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办公室后，给白局长打过去电话，把印刷费的事情说了。白局长在电话里面马上作了检讨：“小宋同志，这件事是我没有落实好，请王市长原谅。刚才出版社的同志打过电话，我批评了他们。印刷费不就十万块钱吗，王市长的诗集怎么也得定价二十块，让出版社多印五千册留下来发行，这印刷费不就出来了吗？出版社的同志真不会办事。让王市长放心吧，书很快就会印出来，到时候你一定要请王市长签上大名送我一本，这事比什么都重要，我可拜托给你了。”

    “那好吧，这事就这么定了，到时候要是出不来书，你我可都不好向王市长交代。”我在电话里又踢了白局长一脚。

    “放心吧，小宋同志，我不会拿自己的乌纱帽开玩笑的。”白局长笑眯眯地说。

    “他妈的，他可真会当官。”我放下电话后想。和白局长相比，自己还不算卑鄙。我出过书，不是傻子，懂得出书的门道。出书拿稿费，是出版社看到书有发行量，能从图书市场上把钱赚回来，除了自己赚的，还有钱付作者稿费。自费出书，是出版社向作者要书号费、编辑费和印刷费，该赚的钱已经赚到手了，书印出来后作者拿走，是卖还是送，和出版社没有关系。合作出书，是出版社和作者都拿钱，各负责一部分工作，赚了钱后再分成。像王市长这样出书的，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一切费用要出版社承担，一切收益王市长都要拿走，没有公平一说。这是我安排的，不知道王市长怎么想，会不会批评我擅自做主。即使挨批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的理由是，当秘书的就是要为首长争取最大利益。争取的过程不一定非要首长知道，首长公务繁忙，关心的是事情的结果而不是操作过程。

    回到家，我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向杨倩作了如实汇报。满以为她会夸我一通，没想到她还说我脑瓜子太木，会给领导找麻烦的。

    “怎么会呢？我给他多挣钱，他会不高兴？”我觉得她神经过敏，冤枉了我对领导的一片好心。

    “多挣钱他当然高兴了，他们这一级的领导月收入不过一千多一点，他们也是人，知道钱多是好事。”

    “就是。我算了一下，每本定价二十块，五万册要是都卖出去，就是一百万。什么费用都不用出，一百万就进腰包了。当领导好，挣钱容易，我要是有一百万，我就辞职，去周游世界，然后找一个僻静之处，安心搞我的文学创作。”

    “你想得美，一百万？我告诉你，这一百万要是全进了王市长的腰包，他就得下台。你这不是帮他，你是在害他。”

    “为什么？”

    “因为该付的费用他没付，容易让人抓到把柄，别看他们位高权重，一旦被别人抓住把柄，就和遭雷劈的树一样，会轰然倒地的。”

    “人家不要他出钱。”

    “不要也得给，关键是看给多少。”

    “给多少呢？”

    “一百减一，拿出一万块钱来给出版社，甭管是书号费、编辑费还是印刷费，就这么多，谁来问出版社都有的说。给不给是性质问题，给多给少是态度问题，它们在本质上是不同的。”

    “我明白了，还是老婆高明。要不是你提醒，我险些铸成大错。”

    “你呀，且得学呢。”她点着我的脑门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被破格提拔到正处级了，今天刚公布的。”

    “你又提了？”我吃惊地问。老婆像是坐上了火箭，毕业没几年居然当上了正处级干部，大有前途无量的态势。我辛辛苦苦地为王市长打工，王市长虽然有意思提拔，却没落实到行动上。我和老婆已经差了两级，可无论从水平上还是能力上，我比她都不差。为什么她总是艳阳高照，我却得不到一缕阳光？从给王市长出诗集这件事上，我体会到了位高权重的意义。我要是当上高官，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出书，我要为这个世界多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

    王市长的诗集印出来后，我打电话给J局局长，局长马上派车把书全拉到了J局招待所，同时让所长指定三名工作人员专门负责卖书。局长没有食言，让局长办公室的人拿来二十万现金买下了一万册诗集。我接到通知后，立即去了J局招待所。

    把王市长的诗集变成现金过去只存在于我的幻想之中，钱只是一个数字符号而已，当实实在在的二十万现金真的堆在面前时，我被震慑住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钱，二十万，像一座金山，把我的眼睛撑得像个白痴半天不眨一下。

    我把二十万装进公文包，抱在胸前，浑身发抖，是那种微微的颤抖，随之而来的是冷的感觉，那种赤身裸体走在冰天雪地里的冷，无处躲，无处藏，只是冷，冷得牙齿打架。司机小陈听到我牙齿碰撞的声音，问我要不要去医院。小陈并不知道公文包里装着二十万。机关车队的司机从不陪着坐车的人去办事，他们的规矩是不问、不看、不听他们不该问、不该看、不该听的事，所以不论陪谁出车都是在车里坚守岗位。

    小陈的问话多少缓解了我的紧张感。坐市政府机关的车，警察一般不会拦截，强盗、小偷更不可能进来，我没有理由紧张。我把公文包放在身边，对小陈说直接回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