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那一年我的胃出了点毛病，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打嗝，不停地打，我以为打打也就好了，后来发现成了毛病。现在我已不敢小看打嗝，包括别人打嗝。通常偶尔打打也无所谓，但要是打上两天，一个星期，十天半个月，事情就很麻烦，那时你可能已发不出声音，身体不断抽搐，拿不稳东西，拉断灯绳，写字总是出错。特别像我们做案头工作的人，抄抄写写，影响工作，好在那时我倒也用不着了。我陆续打了差不多有一年吧，到现在也不能说完全痊愈了。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的嗝像别人一样响，直着嗓子，每隔三到四秒就失去控制一次。那时我们办室公的人你呼他应，大家彼此彼此，很有点郊外的田园景象。后来我的声音变小了，可能因为不怎么吃东西的缘故，很多时候就是一抽一抽，类似某种生病的小动物。我不能说像小狗，但的确看上去有点可怜。我叫李慢。我注意到人们不叫我李慢而叫我慢的时候声调有了变化，好像在叫一个自我陶醉或处于睡眠中的人。我觉得没道理。我确实在想一些心事，希望接到唐漓的电话，尽管我知道这种可能性已近乎于零。同事叫我慢我不予理会，不是没听见，我觉得只要不答应人们迟早会觉得无趣。凭什么呢，事实上我的症状是最轻的，至少听声音如此。当别人还在一片鹅叫时我差不多已无声无息，就是身体还有些抽搐而已。我注意一日三餐，进食很少，不吃有刺激的食物，以粥为主，辅以饼干，声音很快得到了控制。当然，我持续的时间长，这点我承认，但我仍不认为这是人们叫我慢的理由。

    我们是一家不太规矩的小报，也不是特别不规矩，按照西方新闻就是“妇女、金钱和坏事”的标准，我们涉及了一点妇女，也就是有点倾向而已。报社挂靠在一幢部级大楼，在地下室二层办公，那时报纸已停刊了，但我们依然坚持上班，讨要一点善后。现在我还记得大楼的模样，灰色调子，内向，建于五六十年代，显然考虑了战备要求。有多层地下室，结实，甚至固执，面对现代花哨的新兴建筑一点也没自卑感。地下室结构复杂，房间又高又深，接近天顶有一横窗，似乎从未打开过，反正自打我们搬进来从没打开过，没人够得着。窗外是高墙风道，上面有水泥护栏，看上去像战争掩体。阳光有时会沿着风道或掩体折进地下室一点，尽管非常短暂，仍可看做某种来自天堂的光亮。过去我甚至没注意到那点光亮，它极易被忽略。

    闲着没事，人们打牌下棋聊天，传一些小道消息，我有时凑上听一耳朵，更多时候独自抽搐。后来觉得总得找点事干，于是开始打扫卫生。地下室空气不好，多年来基本没认真打扫过，到处是浮尘和废弃物，有些角落不能动，一动就有一股霉尘升起。灯是那种灰垢包裹的黄灯泡，多数已经坏了，少数免强亮着，让人想到太平间。许多巨大错综的管道悬在上面，能听见低频的轰鸣，不时有水珠从上面滴落。我的动作非常轻，怕影响别人，几乎类似小偷小模，只是由于控制不住抽搐有时才会扬起一小股灰尘。尽管如此，我还是遭到了强烈的反对，我记得就从那时起人们开始叫我慢的。

    没人能让慢停下来，有人让慢回家等消息，说一有消息立刻通知他，绝不把他落下，但那时李慢好像耳朵也有问题，听不见别人说话——当然，那是不可能的，长期在地下室的人耳朵都十发灵敏，只是李慢充耳不闻，像没听见一样。为了尽量不影响大家，李慢用水把灰尘打湿，动作也越发轻灵。打湿了的灰尘味道醇浓，芳香扑鼻，以致李慢的抽搐有了较长时间的停顿，似乎有一种疗效。那种味道在空中弥漫开来与刚升起时还稍有不同，初时甚至嗅到虫子的某种气息，稍后就浑浊了。李慢后来从中医那里证实，阴湿软虫败火祛滞，对脾胃确有一定疗效。李慢当时只是凭直觉嗅到那种奇异潮湿的尘香，因此欲罢不能深沉地呼吸，以致多少出现了耳鸣症状。或者要么就是人们打牌吵的。干不完的活，清理完了自己的书架，柜子，抽屉，报纸堆，然后扩展到别人的，从一间办公室到另一间。有些房间已没人，可以放手干，可以与阴湿软虫长时间对视。现在我还记得那是一种生着非常小的眼睛的虫子，类似蚯蚓，但不是蚯蚓。

    不容否认，地下室渐渐改变了面貌，空气已有所不同，能感到水的湿度，它类似一种清新剂，就是霉味太大了点。由于不通风，浮尘总是以最小的方式顽强地停在空中，久久不散，这使李慢的工作打了不小折扣。大约就是那时李慢开始盯上了天顶的通风窗，并且意外发现了短暂的阳光。李慢想要打开天窗，但是天窗太高了，必须有梯子才行。李慢转遍了整个大楼，所有可能的地方都转到了，后来终于在存车棚发现一个。李慢自己没办法扛动，就找门卫帮忙，试图以两包烟为代价，本来已说成了，可门卫一听是地下室的报社立刻终止了合作，并引起了警惕。门卫到地下室勘察了一番，没发现什么异动才算了事。

    李慢不甘心，连续几天无人的早晨，挪动办公桌，桌上面放椅子，还是够不着，又把从家里带来的小圆凳放上面。这落了三层，样非常危险，随时都有掉下来的可能。即使小时候李慢也没玩过这种蹬梯爬高的游戏，完全是李慢自己想出来的。每天早晨李慢爬上爬下，反复演练，有时一筹莫展，有时孜孜以求。高空作业李慢不敢太用力，因此进展十分缓慢。窗子已锈死，根本打不开。敲。震。推。李慢到得越来越早，因为每次必须赶在别人上班之前收拾好桌椅，恢复原状，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劳动创造了人，这话不假，李慢学会了使用工具。李慢找来各种能找到的工具，钳子，改锥，撬杠，甚至小钢锯，有些工具是李慢花钱现到五金店买的。最后是小钢锯起了作用。丝丝扯锯的声音不好听，但是非常均匀，李慢知道怎样用力，劳动创造人嘛。李慢早年听说过车工钳工什么的，不知是干什么的，但现在他觉得自己就像钳工，甚至想如果不上大学不读那么多书的话，他可以学一门手艺，比如一个鞋匠或一个自行车修理工——他会拆洗自己的自行车――那样他的生活就永远不会成为问题了。

    某个潮湿的早晨，李慢终于锯开了钢窗，打开窗的那一瞬间李慢十分激动，禁不住把头伸出窗外，看到了通风道，高空一扇打开的玻璃窗反光刚好照到了李慢，竟然看到了早晨的太阳，说不上金光灿烂，但完全称得上夺目。李慢伸着脖子使劲向上看，觉得上面也应有人能看到他，天非常窄，只有一线天，没有云，能看见气流忽忽飘过楼顶，像刮风一样。那时李慢多希望楼上有谁也探出窗子向下看，那样那人就会像在深水中与他打个照面，相看两不厌，说不定还以为看到了自己呢。结果正想着李慢蹬翻了凳子，脚底一下悬空，凳子唏里哗啦掉在地上，有一种劈了的声音，肯定是从家拿来的小圆凳摔坏了。李慢吊在天窗上，事实上如果李慢当时清醒一点或许可以蹦到桌子上，但李慢吓坏了，根本不敢往下看，竟然慢慢向上爬去，后来骑在了窗子上。现在我已不记得李慢吊了多久，可能只十分钟或十五分钟，也可能更长。后来，当然了，有人来上班了，陆陆续续。李慢的同事见到李慢骑在窗户上无不惊讶莫名，但是也一直没人把李慢弄下来，每到一个人开始都是一张惊诧的面孔，然后问是怎么回事，再后就是笑，好像李慢十分有趣，谁也没想到李慢或许是寻短见什么的。

    李慢也不急，反正肯定会得救，同样人们知道了怎么回事也愿意李慢在上面多呆会，看到新到人的惊讶面孔。李慢不再回答新人的问题，问什么都不说，用不着他说了。没人理解李慢为什么要这样做，也没人知道这些天李慢做了多少神奇的努力。李慢不说话，样子非常无助，甚至是痛苦的。人们只是一味惊诧，兴奋不已，好像李慢已不是他们的同事，是一只猴子。这也不能怪大家，某种情况李慢的确像一只猴子，紧紧抓住窗棂，侧头向下看，有一些简单而认真的思考，好像他看别人比别人看他还要好奇。后来大家取得一致意见，认为李慢可能要寻短见，当然是做戏给新到人看的，结果一张张惊诧的脸让人们兴奋不已。新加入的人盼望后来的人，有人急着打电话叫那些还没出家门的人快点来，报社出事了，来吧，来了就知道了，快点。

    人们扔水，吃的，瓜子，面包，我认为他们太过份了，一样也不接。他们寻开心，当我是猴子，可是又扔上一条毛巾让我围脖子上，挡挡风，我不接，看着他们。我能怎么样呢，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吧。瞧他们合不拢嘴的样子，我觉得自己也没什么，比他们还高出许多，看他们也一样，他们愿意开心就开心吧。我一点也没觉得冷，什么也不要。直到两个年纪大点的女同事到了，人们的同情心才得到提醒，把椅子放好，有人站上来，把我抱下来。

    我的身体已经僵住了，半天缓不过来。女人心肠就是好，对我虚寒问暖，打来热水，泡上茶，放了冰糖，说冰糖有利于血液循环。我觉得饿了，想吃别人碗里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早晨我没吃饭。我提出申请，立刻得到了满足。吃着热腾腾的方便面，我觉得彻底缓和过来，但是刚一放下碗又打起响亮的嗝来。吃饱了嗝就打得响亮，是没办法的事。

    我一直希望人们谈到空气，因为新鲜空气已源源不断从天窗涌进来，可是人们好像更关心我的精神，好像我根本不是胃的问题。人们劝我回家，让我以后不要来了，有这么多人坚持不少我一个，一有发钱的消息马上告我。我不是为了钱。我愿和大家在一起。阵阵凉风带来了多么新鲜的空气，下午某个时候说不定还能见到阳光呢，那该有多好。女同志抱怨温度低了，没多穿衣服，甚至要求关上天窗，让我伤心。她们平时怎么说的，老抱怨抽烟的人多，呛人，现在问题解了又抱怨冷。人们批评我，说我多事，有人甚至说：慢，你开的窗户你去关上！听上去不怀好意，我听得出来。我真的去关了，不是赌气，我觉得人们说的也有道理，窗子不能老开着，定时通通风就可以了，这事我想就由我负责吧。我还有一个私心，登高可以抑制打嗝或忘记打嗝，事实上由于置于高处的恐惧，由于冷风，我打嗝的毛病在上面完全消失了，而且还有了食欲。我愿意经常到上面去。

    中午我吃了整整一个馒头，还吃了一份猪肉汆丸子，我不知是否能够消化，但是我的确食欲不错，人们不肯定我我觉得也值得这么做。每天仍有相当数量的来稿来信，我编文艺副刊，像过去一样审读来稿，给作者特别是诗人回信，提出意见，将稿子退回，告知报纸已停刊，何时复刊再行通知。不能说完全没有复刊的可能，我听说报社有人不仅在争取善后费，还在做复刊的努力。我知道这不太可能，但我愿意相信，同时我认为也应该给读者以信心。

    大楼同意发一些善后费，是个好消息。

    或者也是坏消息。真的要离开了。

    消息传出，地下室走廓排起了长队，平时不来的人都来了，以至自打停刊就消失不见的人也来领钱了。本以为他们找到了工作，结果没有。谁也没怪他们没为善后费做贡献，有抱怨也埋在心里。阔别的人照例面子上敬一支烟抽，说到各种情况摇头叹息，明天大家就要彻底各奔东西了。没什么人聊天，都默默的等着，抽烟的人多，平时不抽烟的人也点上一支，吞云吐雾。女同志就有些受不了，大声咳嗽，乃至变了声，实在忍不住就嚷起来：

    “你们别抽了行不行，少抽点，还让不让人活了！”

    干咳，沉默，没人应声，烟照抽不误，烟头明明灭灭，没人掐掉。个别人在角落沉溺地交谈，声音很小，但十分专注，根本没听到女同志的叫嚷、嘤嘤的啜泣。不能只有哭泣，在哭泣中或许需要某种无动于衷，需要有人专注交谈，否则也许会引起更多哭泣。交谈的人是两个过去报社的风云人物，消失很久了，以至有传言他们去了海外。他们今天到场让人奇怪，原来也看重这笔钱，好像他们原来不需要似的。他们没做一点争取工作，有钱了才现身，现了身又与众不同地沉浸在自己神秘的话题之中。工作对他们大概是小事一桩，他们具有某种职业性质，不属于云云众生，柴米油盐。人们不需要他们，又需要他们，说不清。他们高深莫测，一支接一支吸烟，时高时低抑扬铿锵的声音让无言的人的确感到某种力量，甚至某种安慰。

    队伍缓缓向前移动，拿到钱的人无声地离去。每人两百块钱，两百块钱能干什么呢？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只是今天交换的信息让人绝望，奔波了一段时间的人回答大体相同：现在所有单位都人事冻结，不进人，免谈。没什么说的，只能是吸烟。幸亏我打开了通风窗，不然地下室会像失火了一样。女同志这时真正显出了无助，有人怀着身孕，抗议吸烟，但是无效。剧烈的咳嗽声中仍有人在打火，互敬互让，像充耳不闻。

    轮到我了，我向后面的女同志谦让了一下，我没听清谁怀了孕，所以都可能怀孕了，但是后面的女同志一把把我推了进去，好像我更应该照顾。这是一间临时准备的财务室，有两房那么高，实际上是打通了两层地下室一个特大房间，上面管道纵横，又高又旷，四壁皆白，天顶玻璃窗已达上面地面，甚至高出地面。这间房我从没进去过，因为一直上着锁，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在门口已适应了一会光线，但进到里面还是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天窗射进的一道阳光，就在我头顶上，一直打在对面墙上，能看见光线中里密度很大的浮尘，如同走进实验室一般。尽管我像走在月球上，但仍听到了自己的脚步声，甚至听到某种回音。高旷的房子中间有一小撮人，一张临时的桌子，不是报社的财务人员，都穿着蓝大卦，面无表情。有回音地提问。回答。确认。签字。领到信封，离开。我又转了回来，我问：大楼饭票可以退吗？回答是肯定的，不过得到上面行政处，现在不行。我又听到了自己的清楚的脚步声，中间又停了一下，声音立刻消失，好像试音一样。我看见墙角一只巨大的蜘蛛正在工作，阳光刚好落在它身上，能看见一种奇异的光纤，它飞快地吐了一道丝，滑向另一端，像空中飞人一样，以致我觉得自己也被扯动了，几乎飘着离开了房间。

    因为感觉还在蛛网上飞行，就没同任何同事道别，也没回办公室，直接飘着到了楼梯口。我想家。现在只有家。楼梯黑洞洞的，灯泡早坏了没人给按上，上面有水滴落，我不躲不避，没有感觉。某个瞬间，我的身体不明原因倒下，一点也不突然，好像很慢很慢地倒下。事实当然可能并非如此，只是我记得当时心智有些不清，并且还在想着空中飞人，因此觉得一点不突然，也没觉得疼。我在楼梯上小睡了一会，非常安静，也不知睡多长时间，可能不会太长。如果我不是特别安静，像灰尘一样，我想我不可能拌到后面的人。是的，我被一脚踢醒，立刻站了起来，站得稳稳的。是个女同事，吓得尖声大叫，我说我是慢，慢，女同事头也不回，一溜烟跑上楼，她是那会的哭泣者之，我想可能怀孕的就是她，她怎能那么跑呢？连孩子也不顾？我不信仰宗教，没有上帝，所以只能呆立一会，然后慢慢爬楼，不由自主就用上了手。挨到了上面，大厅人多了，我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手了，这会很难为情，而且怎么也得有点尊严。我勉力穿过大厅，本想一直昂首挺胸步下大楼台阶，结果很不如意，还是使用了手。

    我或者慢那一年置身在冬天的风中，人有点残疾，不过骑在自行车上倒是看不大出来。那时虽然已是十二月，但空气中仍残存着某种刺鼻的味道，有地方在烧干树叶，隐约还能闻到一股胶皮或机油味儿，履带的痕迹依然明显，油污也尚未除净，让人想到一些死去的灵魂。我和慢去万寿路，我们沿长安街一直向西，那时树上还挂着稀落的干树叶，不时飘落一些，自行车轧过发出又干又脆的声音。那一年我的自行车四处奔波，寻找一切可能的关系，只是我的关系少而又少，大学同学倒是有一些，能记起的人实在有限，而更多人已把我忘记。我不能怪他们，我上大学没有要好的朋友，我只能向他们好报出名字：“我是李慢”。

    我的名字通常比我本人给人印象深刻，一说人们就想起来，好像想起的不是一个人而一种事物。老同学对我还算热情，答应一有消息就告我，只是之后差不多都没什么下文。那时还没有职介所，报上招聘启事一时全消失了，只能靠老同学。

    到了万寿路，拐入一条斜街开始陌生起来。我下了车，掏出老同学朋友的朋友写给我的条子，那位友人同情我的处境，心也挺细，怕我找不到地方，给我画了草图。收起条子，继续向北，向西，又看了一次条子，向北。路已有点荒，看见了城市的河流，眼看快要进庄稼地了，终于看见路边一个红砖围成的院子，按图索骥应该就是这里。院子很大，四周空旷，墙头插着碎玻璃片，玉米秸在上面飞扬。院门破落，看到了中国社会商务调查所的方形铜牌，另一边是汽车修理厂的白牌。没有传达室，也没见到一个修理工，院子里倒是横陈着一辆汽车残骸，上面落满灰尘，好像很有年头了。一排平房，一座二层简易楼，简易楼是平房上的加层，看上去摇摇欲坠。我进到了楼内，马上又出来了，里面空空如野，什么也没有。只能上二楼了。最初朋友介绍地点时提到汽车修理厂，我就奇怪那么大一个社会调查所怎么会在一家汽车修理厂？后来才明白是一家民办机构，那时的民办机构好像可以乱叫，叫中国XXX或中华XXX的比比皆是，听上去非常响亮，越是民办越打着国家的响亮牌子。

    简易楼楼梯外置，陡峭，摇摇晃晃颤颤悠悠，梯铁的声音让我心惊。我的腿还没好利落，很不适合上这样铁索桥似的楼梯，几乎忍不住又要用手。提心吊胆，总算进入简易活动板房。里面还不错，一种蓝色调子让我眼睛一亮，与外面大车店的环境完全不同。房间明亮，分隔成不同区域，板墙发出现代办公环境的芳香，办公桌清一色的灰，富于质感，线条明快，接待室墙上贴有“文明、祥和、敬业”几个大字，下面是蓝色小字。我找的是所长，同学朋友的朋友差不多为我打了保票，所长是他的哥们，尽管如此，蓝色环境还是把我吓住了，不知道能不能成。

    所长坐在大办公台后面，人太小了，西服裹着短小的身体，老板椅升得很高，让人想到幼儿园；所长一只眼呈暗红色，有点斜视，显然是很陈旧的沙眼，以致整个眼白都给浸红了。显然注意到我诚实的表情，不耐烦地问我：

    “什么事？”

    我递上条子。

    所长看了一会，似乎仍在生我的气，没显出一点热情。

    “有简历吗？”

    我赶快呈上。所长看简历，我看着所长，没有想笑的感觉，如果我心情好的话就很难说。所长是否像日本人我说不上来，样子有点挺拨，如果椅子合适，不坐那么高，事实上挺有威严的。

    “你有什么想法？”所长问我。

    我不太明白所长的意思，再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谈到了简历上没写的诗歌写作经历。我注意到所长眼睛亮了一下，我以为找到知音，详细介绍了自己诗的特点。所长肯定有诗歌经历，一种思索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后来拿起电话，开始拨号，我只好停下来。

    通了。但是显然没人接。所长又拿起条子，问我同介绍人什么关系。

    我说了实话，同学朋友的朋友。

    我这里是一个商业调查机构，我需要人，但不需要写文章的人，更不需要诗人，所长斜视着我，显然顾到了朋友的面子，我这么说不是拒绝你，你可以先留下来，但你得知道我这儿的工作性质，通常到我们这儿来的都是有想法的人，带着项目来或者有特别的关系背景。我这儿不是国营单位，没有工资，得靠你的项目挣。如果你有什么项目我们可以合作，我提供平台，一切合法手续，工作证，介绍信，公章，营业执照。名片你可以随便印，挂什么头衔都可以。不过你不能印所长，如果你的项目有潜力经过我允许可以印副所长，我这有许多副所长；都没有工资，也不要档案关系，但要收取一定的风险金。你干出效益，所里按比例给你应得的提成。这样，你先看看我们的营业执照吧，“喏，就在墙上，你看你能干点什么。”

    没有工资，我的心立刻凉了，但我还是站起来，我看到了平生第一次看到的东西：营业执照，企业法人。

    主营商业调查市场评估产品鉴定专利申报兼营国内外贸易批发零售广告标牌印制钢铁建材化肥机械电子农机食品维修化工油料服装百货文化园林绿化

    一口气没上来我就坐下了。后面还有一长串，我断句还可以，只是体质太虚，类似低血糖。

    “我们实际上就是一家公司，而且是无限公司。”

    “什么叫无限公司？”我愚蠢地问。

    “就是没有限制，你想做什么都可以。”

    “您看，我过去写诗——”我已经说不出口。

    “将来也许我们会办份内部小报，但现在还不行。这样吧，我这儿现在有一些别人正在做的项目，看看你能做点什么，先给别人拼拼缝儿，做点具体业务。一般我不干涉别人的项目，你是朋友介绍来的，我可以跟项目经理说说，不过，你最好别再跟人谈诗，千万注意这点，懂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