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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机关出怪事传风凉闲话

    酒桌擦屁股化矛盾纠葛

    翌日大早,我们几个住在机关的书记、镇长就起来察看院墙是怎么塌下来的,很快院内的干部们和一些起得早的群众也都聚了过来,一下子,站满了一院子人。我想,这院墙幸亏是晚上塌的,要不然,砸伤人可不得了。因为院墙外就是大街,大白天人来人往,这道墙东西长又有六七十米,人们即使看得见也跑不及。我们分析了垮塌的原因,原来这院墙是从地面上直接垒起来的,根本没有扎根脚。院内地势高,院外地势低,下了一年雨,竟然坚持到现在才塌,不能不算是一个奇迹。

    我很生气,问大家这是谁干的好事,连个根脚都不下?同志们面面相觑,没有人肯说出原委。见大家都不吭声,我就知道肯定是前任们留下来的茬子,大家怎么好意思说出来?也就不再穷追猛问。我缓口气对大家说,这院墙塌了实际是个好事儿,就这号糊弄人的垒法,迟早也是祸害。正好,我们好好设计一下,搞坚固一些,同时把车库也盖起来,大家表示同意。

    于是,我叫人去把建筑队的头头“精英”安双辰喊来,带他看前边的院墙,尽快拿出重建的方案。私下里,老安给我说明了没有扎根脚的原因。他说,这个地方原来是一溜低矮的门面房,曲广远书记来了以后,觉得随着事业逐步扩大,车辆增多,人员增加,咱们这个机关院本来就小,再留下门面房没有多大意义,也很不雅观,就把我们找来,让我们把门面给扒了,只修一道院墙。这样一来,就伤了包用这几间房子的一些机关干部的感情,他们明里不说什么,暗地里却唆使镇里姓江的几户群众出面干涉。

    原来这个院子解放前叫做“江家大院”,是早年从山西过来做丝绸生意的江家老祖宗置下的产业,一度非常红火。可是,没临到解放,咱们的南下部队路过这里,就把它占了。当时,中原省政府的省长就在这里办过公,以后又当过鄂北县政府。再后来就一直驻扎的是领导机关。五十多年来,领导们一任一任地改造重建,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处若是农村地主老财的,早就给没收了,可人家属于个体工商企业,政策界限不一样,1954年城镇工商业改造时就确过权,有证据是人家的。

    由于这里已经成为政府机关所在地,这一家人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一直是敢怒不敢言,没有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虽然他家的老人已经谢世,几个儿子还是搬出政策,找来依据,不依不饶,想把房产要回去,说他们的爹爹临死时还念念不忘这件事儿。在任的党委、政府领导没有一个不觉得这样给他们太丢面子,就一直没有答应。因为“迁都”是一件大事,咱这灌河街范围内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地气的地方,尽管小,也不容易挪走,更何况搬一次要花上大笔的钱?于是产权之争就由不断上访演变成了马拉松官司。眼看政府要败诉,当时的领导不得已就和江家达成了妥协,答应赔人家一部分钱,法院就按时价,给他们判了一万多块钱,可到现在也没有给人家一分钱,一直拖到了现在。

    上次垒院墙时,广远书记一有动作,人家就找上门来,也不知他们是咋协商的,反正安排我们不扎根脚就垒了院墙。领导定了,我们只得照办。

    听了这些曲曲折折的经历,我心里好笑,我们有些干部,动不动就说群众是“刁民”,其实,政府机关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可以跟群众耍赖皮。但我还是安排安双辰,这一次不能再糊弄了,一定要整个一劳永逸的。

    仔细测算,大门口连个门卫房都盖不成。如果盖了,小汽车就拐不进来。所以,几易方案,最后我拍板,就修一道院墙。但是,外边一定要涂成像天安门那样的红颜色,我们党就是崇尚红色,因为红色象征着革命,象征着共产党的天下,象征着事业红火。

    院墙一倒,冷飕飕的秋风夹裹着风凉话从前院穿过楼道,顺着台阶,向北走又向东拐,一直进了我的办公室,钻进了我的耳朵里。机关里纷纷议论,这院墙倒了就不是一个好兆头了,那棵柏树枝折了,更是不吉祥,机关里恐怕要出事儿。因为这棵柏树是院内一棵最古老的树,怕是在三百年以上,已经有了仙气。还是曲广远书记在时,朝西北的一个枝子就折过,结果孟镇长就栽了跟头。

    事件的来龙去脉是,一次孟镇长在招待所喝醉了酒后,走着蛇行步,三摇两晃地回了机关,没有过前楼直接到后楼进宿舍,却上了前边二楼东头一个叫房青坡的屋里。

    房青坡和他爱人杜红叶都是机关干部。小杜这个女人,长得的确可爱,年轻,脸蛋漂亮,身材属于魔鬼类型的,文凭比房青坡高,业务比房青坡棒,作风也很正派,正是女干部的培养苗子。房青坡历来就对他老婆不放心,终日疑神疑鬼的,干一些跟踪盯梢的见不得人的勾当。

    这一天,孟镇长进他屋里不过才一二十分钟,正巧房青坡回来,推开门,撞见孟镇长正和他老婆在沙发前拉扯推搡,顿时火冒三丈,开口就骂:“啥xx巴镇长,大白天调戏妇女!”上前扯住就是一顿暴打。小杜也不去拉一下,只在一旁捂着个脸,“呜呜”地抽泣。打了一气,孟镇长的鼻青了,脸肿了,酒也快醒了,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破了好几处,从房青坡屋里跌跌撞撞出来,楼上的人赶紧回到了屋里,楼外的人躲闪不及,都知趣地紧急肃静回避。孟镇长回到自己屋里,简单地收拾了一下,打个电话,叫供销社的车把他送回了城里。

    青坡和红叶觉得院内的人似乎都知道了这件事情,就更加盖不住脸了,两口子协同作战,找曲书记告状。

    广远历来和孟镇长是面和心不和的,说法上就存在了讲究:“不要哭了,不要闹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你们不嫌丢人我嫌丢人!”

    房青坡说:“曲书记,你得给我做主,一定得处理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广远说:“怎么处理?他是镇长,我没有权力处理他!”

    这一激之下可不打紧,两口子就停止了工作,下午打车去到了县纪委,纪委书记听了情况后,安排两个同志来镇里调查一下,机关里的同志们没有肯落井下石的,都推说不清楚情况,回去给纪委书记汇报后,觉得不好处理。正巧县委书记给纪委书记打来电话,县委书记说:“事情我已经知道了,也没有形成事实,有什么大不了的?叫广远回去安抚安抚就是了。”

    纪委书记又给广远打电话,广远立即赶回了县城,对两位书记说:“事情真的不大,老孟是喝醉了,找这两口子无非是一时心血来潮,去谈工作,还不是有点晕,站不稳小杜扶他休息一下,这个房青坡就以为是调戏了他老婆。不过,打了老孟,这事我得回去处理!”

    老孟回到家里,老婆一点也不心疼他,又跟他美美地生了一场大气。过了几天,心情恢复了一些,给广远打电话,说自己已经没脸在灌河工作了。于是广远顺坡下驴,给县委提出要求,调整一下老孟的活儿。县委就把老孟安排到一个不起眼的局里,任了一个带正科级括号的副局长。但这毕竟不是什么光彩事情,“好事不出门,坏事行千里”,绯闻很快就传遍了县城,老孟就成了酒桌上一时的笑料。

    这件事情,我是早有耳闻的,对于机关传出的闲言碎语的“嘴八卦”,并没有往心里去。反正那棵树的主干挺拔,枝叶繁茂,只因为是上了文化局的册子,没人敢整修罢了,所以依然要求安双辰抓紧修复院墙。

    一动工,就出了事儿。四个妇女在大街上吵吵闹闹,说什么也不让动,引得好多群众围观,原来老江家真的要出面干涉了。做活的都是本地人,挡一下,他们就停工,催一催就开始干,一干,就又出来闹,就这样耽耽误误,硬是半个多月没有把院墙拉起来。

    到了后来,闹事儿逐步升级,一直闹到刘镇长那里还不罢休,最后闹到了我的屋里。一个叫“九妮”的小媳妇,最会撒泼,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骂人话不粘嘴皮子就出来了,硬逼着我表态,赔他们的家产。跟这些胡搅蛮缠的妇女实在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人家又占理,没法叫派出所干警出面拿法她们。我一直没有吭气,几个副职好说歹说,总算把她们劝走了。

    我仔细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江家的四弟兄中,有三个都比较老实,经常出头露面的是老三江长永,人也通情达理,不是个混球儿,九妮就是他的老婆,只要他不说啥了,那三家就不会闹了。

    有了这个底数,我叫人把江长永找来,亲自跟他谈判。长永说:“贺书记别见怪,我们这样做,不是冲着你来的。这些年,为了打这个官司,俺家花了不少钱,总算是赢了官司,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我现在也不要钱了,只要求政府恢复我的房产,我得对得起我的先人。”

    我说:“长永,你是个明白人,清楚人好说,糊涂人难缠。明说吧,地皮总是国家的,你老祖上在这上边盖的附属物早已不存在了,给你咋毬恢复?法院已经判了一万多块钱,一直没有给你落实,到我这一任上,我给你落实就是了。”

    长永说:“只给判了一万多块钱,十来年了,票子毛了,加上利息,翻成十万也不够了。”

    我说:“话不能这样说,我看过判决书,没有追诉利息这一说,法院判多少只能给多少,到一百年以后也是这么多。若给你多了,显见你老兄我这个书记当得草包不是?”

    长永又要求再多给点,我说:“算了吧,我已经了解,你们几个兄弟混得不错,不缺这几个钱花。你也知道镇里多么困难,你得体谅一下我这个当书记的难处。要这样不依不饶下去,这院墙我也不垒它了,反正现在时兴政策透明、政务公开,我就干脆让它透明到底了,你的钱可也别想再要一分了。”

    长永坐在那里干嘬嘴,半天不吭声。我看到这种情形,觉得已经入港,就又劝他说:“长永,法院判你一万零点,我给你拿一万六,四家平分,这事儿咱从此算结了。多点少点,你们也不差这几个钱,只当咱们交个朋友。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这样办,你回家备上一桌酒席,我和镇长、几个副书记把钱亲自给你送去,算给你长脸,你也算对得起你祖宗了!”

    长永说:“我是行,你给了我这么大面子,再过高要求就是混账了。只是怕我的几个弟兄不答应。自古民不跟官斗,反正斗不过你们这些当官的。你们看着办吧。”

    我说:“别往下说了,我知道你的俩哥和一个弟弟都是听你的,等到你家喝酒时,叫他们过去倒个酒就是了。”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

    正是:办公事也要说私话,论道理更须讲感情。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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