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节赌
入冬以后,场里地里一扫而光,没有什么农活可以干,几千年来,农民们都在此时进入了“冬闲”状态。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农民,到了冬天,更要躲在屋里几个月,叫做“猫冬”。因为人类不是冷血动物,不可能像蛇那样蛰起来,于是就像猫一样,卧在温暖的土炕上打瞌睡,哪管外边狂风怒吼、冰天雪地。
在我讲述这些故事的核心时段,上级号召“农业学大寨”,冬闲就变成了冬忙。我们大队首先要组织八个生产队的劳力,集中干一项大工程,主要是修水库、搞梯田。
到了这个时候,全大队的男女老少一齐上工地,背着镢头、铁锹、扁担和抬筐,男人们腰里束着草绳,女人们系着方头巾,大家嘴里向外哈着白气干活。八面红旗迎风招展,大队文艺宣传队的锣鼓也上去助威,好不热闹。干起活来,英姿飒爽的男女青年们,嘻嘻哈哈,相互嬉闹。更多的群众是在“磨洋工”,目的是为了挣工分。到了休息时间,男人们纷纷躲到背风向阳的土坑里抽烟袋,女人们则另扎一堆儿,说一些家长里短的闲话,一边说,一边“刺棱刺棱”地纳鞋底子。
“农业学大寨”是当年不得不搞的工作,因为我们寨子位于公社所在地,“天子脚下,皇城根儿”里,公社领导就在身边,只有做得轰轰烈烈,才能经得起公社领导的检查。由于我们马寨年年干得突出,还登过《唐都日报》,称我们马寨是唐都的大寨。其他大队就没有我们马寨这么动真劲儿了。因为所有的工程,差不多都是劳民伤财的。山穷了,水就恶,年年修,年年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就是说,冬天干的工程,过了夏天,往往水毁得不像样子,到了冬天还得重新做起。
大队搞完了,生产队里也有一些小型工程。主要是垒石堰、整修牛车道路。这些活儿,在贵亭叔的心里有一本账,安排得比较扎实,实用得多。群众干这种活儿,比干大队的工程还要卖力一些。
你不要以为整个冬天人们真的都在忙,其实大呼隆一阵子后,还有很多闲暇时间。“人闲生是非,驴闲啃树皮”,最应该破除的“四旧”赌博,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破除。我们寨子的红卫兵司令刘继先,就是一个在赌场上响当当的人物。
那时候,破“四旧”破得最彻底的是扑克牌。
扑克牌我们那里叫做“纸牌”。按说这种“舶来品”是洋玩意儿,不应该归为“四旧”之列。可是,到了那个年代,印刷厂不印了,商店里不卖了,手里的烧掉了,兴盛一时的纸牌就绝迹了。元叔这个人自卑,从来不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扎堆儿,什么牌也不会玩。要是他会玩纸牌,也不至于一直用自己创造的念法去钻研平面几何。在他不知道英文字母如何念的时候,寨子里的年轻人对纸牌上的“A、J、Q、K”早已烂熟。不过念法也不标准,“A”念作“尖儿”,“J”说成“丁钩儿”,“Q”说成“炸弹儿”,只有“K”的念法最正确,说成是“老开”,“大王、小王”说成“大鬼、小鬼”。这可能是我们祖先创造象形文字的办法,融入了我们这些后代的血液里,大家望形生意,杜撰了一套新的叫法。
在打法上,当时也比较简单,打的是“交公粮”、“打百分”和“吹大气”。我有时很有点像丁老师那样,是个“响圣人蛋”,常常就关于纸牌的玩法,思考一个古怪的命题,就是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打法,人们所有的灵感和创意,可能来自于他们受到社会大气候感染以后的不经意间。那个年代,因为要交公粮,就打“交公粮”;因为要挣工分,就打“百分”;因为有“虚报浮夸”的风气,就打“吹大气”。现在打“跑得快”,是让一个人先富起来;“斗地主”有可能是土改和“文革”的遗风,在人们的记忆中残留,才把三个人围攻一个人的打法,形象地说成“斗地主”。
没有纸牌并不要紧,不过是少了一种年轻人的娱乐工具。其实在赌博方面,我们寨子里的赌徒们基本上不用纸牌。由于山里没有麻将这种高档赌具,主要是推牌九、摇“骰子”。摇“骰子”简单明快,押上点就行,押对了,通吃;押不对,输钱。
推牌九又叫“抹骨牌”。因为高档牌九是用兽骨做的,所以又叫“骨牌”。在白色的长方形骨头片上,刻有染成红色或者绿色的圆坑儿,叫法上也很奇特,“一点”是“日出东方一点红”,“两点”是“二目”,“三点”是“单行雁”,“四点”是“城”,又叫“板凳”,“五点”叫“梅花”,“六点”是“双行雁”,“七点”是“羊胯”,“八点”说成“两座城”,“九点”叫“猪头九”、“大麻子”,等等,赌徒们创造了不少具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对自己赌钱的工具附加上形象的称谓。
我其实没有打过这种骨牌,不知道骨牌有这么多复杂的念法。后来在喝酒时,有一种玩法,叫“喝排酒”。两个人斗枚时,一个人用这种骨牌“报排”,好像打乒乓球的裁判兼记分员,把“几比几”,说成朗朗上口的骨牌歌,通过反复听他们吟诵,才学会的。如第一枚你输了,他就报道:“日出东方一点红,喝家是个酒英雄!”喝到“一比三”,他说“日照单行雁”;若是“十比三”,喝十盅酒的人已经出了排,仍然报成“日照单行雁”,附加一句说:“日头是假的,雁是真的!”提示你已经从头再来了。若是“二比二”,他说“小板凳锯开两头停(对等)”,喝到“二比四”,他说“二目观城”,或者说“小二姐进城看风景”,当然,若是“二比五”,他又说“小二姐进花园”,等等,不一而足,很有口头文学意味儿。久而久之,在酒场中,你就会受到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地掌握了骨牌的念法。
刘臭蛋的哥是红卫兵司令刘继先,自从造反后,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红卫,一直没有被乡亲们喊起来。这小子从小就是一个天生的赌徒,长大后成了赌棍。上小学的时候,他就与小朋友们赌,赢过铅笔,输过作业本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赌技越来越娴熟。
人们都知道,在赌场上,没有常胜将军,赌技高超的刘继先,有时照样输得很惨。没有赌资就得生出“非门儿”来,(“非门儿”是我们那里的土话,“门儿”的意思是办法。“非门儿”即“不是门儿的门儿”,与逻辑学上的“与”或“非”概念一样。)无论家里的零钱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够找到偷走。为此,他爹他妈没有少朝死里揍他,也改不了他的坏习惯。在他下学后,父母赶紧给他娶了个媳妇,让他们分门另住,企图用老婆拴住他。
刘继先在新婚燕尔阶段,确实好了一阵子,但没过多久,便原形毕露。一入牌场,三天三夜不休息,一进家就是蒙头睡觉。“卖豆腐置的河湾地,水里来水里去”,赢了钱,大吃大喝,输了钱,想方设法变卖屋里的东西。眼看家徒四壁,房子漏雨也不修理,老婆一怒之下,回了娘家。他爹娘不管他的破事儿,还是他堂叔刘庆典,让人把他从赌场中叫了出来,狠狠地痛骂了他一顿,他才厚着脸皮到老丈人家叫媳妇,并且发誓赌咒说自己从此不再赌了。人家当然不会相信他的鬼话,他咬咬牙剁下了一截小拇指头,丈人、丈母才劝说媳妇跟他回来过日子。
自从大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后,在刘庆典的扶植下,刘继先做了司令,向各个生产队敛到不少活动经费,手头开始阔绰起来,赌瘾又一次上来。原来的大队部,现在成了红卫兵总部。大多数时间,就成了赌场。外大队嗜赌如命的人在本大队没有市场,都跑到这里来,和刘继先决战。
在一群赌徒中,有两个高手,是刘继先的劲敌。有一次,刘继先输得很惨,手里的几百块钱全部输光了,最后为了翻本,狠狠心把自己老婆押了上去。倘若赢了那两个人,让他俩把吃到手的钱全部吐出来,赌输了,让人家和他老婆睡一觉抵债。酒场上都君子,赌场上尽小人。活该刘继先倒霉,这一把又输了。那两个赌徒得了财还要得色,立即逼刘继先领着,开开门让人家白白地搞他老婆。他老婆一看这阵势,急中生智,说出去小解,出得门来,去了刘庆典家哭诉。刘庆典火冒三丈,带了几个民兵去把那两个赌徒捆起来打了一顿。刘庆典还要撤了他这个红卫兵司令的头衔,刘继先跪在他堂叔面前求饶,并说如果再赌,杀他剐他都行!刘庆典才放了他一马。
有了这一次教训,刘继先的把柄被刘庆典死死地攥着。所以,在那次招工时,他带了一群红卫兵到大队部找刘庆典说理,他堂叔几句话,就把他镇得服服帖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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