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朵有许多年不见了。二十多年。没有任何联系。她自绝于社会，生活在正常的秩序之外。

    高中二年级是我最孤独的一年，孙向明已调回他的家乡湛江，从此再也不能见到他。初中我跟吕觉悟、雷红同班，三人是死党，同进同出。但高中我跟她们不在同一个班。

    没有孙向明，没有吕觉悟和雷红，没有考试，文艺队没有排练新节目，也没有排球赛。这一年我不再当班干部，被选掉了，因为我的日记不健康，被人偷看，之后公诸于众。在班上我没有朋友，我离群独处，不把自己当成班里的一员，对所有事情漠不关心。我脱离班集体，不在自己班的宿舍住，自作主张，搬到低一年级的雷朵她们班的宿舍。那一年，初中重新恢复三年制，我高二，雷朵初三。

    我是怎么搬到雷朵她们班的宿舍住的呢？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在高中，她在初中，我们班的宿舍跟她们班的隔了两幢楼。不知为什么，没有人干涉我。

    我对雷朵说：我们早上要起来跑步，要锻炼身体。六点半，你一定要起来！她很乖，她说好。早晨六点半，我们在街上跑步，一前一后。天刚蒙蒙亮，清洁工正在扫地，街上洒着水，尘埃扬起，我们跨越大大的竹扫帚，一跳一跳的，一直跑到人民饭店，那里热气腾腾，包子粽子油条馄饨豆浆，香气诱人，此起彼伏。如同听到号角，我们饥饿的胃开始苏醒，胃伸了个懒腰，像狗一样。我们的腿也开始灌铅了，灌的是铅字，印刷厂那种铅字模，一粒一粒的，是累字和饿字，咔嗒咔嗒往腿里灌。三分钱一碗，肉粥，一人一碗，然后溜达回学校。

    还有散步，这个词如此文雅，代表着文明的生活方式，超越了南流镇的平常日子，这是我自少女时代始一直热衷的事情。我总要叫上雷朵，我说，吃完饭散步去。她说好。我说一吃完就去。她说好。我说等太阳落山再去。她说好。她听我的，特别乖。我们不说话，一路走到东门口，过了东门口我就让她说说话，她问我：散步是要说话的么？不说话就不好吗？我说是。于是我们就开始说话。

    东门口、西门口、新华书店、照相馆、文具店、百货公司、糖烟酒公司、服务公司、华侨大厦、工商联，转了一圈觉得差不多了，我们就从水浸社电影院这边转回来，或者从灯光球场工会那边回，有时也走到大兴街，但大兴街太远了，我们一般不去。宁可去沙街，去河边，但河边的路不好走，桥也不好走，走到半截，也就回来了。

    长盛不衰的话题，是爱情。

    雷朵的初恋。她的心上人。她饱含爱情的声音和面容，她的眼睛，波光潋滟。

    雷红和雷朵，两姊妹都是美人，但在我看来，雷朵的美更单纯拔俗。她天生就适合当一个爱情对象，谁都会爱上她的。而一旦有人爱上她，她就被点着了。她的心一点点燃烧着，但她克制，不让蔓延成大火，内心的火光映照着她的脸，那是不可名状的光泽，就像另有一束月光，白天黑夜，单独笼罩着她，安静、温润，使她看上去就像一种稀世的花草。

    在我们交往的七八年时间里，她爱过两个人。她爱上谁，就让谁来找我。她对我的判断力深信不疑。

    先是文良波，后是喻章。

    文良波和雷朵同班，全校画画最好，是未来的画家。他的连环画甚至出版过，他的目标是G省第某届美展。他的老师在N城，每个月他都要到N城见他的老师，他背着大大的画夹，带着一个月的习作，从南流镇赶往玉林，乘七个小时火车到省会N城。一天一夜，他再回来，带着老师的指点和作业，面容坚定，一往无前。

    他还会拉二胡，是校文艺队的乐队成员。他个子高高的，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他的字写得很好看，后来，雷朵的字跟他写得一模一样。他的信也写得很好，他含情脉脉，是个情种。一九七五年的春天，两人的地下恋情如火如荼。

    我和雷朵在街上走，忽然，她紧张起来，她拉拉我的衣角，说，他来了。我问：谁？她小声说：他。文良波。说到文良波三个字的时候她的声音骤然虚弱下来，好像溺了水，奄奄一息。她紧紧挨着我，僵着脖子，目不斜视，走过了艰难的一段路程，直到文良波完全消失。到了西门口，她颤抖着声音问：他走远没有？他回头没有？然后她突然软下来，双手捂着胸口说，我走不动了，我要歇会儿。

    她说：爱一个人就会怕，越爱就越怕。

    她怕往回走会再碰到文良波，我们便决定既不往左拐走公园路，也不往右拐走灯光球场，而是一直走到大兴街，这与我们回家的方向完全相反。她抓着我的手，一直往前走，越走越远。我们不再讲话，她的心咚咚跳，快要跳出来了。她的心跳通过她的手传到我身上，我知道，这跳动就是一种叫爱情的东西。

    既折磨，又享受，它盛开在雷朵身体的深处，隐秘、奇异，它浓烈的气息吹过我的少女时代，成为我生命中的光华。

    她让文良波来找我。

    文良波就来找我，他到我家，让我看他的画，他在一旁很斯文地坐着，很谦虚，也安静，他是一个好青年。他带来的画有写生，有素描，也有创作。他的素描不错，毕竟磨了许多年，从八岁就开始了。但他的创作平平，看不出有什么特点，在我看来，它们太平淡了，让我无从夸奖。不过还好，我是一个外行，对于外行的看法，完全可以不放在心上。文良波仍然微笑着，仍然谦虚，他跟我谈起了文学，认为只有通过文学才能提高自己，画出来的画才能有深度。他的老师也是这样说的。

    然后他就走了。他一走雷朵就跑来问我：怎么样，他怎么样？她神情紧张，等着我的裁决。我说好，不错。

    她便放心了，然后她就兴奋起来。他说他将来要做大画家，大画家的画特别贵，能卖很多很多钱，然后，她说，我们就会经常到国外去，还会有别墅，我跟他说我喜欢大海，他就说我们要在海边买一幢别墅。大海边，多好啊！我喜欢白色的房子，在悬崖上，太阳一照，闪闪发光！我从雷朵的眼睛里看到了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的大海，看到了那幢当时不存在，将来也永远不会存在的房子，它就在那里，在雷朵的脸上，虚幻，浮动，像梦一样。

    在一九七五年，这些都像痴人说梦，天方夜谭。在今天的雷朵看来，这一切都俗不可耐，但在一九七五年，它们遥不可及，因而带上了一定的彼岸色彩。大海，我们只在电影和图片上见过，大海边的悬崖，海边白色的房子，我们对这一切的虚构就如同对天堂的虚构。

    到达天堂的路口上有文良波，他白净，微笑着，谦虚。雷朵崇拜他，他们热恋。

    恋人的神情永远藏不住。树叶不断地生长，花不断地开，没有什么能挡得住。他们的笑容跟别人不一样，迷迷蒙蒙的，把眼睫毛都打湿了，却不知道水珠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带着笑意，却与旁人无关，嘴唇是红的，额头是亮的，眼睛更亮，声音柔软，接近音乐。

    大家就都看出来了。

    两个人像金童玉女，是上天特别关照的人，赏心悦目，真是天生就应该是一对，如果他们不是一对，可就辜负了天，也辜负了地。同学知道了，慢慢地，老师也知道了，到后来，家长便也知道了。没有什么不好啊，是有点早，但良性发展，健康，也没有出事，学习也没落下来。

    但两人的恋情戛然而断，只停留在中学时代，所有的人都想不到。真是世事难料，变幻莫测。为什么会分手，是因为喻章么？文良波曾经痛心疾首么？雷朵曾经撕心裂肺么？所有人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上了大学，雷朵上了师范学校，她的信无法描述，我给她的信也日益稀少。

    喻章长得很像印度人。

    黑肤，高鼻子深眼窝，神情严峻，对人有震慑力。很奇怪，他不是那里的人，他就是玉林人，而且不是某个大院的，就是玉林街巷里长大的孩子。你很难想象这个人怎么就是玉林本地的人，他很奇怪的，他应该来自远处，一个我们不能到达的地方，比如印度。但他就是玉林这个地方生长出来的。他以另一种风格来到了，不由分说，带着雷朵一生的命运，以及日后他们的孩子们的命运，以雷霆万钧之势到来。

    雷霆万钧，我想到的就是这个词。

    像风暴一样，他摧毁了雷朵原有的一切价值观，整个世界都改变了，原来有意义的不再有意义，艺术、工作、生活，成功和失败，生和死。

    先是工作，雷朵师范毕业后当小学的美术老师，喻章不工作，她养着喻章。后来她有了孩子，她也辞职了。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有一伙人，有饭大家吃。他们认为多食是一种愚蠢和浪费的行为，节食则可保持头脑清晰，增强精神。所以他们每天中午吃一顿饭，晚上只喝清水。有时喝一碗米汤。

    雷朵后来又生了孩子。一九九八年我听说她有两个孩子，二00五年夏天，雷红说雷朵有三个孩子了。雷朵和喻章两个人早就放弃了任何职业，三个孩子都不上学，由他们自己教育。早年他们在桂林的漓江边住着，很多年过去了，二00五年夏天，我听雷红说，他们现在在昆明郊外生活。他们有饭吃。但我始终不知道他们靠什么为生。种菜？养鸡？还是养了猪呢？

    脱离了现代社会，在乡下养一群猪，每天剁猪食，煮猪潲，还要清猪屎，这是我所想象的，一个反社会的人，一个离群索居的人所拥有的日子。不然就是养一群鸡，一只公鸡，十几只母鸡，或者更多。每天把鸡赶到山坡上，或田里，晚上再去赶回来。这是我三十年前插队的时候干过的事情。但喻章雷朵不杀生，他们不吃任何动物。那就让他们种一片玉米吧，纯粹的、美的、有益的植物。宽大的叶子，头顶着红缨，饱满而结实，甚至也是多情的，诗意的。整个山坡种满了玉米，不需要太多的劳作，却绿叶红缨，蔚为壮观。我的朋友雷朵，她头戴大草帽，站在玉米中。

    她让人心疼。一个美好的女性，为了喻章，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她献出了自己。这是所有人的看法。

    他们不会养猪，不会养鸡，也没有种一大片玉米。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但他们有饭吃。就是这样。

    像邪教一样。

    用了二十年时间，雷红终于接受了雷朵的生活方式。整个八十年代，整个九十年代，每次提到雷朵，她就说，太邪了，简直像邪教，好好的一个雷朵，为了一个喻章，不要工作，落到这个地步。二00五年夏天，雷红终于说，雷朵比我们所有人都活得好。

    一开始，喻章只有十八岁，他不是我们认为的邪教领袖（所谓邪教领袖，也只是雷红想出来的一个骂人的词，喻章抢走了她的妹妹，不如此不足以出一口恶气），他只是一个美术青年，像文良波一样，画素描，搞创作，画着油画。他的画上永远都是浓绿的森林，林中有一条小路，或者是山坡，色彩仍是各种绿。

    他来到N城，把画拿给我看。他每隔一段时间就到N城，寻访同道和知音。我那时已经大学毕业，在N城工作，他和雷朵也从师范毕业，雷朵当上了小学教员。雷朵让他来找我，他看上去很沉静，却能说出许多自己的见解，那是文良波所没有的，而且一辈子都不会有。

    八十年代风行现代派，现代派如同一匹猛兽疾驰过大地，文学、音乐、美术，一切艺术门类，无不以现代派为最高价值。但喻章喜欢俄罗斯巡回画派，他甘愿落伍，猛烈否定毕加索以来的各现代派画家，异常坚定自信。他一个中专生，没有多少学养和见识，却如此有自己的主见，这使我刮目相看。第二次来，他不再带画，他谈宗教，却不是我们认识肤浅的那种。我只能听他说，基本无法对话。

    后来他就不来了，我们也不再通音讯。

    他带着我少女时代最珍贵的朋友，渐渐远去，头也不回。他们在这个社会失去了影踪，像两颗珍珠，沉入了大海。他们永远也不会再探出头来了。

    二00五年夏天我回到南流，清理旧物，发现了一封喻章写给我的信，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信，用很黑的铅笔，写在一张十六开的白纸上，字很疏朗，天头地角都不留空，左右两边也都顶到头，没有任何东西能束缚他。他在信中说，艺术不是一种用来出人头地的东西，也不是荣华富贵的筹码，艺术存在于天地之间，源于自然，又归于自然。

    有一段时间，我和雷朵互称姐妹。我们写信，她称我为飘扬姐姐，我则称她为雷朵妹妹。

    一九七七年四月，我在六感插队，她在念高中二年级。我到玉林参加一个通讯员学习班，一日上午，忽然有人进来冲我说，那个，李飘扬，你的妹妹来了，他身后一闪，雷朵就蹦出来了，真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吃惊之极，目瞪口呆，无论如何，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她就在那里，门口，阳光明媚，从天而降，一个人。

    我问她：你怎么来了？她说，我一想，我就来了。我又问：你一个人来的？自己坐班车？她点点头。又问：学校请假没有？她点点又摇摇头。她整个人光亮明媚，也如同阳光。

    所有的人，也都脸上一亮，不知道从哪里蹦出这样一个女孩子，那样美好，那样不可思议。主事的是个老头子，他问雷朵：小家伙，你是从哪里来的？雷朵也不怕生，她落落大方说，我是李飘扬的妹妹。老头又问：叫个什么名字呢？她朗声应道：我叫雷朵，雷电的雷，云朵的朵。老头说：好，好，这名字真漂亮！又问：你也写东西吗？雷朵抿嘴一笑，说：我不写东西，我画画！老头连声说：好好好！好好画，好好画，哪天把你的画拿来我看。又连连差人叫来一个专职美编，把雷朵一番介绍。美编是个年轻小伙子，他没说什么，转身就回办公室找出一个厚厚的速写本，送给了雷朵。

    一个十足专业的速写本，厚厚的纸张，宽大的开本，雷朵一遍遍摸着这本子，把它贴在脸上，又紧紧抱在怀里，她脸上笑成一朵花。

    那是最灿烂的日子。空气中满是蜜蜂的声音，甜丝丝的，纯金般的音色终日缭绕。

    我最后一次看见雷朵是一九八四年，我从N城回南流，路过玉林，我到雷朵供职的小学去看她。她当时住在走廊尽头的一间房子里，室内陈设简单，仅一床一桌，有两只木箱。她和喻章已经结婚了，但房间里没有多少喻章的痕迹。她还没有辞职，她心态平和宁静。我说，在小学里当美术老师是很轻松的。她笑笑。

    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我们两家都搬了，不再住医院的宿舍。有段时间她们家住在教育局的宿舍，在陆地坡那边，要过圭江大桥。每次回南流，我都要过桥去找她们，没有电话，只能碰。我没有碰到过她们一次，一次都没有。

    她们的母亲是一个忧郁的大眼睛女人，神情淡漠。雷红不在，她说。雷朵呢？雷朵也不在。我以为过年，她们至少会回来。但她们一个都没回来。雷红当时正陷入一场昏天黑地的爱情，在八十年代，很是惊世骇俗，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两人私奔到外省，她放弃了稳定的职业，N城的户口，与父母闹翻。

    我一次也没有找到过她们。后来她们家就不知搬到哪里去了。

    即使找到雷朵，我们精神上也早已远隔重洋。

    雷朵啊，李飘扬，时光夺走的东西，就再也不会归还你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