缴皇粮国税群众太踊跃

    征统筹提留干部真费劲

    “三夏”大忙，其实是群众的大忙季节，而机关干部忙的真正是夏粮征购。“皇粮国税”是祖先定制，几千年换汤不换药，是维系政权生存的必要条件，到了新中国也不例外。在大集体的年代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生产队是社会的最小单元，谷上垛，麦上场，收打种，上下忙，公社一道动员会，调子很高昂，意义非寻常，生产队里出劳力，扬鞭催马送公粮。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以后，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永远对那种红红火火的场面久违了。

    夏征开始以后，我们党委、政府做出部署，把四个管理区分成四个时间段，让群众分期分批进粮站交公粮。这个期间，我们又把机关干部分成几套人马，到粮管所去维持秩序。我和镇长在交粮的高xdx潮期间，亲自到站上视察。粮所所长华秋明出来迎接我们这两个地方上的最高长官，领进临时搭建的交粮指挥部里，敬烟泡茶，生怕我们感到招待得不够周到。

    我虽然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但对交公粮的知识实在是少得可怜，更不要说统率这么庞大的队伍为国家做贡献了，对于这些芸芸众生，在花花绿绿的标语口号中，把忙忙碌碌一季子的成果，晒干扬净，轰轰烈烈地交售爱国公粮，他们没有任何怨言，体现出来的对国家、民族的高度敬畏、负责和奉献精神，心里浮生出诸多感慨和敬意。我对秋明说，你就别瞎忙活了，我们还是到群众中去。

    于是，我们就开始对交粮的组织情况、为群众服务的情况、仓储情况、安全设施情况，有模有样地进行检查，少不得指手画脚地下达一些莫名其妙的指示，其实这些都是人家粮所工作人员早已安排妥当的。秋明跟着我们，屁颠屁颠地跑，边汇报，边唯唯称是，然后吆五喝六地安排下属人员，要求他们不折不扣地落实书记、镇长的指示。

    到了群众中间，刘春亭镇长戴的一副大黑墨镜，在骄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老百姓一看就知道镇里的主要领导来到了他们中间，一个个面带敬而远之的神情，纷纷避让，空出一条通道，让我们在人流中顺利穿行。

    由于灌河镇人均土地少得可怜，全镇人均仅有七分耕地，到了交公粮时，就形成了一大景观：不见车水马龙，只见人群熙熙攘攘，大多数群众推着自行车，驮着半口袋粮食排起长龙一般的队伍，很少有装满蛇皮口袋的。更奇怪的是，有一大部分群众提着一个个小学生用的小书包，里边装的也就是应当交给国家的爱国粮了。

    我们走在交粮的群众中间，扒住群众的口袋看一看粮食的质量，随口问一些不咸不淡的收成如何、交了公粮后家里还有多少库存的话，以示对民生的关怀。反正这年头，人们也不缺吃的，他们也乐意回答我们的问题，弄得我的心情十分良好。正在飘飘然的时候，听到一个过磅处一片吵闹之声，我就叫办公室王主任和华所长前去查看处理。

    过了一会儿，王世贵主任和华秋明所长跑到指挥部，向我们汇报，原来是二岗沟村一个姓明的群众，在交粮时，验质员在他的蛇皮口袋上插了一下扦子，一看这粮食合格，在他的交粮单子上打了一个蓝色戳子，这个群众也不知是慌乱，也不知是不懂，扛起粮食咚咚咚咚地就进了仓库，吭哧吭哧地背到上边，呼呼噜噜地倒了下去，急急忙忙出来以后，才发现本村别的交粮人还要啰啰嗦嗦地过磅，就急扯白脸地给过磅员说自己的粮食没有称就堆进去了，过磅员白着眼表示，这没有办法，谁叫你不称就入库？他就要进仓库里重新装满再出来过磅，过磅员蛮横地说，你想得倒毬美，一入库，就是国家的粮食，“皇粮国库”，你也敢动？！这个汉子难为得哭了起来，一旁群众看不上眼，纷纷替他说话，过磅员说什么也不让他去装粮食，于是，人多势众，就大吵大闹起来。

    春亭说：“日他妈，真是邪门儿，哪有这种‘二毬’，不过磅就倒进大库的事儿？”

    我说：“秋明，你把这事儿处理好，肯定是因为验质员没有给群众交代清楚。”

    秋明说：“反正百十斤粮食小毬事儿，我已经安排好了，让那个群众先回去，随后另行处理，反正不让他吃亏，这个群众就千恩万谢地走了。”我们对这个处理结果表示满意。

    接下来，就是结算。因为在麦收以后，一年一度的征收农业税和“乡统筹、村提留”就要开始，不管群众交了多少粮食，要钱才是乡村两级干部的硬道理，这才是一场真正的恶仗。镇农经站早已把数字算好，任务分配了下去。灌河人由于交粮甚少，粮食结算款根本不够完成任务，群众必须自掏腰包，才能把钱给敛上来。这年头，没有几个群众是顺民了，工作量的确很大。老话说“小干大难，大干不难”，反正得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把这一块钱抠出来。

    可巧，就是在这一年的结算方法上出了问题。过去一直沿用的是“户交村结”的办法，只要粮食任务完成，一算一扣，其余再去征收就是了，操作简单易行。我们却为今年用不用这个方法犯了不少踌躇。

    从广东回来以后，县里就通知我和镇长、抓农业的副镇长、农经站长，连续三次开会，安排今年的夏粮征购及结算工作。其中一次是从中央一直开到乡镇的电话会，朱总理要求严禁“户交村结”，必须搞“户交户结”，强调指出，这是“高压电”，谁也碰不得！现在，各种媒体比各级会议还快，这种上级精神，早已通过无线电波，用广播、电视还有报纸、杂志传到了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了，正所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我们分析了灌河的实际情况，我就下了话，算是决策。我说，总理的话讲得这么厉害，说明各地确实存在有大量的问题，不然不会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但是，小平同志也说过，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就灌河的情况而言，用“户交户结”的办法，一家一户，几斤几两地去结算，发了钱再收上来，只能是折腾我们的老百姓。咱们权当是中央的高压电线扯不到咱这山沟里，想碰也碰不上。继续实行“户交村结”的办法，出了问题我担起来，真到时候把我拿下来了，咱们刘镇长接任我这个破书记继续干革命！听上去，大有着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这样安排下去以后，并没有发现出了什么问题，各村群众上访，从来没有人拿着报纸找我们算账，反映这件事情的。

    到了收缴统筹提留时，我想起“朝三暮四”这个成语的来历，和班子里同志们商议后，定下一个调子：要一反以往的做法，要求各村一定要先把村提留收足，首先解决村组干部的工资问题，然后再考虑镇里统筹的这一块。虽然属于“豆腐一碗”和“一碗豆腐”换换说法，但这个决定竟然对村干部影响很大。在村支书、村主任和村文书参加的夏粮征购工作动员会议上，村干部们说，过去几任书记，都要我们先把乡统筹部分收上来，村提留部分收上来收不上来由村里自己看着办，反正是“镇里情（落）囫囵村情（落）破”。结果年年都是村提留收不齐，大、小队干部发不下来工资，叫我们“只拉磨不吃麸子”，这次贺书记优先考虑我们这一块，我们没有说的，把镇统筹也一分不剩交上来！

    我对大家说，不能光说大话，出水才看两腿泥，你们得立一个军令状，谁拉全镇的后腿，我就掂你支部书记“这挂弦子”！青石沟支部书记史敬先赌咒说：“要是收不上来，就不是熊做的！”

    镇里搞了三天一评比，五天一站队，把村干部逼得嗷嗷叫，到第十天头上，各村基本上完成了任务，只有小桐河、西关两个村仍然拽蛋，落后了一大截。联想我到任后，组织的“教育集资、民工建勤、夏粮征购”这三大战役，西关村没有一次顺利完成任务，我就在心里给这个软蛋支部书记方明伟画上了一个道子，恨恨地想，遇着机会，非把这小子拿下来不可！

    在征收统筹提留的过程中，日积月累的各种社会矛盾都冒了出来，哪个村都出现了一些“难缠户”、“钉子户”，他们以种种借口抵制交款。有的是因为宅基地没有安置好，有的是因为计划生育处理太过分，有的是因为上年结算不清楚，有的是办乡镇企业占了地，有的是开了矿，周边的土地没有复耕……反正理由很多，每天都有几个老大难村的群众到镇里上访告状，哭哭啼啼，吵吵嚷嚷，骂骂咧咧。一般的反映干部作风粗暴的，处事不公的，贪污多占集体便宜的，还多少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些纯粹是无理取闹。

    石盘沟村的苏国华反映的问题极为可笑，他说，还是在生产队那年月，有一次队里少给他分了一箩头红薯，这件事他上访了十来年，也没有一个干部给予解决，早晚不解决，要钱没门儿！老子不要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交给这些坑害百姓的干部！信访办牛主任给我说，这小子，年年都是以此为理由抵制交款。这家伙是个“养人专业户”，与他的又瘦又小的女人当超生游击队，串了大半个中国，生了五个孩子回到村里，孩子是不生了，就是穷得叮当响，别说交钱，一到冬季，还得吃政府救济。吃归吃，从来不承情，不骂共产党，光骂村干部，是一个典型的“滚刀肉”。

    兰家河村一个三十郎当岁的妇女，反映的问题更为奇特，她写了一个顺口溜，既状告村主任马恩义，又告了县人大副主任丁文强，因为文强是马恩义的外甥，因此就上挂下联了。告状信的题目是“还管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内容是“山高皇帝远，强占耕地没人管；马恩义，占耕地，他的势力在县里；大队不管小队怕，他的势力在县人大；县人大有个丁文强，一家早已是商品粮；不管百姓管他舅，顿顿都吃红烧肉……”

    这个女人第一次到机关，先往我屋里钻。只见她上头扑面，嬉皮笑脸，描眉抹口红，镶着金皮的两个门牙，一闪一闪的，两只眼睛睃来睃去。我让她坐下好好说话，她却把水蛇腰拧成麻花，一点也不安生，一看就知道不是好货，叫人恶心。于是，我就叫来通信员小马，叫他带这个破鞋女人找其他领导。尽管副镇长郑东方没有分管信访工作，因为小马一向和东方要好，有事没事好钻到东方屋里嬉闹，所以一顺腿就把这个女人给领去了。

    后来，东方给我说：“日他个妈呀，这个女人不得了，黏上我了，几乎天天来找我。开始还规矩一些，这几次一进我屋里，就敞开怀，不管不顾地露出白生生、长着黑乎乎疙瘩的两个大蜜蜜儿，拉着我的毛巾在里边擦汗……”

    我说：“东方老弟，你看得很清嘛，养眼不？”

    东方苦笑着说：“毬，咋不惹眼，看得我头皮发炸，所以我就害怕了。”

    我说：“怕啥，你只要不存心搞她，她也吃不了你。还是反映文强跟他舅的？”

    “不光是文强跟他舅，后来连支部书记也告上了，说支部书记给她写爱情信，信上说：‘不见你想你，见了你就想肏你……’”

    我一听这么肉麻，就对东方说：“这可不得了，她是想让你肏她哩。”

    东方呸了一口说：“脱光了摆到那里，也用脚夹个瓦碴盖着。不说这些恶心人的话，书记老兄，她这样缠我，你说咋办才好？”

    我说：“看来你不敢再管下去了，你把她交给法庭，用法律手段解决。”

    于是，她又来了以后，东方叫来法庭庭长李和尚，叫他把人领走，这女人一步一回头地说：“郑镇长啊，法庭解决不了我还找你！”

    谁知到了法庭，和尚把她交给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干警耿兆平调查审理，老耿到兰家河村了解了几次情况后，又闹出了大笑话：过堂后，李庭长判她输理，她当庭大吵大闹，闹得和尚一时火起，说她咆哮公堂，把她铐在了法庭院里的一棵槐树上，这女人抱着树，边哭边骂：“耿兆平啊耿兆平，你肏了俺还判老娘我没理！你的良心叫狗吃了……”可是自此以后，她再也没有上镇里闹过。

    上访就像吸毒，容易上瘾，只要一开始向上边“讨要说法”，就刹不住脚步。果子峪村的吴太和石盘沟的孙国禄，是两个上访老户，也在其间兴风作浪。

    吴太说，我反映的是老问题，就是曲广远书记当政期间，逼我们种烟，收我们违约金的问题。你们当领导的睁眼看看，这是我搜集的中央政策，交上来的钱不退给我们，一辈子也甭想叫老子交一分钱。这是个实质性的问题，很叫人挠头皮，那时候收上来的钱，早已发了干部、教师工资，吃过饭拉过屎，上哪里去退？再说要退，就要给全镇百姓都退，百十万元，除了开个印票子机器，上哪里也弄不来了，好在老百姓知道窑里倒不出柴来，并没有跟着他们起哄闹事，就一个吴太已经叫人大伤脑筋了。我们找来他在县里当计委副主任、在孟坪乡当副乡长的两个叔叔做他的工作，算是基本平息下来，只是不交粮款，拿他没有一点办法，后来他撇下自己老婆，把村里一个黄花闺女拐跑了，几年没有敢进家，自此不再闹事。

    另一个孙国禄，已经六十开外，外号叫“狼”。几十年来，从大集体到分田到户，村里只要是当干部的，没有他不啃的，发展到后来，又咬到了镇里的一把手头上。这老东西的几个儿子都烦他，没有人管他，让他一个人过日子，经常有这顿没那顿的。此时，他并没有反映更多的问题，跟吴太一样，反映的也是种烟违约金。只不过他说，曲广远书记急着当县长，当初给他了一个承诺，说只要他不闹事儿，镇里赔他两千元。曲书记拍拍屁股走了，说话不算数，他就是要找现任领导兑现，如果不给钱，他就要上县里，掂着“锅排”找他去。

    孙国禄反映的情况，处理起来依然棘手。没办法，我让信访办也把他引向法庭。李和尚叫他拿出证据来，他拿不出来，说是曲广远书记私下给他许的愿，还不让他出去乱说，“干喃一嘴面”就是了。由于有了盼头，他就答应不给曲书记难堪，考核期间不再到政府来闹。谁知等了几天，当他来镇上找曲书记要钱时，曲书记已经变成了曲县长，再也找不到他了。他对此非常愤恨，说当官的都是骗人的家伙，没有一个可以相信的。从此，在村里一边抵制上边安排的所有工作，抵赖“五粮三款”，一边经常到镇里要钱。

    说来也怪，在法庭叫他拿出曲书记给他证据的当晚，也不知谁在夜里把他痛打了一顿，很长一个时期，卧床不起。儿子们边管他边骂他，要他收心。派出所去调查情况，找不出打他的那些人，最后不了了之。他自己是否洗心革面，无从考证，只是从此脱离了上访队伍，再也没有见到他的身影。从这两个人身上，我多少体会出一点广远兄让我对他那段历史“负责”的意味来。后来，其他事态的新发展，使我更加明白这个要求的意味幽远而深长。

    正是：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