了话，县委已经任命我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负责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工作。十天之内移交完在乡政府的工作，到县委组织部报到。”

    钟旭霏惊讶地睁大了眼睛，此刻她的吃惊和兴奋程度远远超过了杨正义听到这个消息时候的表现。她出生于干部家庭，父亲是县委副书记钟于权，她知道这个任命对于杨正义今后的人生道路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在经历短暂的震撼之后，钟旭霏给杨正义讲了一个插曲，她说：“难怪上周我父亲故意问我是不是有你这样一个同学，你在大学的时候表现怎么样？还问我们的关系怎么样？我当时也没有介意，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告诉我父亲，说我们的关系挺好的，几乎无话不说。我父亲用一种怪异的表情看了看我，看得我都不好意思起来了！”

    杨正义没想到钟旭霏会给他说这样一个细节，但他在内心里还是对钟旭霏的话感到很温暖。他今后一个人在县城打拼，能够有一个人对自己很了解、很关照，这就足够了。杨正义很感激地对钟旭霏说：“过去都是你请我吃饭，今天我请你吃饭怎么样？”

    钟旭霏爽快地答应道：“好啊！”

    改革开放之后经济生活的最大变化是，服务业特别是餐饮业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人们走出家门就可以找到吃饭的地方。

    杨正义和钟旭霏从她们学校走了出来，信步来到了远江河边，那天晚上他们曾经在这里奇迹般地相遇，现在故地重游，他们的心境已经大不相同了。在河边餐馆坐下来之后，杨正义点了这里的一道名菜——仔姜鸭，有人又把它说成是“芷江鸭”，有人说它是用仔姜做鸭子的佐料炒成的，也有人说它是芷江人发明的。春江水暖鸭先知，在改革开放成为主旋律的时代，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杨正义作为一个农民的子弟，他曾经憧憬跳出“农”门成为一个城里人，过上有保障有尊严的生活。他依靠自己的不懈努力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他又从一个城里人经过不懈努力，成为一名基层领导干部。杨正义确信，如果一个社会能够给它的每个成员提供均等的发展机会，能够实现社会阶层特别是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合理流动，那么它就具备了正义的基础和条件；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机会永远被少数强势阶层占据，社会阶层严重地固化，那么这个社会就没有正义可言。而达成社会正义的条件是改革开放，是社会每个成员广泛的参与。

    杨正义告别钟旭霏的时候，她客气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同在一个县城了，我们这些同学一定要多来往！”

    杨正义从县委组织部谈话之后回到了红星乡政府，薛伟峰在第一时间告诉了他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那就是县委决定撤掉全史进红星乡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职务。这是在县委组织部和县纪委联合调查组进驻红星乡调查之后作出的决定，主要原因是全史进在计划生育工作和“严打”中作风粗暴，践踏人权，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杨正义的头脑里迅速闪过给荀佳国的那封信，他没有反映全史进的问题，但这两者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杨正义冥冥之中似乎听到了一个声音：“作恶必当得恶报……”

    在离开红星乡政府到县委宣传部报到之前，杨正义又专程去看望了屠夫曾思儿和他那个死里逃生的孩子。杨正义发现这个孩子具有非同一般的生命力，他从鬼门关回来之后，现在仍然健康地活着。

    杨正义看着这个给自己设置了无数障碍的农民，看着那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心里多了几分不舍。杨正义对曾思儿说：“曾思儿啊，感谢你这一年来与我的合作，有对不住你的地方还请多包涵。我还欠着你的账，没解决好你儿子的土地问题，等以后有机会再解决吧！”

    曾思儿也不再是过去那副鲁莽形象，他紧紧拉住杨正义的手说：“我不怪你，计划生育是国家的政策，国家的事情比我们个人的事情大，你们也是执行国家的政策，并不是有意为难我们！”

    杨正义更加关心的是曾思儿的那个孩子，这个还未出生就遭到了特殊对待的小家伙。他又问：“孩子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有问题请及时告诉我！”

    曾思儿说：“感谢你当时给县医院说得及时，他现在身体很好。如果没有他们抢救，孩子可能当时就没有了！”

    与杨正义同时到县城的是那些陪伴着他的书籍，这些书籍还将随时陪伴着他。

    县城生活与乡村生活最大的不同，大概是在县城工作的人们一切都按部就班，而乡政府的人则要松散得多。县城的人们都准时上班、准时下班，即使加班也有比较固定的时间。而乡政府的干部上下班则没有时间的观念，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农民如果到乡政府办事，他们还必须随时接待他们。

    乡政府的人们经常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饮酒、吃饭、聊天，他们就像一家人那样显得非常亲密。这也就是全史进和李爽爽他们能够打成一片的重要原因。而到了县城之后，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很少有同事聚在一起的机会。

    杨正义刚到县城的时候很不习惯，过去的熟人和朋友圈子消失了，而新的生活圈子没有形成。他每天下班之后就去食堂买饭，而买饭的也只有寥寥几个没有结婚的年轻人。钟旭霏的家也住在县委机关大院，但钟旭霏是不到食堂买饭的，因此他们也就很难碰到一起。过去杨正义经常到供销社附近的汽车站去看抵达的公共汽车，希望碰到自己熟悉的人，他以为到了县城之后大家都在一起，见面比较容易，他现在才知道自己错了。

    最难熬的还是吃过晚饭之后的那段时间，机关里的人们都回家吃饭去了，杨正义只有一个人，住在机关分配的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卧室里，又还没有到晚上学习的时间，杨正义无处可去，他只能四处游荡。

    杨正义被任命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在县直机关引起了强烈反响，因为尽管机构改革的时候任命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但杨正义毕竟是刚毕业没有满两年的年轻人，提拔前只是乡政府的一名普通秘书。后来杨正义听到了很多关于他提拔重用的小道消息。其中说得最多的是他在乡政府负责计划生育工作成绩突出，县委和县政府领导看中了这个充满正气的年轻人。还有的人则说杨正义是县委副书记钟于权的女婿，钟于权的女儿钟旭霏与杨正义是大学同学。这个消息传播得也很广，言之凿凿的证据是杨正义到县委组织部报到就是由钟旭霏陪同的，后来杨正义又经常到钟旭霏的学校去，如果没有这层特殊关系，一个农民的子弟怎么可能由乡政府秘书坐直升机担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呢？说这些话的人看起来很有根据，他们认为宣传部副部长是一个很大的干部，今后也很有前途。最有传奇色彩的说法则是杨正义给县长荀佳国写的那封信，有人说杨正义是那一天晚上喝酒喝醉了，酒壮英雄胆，如果没有喝醉，杨正义是无论如何也不敢给县长荀佳国写信的。荀佳国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大学毕业生，他慧眼识才，发现了杨正义是一匹千里马，因此向县委大力举荐了杨正义。这种说法的理由也很充分，因为杨正义那封信的内容已经从红星乡流传到了其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