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北方给我寄了一封很厚的信，撑得信封都快要裂开了，看上去触目惊心。

    我拿回宿舍拆开看，原来是韩北方的诗，写了有十几页，题目叫《理想篇》，大致如此：

    理想之歌的音符/在我的心中奏响，/啊，奏响过九千遍；/理想诗篇的语言，/在我脑海里翻滚，/啊，翻滚过一万重。

    又有：星移斗转/岁月流逝/在我思想的海洋中，/激起层叠的浪花/思想浪涛拍岸，/冲垮了旧的传统观念/呵，红色的激流/把我送到广阔天地！

    又有：阶级的理想，/就是个人的理想/这就是/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啊，让我们/加入在阶级的大军中，/迎着共产主义的曙光/向前迈步。

    最后是：呵，海阔天高/勇敢的鹰，飞吧！/迎着暴风雨/搏击在长空中/翻动在大海里！

    革命时代的文学青年，个个热爱宏大叙事，书信、日记、写文章、谈恋爱，统统假大空。当时的读物是：《理想之歌》、《张勇之歌》、《红卫兵之歌》、《运河赞歌》、《放歌集》、《金光大道》、《艳阳天》、《沸腾的群山》、《征途》、《剑河浪》。

    里尔克、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韩北方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他认为最好的诗人就是《放歌集》的作者，至于李白杜甫，那都是古时候的人；最好的小说家，则是《艳阳天》的作者，至于高尔基，那是外国的，不算，曹雪芹是古代的，也不算。

    我真希望韩北方读过好一点的书，比如，文革前出版的俄罗斯文学名著，或者，像“白洋淀诗派”那样，读过内部发行的白皮书灰皮书，有超前的独立见解。如果这些都没有，自己也写不出来像样的东西，至少应该具备起码的鉴赏力，不至于认为浩然是最好的小说家。

    但是没有。我从未听他讲过《安娜·卡列尼娜》、《复活》，也没听他说过《白痴》、《死魂灵》，以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七十年代中期的韩北方，就是这样被时代局限住了。同时局限他的还有地域，如果他生在北京，身为一名干部子弟，看到的书就会有所不同。他会认识赵一凡和徐晓，认识北岛和芒克，还有多多，他会热衷于办地下刊物，他身上有着永不衰竭的热情，最适合干这样一件事了。

    但是没有，他后来又给我寄来他的诗作，我记得的有以下这些题目：《远航之歌》、《青松问答》、《老黄牛赞》、《火红的旗帜》、《铺路石颂》、《春天的燕子》，他用复写纸把这些诗誊写一式两份，一份寄给我，一份送到N城文联他的老师那里。

    老师是一个搞民歌的老头，曾参加过彩调剧《刘三姐》的歌词创作，是韩北方的一个远亲。

    每次看完韩北方的诗习作，老头总是说：大而空，是不行的。

    老头劝韩北方读一点民歌，特别是没有经过文人加工整理的原始民歌，老头收藏了好几大本。老头还告诫他，凡是印在书上的民歌，都是整理过的，已经是味道大减了。不管写什么，一定要学习人民的语言。老头很认真地说这些。

    关于民歌的教导韩北方没有听进去。他勉强读了几首民歌，觉得民歌太土，琐碎，而且还有点下流。韩北方不明白这样的东西如何学习，他想他的老师是大大落伍了。

    与此同时，韩北方把他的每一首诗歌都拿去投稿。当时寄稿子不用贴邮票，在信封上注明“稿件，邮资总付”，再在封口剪一斜角就可以了。韩北方很勤奋，写了就寄，寄了再写，把机械系的功课都荒废了，不过他们经常开门办学，搞大批判，没什么正经功课。

    韩北###得，他的水平跟报上发表的诗歌没有什么距离，都是差不多的，他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投不中。于是很苦闷。

    这时杂志社却给他寄来了一本《文艺学习资料》，白色的封皮，上面印着几个小字：仅供内部参考。这使韩北方很激动，他觉得，这意味着，编辑部把他当成了内部的人，这本资料则是一个默契，一个隐秘的证明。

    他逐篇读下去，有浩然的《生活和创作》，接着是《沸腾的群山》、《征途》、《剑河浪》的作者写的创作谈，却没有一篇文章是谈诗的。于是他便把诗忘记掉了，他另起炉灶，开始写小说。

    这时候我收到的信便是韩北方从学习资料上学来的二手货，他写道：小说要有鲜明的时代精神，深刻的主题，生动的人物形象，虎头、凤肚、豹尾，起承转合、发生发展高xdx潮，要注意色彩节奏，要动静结合，状物和抒情结合，对话和心理结合，等等等等。韩北方抄完了以上这些话，脑子里已经是一派茫然，于是他的体会是：写小说比写诗难多了。

    但他知难而进，写出了一篇题为《下班以后》的小说，写的是工厂生活，比起他的大而空的诗歌，小说写得干巴生硬，难以卒读。

    韩北方就那样大而空地给我写信，谈理想、人生、国内大好形势，以及跟学习资料高度认同的文学。他的信一封又一封，他用一种粉色的信封，上面有一朵大大的玫瑰，他把我的名字写在这朵玫瑰花蕊的位置。

    收到这样的信我总是脸上一阵发热，这真像一封情信啊，那么厚，那么频繁，还有粉红色的玫瑰。我总要立即回到宿舍，我要关上门才拆这封信。但是它什么都没有，关于爱情和想念，关于我和他的具体的未来。我从头到尾看一遍，没有半个字。全都四平八稳，经得起贴在墙壁上。

    事实上，这就是当时的情书，是当时健康的、上进的青年的情书。如果是落后青年，像安凤美，则会有所不同。有一次，在去公社看电影的路上，她忽然说：爱情是很好的。她声音不大，但清楚，我吓了一跳，竟打了一颤，随即又像被烧着了，全身腾的热起来。在我们的教育中，爱情是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当然我们并没这么老实，我们从毒草小说中对此早有向往，但毕竟，是一种不能说的，应该隐藏的秘密。安凤美真是一个妖女，她在黑暗中忽然就掏出一捧火，就像杂技里的水流星，呼呼直转，让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她问道：你谈过恋爱吗？

    这话就像当头一棒，把我打得头昏眼花。太突然了，突如其来，简直祸从天降，真奇怪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我一时答不出，两个人走路的磨擦声刷刷震响，震得神经紧张。我定了定神，才答说没有。她说我不信，真的没有吗？从来就没有吗？这时我想起韩北方，他的那些粉红色玫瑰信封，端端正正写在玫瑰中央的名字。这是爱情吗？还是革命友谊？

    我母亲却认定这里头大有文章。她认为，我和韩不但是恋爱关系，而且还到了悬崖边，我一不小心就会滑下去。她痛心疾首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你知不知道！好像我已经摔了下去，再无救上来的可能。

    后来，有一天，母亲拿出十几封信放在我面前，一色那种粉玫瑰图案信封，每封的封口都拆开了，很是触目惊心。我一点都不知道韩北方把信寄到了家里，他大概是为我着想，频繁地接到同一个人的信，谁都会认为是谈恋爱了，一个下乡不久的女知青，女生，未成年，恋爱是要算道德败坏的，要检讨，要写保证书，即使如此，招生招工也会受到影响。于是他把一部分信寄到家里让我母亲转交。不料我母亲如临大敌，她痛心疾首，反复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这么早就谈对象一辈子就在农村了。

    我担心韩北方的这批信写了些什么过分的话，我一封一封地看，仍是什么都没有。我又庆幸又失望。

    一生中最热衷写信的年头

    插队的两年，写信和收信是我重要的精神寄托，我三天两头写信，收到一封，马上就要复一封。我跟许多人通信，雷红雷朵两姐妹，吕觉悟，姚红果，郑放歌，叔叔、大姐，还有插队后认识的别的公社的有为青年，一个叫宋喻，一个叫乔苇，还有一个叫陈栋梁，也都是大而空，理想，青春的价值，国内形势，读过的书，交到的朋友，豪言壮语，鼓励，打气，互相吹捧。

    我每天都要到生产队的晒谷场看信件，同时看报纸。每个生产队都订有两份报，本省省报和《人民日报》，每天上午九点多钟，公社的邮递员来了，他从大路经过，到了我们队的晒谷场，他就一抓车闸，单脚一踮地，探身取出报纸，朝晒谷场的房子叫道：水冲的，报纸！不等有人出来，他把报纸往地坪一放，吱呀一下就往前骑了。

    我的信就夹在报纸里，它们躺在晒谷坪的坪沿上。

    要等老用来拿。

    老用是队里的会计，又黑又老又瘦，无儿无女没老婆，他戴一副眼镜，据说是水冲队文化程度最高的人。他就住在晒谷坪，白天晒谷，晚上守仓库。他的屋子靠近路边一侧，和这排仓库的每一间屋子一样，没有窗，很黑。里面有一张床，一张桌子，还有翻谷用的木耙和收谷用的木板闸，靠门还有一张竹躺椅。这种躺椅在南流镇每户都有，用竹条绑成，夏天坐着，很凉爽。但在水冲我没看见哪家有。

    老用动作缓慢，他慢吞吞地从竹躺椅上起身，慢慢地穿好鞋，慢慢地走出屋子，慢慢地弯下腰拿报纸。报纸他是喜欢的，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有时候也有第八版，他每版都要仔细看，除了晒谷，他就看报纸，但他不议论时事，不说话，什么话都不说，天晴，他就晒谷，看天。天阴了，快下雨了，他就赶紧把谷子拢到一处。

    老用刚把报纸和信拿到屋子里我就进来了，我远远看到了邮递员，我要拿我的信件和杂志。一进屋我首先看桌子，仿佛那是一个聚宝盆，它真的就是一个聚宝盆呢，那上面躺着我的信，在黑屋子里，信封闪着微光，白信封闪的是白光，牛皮纸信封闪的是棕色的光，如果在信之外，有我订的杂志《朝霞》，那就相当于黑屋子里冷不丁出来一轮明月。

    有时候一封信都没有，或者碰上下雨，邮递员不来，我就会觉得这屋子特别黑，我极度失望，却又不甘，我问老用：今天没有报纸么？他说没有。我说怎么会没有呢？他说下雨邮递员就不来了。如果一封信都没有，好歹有报纸，也会得到安慰，我会举着《人民日报》，站在门口的亮光中仔细看那上面的文教版，文化、科技、教育，这就是我的知识源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主要来源。

    有时候下雨邮递员也来，那是他动身的时候雨很小，或者雨还没下起来，所以即使下雨，有时候报纸和信件也能到达。这使我总是怀着侥幸心理。下着大雨我也会到晒谷场去，我戴着笠帽，光着脚，裤腿卷到膝盖，我一边走在泥路上一边想，也许下雨之前报纸就到了。脚下又湿又滑，我几乎是小跑着赶到晒谷场，十有###，报纸没来，因为雨越下越大了。我站在老用的屋子里，觉得屋子、天色和雨，全都黯淡无光，好像因为报纸和信件没来，整个世界就抛弃我了，而亲人和朋友，也将永失音讯，永不能再见。我背对着老用，望着漫天的大雨，我觉得眼泪就要流下来了。

    到六感学校后，信件的事不会使我那么神经脆弱了，它变了一副面孔。我也每天等信，但等不到也能泰然。这时候我的信越来越多了，我结识了更多可以通信的朋友，其中包括韩北方，他一个人就顶十个，这不是夸张的修辞，是真的，给吕觉悟雷红的信，寄去要一个星期，她们当晚回复，要等一两天或者两三天，有人到公社才捎到邮局，再走邮路，也要一周才能到我手上。不像韩北方，他不需要收到我的信就可以写，两三天就写上一封，再加上我有时给县文播站、省报寄一点通讯报道，可以经常收到上面寄来的学习资料，这比报纸上的文章长，也更好看，它们总是装在一只大牛皮信封里，下款是气派的单位名称。这使我凭空生出良好的感觉，我不再伤感绝望了，我感到自己走在一条明亮的路上，这路铺在空中，是由无数信件铺成的，信越多，路越结实，它是通向县城南流的，也通向N城，那个我从未去过的省会城市，我没去过不要紧，那里站着韩北方呢。

    上午九点多钟，报纸就该到了，第二节课下课的钟声一响，我心情立即变得很好，脚步也随即轻盈起来。我真喜欢我们六感学校的钟，那一块铁片，离真正的钟相去甚远，一■长，有点厚，不知原来是做什么的，有点像锄头，但并不是。用麻吊在槐树的树杈上，谁值班，谁就用另一根铁敲几下，声音也响亮，也悠长，震荡在学校四面的平房里，一圈一圈的。还能传到田垌，水尾队的人听了说，是学校的钟呢！原以为只有钟才能敲出像样的钟声，原来铁片也能，废铁片里隐藏着钟的灵魂，我觉得自己提炼出了诗意，可以写一首诗寄去给韩北方看。我三步两步走到教师办公室，一到门口就看到自己桌子上躺着信，一封，或者两封，有时甚至是三封，如果有大信封，那就越发喜庆了。总而言之，桌上摆着信，我微微悬着的心就落到了实处，犹如往深潭投下的石子，发出了“咚”的一声响，它溅起的水花开在我的脸上，我抿着嘴，收敛起内心的欢喜，拿了信件回宿舍。我要躲在宿舍里看信，私人的空间，安静、放松、私密，正好用来拆开韩北方那些粉色玫瑰的信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