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至1984年之间，我曾经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域研究计划”合作人以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进行过为期一年的东北亚历史研究。无疑，在东渡之前，我也有过一份与日本文学界以及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交流的愿望。甚至可以说，那是一份热望；我曾盼着自己的文学因这一交流而长足进步，我在内心里对这一目的寄托了远较研究学术研究更多的幻想。

    但是，在异国感受到的真实粉碎了我的幻想和希望。到了后来，事情发生了极端的变化，我不客气地拒绝了一个个电话，并且公开申明自己不愿意与日本的文学界、特别是他们的中国文学研究界接触。

    时至如今，我不仅仍在暗暗庆幸自己的这一变化，而且还暗暗确认了一个非理论的认识，即认为当代优秀的中国文学是不可能与外国人交流的。

    为什么呢？除开诸多不属本文范围的原因之外，我想指出的一个问题是：美文不可译。

    我以为这个与翻译学基本目标和理论相抵触的认识是正确的：无论是书面语（包括文学语言）或是口语，一旦在他们表达着使用者和使用民族的心境、情绪、特定意识、弦外之音、独有的生活、基于传统和文化的只可意会的心理素质的时候，它们就是很难甚至是不可翻译的。能够翻译的只是表面；只是大意、对应或比喻。翻译过程中的精益求精和刻意求真只能导致一个泥潭，站在两片文化之间束手无策的泥潭。容易翻译的语言都不是上述那种传神的东西，它们大约是机械的（如自然科学、含义准确的文牍）、平庸的（如低质的文学作品）或狭义的。可以说：传神的或有灵气的语言不可翻译。

    翻译学顽强地与这一命运搏斗着。而他们的劳作之间还有一个被忽视的问题存在：对翻译对象的尊重。

    在不存在尊重问题和问题已经解决的例子中，如对李白的诗，《水浒》、《红楼梦》，鲁迅著作的翻译中，醒目的现象是译家风起，译本不绝。如《水浒》的日译本已多达数十种，而且看来还会继续增加。这说明，后来的更严肃和更自信的译家总认为，伟著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地被翻译。这又说明，脍炙人口和流芳百世的现象背后，实际上还存在着某种非文学的原因。

    在尊重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的时候，比如外国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译介，我敢断言，他们出版给外国读者的大多只是一些平庸的故事而已，甚至只是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情报信息。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或不被他们所选择，或他们没有翻译和理解的能力。幸运的被完整介绍和渲染鼓吹了的恰好是一些次品。这些作品本来不属优异之作，他们的语言无底蕴无深味，甚至干瘪得删删漏漏也无妨大局，兼之肤浅的的政治思想内容和呆板的形式，于是正好与那些政治兴趣甚浓而艺术素养甚少的外国专家相映成趣，他们共同组成了一个更可悲的、在国外的中国当代文学形象轮廓。而事实上，与此同时，当代中国文学却正在文学化、艺术化，正在迅速地发展着。

    对别人的攻击至此结束。

    与我有关的是前面引出的一个概念：美文。

    母语的含义是神秘的，我其实是在很晚以后，才多少意识到自己属于中国人中间的一支特殊血缘——因为回族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外来民族。然而一支异乡人在中国内地、在汉文明的大海中离聚浮沉，居然为自己重新选择了母语，——这个历史使我感到惊奇。在文学创作的劳动中，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写一写使用这种语言曾带给我的种种美好感受。我记得我曾经惊奇：惊奇汉语中变幻无尽的表现力和包容力，惊奇在写作劳动中自己得到的净化与改造。也可能，我只是在些微地感到了它——感到了美文的诱惑之后，才正式滋生出了一种祖国意识，才开始有了一种大人气（？）些的对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热爱和自豪。

    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深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

    当词汇变成了泥土砖石，源源砌上作品的建筑时，汉语开始闪烁起不可思议的光。情感和心境像水一样，使一个个词汇变化了原来的印象，浸泡在一片新鲜的含义里。勇敢的突破制造了新词，牢牢地嵌上了非它不可的那个位置；深沉的体会又挖掘了旧义，使最普通的常用字突然亮起了一种朴素又强烈的本质之辉。

    这是绝不是单讲文字，更与文字游戏无缘。这一切不仅囊括了包括情节、典型、主题在内的角角面面，而且包容着和表现着作家的全部人生体验、真知灼见和文化修养。

    叙述语言连同整篇小说的发想、结构，应该是一个美的叙述。小说应当是一首音乐，小说应当是一幅画，小说应当是一首诗。而全部感受、目的、结构、音乐和图画，全部诗都要倚仗语言的叙述来表达和表现，所以，小说首先应当是一篇真正的美文。

    这样的美文是不可能翻译的。但是我应该放弃偏激的立论退一步说，这样的美文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为翻译：那就是当彼岸的翻译者具备着同样的文学气质和修养，具备着另一种语言的美文能力，特别是具备着共同的或共鸣的理解和体验，具备着同样强烈的激动的时侯，翻译或理解就是可能的，而且可能是出色的。

    而事实上太难了。

    何止国际之间，即使“同文同种”的国内也是一样，有时相互理解，即相知的困难甚至使人急得想去找个翻译。对于一种真正的美文来说，有时孤独是难免的。

    但是所以谈到孤独这个概念，还远远不是指的这些理解问题。对一种艺术或理想来说，特别是当它身上折射着某种文明在质变、民族在抉择、历史在取舍的时刻的光彩时，它不可能奢求热闹。就像尖兵在荷戟前进，就像口语在突破书面语，以及文学语言在突破语法一样，所谓美文是一头突入沙漠的骆驼，永远需要一种坚忍、淡泊和孤胆的热情。

    何况，如果作品真的是那样的美文，那么作家就会在疲倦中得到安慰、自豪和激动。他会觉得这样的作品比生活更美，比自己更美，他会觉得此生因为追求过这样的作品而毫无遗憾，他在感受着自己生命的火焰渐渐暗淡的同时，也满意地看到这生命又在那些作品中活泼地闪跳起来。在那里活着的生命不再是微弱和暴露的，在水帘一般透明而又难以穿透的语言背后，在真正的文学艺术的躯体内部，他会觉得那生命奇异地强大了。

    还有一个自我判断的问题。纵观历史指点江山都是容易的，但是，如果真的在自己的文学中寄托了一切，那么判断自己的文学就会是一件严肃而艰难的事。

    我们这一代年轻（？）作家由于历史的安排，都有过一段深入而艰辛的底层体验。由于这一点而造成的我们的人民意识和自由意识，也许是我们建立对自己的文学审美和判断的重要基础。换句话就是说，继国际、国内的例子之后，现在谈到的是对自己“翻译”的可能性问题。

    这个问题无法说清。也许自信是一种关键。也许理论是一种关键。我只能说确实有一些可悲而且可笑的“自我感觉良好”的例子存在，而且自己本人如果也是其中一员那才是最可悲和可笑的。

    而且这无异是估计未来和猜测未来；在这个问题上过分费脑筋是没有必要的，作家的创作更重要的依据是感受。

    这又是一个沙漠。但是，我们毕竟有了人民和自由这两种意识做基础，我们还可以不断地体察生活、领悟历史、捉摸艺术。我想说的只是，在我只能循着命定的方式追寻我观念中的美文的过程中，我希望自己耳中总能听见人民和历史的脚步。我企图用听见的这种声音矫正自己的方向和姿势，把被动和主动调和起来。

    沙漠又并非只是苦行和灼烤。在沙漠中，不仅有绝对的驰骋的自由，而且还有美丽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梦，我以为梦对于一个作家是很关键的，也许，梦也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梦这个字眼儿在文学中已经用滥了，我讲的梦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以为，二十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了多次：梦的信念，梦的追求，乃是一个民族、一个人、一个青年、一个作家最宝贵的财富。

    1985.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