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雕像孤单第6节雕像孤单(1)
(1)
萨拉曼卡是怎么一个地方?除了一所与城一样大的萨拉曼卡大学,我想它剩不下什么别的东西。当然,还有一条不敢小看的河;因为一部有趣的异色的书,它的题目是《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LazarillodeTormes)——乃是世界流浪汉小说的鼻祖;所以这条跨着一座石头罗马桥的浅浅的河,也就成了一处文学圣地。
所以,我怎么也得去河边瞻仰一番。只是,直到走到河边的那一刻为止,我还没有读过这部小说。
我是在二月十五日反战大游行的次日,到达萨拉曼卡的。急急看了前一天游行的报道,就赶快跑去看河。夕阳下,那河水粼粼闪烁,如一条碎裂的玻璃。战争就要来了。人们拼尽了力气,但没能阻止住它。费了漫长时光建立起来的民主,望着河流我想,原来就象这玻璃一样,又薄又脆。当玻璃被粗暴地打碎的时候,世界并没有捍卫民主。
走向罗马桥必须路过一所教堂。本来,去托尔美斯河回味凭吊有趣的流浪儿拉撒路该是一件快事;但伊拉克的灾难使人心里沉重。沿河岸绕着半圆的城墙,我们打听着,走得很累。
一路上到处看见广场和建筑前的雕像。
我一边走,一边随意浏览,大多都不知道是属于谁的。
走到桥头也看见一组铜像,是一对流浪汉。一个小孩,牵着一个盲人老头的手,朝着前途行走。塑像笔法粗旷,棱线滑圆,眼神和姿态都很笼统,有点模仿罗丹。我在台基上坐下,掏出带来的小说读起来。
书极易读,我不知不觉读了进去。
确实,不管怎么苛刻也得把它评为名著。它不仅成书年头古老(16世纪中叶),而且作者不详,成书过程奇特。一般公认它是流浪汉小说的鼻祖,不仅如此,由于拉撒路这个流浪儿典型太精彩、小说的叙事方式又太简单——一共两人:流浪儿的恶主总是更换不歇,流浪儿的噩运随之巡回不已——所以,一切有过流浪经历、或者干脆所有倒过霉的人,就忍不住狗尾续貂的冲动。这样,无名氏们在篇尾大逞才华,倾倒个人独特痛苦,模仿前辈嘲讽文风,让倒霉花样翻新,使名著生命不老。
我很快就读完了。
起身再打量这座流浪者的丰碑,觉得雕像完全没有文本的诙谐。它不单单略过细节不画眉眼,我觉得塑像者根本没有表达什么诙谐幽默。小孩是无表情的,甚至没有痛苦。老头则更是中性,全然没有书中那种——因饥寒交加滋生的恶毒。我不置可否,反正我读的不是原文,谁知道究竟是书写得过于油腔滑调,还是这种罗丹式的艺术太模棱两可?
反正这铜像高高立在托尔美斯的河岸上,和优雅古老的罗马桥作伴,宛似漫漫古代的桥头堡。
看了一阵罗马桥,又在河边遛跶了一会,我们往回走。顺着河岸半个时辰,又回到了那个正前方立着一座雕像的教堂。
一天的事结束了,我们走近雕像,还是在台座上坐下,摸出一个波卡迪奥(就是一个冷面包,夹着一层硬奶酪),吃了起来。
萨拉曼卡的市街,亮起了黄的和银色的灯,就在这时天黑了。
(2)
这一尊不似刚才流浪汉的乌黑,它是常见的那种青绿铜像。一个披发的哲人,长髯披发,衣裾飘拂,俯身看着下面的大学城。
光线很暗,看不清他的眉眼和神情。仔细辨认了铭文才知道,这第二座雕像不是别人,正是萨拉曼卡学派的弗朗西斯科-徳-维多利亚修士(FranciscodeVitoria)。
十六世纪,针对西班牙对美洲实施的大规模殖民过程,特别对其中的可怕奴役、大量屠杀、以及对印第安人的人性否认,萨拉曼卡大学的一批天主教神学家曾勇敢地批判不义的祖国,他们不畏王权和神权,显示了人类的良知。
1539年,维多利亚修士发表《论神学》,否认教皇把美洲赠送给西班牙国王的诏书合法。他说,耶稣从未把世俗权力赐予个人,教皇也无权处理他人的财产土地。美洲是有人居住的土地,本地居民拥有对土地的一切自然权利。西班牙无权借口传播基督教,对美洲发动战争。
那时,西班牙王国的宗教裁判所每天都在用火刑处死异端。殖民主义以神圣的名义,在拉丁美洲大肆屠杀掠夺。人们不能想象,他们究竟是冒着极大的恐怖,还是那个时代也存在一定的言论空间——后人只知道,维多利亚修士和萨拉曼卡的人道主义先驱们,为视为劣等非人的印第安种族,实行过伟大的辩护。
居然我就坐在他脚下!……我大吃一惊。
如今读着他的话如读天书,不仅无人听,而且读不懂。
在遥远的古代矗立的良知,使我感到一种被连根拔起的震撼。它使我亢奋而紧张,心里交叉涌着尊严和羞耻。如今,全世界都默认地注视着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施暴。他们以国际的名义,把弱者的土地和石油,赠送给正在犯罪的强盗。只因为强盗的武器,只因为强盗的恫吓。
五百年前维多利亚修士的一系列名言值得重新背诵:
“如果臣民意识到战争的非正义性就不该前去打仗,哪怕受遣于君主的命令。”
“一切民族都有权自我管理,选择他们喜欢的政治制度,哪怕选择的不是最好的制度。”
“与其强暴他人,不如放弃自己。”
……
若想知道更多只有请教人。我们看着铜像身后的大教堂,这儿多半就是当年维多利亚修士的栖身之地。但教堂的门紧闭着,不是弥撒的时间。
正打算去敲门时,教堂的巨大铁门吱呀一响,几个人漫步出来。我们赶快跑上去,似乎是一位神父出来送客。
等他送走了客人,回身推门时,我们深施一礼,问道:
“您能给我们讲一点维多利亚修士的事情吗?”
他怔住了:“谁?你说的是谁?”
我们指着雕像:“当然,就是他,FranciscodeVitoria,萨拉曼卡的维多利亚修士。”
他听懂了。他的嗓音尖锐:
——“噢,你说他么?他是很早以前的人了!”
他不耐烦地转身进去,大铁门嘎然闭上了。我吃了一惊,这个家伙,好像他对维多利亚修士怀有一股仇恨。
突兀地,黑暗里剩下我们和那座孤单的铜像。
第二章雕像孤单第7节雕像孤单(2)
(3)
——谁都说,现在这个时代,朋友愈来愈少了。
可是我的朋友——只不过多是成了雕像的朋友,倒是多了起来。
在这座不小心会说它没意思的城市,还有一座雕像不能不提。它和我莫名地勾连,似乎是深交的密友。
不知始自何时,或许是从读过莫德在《托尔斯泰传》里写的一段话后,我就萌生了一个念头。这念头经过了整整一个九十年代,都没有变得淡薄。我在想像一个人,我对他抱着超出一般的敬意。他对我当时遭遇的问题是一个重大的参考,我一直企图贴近他。这个人(也许我说的是他的雕像),就是圣芳济各(SanFranciscodeAsis)。
莫德的那段话,是在他深思熟虑之后、决定对托尔斯泰的思想行为进行知己的批评时写出的。他迟疑着,反对了人类史上的一种流脉——虽然高尚但注定失败的思想和行动。我读得出他写这一段时,有一种情感纠缠笔锋的心境。话语斟酌到如此地步,显露出他的艰涩选择。莫德如是说:
但是托尔斯泰犯了许多高尚的智者在他之前所犯的同样的错误。他看出一件重大的罪恶,又愤怒又急躁,急切地接受了一种不适当的补救办法∶但在试验这个补救办法时却没有成功而是失败了。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而采取一条孤立的道路去拯救他们的灵魂这个办法,一次又一次地被尝试来纠正社会的弊端;但是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以外,一切社会改革的道路都证明是死胡同。早期基督教公社是这样,伟大的圣芳济会运动是这样,托尔斯泰运动也是这样。
(徐迟中译本,p.671)
不过,尽管莫德的忠告使我冥神苦想,但他给我更大的提示还是他列出的名单:早期的基督教公社,圣芳济会运动,托尔斯泰运动。
对圣芳济各,他使用了“伟大的”一语。而那时,不知何故我正把圣芳济各想像成天主教的苏菲。他的清贫形象,他的褐衣麻索,他的秃落头顶,都和我心醉的伊斯兰神秘主义者不仅异曲同工,而且惟妙惟肖。
当然我已学会留意事情的复杂性。谁知道在雕像的背面,没有藏着针锋相对的故事!有时我甚至暗想,我永远不能对他们——发达列强的文化,达到精确的把握!也许我的异国随笔,不过是我即时心境的记录,以及我善意的愿望而已。
我怎能知道圣芳济各会的暗部?就如同伊斯兰学界,就算你啃完了一本弗莱彻的专著,你以为你就得到了火中之栗虎穴之子么?……我不熟悉圣芳济各的“伟大”的初期,更不清楚他的“失败”,但是我喜欢他如同圣徒的远影。维多利亚修士也一样,毕竟他的原则是新帝国主义战车无法逾越的障碍,如当路拦截的一座石敢当。
人类就沿着这些人的脚印进步,毕竟第一步,是由他们迈出的。
我每逢遇见合适的人,自然是基督教的信友,就朝他们打听圣芳济各。可是我那些朋友大都语焉不详。我还喜欢路过教堂时,就试着和神父攀谈。在圣塞巴斯蒂安,我们几乎靠这样的攀谈,和一个巴斯克神父聊得两相满意。但这在中国不易:他们在和陌生人交谈时,是敷衍的和警惕的。
渐渐地,遥远的圣芳济各成了我心里的一个情结。有时,电视里出现了教堂或教士,别人正看情节呢,我却突然大喊道:“看!圣-弗朗西斯科!……”
因为我看见了绳子,那条教士腰上束着的、充当腰带和标志的绳子。一定是他们:白绳子,打着结,褐色长袍……
还曾拜访过一个叫“小兄弟”的修会。他们也穿褐袍,被称为Capuchinos——这个词正是北京流行的起泡咖啡的名字。神父自称他们与圣芳济各会类似,我却觉得绳子系法似乎不同。
那天也没能畅谈:教堂正有一个集会,满街的白发老夫老妇,人拥人挤,我们要拜见的神父穿梭其间——还能指望谈什么呢?我坐在小兄弟会教堂的台阶上,消磨了一个冬日的下午。玻璃般的民主破裂了。暧昧的人道主义呢,大概被忘掉了。所有的人,不管怎么标榜民主的人都不吱声。一个新帝国,一个用原子弹武装起来的新十字军,正在指鹿为马,胁迫世界。
记得我无所事事,只呆坐着,盯着小兄弟会的屋顶。
在高高的尖顶上,一下午总是停着一只啄啄跳跳的鸽子。谁知道我的心思?谁理会我对他们——圣芳济各、马明心、托尔斯泰的追究?这一杯Capuchino不喝也罢,满意的答案,怕要走一趟阿西西才能找到。那只鸽子不时跳上十字架,又跳到一个褐衣教士的浮雕。我眺望着鸽子,心里茫然若失。
SanFrancisco!……我暗自念叨着。不知为什么这名字惹我喜欢,它朗朗上口,有一种亲近的感觉。
那天我还没有看到圣芳济各的雕像。
在萨拉曼卡找到雕像的那天,是在维多利亚修士之后。
第二章雕像孤单第8节雕像孤单(3)
(4)
圣芳济各很难找,最后发现,它躲在一个小小的公园里。
与前两座不一样的是,圣芳济各是一个现代派的铁雕。粗糙厚沉的黑铁,弯成尖顶帽,铸成刀剑般的腰绳。那个铁像扭曲着,做着一个古怪的搂抱姿态。当然做得粗糙,使用铁质,都可以强调他的安贫。现代派的手法,更可以略去事务的暗黑一面。
维多利亚修士和圣芳济各派似乎在给我描绘着一个粗粗线条,这个轮廓里似乎充斥着一种朴素的人道主义,它不是中国智识阶级装点嘴巴的人啊人,它随时准备牺牲——从抛弃财产到反抗皇帝,从受歧视的思想到被判为异端。
当然,还从一个异端到从者如流的大派别,一种纯净的理想,到一个世俗化的教团。在浊浪滔滔的人间社会,它被本能与利益的合力裹胁,随波而下,九曲八折,迷失了遥远的初衷。
坐在铁圣徒的脚下,啃着剩下的半个波卡迪奥,我看不懂他虚怀合抱的姿势。
几个铁星星,粘在他的手上或那合抱的袖口上。
——或许那不是铁星,是变形的鸽子?
愈看愈觉得,粘在圣芳济各袖口的铁星,就是鸽子。
突然想起小兄弟会屋顶上的那只鸽子。我恍然大悟:落在屋顶上的鸽子,成了建筑的一部分。和这铁星鸽子一样,它是建筑的活雕塑。这鸽子的含义是什么呢?愈看愈像,几枚铁星粘着黑铁的衣袖,古怪的形状没有遮住飞翔的姿态。没错,就是变形的鸽子。
圣芳济各,他究竟和鸽子之间有什么联系呢?有人说他生前呵护动物,我觉得不仅那么简单。看来到处与圣芳济各有关的地方,都有鸽子的存在。我猜来猜去,还是想到了那只叼回了橄榄枝的鸽子。也许恋着圣芳济各不肯离开的鸽子,正以眷恋呼唤和平,虽然今天人们正在容忍战争,谁都不理睬和平的教喻。
我只能找到这样的他,这座变了形的铁人,就是让我牵挂了好久的他。
再端详时,铁像愈发地怪异了。
莫德在那段温和告诫的末尾,提出了他的主义:
“脱离普通群众,我们决不能生活得更好。在实践中,结果是拒绝专业化的人——就是说,拒绝主要从事他能做得最好的工作——倒真正是过着不自然的生活。”
必须说,这样的主义,导致了对战争和杀戮的漠视。在事实上,高尚的取道未必就一定意味着绝对主义。关心他人,也不一定就是缺乏对人的复杂性的判断和机智。
不,即便莫德的善意是确实的,即便他的探讨基于深刻的社会经验和真实——人们也不能以那些经验做为依据,批判托尔斯泰的原则。因为在今天,在暴虐的武力行为之外,还有恣意的舆论制造。这是更大的罪恶;它随着电视信号的覆盖,占领着每一个角落,腐蚀着艰难的世界。
国际法被侮辱了,虽然电视机高唱国际准则。共同语言在呼喇喇崩溃,哪怕再简单的黑白是非,看法都冰冷地截然对立。语言的灾荒也随之蔓延——抵抗者牺牲被称为击毙,侵略者被击毙却叫做战死。战争被称作反恐,占领后的压迫,叫做安全局势。
离开那天,我们又沿着旧路,把三座雕像浏览了一遍。
维多利亚修士的青铜像和任何一座城市的任何一个雕像如出一辙,除了那本他的著作。显然,他被敷衍了事地塑成了一个没有个性的街头饰件。
圣芳济各的铁像则意有所指,粗糙、黑铁、抽象,都显得言简意赅,且避开了细节。包括他座下的冷清,雕塑所处的公园是一个没人去的角落,门可罗雀,连鸽子都要焊接粘住——我不由佩服无名的作者。
维多利亚,圣芳济各——他们若是都失败了,还有我们伟大的导师托尔斯泰,他若也最终失败——那也无非是人的精神,以及文明程度的一次失败而已。
而不朽名著《托尔美斯河上的拉撒路》的纪念雕塑则是手法含混的,一如罗丹的作品。那本书的语言太诙谐了,这样易招误读;好像只要凑得出噱头谁都可以续作,一个中译本就干脆把它译成《小癞子》。而罗丹笔法抹平了雕塑版的明亮,它暗含忧郁,眼神模糊,老头不刁,小孩不油,人物显得比较“正面”。
但我们是一些前定主义者。虽然缺乏职业的流浪儿履历,却对小拉撒路他们那一套生来熟悉。我们的血统里,活跃着一种随时准备找他俩入伙的暗示——因为我们宁肯那样,也不愿做体制的顺奴。他俩确是我们的同伙,不同处顶多是,我们的形式是思想的流浪而已。
到了二十一世纪,才发现人没有怎么进化。和平、高尚、他人的饱暖,那一样都没上完初级班。我突然悟到——只有他们,这托尔美斯河上的流浪汉,它的含义才是最隐秘的。人类还会从头开始,从解决最低限的需求开始,重头跋涉漫长的进步之路。踟蹰于饥寒,如动物流浪,重复小拉撒路在托尔美斯河上的悲惨旅途,永远也不能答复——关于人道的深刻追问。
我最后停在石头桥旁休息,爬上仿造罗丹的双人像坐下。回想了一番维多利亚,又捉摸了一阵圣芳济各,迷茫的西班牙大地荒凉沉寂。我又把带来的小说翻阅了一遍,心里暗暗称奇,真不得了,简直是一本寓言。三座雕像还是得评它第一。不仅小说,就连老小主人公本身,也可以由代代人接续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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