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发大财飞马来西亚

    货到地头死困槟城孤岛

    有了一个好的搭档，就是省力。自从中坤上任之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与前期相比，我觉得，没有镇长时，一肩挑费力气，但和刘春亭搭档时，比一肩挑更费力气。

    我与中坤有一点师生之谊——他是在我当过校长的那所高中毕业的，学的是文科，我则是一个物理教师。有了这一层渊源关系，他很尊重我，我也很喜欢这个助手。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基层，一直工作在乡镇，从政府秘书、党委秘书，一直到出任副乡长，这就积累了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到了灌河，几件事情下来，我就非常信任这个年轻人了。你只要做了决策，他就知道如何去组织落实，并且心比较细，想得周到。

    同我一样，再不错的干部，也有毛病。中坤就有两点不足，一个是过于细，讲话啰嗦，安排起工作来面面俱到，抓不住重点。以至于几个会议以后，有同志就编出一个歇后语来，讽刺他过于琐碎：“邓镇长讲话——整场。”整场是农村待客的一种席面，几乎把能够上来的美味佳肴全部上齐，一场下来，从中午能够吃到天黑。另一个是性格“肉”，走起路都是慢腾腾的，永远是不急不躁的，无论干什么事儿，总是慢半拍以上。副镇长郑东方说他，要是去搞女人，当女人早已急不可待时，他的“中部崛起”还需要一个时辰。

    其实，这也算不得毛病。班子的搭配，知识、气质、阅历互补才是好班子。我是个举重若轻型的，做事情大而化之，大笔写意；他是个举轻若重型的，事无巨细，细研细磨。所以，他的第一个毛病就不算毛病了，第二个毛病批评他了几回，略有改进，成效不很明显。“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只好由他去了。

    公元1998年的秋冬之交，灌河镇的香菇生产已经形成了大气候。县委、县政府喊了几年“培育支柱产业”的口号，这一年要动真格的，进行系统的检查验收。因此，组织了一次大型的农村支柱产业调整的观摩大会。各乡镇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把黄牛养殖、山羊喂养、特种鱼繁育、苹果园栽培、烟草种植等等成型的样板典型，沿线布点，如同临潼斗宝，谁都想比别的乡镇尿得更高一点，让人大饱眼福。会上，县委办、政府办踏察好路线以后，把全县十六个乡镇，分成两组，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分成两拨，县委书记、县长分别带队，每一组观摩八个乡镇。

    一到灌河，大家都有点吃惊，兄弟乡镇的弟兄们还不至于流露在脸面上，县直职能部门却大呼小叫。县委徐泽厚书记站在山上，有力地挥动手臂，指着下边各村白茫茫的一片片香菇棚，对大家肯定地说：“我们喊了几年的东西，硬是在灌河实现了，你们到底服不服气？”十五名书记、乡镇长纷纷表示，服气服气。这时，倒给我搞了一个大红脸。

    已经沉没了两三年的灌河镇，好像突然浮出了水面。食用菌产业粗具雏形的风一吹出去，电台、电视台、报社记者首先拥来。招待所里天天客人爆满，车辆爆满。盛放空酒瓶子的小屋每天都成批量地充实进新的成员，与电视上的影像、报纸上的文章成正比例地增长。

    县委宣传部一帮子秀才，伙同省市党报的记者，炮制了一个长篇通讯，题目是《深山飘菇香——范城县灌河镇发展食用菌产业纪实》，在省市党报上刊载。经过炉灶加工，我的英雄业绩就炉火纯青了，我们党委、政府一班人的事迹也跃然纸上了。我读了那篇报道，比那次全县的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们说“服气”时还脸红心跳，上面的那个“镇党委书记贺振宗”应当是另有其人。这些哥儿们不愧是大笔杆子，捅出去的东西，顺文成章，数字打了筋斗，另加上了许多艰难、曲折、坎坷的经历，把什么都说得安鼻子带眼的，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经不起推敲。

    看罢这篇文章，我很有点感慨，文章这玩意儿，实在不能当真，催人泪下的东西，未必都是事实。我甚至怀疑一些英模的事迹，搞不清楚哪些是确有其事，哪些是虚构的。办公室王主任说：“贺书记，这报纸我们应该多留一点，是我们镇发展史上的宝贵资料。”我说：“千万别留，上面说的尽是瞎话，让老百姓看看，不指着鼻子骂我们才怪哩。”

    你不能不佩服舆论的力量。搞得我们最狼狈的就是每天的接待应酬。先是本县各兄弟乡镇一批一批来客，后是远近慕名而来的外地朋友一拨一拨地造访。对于来访的单位，党政办登记的册子，满满地记了一本子。同志们喜悦得嘴里向外吹泡儿，我却难受得要死。心里想，谁要是好当这一号典型，真是他妈的顶尖级的傻蛋一个。取经取经，哪有什么真经？十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谁也照抄照搬不了谁的东西。学一点精神还可以，但精神这玩意儿，只要自身具备，无须学习。搞一个支柱产业，不是一朝一夕成型的，必须依靠内在与外在多种因素才能促成。在参观的人中，看上去都很虚心，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天知道有人是不是来挑刺找毛病的？

    就这样，在没完没了的接待应酬过程中，虽然是按照不同层次用不同人员陪同讲解，但上边来人，还得我亲自讲述。我自己介绍的次数多了，早没有了祥林嫂的那份耐性，一天比一天觉得发烦，每次接待下来，心里虚得就像白鸽面包，又好像是做了亏心事一样。

    大约在10月底，我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马来西亚的邀请函。上边写着，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食用菌生产很有成效，人家邀请我们去马来西亚参观考察，具体联系人是鸭阳市的一个叫周守信的。我不禁怦然心动。由于镇矿产办的负责人甄诚友曾经跟我商量过多次要走出国门的事情，我就把他叫来，商议去马来西亚一趟，目的是出去推销香菇。根据我们上次在广州等地的考察，知道东南亚是食用菌的集散地，价格相当高，值得出去考察一下，同时了却一下走出国门的心愿。

    因为镇里经常是“罗锅腰上树——前（钱）缺”，要出国可是一个大动作，用公款肯定有人告状，说书记是游山玩水，公费旅游，出去十几天，洋味没有沾上，倒惹得一身臊气。于是，必须另辟蹊径，解决经费问题。我们能够想到的具体办法是，由我们自己出资，采购上一千千克左右的香菇，直接带上到那里去推销。

    想好以后，我先向县委徐泽厚书记请示，他表示同意。然后让甄诚友和那个鸭阳市的周守信联系，周守信很快就来了灌河，我们进行了深谈，从中了解到不少信息。他这个人多次去过马来西亚，在那里已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人缘基础，有了不少朋友。他说，当地的华人华侨占60%以上，多是福建一带的移民，对大陆去的考察观光人员十分热情。出国办签证，必须有对方的邀请函才能被批准，他就能够从朋友那里搞到这种邀请函，给我们的那个邀请函其实就是他从报纸上看到灌河的香菇生产量很大，特意要求马来西亚的朋友寄来的。我们又到他在鸭阳的家里看了一下，老婆孩子和全家众多的在各个时期的合影照片，打消了我们的疑虑，确信他不是一个骗子，于是决定由他帮忙，办理出国事宜。

    下边的工作分两块进行，一块是我们通过县公安局、市公安局以及到省公安厅办理出国的因私护照。这种因私护照一管五年，比其他公派或者旅游出国的护照有用得多。至于签证，则由周守信负责到广州的马来西亚领事馆办理。

    另一块是收购优质香菇。为了收购这一千多千克香菇，可把甄诚友忙了个一佛出壳、二佛升天。通过周守信从马来西亚电传来的零售价格，我们测算，如果带去的这些香菇全部脱手以后，不仅可以包着路费，回到广州，还可以买一辆十来万元的小轿车开回来。

    于是我俩抱着发一个小财的憧憬，美滋滋地筹办着一切应该准备的东西。我亲自拍了一些香菇生产的照片，又起草了一个广告，题目是“来自中国的山珍——香菇”，写了一通简约的文字，把香菇夸成了鲜花、人参和黄金，又请县第一高中的名牌英语教师翻译成英语文本。在商定译文中间，才知道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外国人都是一些笨家伙，那么多品种的食用菌，他们只用了一个词汇——“mushroom”表示，仔细想想，也许是够形象的，“小伞”、“房屋”的意思。我当时心里凉了半截，由此看来，西洋人如此瞧不起食用菌类，肯定不会喜欢吃这东西。事实证明，不要说西洋人不懂得吃食用菌，就连马来西亚本土的东南亚人种，也不懂得这些东西能吃，喜欢并敢于食用这种东西的人，依然是我们这些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食性复杂的华夏子孙。

    一直操劳到农历腊八早上，我们才从范城出发。经过二次烘干后，一千多千克香菇就只有九百多千克了。为了快捷，我们不乘火车，把这些香菇装在一个去广州的客车顶上的货架上，我们就坐在车内，星夜向广州兼程。

    那个时候，还没有整治超载这一说，因此，我们乘坐的这台车内，人满为患，如同罐头瓶里的沙丁鱼，挤死挤活的。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一直是小车来小车去的，与公共交通久违了，没想到这一次当一回“国际商人”，竟然回归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

    一路上，我们走了一天两夜，在汗、屁、汽油的混合空气中，在又渴又饿，又颠又挤，坐卧不是的环境中生存，可把罪受大了。好在诚友给车主讲过我是一个官员，又有甄诚旗、诚星两个弟兄送我们，人多势众，车主很够客气，让我始终挤在车子的前边，多多少少有一点活动空间。看看有几个出去打工的年轻女孩子，也在人群中挤来挤去，鲜嫩饱满的胸脯与男子汉们的前胸后背不停地争夺生存空间，把后天赋予的那点廉耻之心都挤没有了，才想起“蚁民”这个词来，心里真为芸芸如蚁般的黎民哀叹。又忽然想起老画家方成的一幅漫画：一个戴纱帽的人从轿子里伸出头来，摇着扇子对抬轿的人说：“不要叫我老爷，叫我公仆！”在这种人生体验下，更能够品味出讽刺的辛辣来。

    到了广州，朋友们早已恭候。洗去浑身脏臭和疲劳，一边办理出国的手续，一边让朋友们饯行。“喝吧喝吧，书记远行，西出阳关无故人啊！”“到了马来西亚，可别让洋妞们留下，弟兄们不要了事小，老婆孩子不要了事大啊！”劝酒的热诚，弄晕了整天麻木的神经。

    诚友这位老兄办事真的得力，他与周守信一道在几天内很快办齐了签证、机票、货运单。也许是周守信的号召力不大，也许当时人们对于出国还觉得可望而不可即，所以，此行只组织了六个人，除周守信、甄诚友我们三个外，一个是鸭阳市用指头写字的“书法家”，一个是福陵县的玉器商人，一个是一心要做国际粮食贸易的老太太。到广州聚齐后，因为周守信说，马来西亚人顶多知道中国有个中原省，根本不了解下面还有什么鸭阳市，如同灌河是“中原名镇”在外地打不响一样，我们鸭阳市虽说是历史悠久的中国名市，在外国人的头脑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概念。

    于是，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这个临时的省级机构，我们自己申报，自己批准，没有上税，没有稽查。同时，我们在广州大街上随便做了精致的胸牌和旗帜，无非是到了对方机场时有利于辨认。虽然牵头人是周守信，我因为是这个团队唯一的官员，就荣幸地当选为“团长”，名头十分响亮，一下子由穷乡僻壤的“山大王”摇身一变成了“省级大员”，很壮我们这次友好出访的行色。

    腊月十二下午，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准时起飞。在这里只给予了例行的安全检查。本该“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却不料一飞冲天，背道而驰，又向东飞行到厦门机场，落地后又走出飞机，在那里的登机大厅绕来绕去半个多小时，才正式办理了出国的有关手续，回到了原来的座位上。然后飞了七八个钟头，飞机终于降落在马来西亚这个陌生国度的大地上。临近降落时，在天上往下看，地下一片灯火辉煌，一落在槟城机场，真的如同白昼。

    出了机场，由周守信先生早已联系好的当地华人，组织了六台高级车辆欢迎我们。按照新闻写法的顺序，到机场迎接的有：原槟城州长许岳金先生夫妇、华人周丙南夫妇、华人槟城议员、周氏族长周参同先生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大家握手寒暄、互相介绍以后，有两个妙龄少女走上前来，给我们每个人脖子里都套上了一个像是中国的木槿花编织的花环，在照相机镁光的闪烁下，我们六人“骑葫芦过河——充起了大蛋”，俨然以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自居，在异国他乡做青天白日梦。

    许岳金、周参同二位先生送到住处之后，寒暄一番就告辞了，只有周丙南及其家人陪同我们。到街上一个华人餐馆用餐，吃的“欢迎国宴”十分简单，不过是像旅游团队安排的饭食一样，一荤三素四个菜一个稀汤，白米饭随便吃。

    我们下榻的“国宾馆”叫“岐山堂”，也就是周氏祠堂。在国外，华人社区都按照姓氏建立一定的社会组织，然后集资建立祠堂，一个姓氏搞一个聚会地点，都可以在异国他乡同姓相吸、祭奠祖先。仅看到这一点，就已经充分体现了血浓于水，中华民族的确具有不可战胜的凝聚力。

    这座祠堂，占地有三百多平方米，底下一层是一个大厅，我们住在二楼，二楼是一个中型厅，一面临街，其余三面分隔成一间间房子，原是人家族长们在节假日和开展重大活动时，分头议事的地方。平时没有用处，接待客人住宿，搞一点养活祠堂的收入，倒也不失为华人社团善于经营的精明之处。

    作为“团长”，我一个人住了一间，其余的人每两个人一间。这里离赤道只有二百七十多公里了，一年到头，气温不低于30摄氏度，所以每个房间都装有“冷气”——就是我们叫做“空调”的家用电器，人家的空气温度只高不低，不需要调节冷暖，只要有冷气就行了，所以不存在“空调”这一说法。屋里没有电视机，我对周丙南十几岁的儿子周英豪及他们的佣人——一个黑漆漆的印度小伙子比划了半天，他们才弄明白，给我搬来了几本介绍周氏宗族情况的书籍以及马国的报纸杂志。我在兴奋得睡不着觉时，就啃这些不可多得的精神食粮。跑到马来西亚我才得知，原来姓周的祖先在陕西岐山，所以这座祠堂被命名为“岐山堂”。

    第二天一大早，看祠堂的老人送来了一份《槟州日报》，报纸上的第二版赫然登着我们的照片以及“中国中原商贸文化考察团”今日到达槟城的消息，扎扎实实地让我们几个人激动了一阵子。接着，又是周丙南一家给我们送来了盒饭，在住室外边的一个大桌子上，每个人面前铺上一张油纸，饭菜一股脑儿倒在上边，没有筷子，只发给你一只勺子自己想办法解决。然后，大家喝自来水。

    两餐下来，我才恍然大悟，我们是什么“商贸文化考察团”？狗屁，无非就是些旅游观光客嘛，那些机场迎送、登报纸不过是一种巧妙的安排，让我们宾至如归，妄自尊大，可以自欺欺人罢了。

    我和诚友老兄商量，这里的一切不必去考虑它，我们的目的是销售香菇。只要能够赚上一把，再苦再累也都值得。正所谓：

    团长不要紧，出国才是真。

    只为卖香菇，书记不算人。

    人家安排的“商务文化考察”活动的地点，是在离这儿还有几站路一个叶姓的祠堂里，名称为“安南会馆”，负责人叫叶宗盛。一切要靠钱开路，这个地方虽然要比“岐山堂”大得多，但租用的费用并不算贵。

    我们的国际贸易经过一天的紧张筹备，第二天就开张营业了。这里确实具有很好的商业氛围和商业信用，没有什么国内常见的欺诈行为。人家真的希望我们这一行人能够赚钱，不虚此行。由于安排我们去的周丙南先生及其他友好人士，提前做了不少工作，前几天我们一伙人的生意，还是很不错的。

    粮食开发商老太太原来也带的是玉器，她和那个卖玉器的两个人摆开展品，实行强强联手，展销挂钩；书法家运指如飞，在带去的中国宣纸上，把来访人的名字以及大、小老婆的名字嵌在顺口溜里写上去，无非是一些祝福贺喜的淡话，润笔费让马来西亚同胞们随心布施，十个马币到一百马币不等，居然比我们还要吃香。这样看来，他们四个更加不算什么“商贸文化考察”，至多是一些街头杂耍的艺人而已。

    我和诚友卖香菇才是真有一些商贸的气息。两天里就卖出了一百多千克，而且价格也不错，一千克最高卖到一百一十五马币。一个马来西亚货币抵人民币的两元，而我们在家的收购价只是每千克在五十元左右人民币，可想而知，这一百多千克香菇，扣除“豆腐盘成肉价钱”的车马运输费用，仍是多么赚钱。我们毕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观光客人，有了与梦想相近的收入，心中莫名兴奋，吃饭休息放在了极其次要的地位，一心多捞他们几个马币才是目的，同时对在灌河培育出了这么一个支柱产业更加庆幸。

    因为在这里安营扎寨，就有一些华侨前来探望我们，并请我们吃饭。我们赠送他们一两袋香菇作为礼品，他们就要买走几千克，作为对我们的回报，这对我们的帮助很大。我们也不敢因为人家请了吃饭就降低价格，反而使他们更加觉得这东西的珍贵。

    到访的车马一天比一天地稀少，到了第四天头上，就基本没有人上门问津了，我和诚友急得嗓子冒火。我们请教叶宗盛先生，可否到外边摆摊，叶先生说，不行，这里是有法律规定的，你在这里只能是展品性质，销出去一些没有问题，如果摆出去，让政府查出来，那可不得了。他想办法给我们请来了两个小商小贩，压低价格才又推销出去了二三十千克。

    叶宗盛、周丙南和天天都要过来看望我们一下的许岳金、周参同等几位先生，着实替我们想了不少办法，他们又请来《槟州日报》的记者樊秋玲女士，采访拍照，为我们再次登报——这次费用当然由我们自理。炒作一番，果然又引起一点效应，几百公里外来了几个华侨，专程看我们。

    在远路客人中，有一个是做丝绸生意的。我以为我们这丝绸之路的发源地竟然与海上“丝绸之路”在这里接上了头，非常高兴，正想做一些人文方面的挖掘整理，谁知人家说，现在中国的丝绸没有做头，质次价高，他们主要是做印度的生意。一席话，在大热天用冷水浇灭了我的念头。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谊，请我们吃饭后，他们还以每千克一百二十马币的天价买走二十千克香菇，我们心里非常感激，觉得人家来看我们可能是有意照顾。

    余下来，就真正不行了。虽说是“紧张的庄稼，消停的买卖”，可我们在那里“消停”不得，签证很快就要到期，这香菇如果卖不出去，只好倒在海里去了。我和诚友盘算，再不能零售了，赔钱也得抓紧把它们兑出去。

    于是，我俩就开始跑大型商场，找到人家的销售部一打听，不行，我们不要说没有包装，连产品质量认证的资格都没有。看看人家柜台内，这种香菇，除了价格确实比我们的略高以外，没有什么两样，但人家的产地明确、商品属性介绍清晰、包装精美，一看就让我们汗颜，觉得无话可说。然后又去跑商行，在几个大批发商那里，人家都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儿，连说不要。这些商人主要是做福建生产的一种质量较差，但很整齐并且价格低廉的、饭店一年四季常用的大路货。

    “货到地头死”。这句老话让我们得到了彻底的体验。我们两个再也不做什么发财梦了，再别说买什么小轿车，能够保着本钱就万幸了。

    又有一句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正当我们发愁得头发要白之时，忽然遇到了一个救星。

    正是：国外绝非福地洞天，英雄也有穷途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