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来了。解放了。乡里周乡绅被拉出去枪毙了。申村村里开始划成份。宋家成了地主。宋家掌柜虽然死了，但还留下子孙和兄弟。我姥娘家一辈子刮盐土卖盐为生，划成了贫农。虽然祖上当过一段伪村长，但当时断案清楚，民愤也不大。何况地主伪保长宋家掌柜是我三姥爷打死的。这时三姥爷序列中的孬舅，成了一名解放军战士。他虽当过一段土匪，在李小孩身边当勤务兵，但解放军一来，李小孩就被打死了，孬舅与一干人投了降，于是成了解放军。当了两年解放军，复员回乡，又和其他人一样在村里行走。

    这时村里的头人改叫支书，是一个以前名不见经传的孙姓汉子。他低矮，狮子头，头发与眉毛接着，但支书当的时间并不短，一口气当了十六年。我八岁那年，有幸与这位支书一块到十里之外一个村庄吊过丧。死者与申、孙两家都有些拐弯亲戚，于是搭伴同行。他担了一个大挑子，里面装十几个黑碗，黑碗里有些杂菜；我担一个小挑子，里面就二三十个馒头。记得那天刚下过雨，路很湿润，和老孙一前一后，走得挺有意思。老孙这人没有架子，路上问我：

    “咱们到那哭不哭？”

    我说：“人家人都死了，怎么不哭？”

    他说：“就是怕到那一见阵仗，哭不出来。”

    后来到了棺材前，见死者闭眼闭嘴的，躺在一条月蓝被子上，我哭了，老孙也哭了。哭后，上坟，吃饭，我和老孙就回来了。我对这次吊丧比较满意。因为我们哭的时候，旁边执事一声长喊：

    “申村的俩客奠啦——”

    威风凛凛，所有的孝子都白花花伏了一地跟我们哭。但听说老孙对这次吊丧有些不满意，对旁人说：

    “菜做得太不像话，肉皮上还有几根猪毛！”

    老孙是我舅舅那辈才从外地迁来的，解放前一家子要饭为生。据说，他当初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成为申村的头人。可巧土改工作队下乡，一个姓章的工作员派到他家吃饭。吃饭也吃不到哪儿去，要饭的人家，无非是红薯轱辘蘸盐水。蘸盐水吃罢轱辘，章工作员启发他积极斗地主，后来就发展他入党。虽然在分东西时多拿回家一个土瓮，但经批评教育又送了回去，于是开会，章工作员选他当了支书。他当时还哭丧着脸向章工作员摊手：

    “工作员，我就会要饭，可没当过支书！”

    章工作员还批评他：“你没当过支书，你们村谁当过支书？正是因为要饭，才让你当支书；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大家才不要饭！”

    就这样，老孙成了支书，开始领着三百多口子人干这干那，开始领着大家进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见他，一开始喊“老孙”，后来喊“支书”。老孙一开始听人喊“支书”，身上还有些不自在，渐渐就习惯了，任人喊。不过老孙以前要饭要惯了，当支书以后，仍改不了游击习气。他一当支书，村里不能开会，一开会，他头天晚上就睡不着，围着村子转圈，像得了夜游症。共产党会又多，弄得老孙挺苦，整夜整夜地不睡，两眼挂满了血丝。

    村里开会，老孙讲话。老孙坐不住，浑身像爬满了蛇咬，起来坐下，坐下起来，头点屁股撅的，重来重去就那两句话：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单干，让搞互助组！”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互助组，让搞合作社！”

    “章书记说了，不让搞合作社，让搞人民公社！”

    虽然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大家都搞了，但对老孙的评价并不高，说他站没站相、坐没坐相，没个支书的样子，“讲话头点屁股撅的，坐都坐不住，没个支书的样子！”

    头人一没样子，就压不住台，村里就乱。孤老、破鞋、盗贼，本来解放时被解放军打了下去，现在又随着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发展起来。村子一乱，工作就不好搞，每次老孙到公社开会，申村的工作都评个倒数第一。章书记批评老孙，说他工作做得不深不透：

    “老孙啊老孙，你真是就会要饭，不会当支书！”

    老孙红着脸说：“章书记，咱可哪样工作都没拉下！”

    章书记摇摇头说：“以后多努力吧！”

    这时村里的村丁仍是小路。小路解放前虽然当过伪保丁，但因为成份划的是贫农，业务又熟悉，民愤也不大，老孙又让他当村丁。不过这时不叫村丁，改叫村务员。洋铁皮喇叭和小钹不用了，新换了一架铜锣。每当老孙从公社开会回来，小路村务员就打着铜锣从街上穿过：“开会啦，开会啦，吃过饭到村西土庙里开会啦！”

    一到开会，就该老孙当夜游神和头点屁股撅，所以老孙常对小路发脾气：

    “敲一趟够了，敲来敲去地喊，你娘死了？”

    小路委屈地说：。“一会儿人不齐，你又该埋怨我！”

    老孙双手相互抓着，不再理人。

    除了开会，老孙还有另一项任务，就是仍得给村里三百多口人断案。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都来找老孙说理。这比开会搞互助组还让老孙作难。老孙常在村西土庙里的案桌后抓手：

    “娘啊，这村怎么这么难弄！”

    而且案子不经他断还好，一经他断，越断越糊涂，弄不清老二老三倒底谁有理，都挺委屈。老二老三说：

    “xx巴老孙，应名当了支书，连案都断不清！”

    村里越发乱。老孙很生气。后来听了小路村务员的建议，在村里重新恢复祖上当村长时的“封井”和“染头”制度。果然，祖上的法宝能够治国，村里男女猪狗规矩许多。案件发生率下降。老孙喜欢得双手乱抓：“早该‘封井’和‘染头’！”

    公社章书记下乡检查工作，看到村里红红绿绿的猪狗，奇怪地问：“搞啥样名堂！”

    这时老孙倒机灵，答出一句：“这叫村民自治！”

    弄得章书记也笑了：“好，好，村民自治！”

    转眼到了一九五九年。这天老孙又从公社开会回来，让小路打锣，一干人集合，老孙站在桌子上说：

    “章书记说了，让合大伙，大家在一个锅里吃！”

    会开完，开始收粮食，收锅。但这项工作老孙又落到了别的村后边，粮食、锅收得不彻底。本来村里只让冒一股烟儿，申村夜里还有人冒烟儿。弄得章书记很不满意，在大会上批评：

    “有的村白天冒一股烟儿，夜里个别还冒烟儿！”

    又对老孙说：“你不顶事，你不顶事！”

    为了灭烟儿，章书记启用了当过土匪和解放军的我孬舅，选他进入领导班子，当了个治安员。孬舅这人头很小，但眼睛特亮，一激动爱咳嗽吹气。他咳嗽着对章书记说：“章书记，放心吧，三天以后，让他谁也不冒烟儿！”

    为了灭烟儿，他带着小路村务员，成夜成夜不睡，看谁家屋顶冒烟。谁家一冒烟，他们就跑上去挖粮食。挖不出粮食，就把人带到村西土庙里吊起来，一吊就吊出了粮食。孬舅六亲不认，我二姥爷家冒烟儿，他把二姥爷也吊了起来。二姥爷在梁上说：

    “小孬，放下我，小时候我让你吃过小枣！”

    孬舅倒吊着大枪，指着二姥爷说：“就是因为吃过小枣，才吊你，不然照我过去的脾气，挖个坑埋了你！”

    申村从此不再乱冒烟儿。孬舅受到章书记表扬，成了积极分子。孬舅也很激动，倒背着枪在村里走来走去，见人就吹气。一到开饭时间，一家一个人在村西土庙前排队领饭。孬舅便去维持秩序，推推那个拥拥这个：

    “不要挤，不要挤，吃个饭，像抢孝帽子！”

    大家对他比对老孙还害怕，领到瓢里饭，见他都让：

    “孬叔，这儿吃吧！”

    “孬叔，我这先偏了！”

    孬舅吹着气不理人。有时也说：“吃吧吃吧。”

    大锅饭一开始还可以。有干有稀，有汤有水，比各家开小灶吃得还好。各家开小灶舍不得吃，大家一块吃饭，才舍得吃。弄得大家挺满意。

    “这倒不用做饭了！”大家说。

    后来不行了。村里发大水，冲得锅里的汤水越来越稀。那时我姥娘在大伙上当炊事员，说三百多口子人，一顿饭才下七斤豆面，饿得大家不行。姥娘一说起七斤豆面就说：“现在过的可不能算赖！”

    或：“不赖，不赖，就这就不赖！”

    我二姥爷就是这一年给饿死的。二姥爷是条二百多斤重的胖汉。听我姥娘说，他十七岁到十二里外延屯一家地主去扛长工，主家门了一锅小米饭给他吃。二姥爷一气吃了十二海碗。主家拍着他的肩膀说：

    “留下吧，留下吧，能吃就能干！”

    但到了一九六○年，二姥爷挪着浮肿的双腿来到伙上，对我姥娘说：“嫂子，实在受不了啦！现在想扛长工也找不到主儿啊！”

    我姥娘偷偷塞到他手里一蛋子生面，他马上含到嘴里就化了。当天晚上，他吊死在后园子里一棵楝树上。听卸尸首的人讲，身子已经很轻了。一九六○年饿死的人多，吊死的人少，申村就二姥爷一个。

    孬舅托章书记的福，当了治安员，这一年没有饿死。开饭之前，他背着大枪来到伙房，下到锅里乱捞，捞些豆掺吃吃。或者弄些豆面，自己拍成铜钱大的生面饼，放到口袋里，背条大枪在街上走，时不时掏出一个扔到嘴里吃。看到有人眼来眼去，他还生气：

    “拍两个生面小豆饼吃吃，就眼来眼去啦！咱还当这个xx巴干部干什么！”

    不过孬舅也有一个好处，他吃就是一个人吃，不捎带家属，不让孬妗和一帮孩子吃。孬妗和孩子们饿得不会动，他也不让他们吃。大家反倒说孬舅这人不错：“吃吧也就一个人吃，老婆孩子不吃。”

    一次孬舅倒是掏出一个豆面小饼。递给支书老孙吃。老孙胆子小，抓挠着双手说：

    “大家都饿死了，咱们还吃豆面小饼，多不好。”

    孬舅马上将豆面小饼收回去：“你不吃拉倒。你不吃豆面小饼，他就不饿死了？”

    老孙马上说：“那让我吃一个吧。”

    于是孬舅让他吃了一个。据说小路村务员也吃过一个。有次孬舅看我（当时三岁）饿得不行，蹲在南墙跟，头耷拉着像只小瘟鸡似的，还掏出一个让我吃。我永远说孬舅这人不错，大灾大难之年，让我吃过一个豆面小饼。据说孬舅还让别人吃过，让村里的媳妇吃，谁跟他睡觉他让谁吃。大家争着与他睡觉。后来孬舅又不让媳妇吃，让闺女吃，一个豆面小饼一个闺女。但搞不明白的是，他一个也不让孬妗和孩子们吃。孬妗饿得两腿不会走，他也不让她吃。

    这年申村社会秩序不错，没有发生什么案件，没人找老孙和孬舅到村西土庙前断官司。封井不封井，染头不染头，大家都很守规矩。

    后来村里终于停伙。老孙叫小路打锣，集合一干人说：“村里没豆面了，开不了伙了，大家说，怎么办吧！”

    大家想想说：“还能怎么办？开不了伙，咱们就要饭呗！”

    于是大家四处奔散着要饭。倒是在要饭上，谁去哪村谁去哪村，划分得合理不合理，引起了矛盾。只好由老孙和孬舅在村西土庙里重新设了案桌，断了断，重新划分划分，大家才四处奔散着要饭。

    老孙是要饭出身，有经验，他等别人走完，才端着碗去要。他要饭哪村也不去，一要就到镇上，去敲公社章书记家的门。章书记也饿得小了一圈，开门看到老孙端个碗，不由叹气：“我说让要饭的当支书，以后可以不要饭，谁知还得要饭！”

    老孙敲着碗边就要唱曲儿，章书记慌忙说：

    “别唱了别唱了，老孙，给你一个红薯叶锅饼。”

    于是给了老孙一个红薯叶锅饼。

    孬舅这人气魄大，扔下大枪要饭，一要要到了山西，在那呆了三年。后来听说一个小儿子叫石磙的在山上让狼吃了（那天一个人上山打柴）。到了一九六三年，孬舅又带着剩下的一干人回来了。虽然吃了一个石磙，但孬妗又生下一个钢磙。

    回来以后，村里发生些变化。大家又都能吃饱。虽说剩下二百多口人，但大家又开始恢复正常的繁衍生息。全村又开始到处冒烟儿。支书仍是老孙。老孙念孬舅曾让他吃过一个豆面小饼，仍让他当治安员。村务员仍是小路。大家吃饱以后，这时又开始生事。兄弟斗殴、婆媳吵架、孤老、破鞋、盗贼等一干杂事，又开始滋生。村西土庙前，又重新设起了案桌。孬舅的大枪还在，不过锈成了一个铁疙瘩。孬舅用豆油擦了擦，倒又擦出个模样。三人一商量，又开始对村子实行封井与染头制度。孬舅又开始背着大枪在街上走。申村便也恢复了正常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