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能人任职配齐村班子
派要员尿泡浇灭乱上访
镇两委班子换届以后,村班子的调整也正式开始。按照县里的统一部署,村级换届村村必搞。我根据在县委当整顿后进村办公室主任时,对全县四十六个落后行政村进行整顿监控的实践经验,觉得这样办实在不妥。在基层工作,什么事情都不能搞一刀切,必须按照实际情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可盲从上级机关的一切指示。党委会上,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听情况汇报,我感到,灌河镇各村的班子整体上不错,大可不必全部揭盖子,动班子,那样势必造成混乱局面。于是,经过认真研究,决定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方针,不搞集中突击,而是经常不断地开展班子建设。
农村干部和党员队伍,特别是山区的干部和党员队伍,跟理论上讲的绝对不一样。不能完全说是什么无产阶级或者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家族势力往往占主导地位。一个小行政村开个会,差不多就是一大家子人在议事。有的村一个支部书记一干就是几十年,关系盘根错节,想拿他都拿不掉。有人说一个山区村的老干部为了怕年轻人当干部,常年连个党员都不发展,出现了“七个党员八个牙”的现象,这并不夸张,确有其事。
比如灌河南区的戴岗村,支部书记叫戴保聚,在他们村当了二十几年支部书记。老戴家是大姓,全村一千多口人中,姓戴的占了七百多口。另一个大姓是老木家,占三百多口。以前老戴家一直当支部书记和村主任,发展党员从来都是姓戴的一姓人。后来,姓木的一个年轻人考上大学,分配到北京工作,渐渐地做了大官,姓木的就有些扬眉吐气,终于姓木的年轻人的大哥进了班子,这个村算是有了一个能人当上了村主任。这个村主任工作很有能力,与支部书记一直配合得还不错。但是,一旦到了村主任要求入党时,家族势力就占了上风,镇里派出工作组坐镇指挥也通不过。恰恰相反,上级越是要求解决这个主任入党的问题,他受到的抵触情绪就越大,就越是难以通过,因为村民们唯恐姓木的夺走了他们的江山。党内又有党内的规矩,党员会议通不过时,想发展一个党员只能干瞪眼没有办法,所以这个村主任的组织问题久拖不决。
对此,木主任的弟弟对镇党委很有意见,从北京传来话说,老家的党委书记是软蛋一个,连个党员都解决不了。只有木主任知道党委书记和其他党委领导,为了他的入党问题,用了不少心力,倒也没有公开抱怨过。最后一次,党委以拿掉戴保聚支部书记相压,要求他在底下做好党员工作,老戴表示一定要努力,可到了开党员会时仍然没有通过。我这个“软蛋”书记非常生气,一度想把戴保聚拿掉,但这个支部书记各项任务都落实得很好,党委也实在不忍心损兵折将,对于木主任的入党问题只得作罢。木主任一怒之下,撂下挑子,外出打工去了,虽然后来发了财,但对这件事情始终耿耿于怀。
灌河镇西南角,紧挨着孤石滩水库的一个行政村是草场坡村。这个村的支部书记姓严,原来是个民办教师。前几年村里没人干支部书记时,由于不容易选人,党委看他有点文化,是块材料,就动员他暂时离开学校,当上了村支部书记,并且许愿说,只要有转正指标优先予以考虑。这个人性格比较内向、温和,好在村里的群众不很掉蛋,各项工作虽然不在前边,也不算落后。
严支书一家四口人,老婆、儿子和媳妇。因为老婆不会生育,他们的儿子是抱养长大的,这个儿子娶了媳妇不久,受同学们的影响,一心要出去打工,就剩下他们三口人在家。没有多久,他就给儿媳妇安排了一个生育指标,并且亲自努力播种,媳妇的肚子慢慢地盖不住了,又据说跑到开鲁县偷偷地做了B超,是个男娃,就舍不得做掉,急忙把孩子叫回来,试图加以掩饰。谁知儿子回来后说什么也不认账,要么离婚,要么出走,闹得四邻皆知。支部书记的脸上无光,觉得没法再干下去,就到党委交差,说是现在民师转正必须考试,自己好歹干了多年,这个机会丢下实在可惜,这个理由说起来冠冕堂皇,党委又不能搞一个指标解决人家的转正问题,只得同意,后来才知道这只不过是个托词。
不管如何说,草场坡村缺了大员,就需要抓紧物色一个支部书记。老镇长孔祥顺建议,该村有一个人选,叫严加喜,是退伍军人出身,复员后曾任过几年支部书记。在任时,性子耿直,公家的光一分也不沾。有一次,他在高中读书的女儿,与在镇里开会的村干部们一起吃了一碗烩面,回去后,严加喜把这碗烩面钱交给村会计。会计说,就这么两块钱,算毬了。严加喜说什么也不同意,硬是把钱交了。
组织书记左平奇也说,这个村里的党员们普遍反映,除了严加喜,其他人谁也拿不下来这个支部书记。又听听镇长刘春亭他们几个主要领导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倾向于用这个人。问题是这个人已经干够了村干部,发誓赌咒说啥也不会再当村干部了。他在部队里学了点医术,不当支部书记以后,在村里开了个药铺,当上了赤脚医生。因为勤学好问,医术不断见长,在那个小山窝里已经小有名气,家底也比较殷实,让他当干部肯定不会接受。
大家越这样说,我越发对此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觉得,这样的人不用,用什么人?你越是不愿干,我就非让你干!我分析,有“老别子”脾气的人最怕激,清廉的干部最怕党的规矩,于是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我把组织书记左平奇、组织委员马国朝、组织员刘子世三个人叫来,安排他们一起去草场坡村,做“李渊劝将”工作,但也不必“三顾茅庐”。
我说:“有了你们三个大员去做工作,我想他大约不会不听安排的。”
三人都很怵一头,觉得这人不好说话,恐怕难以完成任务。
我说:“也不知你们这是怎么啦,难道安排一个干部比罢免一个干部还困难?”
平奇说:“贺书记,你是不知道,现在农村就是怪,有人挤破头要当干部,而有的人就是打烂头也不愿当村干部哩。”
我说:“好吧,你们先劝他,如果不听,他总是一个共产党员,你们就把我这个党委书记要说的四句话记下来,找他传达。”
平奇他们三个赶紧掏出本子,我一字一顿地说:“第一句话是:这个村非要他干不可,不是他干不行!第二句话是: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第三句话是:如果还不答应干,就按照组织原则,召集全体党员,硬宣布他是本村的支部书记!第四句话是:如果还是坚持不干,就让他上镇里找我来!有了这四句话,我不信他不干!”
平奇他们晚上回来时,都喝得晕乎乎的,我已经睡下,他们硬是把我的门敲开。
三个人兴奋得脸上放光,平奇说:“贺书记你真是把他算透了。刚开始,一说让他当支部书记,连茶都不想叫喝。后来,一传达你的‘圣旨’,没有说完,他问,这真是贺书记说的?我们说,你按第四句去落实吧。他竟然非常感动,说贺书记这么看得起他,没有屁放,干!就这样,乖乖地认账了!”
我一边夸他们会做工作,一边在心里说,这才是一块好钢,从此这个村就可以不费那么大心思了。
另一个是小桐河村,村支书叫王文海,长相非常英俊,穿戴干净整洁,一脸络腮胡子天天刮得铁青,一看准以为是一个城里的脱产干部。这个皮囊给了他很大便利,像齐长德一样,据说他在小桐河村里的相好很多。这些与他相好的妇女,甚至互相争风吃醋,为了他的“爱情”,到地里干活时相骂不绝。但他干起工作来,却比不得齐长德,是个典型的“面条”干部,掂起一绺,放下一沓。
小桐河村以姓王的为主,剩下的乱姓同居,本来就复杂一些。王文海没有能力管,于是就常年上糊弄领导,下糊弄群众。教育集资他完不成任务,公路建勤他仍然完不成任务,包片领导、包村干部,说起来就痛恨这样的人,抱怨党委为什么不把这号败类换掉。
说良心话,我一是把支部书记视为各路诸侯,当成“心尖子、眼珠子、宝贝豆子”,轻易舍不得走马换将;二是刚到镇上几个月,不可棒杀干部,乱得罪人不说,主要是怕村干部寒心。因此,迟迟没有表态。后来了解到他在支部书记中间也没有什么市场,随即决定,用公路建勤名义考验他。我说:“同是一个阳光照,同是一个党领导”,为啥别人能够完成任务,他就不能完成任务?如果仍然完不成任务就拿他开刀!
这话当然由平奇他们传达给了他。开始,他以为党委不会这样做,依然如故,黑睡大明起,根本不去用心工作,包片领导到他们村去,往往找不到他。到了第三次严重警告时,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很想发发热,无奈群众长期缺乏组织,再也发动不起来。
于是,我开了一个党委会,研究后决定由包片领导到小桐河村去,开一个党员会,宣布对他就地免职。同时,通过了解,任命当时在水泥厂当厂长的本村党员屈家和出任新支部书记。这个屈家和的老婆,是镇里退休的一个副镇长的女儿,在屈家和家里一直主政,也有权力欲望,所以动员屈家和出任支部书记时,屈家和说,我得回家跟孩子他妈商量一下,一商量,他女人自己就满票通过。我们也觉得找对了一个人,稳住了一个村。
再说屈家和,在他当水泥厂厂长时,就对王文海的作为看不惯。当上支部书记后,在自己女人的支持和教导下,一开始也信心百倍,有心大干一场。谁知好景不长,他总算是把民工建勤任务勉强组织完成后,由于王文海在下面操纵,王家的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搞得村里乌烟瘴气,一些人找茬子打了屈家和一顿。派出所虽然派人把打他的人抓了几个,赔了他的汤药钱,他女人从此看透了,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干这村干部了。他就找到我交差,坚决不再干这“受累受气的xx巴支部书记”了,村里一时群龙无首。
在我未到灌河上任之时,我就从同僚处认识一个叫张明乾的人,此人思路清,口才好,为人豪爽仗义,乐善好施,在群众中很有威信。由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他当了村里的造反派,突击入了党,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员给罢免了,从此,一门心思做生意,倒也发了点小财。在一起喝酒时,我觉得此人是个帅才,只不过是怀才不遇,从政的心并没有泯灭。
目前正当用人之际,我不由得想起了这个人才。我打电话问了县委办的老兄,征求他的意见,他说,这个人完全可以用,治理小桐河绰绰有余。
我又征求了县委组织部的意见,组织部副部长说,这样的人可以重新入党。于是心里就有了底,又不好太明显地告诉左平奇他们,让他们太懒省事。同时,由于没有深入了解,也不知道此人究竟在群众中有多高威信,就让平奇他们认真去考核。
平奇他们已经尝到跟着我工作的甜头,于是又向我要“锦囊妙计”。我说:“有啥锦囊妙计?这个村原来的干部一直太软,才下了台,新任支部书记又一度造成混乱,没有强有力的人出现不行,你们只要在村里给我找一个‘一鸟入林,百鸟不语’的人就是最大的成绩。”
平奇说:“看来你心中已经有人选了,干脆给我们说说,一安排不就妥了。”
我说:“先不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摸吧,看看我们是不是想的同一个人,最终以你们摸出来的为准!”
平奇说:“反正贺书记你的思路清,方法活,按你说的没有错。其实‘一鸟入林,百鸟不语’就是真经啊,我们就循着这个原则找吧。”
果然,几天后,他们找我汇报,我说:“你们先不说是谁,我在纸上写一个人的名字先翻过来扣在桌上,等你们说后,咱们对一对是不是同一人。”
他们就把如何工作、如何发现人才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甚至连张明乾的历史遗留问题也说得清清楚楚,怎么解决这个人的问题也拿出了方案。并且强调说,这个张明乾不管与你想的是不是同一个人,也都符合你说的标准,建议一定得用这个人,不然小桐河仍然有好戏看。
我把那张纸翻过来让大家一看,春亭首先惊呼:“我操,这不是不谋而合嘛。”
平奇他们几个说:“贺书记,你是怎么发现这个人才的?给我们讲一讲嘛。”
我卖个关子说:“军事机密,无可奉告。”
平奇说:“你这么有把握,早不如直接给我们说说不就省劲了。”
我这才说了我知道这个人的过程,不过是来灌河之前在一块儿喝过一次酒,就这么一点点带有传奇色彩的来历,大家听了大笑。组织委员马国朝说:“这叫做:贺书记注定灌河当书记,才能够早年慧眼识英才!”
青石沟村支书史敬先,在村里作风比较“开渣”(有魄力),几任领导都给予了充分肯定。我来之前,他才辟了一个山包盖了一处新宅子。后来有人说,他开辟的这个新宅子风水不好,因为房子盖起以后,他女人就开始有病住院;刚出院回家,他的孩子又掉进了红薯窖里,差点没命;大年下的,他买了一挂长鞭炮放放,崩崩秽气,结果把柴垛点燃,着了半个灶火;救火时又烧伤了脚,过罢年两个多月,走路都是一瘸一拐的,到镇上开会村里专门派三轮车接送,大家开玩笑说他成了专车书记。这还不够,因为他的村东边果子峪村有几个人常年告状,也传染给了他这个村,于是几个群众就跟他捣蛋。
灌河人很奇怪,也许是去省城的路比去县城的路好走的缘故,只要上访,既不上镇里,又不去县城,也不到市里,一头就往省会里钻。告不大的小事也跑到省里。山里人一到大都市就成了“大傻蛋”。上访的人,家里一般都不富裕,出门时带的钱肯定不多,到了卞州那样大的都市,这些山里人晕头转向,吃不好、没地方住,有人连信访部门的大门朝哪里开都没有找到就回来了,又冻又饿,心里发誓不会再去第二回。
山里人又自有他们自己的狡黠之处,回到村里后,对自己进省会吃的苦、受的罪守口如瓶,反而吹嘘“省里领导如何如何的好,管吃管住,给好烟卷子抽,好茶叶水喝,回来还给送二十块钱的盘缠”。老百姓好糊弄,于是大家对能够去省里上访很神往。接着,又有人上当去上访,回来照此办理,再骗其他人继续上当。
青石沟村的上访人,就是听了果子峪村的上访人说得心里发痒,也抱着找到大官,一炮告倒史敬先的必胜信念,满怀革命的战斗豪情去了卞州,结果连省委在哪里也没有找到。
一个识字较多的人说,我们不能白跑一趟,死马当成活马医,不如找个邮局把告状材料寄给省委书记吧。他们就买了一个信封,写上“省委书记亲收、您的一群老乡寄”,可能是秘书真的把他们当成了省委书记的老乡,竟然天真地把信交给了省委书记,估计省委书记也不过看了两眼就顺手批转给信访局阅处。这一批不打紧,层层跟着下达批示,最后由县纪委批到镇纪委查处,并报结果。
镇纪委书记牛振山把层层批件交给我看后说:“贺书记,看来这里的问题相当严重,怎么查,由你来定夺!”
我在县委办公室干过多年,这号事情见得多了。又看了看批得密密麻麻的信封上,写得歪歪扭扭的字,是“您的一群老乡”,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如果反馈给省委书记,他一定觉得非常可笑。又看看内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就说:“振山,你现在不用调查就可以向上写汇报,‘经查证,没有实据’就行了。”
振山不太理解我的意图,说这么办是不是有点草率?我给振山讲了我对这封信的看法分析。振山明白了:“对,就是这么回事!”他又问:“那村里的老百姓咋办?”
我说:“好办,抽空你带纪检委员去一趟,不要说省委有批件,只说党委见到了你们的材料,来了解一下情况就是了。”
振山说:“是深了解,还是浅了解?”
我说:“据我所知,史敬先没有多大问题,这些人实际上是看着史敬先最近倒霉事情多,想落井下石罢了。你知道山沟里烤败的小火堆咋个弄灭不?”
振山仰着脸不解地看着我,我笑笑说:“掏出你的xx巴来,一泡尿不就浇灭了?!”
振山明白过来,哈哈大笑:“这是贺书记教给我的最好方法!”
结果,当振山找到那几个上访群众的时候,他们连去卞州上访的事情都不敢承认。后来,振山把这个过程讲给史敬先听,史敬先感动得掉泪。连声说:“谢谢贺书记、牛书记你们几个领导,我要是不跟着领导们好好干,就不是人养的!”
正是:用人多渠道,灭火出奇谋。
毕竟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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