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尼康诺·莱茵纳神父的指示，客厅里搭了个圣坛；三月里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和雷麦黛丝·摩斯柯特在圣坛前面举行了婚礼。在摩斯柯特家中，这一天是整整一个月不安的结束，因为小雷麦黛丝到了成熟时期，却还没有抛弃儿童的习惯。母亲及时把青春期的变化告诉了她，但在二月间的一个下午，几个姐姐正在客厅里跟奥雷连诺谈话，雷麦黛丝却尖声怪叫地冲进客厅，让大家瞧她的裤子，这裤子已给粘搭搭的褐色东西弄脏了。婚礼定于一月之后举行。教她学会自己洗脸、穿衣、做些最简单的家务，是费了不少时间的。为了治好她尿床的毛病，家里的人就要她在热砖上撒尿。而且，让她保守合欢床上的秘密，也花了不少工夫，因为她一知道初夜的细节，就那么惊异，同时又那么兴奋，甚至想把自己知道的这些细节告诉每一个人。在她身上是伤了不少脑筋的。但是，到了举行婚礼的一天，这姑娘对日常生活的了解就不亚于她的任何一个姐姐了。在噼哩啪啦的花炮声中，在几个乐队的歌曲声中，阿·摩斯柯特先生牵着女儿，走过彩花烂漫的街头，左邻右舍的人从自家的窗口向雷麦黛丝祝贺，她就挥手含笑地表示感谢。奥雷连诺身穿黑呢服装，脚踩金属扣子的漆皮鞋（几年以后，他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穿的也是这双皮鞋），在房门前面迎接新娘，把她领到圣坛前去——他紧张得脸色苍白，喉咙发哽。雷麦黛丝举止自然，大大方方；奥雷连诺给她戴戒指时，即使不慎把它掉到地上，她仍镇定自若。宾客们却惊惶失措，周围响起了一片窃窃私语，可是雷麦黛丝把戴着花边手套的手微微举起，伸出无名指，继续泰然自若地等着，直到未婚夫用脚踩住戒指，阻止它滚向房门，然后满脸通红地回到圣坛跟前。雷麦黛丝的母亲和姐姐们生怕她在婚礼上违反规矩，终于很不恰当地暗示她首先去吻未婚夫。正是从这一天起，在不利的情况下，雷麦黛丝都表现了责任心、天生的温厚态度和自制能力。她自动分出一大块结婚蛋糕，连同叉子一起放在盘子里，拿给霍·阿·布恩蒂亚。这个身躯魁梧的老人，蜷缩在棕榈棚下，捆在栗树上，由于日晒雨淋，已经变得十分萎靡，但却感激地微微一笑，双手抓起蛋糕就吃，鼻子里还哼着什么莫名其妙的圣歌。热闹的婚礼一直延续到星期一早晨，婚礼上唯一不幸的人是雷贝卡。她的婚事遭到了破坏。照乌苏娜的安排，雷贝卡是应当在这同一天结婚的，可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星期五收到一封信，信中说他母亲病危。婚礼也就推延了。收信之后过了一小时，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就回省城去了。她的母亲却在星期六晚上按时到达，路上没有跟他相遇；她甚至在奥雷连诺的婚礼上唱了一支歌儿，这支歌儿本来是她为儿子的婚礼准备的。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打算回来赶上自己的婚礼，路上把五匹马部累得精疲力尽，可是星期天半夜到达时，别人的婚礼就要结束了。那封倒霉的信究竟是谁写的，始终没弄清楚。阿玛兰塔受到乌苏娜的盘问，气得痛哭流涕，在木匠还没拆除的圣坛前面发誓说她没有过错。

    为了举行婚礼，阿·摩斯柯特先生从邻近的城市请来了尼康诺·莱茵纳神父；由于自己的职业得不到奉承，这老头儿总是阴阴沉沉。他的皮肤是浅灰色的，几乎皮包骨，圆鼓鼓的肚子很突出，他那老朽的面孔所显露的与其说是善良，不如说是憨厚。他准备婚礼之后就返回自己的教区，但他见到马孔多居民一切无所顾忌的样子就感到惊愕，因为他们虽然安居乐业，却生活在罪孽之中：他们仅仅服从自然规律，不给孩子们举行洗礼，不承认宗教节日。神父认为这块土地急切需要上帝的种子，就决定在马孔多再留一个星期，以便给行过割礼的人和异教徒举行一次洗礼，让非法的同居合法化，并且给垂死的人一顿圣餐。可是谁也不愿听他的。大家回答他说，他们多年没有教士也过得挺好，可以直接找上帝解决拯救灵魂的问题，而且不会犯不可宽恕之罪。

    尼康诺神父讨厌在旷地上继续布道，决定竭尽全力建筑一座世界上最大的教堂，有圣徒的等身雕像和彩绘玻璃窗，以便罗马来的人也能在无神论者的中心地区向上帝祈祷。他拿着一个铜盘，四处募捐。人行慷慨布施，可是未能满足他的要求，因为教堂要有一个大钟，此种钟声能使淹死的人浮到水面。他向大家苦苦哀求，甚至嗓子都哑了，疲乏得骨头都酸痛了。

    一个星期六，他估量捐款甚至不够做教堂的门，就陷入了绝望状态。星期天，他在市镇广场上搭了个圣坛，象失眠症流行时那样，拿着一个小铃铛，跑遍了所有的街道，招呼人们去参加旷地弥撒。许多人是出于好奇而来的，另一些人是由于无事可干，还有一些人唯恐上帝把他们藐视神父看做是冒犯他自己。就这样，早上八点钟，全镇一半的人都聚在广场上，尼康诺神父朗诵了福音书，声嘶力竭地恳求大家捐助。弥撒结束时，在场的人己经开始四散，他就举起手来要大家注意。

    “等一下，”他说。“你们马上可以得到上帝威力无穷的确凿证明。”

    协助尼康诺神父做弥撒的一个孩子，端来一杯浓稠、冒气的巧克力茶。神父一下子就把整杯饮料喝光了。然后，他从长袍袖子里掏出一块手帕，擦干了嘴唇，往前伸出双手，闭上了眼睛。接着，尼康诺神父就在地上升高了六英寸。证据是十分令人信服的。在几天中，神父都在镇上来来去去，利用热腾腾的巧克力茶一再重复升空的把戏，小帮手把那么多的钱收到袋子里，不过一个月工夫，教堂的建筑就已动工了。谁都不怀疑尼康诺神父表演的奇迹是上帝在发挥威力。只有霍·阿·布恩蒂亚不以为然。有一天早上，一群人聚在离栗树不远的地方，参观另一次升空表演，他一个人仍然完全无动于衷，看见尼康诺神父连同坐椅一起升到地面上头以后，他只在自己的凳子上微微挺直身子，耸了耸肩。

    “Hoc\est\simplicissimum（注：拉丁语－－这很简单。这个人发现了物质的第四种状态。”）霍·阿·布恩蒂亚说。“Homoistestatum\guartum\materiaeinvenit.”

    尼康诺神父一举手，椅子的四条小腿同时着地。

    “Nego，”神父反驳说。“Factum\hoc\existenltiam\DeiProbat\Sine\dubio.”（注：拉丁语－－我否认。这个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上帝的存在。）

    大家这才知道，霍·阿·布恩蒂亚的鬼活其实是拉丁语。尼康诺神父终于发现了一个能够跟他交谈的人，决定利用这种幸运的情况，向这个精神病人灌输宗教信仰。每天下午他都坐在栗树旁边，用拉丁语传道，可是霍·阿·布恩蒂亚拒不接受他的花言巧语，也不相信他的升空表演，只要求拿上帝的照片当作无可辩驳的唯一证明。于是，尼康诺神父给他拿来了一些圣像和版画，甚至一块印有耶稣像的手帕，然而霍·阿·布恩蒂亚加以拒绝，认为它们都是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手工艺品。他是那么顽固，尼康诺神父也就放弃了向他传道的打算，只是出于人道主义感情继续来看望他。这样，霍·阿·布恩蒂亚取得了主动权，试图用理性主义的诡谲道理动摇神父的信仰。有一次，尼康诺神父带来一盒跳棋和棋盘，要霍·阿·布恩蒂亚跟他下棋，霍·阿·布恩蒂亚拒绝了，因为据他解释，敌对双方既然在重要问题上彼此一致，他看不出他们之间的争斗有什么意义。尼康诺神父对于下棋从来没有这种观点，但又无法把他说服。他对霍·阿·布恩蒂亚的智慧越来越惊异，就问他怎么会捆在树上。

    “Hocest\Simplicicissimum，（注：拉丁语：我是疯子）他回答，“因为我是个疯子。”

    这次谈话之后，神父担心自己的信仰遭到动摇，就不再来看望他了，全神贯注在教堂的建筑上。雷贝卡感到自己又有了希望。她的未来是跟教堂的竣工有关系的，因为有一个星期天，尼康诺神父在她们家中吃午饭的时候，曾在全家的人面前说，教堂建成以后，就能隆重而堂皇地举行宗教仪式了。“最幸运的是雷贝卡,”阿玛兰塔说。因为雷贝卡不明白她的意思，她就天真地微笑着说：

    “因为你可以拿自己的婚礼为教堂揭幕啦。”

    雷贝卡试图阻止这样的议论。她认为建筑进度很慢，教堂最快十年才能竣工。尼康诺神父不同意她的看法：因为信徒们越慷慨，他就越能作出乐观的估计。雷贝卡心中不快，饭也没有吃完，而乌苏娜却赞成阿玛兰塔的想法，答应捐助一大笔款子。加快工程进度。尼康诺神父声称：再有这样一笔捐款，教堂三年就能落成。从那一天起，雷贝卡就不跟阿玛兰塔说一句话了，因为她确信，妹妹心里想的并不象嘴里说的那么单纯。“算啦，我没干更坏的事，”那天晚上她俩之间发生激烈争论时，阿玛兰塔说。“起码最近三年我不必杀死你。”雷贝卡接受了挑战。

    知道又延期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陷入了绝望，但是未婚妻最后向他证明了自己的坚贞。“你啥时候愿意，咱们可以离开这儿，”她说。然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并不是冒险家。他没有未婚妻那种冲动的性格，但是认为妻子的话应当重视。接着，雷贝卡采取了更加放肆的办法。不知哪儿刮来的风吹灭了客厅里的灯，乌苏娜惊异地发现未婚夫妇在黑暗中接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慌乱地向她抱怨新的煤油灯质量太差，甚至答应帮助在客厅里安装更加可靠的照明设备。可是现在，这灯不是煤油完了，就是灯芯卡住了，于是乌苏娜又发现雷贝卡在未婚夫膝上。最后，乌苏娜再也不听任何解释。每逢这个未婚夫来访的时候，乌苏娜都把面包房交给印第安女人照顾，自己坐在摇椅里，观察未婚夫妇的动静，打算探出她年轻时就已司空见惯的花招。“可怜的妈妈，”看见乌苏娜在未婚夫来访时打呵欠，生气的雷贝卡就嘲笑他说。“她准会死在这把摇椅里，得到报应。”过了三个月受到监视的爱情生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天都检查工程状况，对教堂建筑的缓慢感到苦恼，决定捐给尼康诺神父短缺的钱，使他能把事情进行到底。这个消息丝毫没使阿玛兰塔着急。每天下午，女友们聚在长廊上绣花的时候，她一面跟她们聊天，一面琢磨新的诡计。可是她的估计错了，她认为最有效的一个阴谋也就失败了；这个阴谋就是掏出卧室五斗橱里的樟脑球，因为雷贝卡是把结婚的衣服保藏在橱里的。阿玛兰塔是在教堂竣工之前两个月干这件事的。然而婚礼迫近，雷贝卡就急于想准备好自己的服装，时间比阿玛兰塔预料的早得多。雷贝卡拉开衣橱的抽屉，首先揭开几张纸，然后揭起护布，发现缎子衣服、花边头纱、甚至香橙花花冠，都给虫子蛀坏了，变成了粉末。尽管她清楚地记得，她在衣服包卷下面撒了一把樟脑球，但是灾难显得那么偶然，她就不敢责怪阿玛兰塔了。距离婚礼不到一个月，安芭萝·摩斯柯特却答应一星期之内就把新衣服缝好。一个雨天的中午，镇长的女儿抱着一堆泡沫似的绣装走进屋来，让雷贝卡最后试穿的时候，阿玛兰塔差点儿昏厥过去。她说不出话，一股冷汗沿着脊椎往下流。几个月来，阿玛兰塔最怕这个时刻的来临，因她坚信：如果她想不出什么办法来最终阻挠这场婚礼，那么到了一切幻想都已破灭的最后时刻，她就不得不鼓起勇气毒死雷贝卡了。安芭萝·摩斯柯特非常耐心地千针万线缝成的缎子衣服，雷贝卡穿在身上热得直喘气，阿玛兰塔却把毛线衣的针数数错了几次，并且拿织针扎破了自己的手指，但她异常冷静地作出决定：日期——婚礼之前的最后一个星期五，办法——在一杯咖啡里放进一些鸦片酊。

    然而，新的障碍是那么不可预料、难以克服，婚礼又无限期地推迟了。在雷贝卡和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婚期之前七天，年轻的雷麦黛丝半夜醒来，浑身被内脏里排出的屎尿湿透，还发出一种打嗝似的声音，三天以后就血中毒死了，——有一对双胞胎横梗在她肚子里。阿玛兰塔受到良心的谴责。她曾热烈祈求上帝降下什么灾难，免得她向雷贝卡下毒，现在她对雷麦黛丝之死感到自己有罪了。她祈求的并不是这样的灾难。雷麦黛丝给家里带来了快活的气氛。她跟丈夫住在作坊旁边的房间里，给整个卧室装饰了不久之前童年时代的木偶和玩具，可是她的欢乐溢出了卧室的四壁，象有益健康的和风拂过秋海棠长廊。太阳一出，她就唱歌。家中只有她一个人敢于干预雷贝卡和阿玛兰塔之间的纷争。为了照拂霍·阿·布恩蒂亚，她承担了不轻的劳动。她送吃的给他，拿肥皂和刷子给他擦擦洗洗，注意他的头发和胡子里不止虱子和虱卵，保持棕榈棚的良好状态，遇到雷雨天气，还给棕榈棚遮上一块不透水的帆布。在生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她学会了用粗浅的拉丁语跟霍·阿·布恩蒂亚谈话。奥雷连诺和皮拉·苔列娜的孩子出世以后，给领到了家里，在家庭仪式上命名为奥雷连诺·霍塞，雷麦黛丝决定把他认做自己的大儿子。她做母亲的本能使得乌苏娜吃惊。奥雷连诺在个活上更是需要雷麦黛丝的。他整天在作坊里干活，雷麦黛丝每天早晨部给他送去一杯黑咖啡。每天晚上，他俩都去摩斯柯特家里。奥雷连诺和岳父没完没了地玩多米诺骨牌，雷麦黛丝就跟姐姐们聊夭，或者跟母亲一起议论大人的事。跟布恩蒂亚家的亲戚关系，巩固了阿·摩斯柯特在马孔多的威望。他经常去省城，已经说服政府当局在马孔多开办一所学校，由继承了祖父教育热情的阿卡蒂奥管理。为了庆祝国家独立节，阿·摩斯柯特先生通过说服使得大部分房屋都刷成了蓝色。根据尼康诺神父的坚决要求，他命令卡塔林诺游艺场迁到偏僻的街道，并且关闭小镇中心区另外几个花天酒地的场所。有一次，阿·摩斯柯特先生从省城回来，带来了六名持枪的警察，由他们维持社会秩序，甚至谁也没有想起马孔多不留武装人员的最初的协议了。奥雷连诺欢喜岳父的活力。“你会变得象他那么肥胖，’——朋友们向他说。可是，由于经常坐在作坊里，他只是颧骨比较凸出，眼神比较集中，体重却没增加，拘谨的性格也没改变；恰恰相反，嘴边比较明显地出现了笔直的线条——独立思考和坚强决心的征象。奥雷连诺和他的妻子都得到了两家的深爱，所以，当雷麦黛丝说她将有孩子的时候，甚至阿玛兰塔和雷贝卡都暂时停止了扯皮，为孩子加紧编织两种颜色的毛线衣：蓝色的——如果生下的是男孩；粉红色的－－如果生下的是女孩。几年以后，奥雷连诺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想到的最后一个人就是雷麦黛丝。乌苏娜宣布了严格的丧事，关闭了所有的门窗，如果没有极端的必要，决不允许任何人进出屋子；在一年之中，她禁止大家高声说话；殡丧日停放棺材的地方，墙上挂了雷麦黛丝的厢片，照片周围加了黑色缎带，下面放了一盏长明灯。布恩蒂亚的后代一直是让长明灯永不熄灭的，他们看见这个姑娘的照片就感到杌隍不安；这姑娘身着百褶裙，头戴蝉翼纱花巾，脚上穿了一双白皮鞋，子孙们简直无法把照片上的姑娘跟“曾祖母”本来的形象联系起来。阿玛兰塔自动收养了奥雷连诺·霍塞。她希望拿他当儿子，分担她的孤独，减轻她的痛苦，因为她把疯狂弄来的鸦片酊偶然放到雷麦黛丝的咖啡里了。每天晚上，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都在帽上戴着黑色丝带，踮着脚走进屋来，打算悄悄地探望雷贝卡；她穿着黑色衣服，袖子长到手腕，显得萎靡不振。现在要想确定新的婚期，简直就是亵渎神灵了；他俩虽已订婚，却无法使关系往前推进，他俩的爱情令人讨厌、得不到关心，仿佛这两个灭了灯、在黑暗中接吻的情人只能听凭死神的摆布。雷贝卡失去了希望，精神萎顿，又开始吃土。

    丧事开始之后过了不少时间，刺绣的人又聚在长廊上的时候，在一个死寂的炎热天，下午两点正，忽然有个人猛力推开了房屋的正门，使得整座房子都晃动起来；坐在长廊上的阿玛兰塔和她的女友们，在房间里咂吮手指的雷贝卡，厨房里的乌苏娜，作坊里的奥雷连诺，甚至栗树下的霍·阿·布恩蒂亚——全部觉得地震已经开始，房子就要倒塌了。门槛边出现了一个样子非凡的人。他那宽阔的肩膀勉强才挤过门洞，粗脖子上挂着一个“救命女神”像，胳膊和胸脯都刺满了花纹，右腕紧紧地箍着一个护身的铜镯。他的皮肤被海风吹成了棕褐包，头发又短又直，活象骡子的鬃毛，下巴显得坚毅，神情却很悒郁。他的腰带比马肚带粗一倍，高统皮靴钉了马刺，后跟包了铁皮；他一走动，一切都颤抖起来，犹如地震时一样。他千里拎着一个相当破烂的鞍囊，走过客厅和起居室，象雷霆一样出现在秋海棠长廊上，使得阿玛兰塔和她的女伴们把针拿在空中都呆住了。“哈罗！”——他用疲惫的声音打了个招呼，就把鞍囊扔在她们面前的桌上，继续朝房子深处走去。“哈罗！”他向惶恐地探望室外的雷贝卡说。“哈罗！”——他向全神贯注干活的奥雷连诺说。这人哪儿也没耽搁，一直走到厨房才停了下来，结束了他从世界另一边开始的旅行。“哈罗！”——他说。刹那间，乌苏娜张着嘴巴发楞，然后看了看来人的眼睛，才“噢唷”一声，抱住他的脖子，高兴得又哭又叫。这是霍·阿卡蒂奥。他回家时也象离家时一样穷困，乌苏娜甚至不得不给他两个比索，偿付租马的费用。他说的是两班牙语，其中夹了许多水手行话。大家问他到过哪儿，他只同答：“那儿。”在指定给他的房间里，他悬起吊床，一连睡了三天，醒来以后，他一口气吃了十六只生鸡蛋，就径直去卡塔林诺游艺场，他那粗壮的身抠在好奇的娘儿们中间引起了惊愕。他请在场的人听音乐、喝酒，全都记在他的账上，并且跟五个男人打赌，说他们加在一起也无法把他的手扳到桌上。“不行，”他们相信自己动不了他的手，就说。“因为他身上有魔镯。”卡塔林诺不相信他那神奇的力气，就拿十二个比索跟他打赌，说他搬动不了柜台。可他把柜台从地里拔了起来，举到头上，并且将它放在街上。为了搬回柜台，需要十一个男人。

    在兴味正浓的时候，他让大家参观他那异乎寻常的男性器官，上面刺了蓝色和红色的各种文字。他周围的娘儿们都兴致勃勃，他就问她们谁能多给点钱，一个最有钱的女人给了他二十个比索。接着，他主张拿他抽彩，每张彩票十个比索，看看谁能把他抽到。这个价格是大得惊人的，因为最红的女人一夜才能挣到八个比索，然而大家都同意了。十四张彩票写好之后，都放在一顶帽子里，大家开始抽——每个女人抽一张。最后只剩两张可能抽中的了。

    “每人多给五个比索，”霍·阿卡蒂奥向两个幸运的女人说。“我就让自己在你们之间平分。”

    他就是以此为生的。他充当一名水手，跟其他同样离乡背井的人一起作过六十五次环球航行。那天夜晚在卡塔林诺游艺场里跟他睡觉的女人，把他赤身露体地带到舞厅里给大家参观，他的身体——从面孔到脊背、从脖子到脚后跟——每一平方英寸都刺了花纹。

    霍·阿卡蒂奥几乎不跟家里的人来往，他白天睡觉，夜晚都在妓馆区度过，在少有的情况下，母亲让他坐在家中的桌子旁边时，他才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尤其是他谈起自己在遥远地区的那些冒险经历。他遇到过船舶失事，乘着舢板在日本海上漂泊了两个星期，拿中暑死去的同伴的尸体充饥——人肉好好地用盐腌透、晒干，比较粗硬，有点儿甜味。在一个晴朗的晌午，轮船在孟加拉湾航行时，船员们杀死了一条海龙，在它的肚子里，他们发现了十字军骑士的钢盔、钮扣和武器。在加勒比海，他瞧见了维克多·雨果（注：维克多·雨果，法国议会的瓜德罗普岛代表，曾同英国人进行过海盗式的战争。古巴作家阿列科·卡尔宾蒂耶的长篇小说《启蒙时代》就是描写他的。）海盗船的怪影：船帆被致命的飓风撕成了碎片，横桁和桅杆都被海蟑螂咬坏了，轮船仍然驶往瓜德罗普，但却永远迷失了航向。乌苏娜在桌边马上哭了起来，仿佛读了望眼欲穿的信似的，在这些信里，霍·阿卡蒂奥谈到了自己浪迹天涯的冒险遭遇。“咱们这儿有这么大的房子嘛，儿子，”她叹息地说。“而且咱们还把那么多的东西扔给猪吃！”但她怎么也不明白，吉卜赛人带走的这个孩子，已经成了一个野人，一次能吃半只猪崽，猛然呼出一口气就能使花儿枯萎。家里其他的人是有这种感觉的。对于他吃东西时打响嗝的习惯，阿玛兰塔无法掩饰自己的厌恶。阿卡蒂奥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出身秘密，对霍·阿卡蒂奥所提的问题只是勉强张张嘴巴，霍·阿卡蒂奥显然力图取得这青年的好感。奥雷连诺打算让哥哥忆起他俩同住一室的那些时光，恢复童年时代的亲密关系，可是霍·阿卡蒂奥把一切都忘到了九霄云外，——海洋生活中的许多事情已经占据了他的脑海。只有雷贝卡一人第一个眼就被击中了。那天晚上，霍·阿卡蒂奥经过她的卧室门前时，她觉得，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跟这个壮汉相比，不过是穿着漂亮的文弱书生；这个壮汉火山爆发似的声音，整座宅子都能听到．她打算利用各种借口跟他相见。有一次，霍·阿卡蒂奥不知羞耻地注意打量她的身姿，说道：“你完全成了个娘儿啦，小妹妹。”雷贝卡失去了自制，又象往日一样，开始贪馋地大吃泥土和墙上的石灰，而且拼命咂吮指头，以致指头上出现了茧子。有一回，她呕吐出了绿色的液体和死了的水蛭。夜里，她不睡觉，哆哆嗦嗦，仿佛患了热病，狂烈挣扎，一直等到天亮时房子震动，霍·阿卡蒂奥来到。有一次午睡的时候，雷贝卡再也按捺不住，就走进了霍·阿卡蒂奥的卧室。她发现他只穿着裤衩躺在一个吊床上，这吊床是用粗大的船索悬在梁上的。他那粗壮、裸露的躯体把她吓了一跳，她想后退。“对不起，”她抱歉地说。“我不知道你在这儿。”可她说得声音很低，不想吵醒别人。“到这儿来吧，”他说。她听从地站在吊床跟前，浑身直冒冷汗，觉得自己五脏六腑都缩紧了，而霍·阿卡蒂奥却用指尖抚摸她的脚踝，然后又抚摸她的小腿，最后又抚摸她的大腿，低声说：“唉，小妹妹，唉，小妹妹。”接着，一种异常准确的、飓风似的强大力量把她拦腰抱起，三两下脱掉了她的衣服，就将她象小鸟儿一样压扁了；这时她作了非凡的努力，才没有一命呜呼。她刚刚感谢上帝让她生在人世，就由于难以忍受的疼痛加上不可思议的快感而失去知觉，同则在吊床上热气腾腾的泥淖里挣扎，这片泥淖犹如吸墨纸吸去了她体内排出的精髓。

    三天之后，他们在晚祷时结婚了。前一天，霍·阿卡蒂奥前往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的商店。这意大利人正在教齐特拉琴，霍·阿卡蒂奥甚至没有把他叫到一边去，就向他说：“我要跟雷贝卡结婚了。”皮埃特罗·克列斯比黯然失色，把齐特拉琴交给一个学生，就宣布下课。屋子里满是乐器和自动玩具，他俩单独留下以后，皮埃特罗·克列斯比说：

    “她是你的妹妹呀！”

    “这不要紧，”霍·阿卡蒂奥说。

    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拿洒了薰衣草香水的手绢擦了擦脑门。

    “这是违反自然的，”他解释说。“此外，也是法律禁止的。”

    让霍·阿卡蒂奥生气的，与其说是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所讲的理由，不如说是他的苍白脸色。

    “我不在乎自然，”他说。“我把一切都告诉你，是让你别为自己操心，也别向雷贝卡问些什么。”

    但是，发现皮埃特罗·克列斯比眼里的泪水之后，他缓和了下来。

    “现在，”他用另一种口吻向他说，“如果你真喜欢这个家庭，那么阿玛兰塔就留给你。”

    尽管尼康诺神父在礼拜日布道时当众宣布，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并不是兄妹，但是乌苏娜根本就不原谅他俩的婚姻。她认为这种对她不尊重的婚姻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就在那一天，在新婚夫妇从教堂回来的时候，她就禁止他俩跨进她家的门坎。在她看来，他俩等于死了。于是，新婚夫妇在墓地对面租了间小房子，住在那儿，除了霍·阿卡蒂奥的吊床，没有其他任何家具。在新婚之夜，藏在新娘鞋子里的蝎子把她的一只脚给螫了，雷贝卡说不出话来，但这并没有妨碍夫妇俩丑恶地度蜜月。邻居们对他俩的叫声十分惊愕，这种叫声一夜吵醒整个街区八次，午睡时吵醒邻居三次，大家都祈求这种放荡的情欲不要破坏死人的安宁。

    只有奥雷连诺关心年轻的夫妇。他给他俩买了一点家具，给了他们一点儿钱，直到霍·阿卡蒂奥恢复了现实感，开始耕耘同他的房子毗连的一块荒地。至于阿玛兰塔，她始终克制不了对雷贝卡的仇恨，虽然生活给了她梦想不到的快乐。乌苏娜不知如何洗刷家里的耻辱，可是按照她的愿望，皮埃特罗·克列斯比每星期二继续在他们家里吃午饭，宽宏大量地忍受了自已的不幸。为了表示对这个家庭的尊重，他仍在帽子上戴着黑带子，高兴地赠送乌苏娜一些外国礼品，如葡萄牙沙丁鱼或者土耳其玫瑰果酱，借以表示自己对她的忠诚；有一次，他甚至赠给她一张漂亮的马尼拉披巾。阿玛兰塔对他既殷勤又温存。她猜到了他的意思，抢先剪掉了他的衬衫袖口上绽开的缝线；为了庆祝他的生日，她在一打手帕上绣了他的简写姓名。每逢星期二，午饭之后，当她正在长廊上刺绣的时候，他都陪着她，尽量使她快活。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一贯把这姑娘看做一个小娃儿，但他在她身上发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她不够雅致，然而却有不寻常的见识和潜在的温情。谁也不会怀疑，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会向阿玛兰塔求婚的。的确，在一个星期二，他就要求她嫁给他了。她没中止自己的活儿，等耳朵发烧过了之后，才象成年人那样，给自己的嗓音加上一种平静和稳定的调子。

    “当然罗，克列斯比，”她说。“但要等咱们彼此更加了解以后，过急不好嘛。”

    乌苏娜给弄得糊里糊涂。她虽尊重皮埃特罗·克列斯比，但是怎么也闹不明白，从道德观点来说，他的决定不知是好是坏，因为他跟雷贝卡早就订过婚，而他俩的婚事是可耻地告终的。最后，她把他的求婚当成了既成事实——未作任何评价，因为谁也不赞同她的疑虑。家中唯一的男人——奥雷连诺表示神秘、断然的意见，只是加重了她的混乱。

    “现在不是考虑结婚的时候。”

    这句话的含义是乌苏娜几个月以后才理解的，不仅就结婚来说，而且就其他任何事情来说（只有战争除外），它都是奥雷连诺那时能够表达的唯一真实的见解。站在行刑队面前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明白，一连串不可捉摸的、难以避免的偶然事件如何使他到了这个地步。雷麦黛丝之死使他受到的震动，比他担心的事情还小一些。她的死在他心中引起的狂乱感觉，逐渐溶化成了孤独的、消极的失望感，就象他决定不再跟女人来往时的那种感觉，他一头扎进工作，但是保持了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的习惯。在这座充满哀悼气氛的房子里，夜间的交谈增强了两个男人的感情。“再结婚吧，奥雷连诺！”岳父向他说。“我还有六个女儿，任你挑选一个。”有一次，在选举之前不久，马孔多镇长公务旅行回来，对国内的政治局势非常忧虑。自由党人准备发动战争。由于当时奥雷连诺时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的观念十分模糊，岳父就向他简单地说明了两党之间的区别。他说，自由党人是共济会会员，是坏人，他们主张绞死教土，实行自由的结婚和离婚，承认婚生子和非婚生子的平等权利，并且打算推翻最高政权，把国家分割开来，实行联邦制。相反地，保守党人直接从上帝那儿接受权力，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家庭道德，保护基督——政权的基础，不容许国家分崩离析。奥雷连诺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同情自由党人有关非婚生子权利的主张，但他不明白的是，由于双手都摸不到的东西，为什么需要走上极端、发动战争。他觉得岳父过于热心了，因为选举期间，在这毫无政治热情的市镇上，他的岳父竟调来了一个军士率领的六名带枪的士兵。士兵们到了这儿，就挨家挨户没收猎枪、砍刀、甚至菜刀，然后向二十一岁以上的男人分发选票：写有保守党候选人姓名的蓝票和写有自由党候选人姓名的红票。选举前一天——星期六，阿·摩斯柯特先生亲自宣读了一项命令：从午夜起，在四十八小时内，禁止出售酒类，如果不是一家人，还禁止三人以上聚在一起。选举之前没有发生事故。星期天上午八时，广场上安了个木制的投票箱，由六名士兵守卫。投票是绝对自由的，奥雷连诺自己就相信这一点，因为他几乎整天站在岳父身边，没有看见任何人多投一次票。午后四时，咚咚的鼓声宣布投票结束，阿·摩斯柯特先生给投票箱贴上了他署名的封条。晚上，跟奥雷连诺玩多米诺骨牌时，他命令军士撕去封条，统计选票。红票跟蓝票几乎相等，可是军士只留下十张红票，加多了蓝票。然后，他们给选票箱贴上新的封条，第二天拂晓，就把它送到省城去了。

    “自由党人就要发动战争啦，”奥雷连诺说。阿·摩斯柯特先生甚至没从自己的筹码上拍起眼来。“如果你以为原因是偷换选票，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他说。“因为选票箱里留下了一些红票，他们就无从抱怨了。”奥雷连诺明白反对党的处境是不利的。“如果我是自由党人，”他说，“我就会由于这种选票的把戏发动战争”岳父从眼镜上方瞥了他一眼。

    “哎，奥雷连诺，”他说，“如果你是自由党人，你就看不到掉换选票的事了，即使你是我的女婿。”

    引起全镇愤怒的不是选举结果，而是士兵们拒绝归还收走的刀子和猎枪。妇女们请求奥雷连诺向岳父说说情，哪怕把菜刀还给她们也成。阿·摩斯柯特先生十分机密地向他说，士兵们已经运走了没收的武器，拿去当作自由党人准备打仗的物证。这种说法的可耻使奥雷连诺吃了一惊。他没吭声，可是有一天晚上，格林列尔多·马克斯和马格尼菲柯·维斯巴尔跟其他几个朋友谈论菜刀的事情时，问他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一分钟也没犹豫。

    “如果非要是个什么人不可，那我宁愿做一个自由党人，因为保守党人是骗子。”

    第二天，根据朋友们的嘱咐，他去见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借口是治肝病。奥雷连诺根本就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这样撒谎。阿里吕奥·诺格拉医生是几年前来到马孔多的，随身带着一箱无味的药丸；他有一句谁也不懂的医学名言：“以毒攻毒。”

    其实，诺格拉只是个冒牌的医生。从平庸的外表看来，他是个不走运的医生，实际上是个恐怖分子。他那高高的护腿套遮住了五年苦役中脚镣留在脚踝上的伤疤。他在联邦主义者的第一次暴动之后被捕，但他穿上自己最讨厌的衣服——教士的长袍——逃到了库拉索岛（注：在西印度群岛）。在他长时间的流亡之后，加勒比海群岛的政治流亡者把一些愉快消息带到了库拉索岛，使他受到很大的鼓舞，他就坐上一条走私纵帆船，带着一些药瓶到了列奥阿察，瓶子里装的不过是用纯糖做成的药丸，而且他身上还有他亲手伪造的莱比锡大学毕业证书。在列奥阿察，由于绝望，他甚至痛哭了。流亡者们曾把联邦主义者描绘成就要爆炸的火药桶，但在选举之前模糊的幻想中，联邦主义者的热情冷却了。这个伪装的医生由于失败而感到沮丧，现在只想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宁静地度过余年，所以就隐居马孔多了。在市镇广场旁边的一座房子里，他租了一个狭小的房间，房间里摆满了小药瓶；他已在这儿住了几年，靠绝望的病人为生一－这些病人用尽了一切办法，只好在糖球里寻求安慰了。阿·摩斯柯特是个有名无实的镇长时，医生的煽动本领还没表现出来。他把一切时间用于回忆往事，并且跟气喘病进行斗争。对他来说，临近的选举是引路的线索，可以帮助他重新找到颠覆活动的纽结。他跟镇上缺乏政治经验的年轻人联系，并且展开了秘密的、不懈的挑唆活动。阿·摩斯柯特先生认为，选票箱里出现许多红色选票是出于年轻人特有的轻率，但这些选票却是诺格拉按照计划让自己的学生们去投的，想让他们自己看看选举不过是无耻的把戏。“有效的是暴力，”他向他们说。奥雷连诺的大多数朋友热衷于消灭保守制度，但他们不敢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奥雷连诺，担心的不仅是他跟镇长的亲戚关系，还有他那难以捉摸的孤僻性格。何况大家知道，奥雷连诺根据岳父的嘱咐投了蓝票。所以，只是在一种偶然情况下，他表露了他的政治观点，而且纯粹由于好奇，他才跨出了这疯狂的一步——去找医生治疗他没有的疾病。在猪圈一样肮脏的小房间里，蛛网密布，洋溢着樟脑气味，他看见了一个骸蜥似的衰朽老头儿，他的肺部呼吸时发出咝咝的声音。老医生什么也没问，就把奥雷连诺领到窗口，检查他的下眼皮内部。“不是这儿，”奥雷连诺依照别人给他的嘱咐说，然后用指尖按住肝脏，补充道：“我感到这儿痛，痛得睡不着觉。”于是，诺格拉医生借口室内阳光太强，关上了窗子，言简意赅地向他说明，爱国者的义务就是杀死保守党人。在几天之中，奥雷连诺都在衬衣口袋里带着一只小药瓶。每两小时，他都拿出药瓶来，把三枚药丸倾入手心，一下子将它们投到嘴里，然后在舌头上慢慢地溶化。阿·摩斯柯特先生笑他相信“顺势疗法”，而参加密谋的人却承认他是自己人。马孔多所有老居民的儿子几乎都卷入了阴谋，虽然其中没有一个人清楚地知道，他们面临的究竟是什么行动。然而，医生刚向奥雷连诺吐露了这个秘密，他立即退出了阴谋。尽管奥雷连诺当时相信消灭保守制度是必要的，但是医生的阴谋却使他不寒而栗。阿里吕奥·诺格拉是个人恐怖的信徒。他的计划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协同一致地同时大肆谋杀，一下子消灭所有的政府官吏和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他们的男孩子，从而彻底铲除保守主义的根苗。阿·摩斯柯特先生、他的夫人和六个女儿当然都在名单之内。

    “你不是什么自由党人，”奥雷连诺甚至面不改色，向他说道，“你只是一个屠夫。”

    “那么，”医生同样平静地回答他，“把药瓶还我。你再也不需要它了。”

    奥雷连诺半年以后才知道，医生认为他是一个很不适于干事的人，温情脉脉，性格消沉，喜欢孤独。朋友们担心他把阴谋泄露出去，试图吓他一下。奥雷连诺叫他们放心，说他不会向任何人透露一句；可是那天夜里，朋友们前去暗杀摩斯柯特一家人时，他却在门口把守。阴谋分子见他下了决心，就不敢动手，只好不定期地推迟了计划的执行。正是那时，乌苏娜跟儿子商量皮埃特罗·克列斯比和阿玛兰塔的婚事，儿子回答他说现在不是考虑这种事情的时候。已经整整一个星期，奥雷连诺怀里藏着旧式手枪，监视着自己的一伙朋友。现在，午饭以后，他都去霍·阿卡蒂奥和雷贝卡那儿喝咖啡，他俩已把自己的家稍微整顿好了一些；下午六时以后，奥雷连诺都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每天早上，早餐的时候，他都跟已经成了高大青年的阿卡蒂奥聊天，发现这小伙子对于战争显然不可避免而日益高兴。他在自己的学校里也染上了自由主义的热病；在他的学校里，除了刚会说话的小孩儿，还有年岁比老师还大的高个子。他高谈阔论地说：应当枪毙尼康诺神父，把教堂变成学校；应当宣布恋爱自由。奥雷连诺竭力抑制他的激烈情绪，劝他谨慎小心。可是阿卡蒂奥却对他冷静的规劝和健全的想法充耳不闻，当众指责他性格脆弱。奥雷连诺只好等待。十二月上旬，乌苏娜终于惊惶不安地冲进作坊。

    “战争爆发啦！”

    其实，战争已经进行了三个月。全国都处于战时状态。马孔多只有阿·摩斯柯特先生一个人及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他甚至避免把它告诉自己的妻子，直到奉命进入这个市镇的军队突然来临。士兵们是在拂晓之前悄悄地进来的，带着骡子拉的两门轻炮，把指挥所设在学校里，宣布下午六时以后为戒严时间。他们在每座房子里都进行了比前次更严厉的搜查——这一次连农具都给拿走了。他们从房子里拖出诺格拉医生，把他绑在市镇广场的一棵树上，未经审讯就将他枪决了。尼康诺神父试图用“升空”的奇迹影响这帮军人，可是一个士兵却拿枪托敲他的脑袋。自由党人的激烈情绪消失了，变成了无声的恐怖。奥雷连诺脸色苍白，神秘莫测．继续跟岳父玩多米诺骨牌。他明白，阿·摩斯柯特先生虽然拥有市镇军政长官的头衔，但又成了有名无实的镇长。一切都是指挥警备队的一个上尉决定的，他每天早上都想出一种新鲜的特别税，以满足公共秩序保卫者的需要。他的四个士兵从一户人家拖出疯狗咬伤的一个女人，就在街道中间用枪托把她打死了。市镇被占之后过了两周的一个星期天，奥雷连诺走进格林列尔多·马克斯的住所，象往常一样温和地要了一杯无糖的咖啡。他俩单独呆在厨房里的时候，奥雷连诺用他从来没有过的威严口吻说，“叫朋友们准备吧，咱们要去打仗啦。”格林列尔多·马克斯不相信他的话。

    “用什么武器？”他问。

    “用他们的武器，”奥雷连诺回答。

    星期二夜晚，在不顾一切的大胆行动中，二十一个三十岁以下的人，在奥雷连诺的指挥下，拿着菜刀和利器，出其不意地袭击了警备队，夺取了枪支，在广场上枪决了上尉和打死女人的那四个士兵。

    就在那天夜里，广场上还传来行刑队枪声的时候，阿卡蒂奥被任命为马孔多的军政长官。那些已有家室的暴动者几乎没有时间跟妻子告别，就让她们听天由命了。黎明时分，在摆脱了恐怖的居民们欢呼之下，奥雷连诺的队伍离开马孔多，去同革命将军维克多里奥·麦丁纳的部队会合，据最近的消息，他的部队正向马诺尔移动。在离开之前，奥雷连诺从一个衣橱里把阿·摩斯柯特先生拉了出来。“别怕，岳父，”他说，“新政府说话算数，保证您和全家的人身安全。”阿·摩斯柯特先生好不容易才闹明白，这个脚穿高统皮靴、肩挎步枪的暴动分子，就是经常跟他玩多米诺骨牌玩到晚上九点的女婿。

    “奥雷连诺，这是发疯，”他说。

    “这不是发疯，”奥雷连诺说。“这是战争。别再叫我奥雷连诺；从现在起，我是奥雷连诺上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