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其实成份各一，舒娅的家庭论起来应该属于小兔子他们的阶层。她的父母是第三野战军下的文化兵，进城后驻扎南京，她就是出生在军区大院，属前边所说海鸥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那一代人。不过，她还没长到穿一身花，头顶一大个蝴蝶结，满口南京话，与小伙伴们饶舌的年龄，就随母亲转业迁到上海了。上海这城市，有许多三野的后代呢！对幼年的生活，她已没什么记忆，要说有一些，那也是经大人反复提醒造成的印象。比如在一个四面镜子的练功房，被几个阿姨叔叔传着抱来抱去；比如送托儿所不愿去，哭着喊，“我还小，我还小”；还比如，她和另两个同龄的小朋友抢一辆三轮自行车……她这个人生性有些混沌，大院里的粗放的生活到底也会有作用，对什么都不大上心，人说有“糊涂福”的那类。她母亲带着她，还有抱在手里的妹妹，再加一个保姆，由机关总务部门的职员带了来看房子。母亲还是部队观念，以为和行军途中号房子的意思差不多，随时都可能开拔，事实上也是，她父亲不还在军区吗？母亲只要了一大间和一小间，是将一层楼面破开来的，于是，厨房和厕所都需公用。不想，这一住就再没走，直到她父亲也从军队转业到地方，一家人一径住了下来。这样就可知道，她们家是挤住在左邻右舍中间。淮海路两旁，所住大多小康，这条弄堂也是。舒娅先全托在机关幼儿园过了两年，那生活还有些接近大院里的，相对独立，和地方上的民情民俗隔离着。七岁时上了小学，小学校就分散在弄口沿街的民居里，从这时起，舒娅便完全融进了弄堂的生活。

    她开始学说上海话，一学即会。小孩子学语言都快，但总也有个人的条件问题，像她妹妹就不行，上海话没学好，还弄得有些大舌头。舒娅属于那种感官反应敏捷的孩子，学什么像什么。她说上海话像炒豆一样，又轻又快，很快就变得饶舌。她还学会了和小朋友手勾手地去小烟纸店买零食吃，那种滚了甘草，用桔梗还是萝卜条制成的东西，含在嘴里，酸、咸、苦、涩，混成一团，再洇染开来，那味道说不上好还是坏，就是有一股子促狭。弄堂里的女孩子，大凡是这种东西喂成的性子，她们再豪爽的人，都有些促狭呢！只要看看她们闹的小别扭就知道。舒娅挺能兴是非，一会儿和这个好，一同说那个的坏处，一会儿和那个好，数落这个的坏，就和海鸥厌弃的南京妹妹们一样。市井里的孩子其实都差不多，差的那一点是作派，作派这事情怎么说？就这么说吧，舒娅搬口舌，舒娅也唱“FALLINGDOWNFALLINGDOWN，LONDONBRIDGE‘SFALLINGDOWN”，当然，是唱成“马林当，马林当，大家都来马林当”。总之，舒娅多少学得俗了，被母亲骂，骂什么呢？骂她像“老百姓”。这骂名不大妥当，却说明问题。骂归骂，她依然兴兴头头的，学习成绩中不溜，方才说过，她不是个上心的孩子，还有点缺脑子，可凭她活跃的性格却在学校挺受注意，少年宫欢迎外宾让她去参加，合唱队也有她的份，少先队里担任了小队长的职务。到了小学毕业考中学的时候，这些社会业绩全派不上用处了。她在学校里的影响，又难免造成假象，所填志愿就偏高了，结果落到眼下这所区级中学。自然要受母亲骂，流了一通眼泪，你以为她很痛心，一转脸，和同学参观新校园去了。中学离家有十五分钟路途，单是这点就让她喜欢上了，穿过大半个街区去和来，上学变得很郑重，有些走进社会的意思。中学的同学，来自更宽的范围，不像小学，根据地段划分，多是一条马路，甚至一条弄堂的，而现在，几乎遍及一个区，她的社交面也更广阔了。

    中学里的同学与小学里的果然不同，一条街上长大的孩子，形貌上会有些接近，气质也会接近，因为是人生第一批同道，就像同一个草窝里孵出的鸡雏。所以，到了中学，遇到其他街区的孩子，总有生疏感。但舒娅适应力很强，她很快越过隔阂，交到了新朋友。她随这些新朋友去到她们的家，她们家所在的弄堂和房屋，也是另一种格式。其中有一个同学，住在一条庞大的弄堂里，支弄繁多。她跟随走进去，左弯右拐，再上楼梯，也是左弯右拐，最终走入房间。推开窗户，窗下是一片空地，摆着餐桌，树枝上挂着彩色小灯泡，是一家西餐社的露天餐座，她和父母、妹妹来过。这时未到夜晚，餐桌上没铺桌布，灯泡也没点亮，看上去很不相同。舒娅有一时的怔忡，她其实走入了这座城市的腹地。但她是个没有自觉性的人，意识不到这个。她只是不由自主地为她的新同学倾倒。当然，接下来的还是那一套，龃龉，生隙，重新组合，再和解。因年龄增长事态会比小学里严重一些，但也并不是说就有了多少严肃性，依然是鸡毛蒜皮的原委，心思却是少女的心思了，要曲折许多。她就义变得更俗了一些。她们的财政情况不允许她们去拍明星照，只能到哪条小马路上的小照相馆，拍半寸的“咪咪照”，互相换了衣服拍；她们用玻璃丝编织小金鱼，牵牛花，挂在钥匙链和塑料钱包上；她们的口味也变得“淑女”了，不再光顾弄口的烟纸店，而是到老字号“采芝村”，话梅对于她们也是太昂贵，恰好，市面上好像专门针对她们这些小大人的钱袋，推出一种名叫“话李”的腌梅子，形状，口味，包装，都与话梅相仿，价格却便宜一半还多；她们中间还盛传一个消息，在某某旧货商店，一对长过一米的辫子可换一辆自行车……她们正在从小孩长成少女，在一个庞杂的市民社会里，多少有些长成了小妇人，纤巧优稚的小妇人。市井中某一种成分是合乎女性特质的，那就是它的琐细，栽培出一种街头巷尾的妩媚，既不是深藏，也不是彰显，可爱可亲，却不可及——这就是市井的涵养了。

    文化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学生分成两派。和所有大革命一样，一是保皇派，一是造反派。“保”和“反”的所谓“皇权”，不过是学校的校长，至多是教育局的局长。舒娅本来是参加造反派的，但回家同母亲一说起，母亲即表示反对。舒娅要和母亲辩论，可她哪是对手！母亲是抗战末期从上海去到新四军苏北根据地的女学生，读过中学，受过党的教育，读来的书帮助她理解革命，正好到教条主义这一阶段，文艺兵的那点浪漫气质，又正够浇灌她的理想主义。舒娅的性格其实多少是承袭她，肤浅，但是热情。但也如通常情形一样，意志坚强的母亲，女儿往往是没什么主见的，所以，没经过几个回合，舒娅就心悦诚服，退出造反派，转人保皇派。不久，形势明朗，造反派代表了革命的大方向，不用说，舒娅站错了队。回家和母亲吵一场，一赌气，做了逍遥派。其时，大串联开始，她与几个同学相邀，去北京见毛主席。因生怕母亲阻拦，没敢说，硬从保姆，一个扬州女人那里讨得两块钱，留下一张字条，走了。与她相邀的同学都是逍遥派的，对革命并无兴趣，只是想趁了串联，免费出去玩。所以其实不一定要去北京，见毛主席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她们一行四人挑了一列最干净和人少的火车上，结果是短途慢车，几乎十分钟停一站，整整一夜，天亮时方才到杭州。杭州的大街小巷壅塞着串联的学生，尤其是北路上的学生，穿着大多黯淡，这座江南城市不由变得粗砺了。但西湖总是妖娆，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季节，就好像世外桃源。她们住在动物园附近一所-中学里，每天一早出发，往各个景点去，一玩就是一天。读书时候，要受学校和家里的拘束，哪里能这般自由自在。大串联时节，正就像理想中的共产主义，只要凭学生证和学校证明，即可去往定点食堂吃饭。食堂的大锅饭，当然谈不上什么口味，像她们都是养刁的舌头，不几日便觉得寡淡无味，想着找贴补。再有，著名的小吃也总要品尝品尝，不枉来一次人间天堂杭州。要知道，她们是上海的女生，来自享乐主义的世界。那享乐倒也不是山珍海味，宝马香车的奢华，只不过是家常便饭，经过提炼，就有着对物质的精到理解。于是，她们时不时地吃一碗桂花藕粉，或者三鲜小馄饨，买一包小核桃，甚至，很舍得地在奎元馆吃了一次片儿川——她们立即吃出这面好就好在小锅下出的，所以爽口。就这样，她们的钱袋消了下去，同时呢，很难免的，四人之间也生出些龃龉。不外是些生活小事，比如睡地铺，准占了好位置，谁又挑了好被褥；比如，谁的脏衣服不及时洗，随便地一塞，却塞到人家枕头底下；再比如谁和外校的学生说话太随便，引起人家侧目……然后再将彼此的不满互相交流，结果四个人倒分有三派。以舒娅混沌的性格本来是和哪一派都可，但就在财政紧张时刻发生了一件事情，其中一名女生来向舒娅借钱，舒娅想也没想就将最后的五角钱交了出去，过后，另一名女生便来告诉，借钱的女生拿了舒娅的钱，买了一个火腿面包，独自享用了。趁舒娅的气头，那女生建议拆伙，说她的婊孃在宁波，她们可以去那里玩。那两个呢，一个已经想家要回上海，另一个也去向未定。舒娅还没玩够，当然就跟了那同学去到宁波。到此，她们离开上海整整一周。

    她们两个在宁波又待了一周。在宁波，她们就住在那同学的孃孃家，一条巷子里的一幢二层木板房。婊婊家有两个男孩子，都比她们年幼，对她们很尊崇的态度，尤其要对舒娅多看几眼。后来发现，她们进来出去的，多有邻里的大人小孩看舒娅，牵连得婊婊也要看舒娅了。和隔壁邻舍相熟以后，才知道，大家都在传，说舒娅是演电影的。演的那部电影就是在桐乡的新市镇拍的，里面有个巧手妈妈，巧手妈妈的女儿，就是舒娅扮的。舒娅否认，隔壁女孩半信半疑的，说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像的两个人，隔天到她表姐家找来一本这个名叫《蚕花姑娘》的电影连环画，翻出巧手妈妈女儿的那几页，舒娅一看果然很像自己。那表姐也一起跟过来，看不见真正电影上的人，看见和电影上很像的人，也很满意似的。连婊孃都有这种心情，喜欢一左一右带两个上海小姑娘出去。舒娅，以及她的同学这时才发现，原来舒娅是个漂亮的女生。舒娅原本是黄渣渣的肤色，眉眼很淡，人又瘦，像一根芦柴，并不起眼，可不知觉中，皮肤有了光泽，变得透亮，眉眼添了颜色，就像墨描的，身材也有了曲线。人呢，到底长大了，心里面存了些心事似地，生出几分沉静，有了少女的情致。

    宁波这地方，其实有些上海草根的意思。到了宁波，就好像又向上海的腹地深了一步。舒娅当然不会有这样的历史意识，但她亦有自己的新发现。她家隔壁一家人就是宁波原籍，小学和中学都有宁波籍的同学，这些人家颇有些相近的地方，比如，家什用物，那种红木雕花带帐架大床，他们叫作“眠床”的，那种涂漆带盖的“荸荠篮”。家中的气味也差不多，常有一股腥和酱的气味。尤其他们说话，别有一路风趣。现在，她来到了它们的源头。这里人家，多有“眠床”，腥和酱的气味来自于成鲞和蟹酱，充耳都是爽利豁辣的宁波话，形形种种，合成一股子热闹劲，将人团得紧紧的。舒娅外表是个娴淑的少女了，内心依然是简单的，还是孩子的头脑，喜欢人多，喜欢说话，喜欢笑，总之，喜欢快活，宁波人的性格，挺对她的胃口。等回到上海，母亲发现她连说话都有乡俚气了，同时呢，也发现她长成了个好看的大姑娘。

    在舒娅他们家的楼上，住着一户殷实人家。祖父曾经是洋行职员，现已退休，老人作派洋式，拄“斯迪克”，抽雪茄，那股辛甜交加的雪茄烟味从楼上弥漫下来，四处都是。祖母一直做主妇，气度也很不凡。织锦缎的夹袄，毛料裤，冬天抱一个热水袋，夏天一柄羽毛扇。有时会下楼来，却不下到底，站在楼梯口转弯处，向下望着。楼底下的两户，一是舒娅家，一是那宁波籍邻居，都没有关门的习惯，大敞着，那家的祖母便将两家的起居活动尽收眼底。她静静地立在那里，好像等待有人邀请她下去坐一坐，可是谁配作这样的邀请？她是如此的威仪。底楼两家的大人都去上班了，只有吵吵闹闹的小孩子，还有保姆们。舒娅家的扬州保姆曾发出过邀请，可她矜持地一笑，没下来，反是转过身上去了。她大概是要有三邀四邀才可屈尊，可舒娅家的扬州保姆不是一般的保姆，她是见过世面的，亦很有尊严。于是，那祖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机会下楼来了。这家也有一个小孩子，年龄在舒娅与妹妹舒拉之间，因是独女，平素十分寂寞，也常到楼梯拐弯处站了，望着底下的房间。但她不像她祖母那么矜持，只要舒娅一招手，立刻飞也似地跑下去，毫不掩饰迫切之情。无奈好景不长，不一会儿，就响起祖母的叫声。她一边应着，一边赶紧跑上去，回到楼梯拐弯处，巴巴地向下看，然后再伺机飞奔下来。这是小时候，长大以后，她祖母不怎么干涉了，却都开始作态，变得很矜持，有时见面甚至装不看见，话也不说地擦肩过去。但另有一些时候，似乎什么机关打开了，又相熟得不得了。舒娅从宁波回来，她们间的关系恰好处于交好的状态，那女孩似有无穷的话要与舒娅说，最重要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件是，她告诉舒娅她祖母说，舒娅是弄堂里最漂亮的女孩；第二件是，弄堂口贴了一张告示，让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去街道登记——所以，她的小叔叔和舒娅的爸爸也都要去登记了。

    舒娅来不及去想，那女孩的小叔叔，一个缄默的无业的青年怎么会是右派，自己的父亲竟然是右派，就够她伤脑筋的了。她第一个反应是去找母亲问，还是像小孩子的时候，有什么不明白的事就去问母亲。母亲早就想告诉舒娅父亲的底细，可是见她兴兴头头的，没机会开口，现在好了，免了她开口，舒娅就知道了。母亲先是点头，然后安慰道，一九六○年时，父亲的右派已经摘帽。但是这并没有让舒娅好过多少，她向来自恃“红五类”，血统纯正，即使“摘帽右派”这名字在她也是耻辱的。她痛心地哭了一场，哭罢，黯然地褪下红卫兵袖章——虽然做了逍遥派，但她依然是红卫兵，一个没有派别的红卫兵。这个动作又让她掉了几颗眼泪，却不像先前那么绝望，而是奇怪地感到一种满意，满意什么呢？不知道，是不是满意她是忧伤的。就这样，舒娅结束了她的政治生涯。而母亲，却忧上心头。她暗暗地注意女儿的动向，当然不是怕女儿会有什么想不开的，这点她绝对放心，这孩子缺乏强烈的个性，她曾经对此不够满意，但现在倒觉得安全了。她怕的是，舒娅会像许多儿女所做的那样，与父亲划分界线。方才说过，母亲属于革命队伍中的小知识分子，多少有一些自由思想，也正是这点自由思想将她从教条主义里面扳回了一点，有了些微的人情之常。在反右时候，她没有听从组织劝告，与右派丈夫离婚，就是这人情之常作祟。她重视她的家庭。现在，她担心舒娅能不能经受住考验。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母亲宣布合家前往龙华公园游玩。临到出门，舒娅说不想去了。母亲先没说什么，与父亲领了舒拉径直走了，走到弄口忽一个转身，返回家中。舒娅正坐在窗下看一本小说书，母亲几乎是青着脸，干着喉咙，说：爸爸的问题已有过结论，现在正接受组织重新审查，暂时没有发现新的问题，所以，你还没有到需要表态的时候！这气氛在家人中间是过于严重了，舒娅说是在大革命中沉浮，其实和课外活动差不多，哪里见过这阵势，当即放下小说，老实跟在母亲身后，一同往公园去了。这是个阴霾很重的天气，景物都显得萧条，人呢，都有心事，脸色沉郁。公园平坦坦的，没有什么风物，只是兀自立了一具名为“红岩石”的陡石，表示着对革命传统的纪念。另还有几块草坪，草皮枯黄而且稀疏。他们一家四口，也谈不上游兴，甚至是百无聊赖的。母亲则不同，她姿态轩昂，迈着很大的步子，走得风快，其余几个只得加快速度。看上去不像出游，而像是受检阅，以一个完整家庭的队列，经过世人的观礼台。此时，母亲分不出心去注意，身后的这一列人里面，舒娅显得多么的不入调。她已经是一个少女，不合适与父母，以及未成年弟妹出行，且是去这么个乏味的公园。在生长的这一个阶段上，家人都配不上她，简直要辱没她了，因都是俗人，而她，就像天仙下凡。

    好了，当小兔子他们认识舒娅的时候，照他们的说法，舒娅也是个“小市民”了。舒娅呢，很微妙地，自从与那一伙人结识后，有意无意地想回到她的家庭背景里去。她开始说普通话；在家里寻找旧军服，竞也找到一件，两个口袋的列兵服，腰身肥大无比；她还夸张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可是，显然无济于事。小兔子他们第一次上门，看见的一幅图画，就是舒娅家的扬州阿姨和妹妹舒拉坐在门口剥豆，见舒娅带一拨人回来，舒拉很不给面子地叫舒娅一起剥豆。舒娅不理会，舒拉就在身后很凶地吵。豆蔻年华的女生，有一个半大的妹妹总是麻烦，她们看着姐姐焕然一新，由不得妒火中烧。舒拉和舒娅性格完全不同，不那么好说话，而是有些乖戾。生性疏阔的姐姐往往会有这样的妹妹，专门欺负她，和她作对。这一拨人，好笑地看着舒拉。小兔子没说什么，七月呢，朝舒拉一瞪眼，要将她吓回去的意思，可那只是一霎，接下去是更凶猛的吵。此时，南昌一牵嘴角，说道：真是小市民！自从与小兔子交上朋友，南昌的心情轻松许多，变得比较多话，但是沉郁的性格还在起作用，那就是他出语尖刻。他的这句话，让舒娅和舒拉都满脸通红，舒娅转身将房门带上，可是不一会儿，舒拉推门进来，拖把椅子坐在一边。你又不能赶她走，这也是她的家。

    父母内心本来准备舒拉是个男孩，有意无意地就当她男孩。舒拉这名字原是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姐弟卓娅和舒拉中的弟弟，是男孩的名字。穿扮上也是舒娅留长发，舒拉则是齐额的短发；舒娅穿红，舒拉总是穿绿；玩的呢，也是舒娅玩娃娃，串珠子，绣十字花，舒拉则有一把弓箭，一部电动汽车，还有一把铲和一个桶，专在公园的沙坑里掘沙子玩。就好像合着大人的心思，舒娅细眉淡眼，纤巧的鹅蛋脸，舒拉却有着鲜明的轮廓——这样的脸型，幼小时总会比较抢眼，但长到某一个阶段，因各部位都很特出，于是，便产生冲突，破坏了协调，变得不好看了。现在，舒拉就正在这不好看的当口。倘若没有姐姐的对比还好一些，可恰恰有个姐姐，抽枝发条，不由舒拉要感到自卑了。尽管父母的希望是那样，舒拉的长相，有主张的性格，都带些男孩的气质，可事实就是事实，舒拉无疑是个女孩，甚至比姐姐舒娅更是个女孩，她心思绵密。就这样，舒拉的内部和外部，形成了紧张的关系，使她处在一种焦虑之中。此时，坐在一边的舒拉，蹙眉噘嘴，手撑在膝边，肩膀杠起着，背带裤的裤腿短了，吊在脚踝以上两公分，袜子则褪下去，有一半蜷在脚心。头发是终于挣来的自主权，留长了，勉强扎起两把，厚厚的额发扎不进去，披到眉下，头路也没分齐，曲里拐弯着。她竖起着耳朵，听他们说话，可是有谁会注意她呢？在那个年龄里，四岁的差距简直是一道沟壑，划开了两个时代。

    舒拉坐在人圈外头，他们围方桌侃侃而谈，谈时事，谈政治，谈“文革”轶事，谈到机密处，四周看看，对舒娅说：让你妹妹走开。舒娅晓得对妹妹不能来硬的，哄她说：你出去，我给你两角钱。舒拉立刻瞪大眼睛，警觉地问：妈妈给你钱了？人们便哄笑，南昌从鼻子里哼一声：小市民！舒娅就红了脸。舒拉恼怒地瞪着南昌，她恨这个人，恨他的傲慢，称她们“小市民”，是对她们，尤其是对她的严重侮辱。就像方才说的，父母无意中当她男孩，鼓励她性格中某些属男孩的气质：朴素，勇敢，慷慨……其实有些勉为其难，但是也让舒拉避免了小女儿趣味，舒娅或多或少有着些的脂粉气，在舒拉是一点也没有。所以，她对姐姐和姐姐同学们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羡嫉她们的长成，另一方面又蔑视她们的作派，觉得俗。原先，她并不知道有“小市民”这种说法，现在知道了，觉得再恰当不过，正是她想表达的意思，可是，她不应该算在此列呀！她应该和他们属一类的。令她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竟然是姐姐的朋友。事情就这么颠倒了，让舒拉怎么想得通呢？有一次，南昌从座上起身去厕所，经过舒拉身边时，朝她挤挤眼。应该说是一个友好的表示，但也不能安慰舒拉，因是将她当小孩子，而她觉得，她比姐姐她们更理解他们，更能够与他们对话，无奈他们对她一点兴趣也没有。

    还有让舒拉气恼的是，她们家的扬州阿姨也要来凑热闹，就坐在她边上的床沿，叠衣服或者做针线。看起来，她们俩就像是一伙的，更增添了“小市民”的气息。舒拉几次让她走开，她的回答是：你问你妈妈去，她让不让我走！而且，扬州阿姨的态度远远要比舒拉来得坦然，她不仅是听，还不时要插进嘴去，问这问那，弄得舒娅都要递白眼。令舒拉更加不满，他们并不反感扬州阿姨的插言，甚至，和她对嘴对得挺来劲的。他们以很诚恳的表情同意扬州阿姨的疑问，然后请教她的意见。扬州阿姨呢，也老大不客气地，发表她的见闻，无非是些家长里短的街谈巷议。这一回，他们却流露出真正的兴趣，轮到他们问这问那了。扬州阿姨几乎成了中心，舒拉怎能忍得下去！她止不住地要去打岔，与扬州阿姨吵嘴，将局面搞得很乱。他们开始嫌她烦了，越过舒娅，直接呵斥她，要她住嘴。舒拉眼里含了一包泪，带着哭腔与他们吵，心里绝望得要命，破罐破摔地，反正自己再也讨不到他们喜欢了。这样闹了几场，他们就将聚会的地点转移了，离开舒娅家，家中又剩下舒拉自己，和扬州阿姨面面相觑。

    舒拉比舒娅小四岁，这样的距离正好够舒娅每一步走在舒拉前面。以她激烈的性子，是感到不公平——姐姐上小学，她只能去幼儿园；姐姐隆重地过十岁生日，她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等她好不容易熬到十岁生日，正逢文化大革命，大人们都没心思，潦草打发了；此时姐姐已经是中学生，她还在小学里；眼看她临近中考，学校又停课了；文化大革命吧，小学生不能参加；小学终于也开展文化大革命了，却正逢复课闹革命……这就已经不是她和姐姐之间的事了，好像是和时代之间，那就没法怄气了。其实呢，是成长的事，是舒拉特别的渴望长大。就因为这，舒拉给自己的成长造成了许多困难。她没有同年龄的伙伴，同龄的伙伴统看不上她的眼，觉着他们幼稚。这只是她的看法，实际上，她可能比她的同龄人心智更不成熟，因是违背自然，不能顺畅发展。她就很孤寂，这孤寂促使她更加感到不公平。所以，她永远无法享受她的年龄里的时间，尽是不高兴了。就在这种孤寂之中，她的又一项功能则兀自发达着，那就是思想。在她这个年龄，说“思想”两个字大约是可笑的，可事实真就是，舒拉的思想能力，摆脱了身心限制，呈孤立状态，突飞猛涨。这也是令人苦恼的，怎么说？简单说吧，她有着发达的思想，可是，想什么呢？就好像利器在身，却没什么可供切割的，弄不好，还会伤自己。她还小，还没开始生活，思想却已经预先工作。

    她曾经将一整本马恩列斯语录抄写在笔记本上，她连字都写不端正呢！这些断章取义的字句，她抄时都是懂的，可过后却一无印象。她在弄前的马路上走来走去，有发传单的红卫兵急急地经过，都不会发给她一张。偶尔，不知是哪一位革命者登上高楼，于是从楼顶飘飘摇摇洒落一阵子纸片儿。她奋力追逐，抢夺来一张半张，那薄脆的红绿纸上油印的钢板刻字，看起来就更不得要领了。她很珍惜地将这些传单收藏起来，也有薄薄的一叠了。还有一回，她尾随几名男生去往各处看大字报。就像她觉得姐姐她们“俗”一样，她觉得凡女生都免不了“俗”，她自己，当然也是女生，可她不是同别人不一样吗？她宁可与男生交往，因觉得男生的世界是大的。可同年龄的男生甚至显得比女生还幼小，再说，学校里严格地划分男女生，她根本无法和他们说话。那一回，她听男生们商量去看大字报，便远远地跟着去了。说起来都怕人不信，仅过一条横街，舒拉都要迷路的。她就像人们形容的，“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家里大人管她管得很严，在姐姐底下，她永远是小的，所以这种管束就没了期限。她决不能单独穿过马路，她晚上决不能出门，她不能收受别人东西，甚至于，她的零用钱由姐姐代管。她相距十来米地跟在男生后面，在她看起来已经走得很远，街道完全陌生了，可他们还在继续往前走。她心里害怕，与他们的距离越缩越近，其实他们早已经发现她的尾随，可他们不是害羞吗？还有意加快速度，好摆脱她。大街上就出现一人追，数人逃的情景。最后，他们进了一所院落，院内一幢小楼，里外都张贴了大字报。舒拉惊魂未定，又怕被他们甩掉，找不到回家的路，墨汁淋漓的大字从眼前过去，不晓得写的是什么。等她心神稍安，有几幅古怪的画，约略进了眼睑，却更加不懂——一颗绿色的太阳，底下有一立一背两个人，立着的是小孩，背着的却是大人，题字为“西边出了个绿太阳，我背爸爸去买糖”……暮色将至时她终于回到家中，当她看见熟悉的街景，不由奔跑起来，差一点撞上一辆自行车，骑车人斥骂道：小姑娘寻死啊！经过这场历险，舒拉再不敢尝试别的，她只能坐在家中，面对四壁苦思冥想。

    无论舒拉怎么看不上舒娅，有些事情还是得靠舒娅。比如，舒娅能够搞到批判电影的票。电影院在革命之初沉寂了一段，又开始放映电影，是以批判的名义，这可是上海市民最踊跃参加的革命了。通常都是团体组织包场，但总是会有散票遗漏出去。舒娅就有办法弄到票子。当然，她总是要与她的伙伴分享。在母亲的干预下，她也带舒拉去过几回。可是终于有一次，舒拉被拦住，不让进场，因为她显然是个孩子。舒拉愤怒地冲着检票员喊：革命不分年龄！人家根本不理她，只得一个人悻悻回家。舒娅还带舒拉去文化广场参加批判大会，这一回，舒娅也没有票，但可以混呀！因门口的秩序总是混乱的，趁着乱一拥而入。她们冲进去过一回，舒拉一下子被震慑住了。人海上面，是红旗的海洋，再是口号声浪此起彼伏，发言人言辞锐利，情绪激奋。但时间长了，终有些单调，舒拉绷得很紧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有一阵，她似乎迷糊了。可是这时候，又有另一种气氛激动了她，那就是天已向晚。离地面很高，直抵穹顶的窗户外面，天空沉暗下来。会场里灯火通明，更显出了夜色。多么不寻常呀！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场面的恢宏，再一次感染她。人和旗帜的颜色都带了一种暖色调，由这色调舒拉联想起外面的街道，楼房，弄堂——那是无尽伸延的阡陌，铺开在酱黄的路灯下，她忽有些鼻酸。但第二次冲会场就没那么幸运，门口由纠察队手挽手地连成围墙，顶住企图拥入会场的人群，其中就有舒娅舒拉。这一回，舒拉喊的是“革命不要门票”，同样无济于事，也是悻悻回家。这就是舒娅向舒拉输入的革命。

    和任何革命的输入一样，舒娅在带来进步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也捎来了历史的“垃圾”，那就是书！这些书一半是从抄家物资中流散出来的，另一半则是来自无人管理的图书馆，因此，上面或是盖着图书馆的公章，或是私人的藏书章。也有些是没了封面，甚至只剩下大半本，那就是从废品收购站拾来的。总之，都是“破四旧”的那个“旧”字。这些书显然处于飞速的流通中，它们在舒娅手里只能停留很短的时间，等舒娅看完，留给舒拉的时间就更短了。有一次，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是晚上十二点才送到，第二天一早就要送走，结果是舒娅看上半夜，舒拉看下半夜。还有些书，只能从舒拉眼巴巴的眼睛里过一下，就流走了。但是，却也有几本书，似乎被舒娅她们忘记了，于是就一直留在家中，被舒拉翻来覆去地读。有一本叫作《我同时代人的故事》，封面上标明第一卷，那就说明至少还应该有第二卷；有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也是第一卷；再有一本没了封面，于是也无从得知书名的，故事呢，也有些枯燥，尽是二男一女在说理与申辩，虽然是谈爱，但那爱也是干枯的，不大引得起舒拉的兴味——舒拉，她已经对爱有兴味了。现在，舒娅又带来了小兔子南昌七月这伙人。可是，因为舒拉胡搅蛮缠，舒娅又将他们带走了。

    舒拉寂寞地度过一些日子以后，忽然，舒娅又将他们带回来了，别人家哪里有舒娅舒拉家的自由民主啊！只有舒拉烦人，但他们也有了对付的办法，那就是他们在小房间里说话，将舒拉锁在外面。很奇怪地，舒拉并没因此生气，她反而安静下来。这一伙人在隔壁房间里，只能听见偶尔爆发的笑声，可是，舒拉的寂寞舒缓了。她一个人坐在大房间里，看着那几本残缺的书，已经看过无数遍了，还要再无数遍地看下去。有时候，她轻轻放下书，略踮着脚，走出去，在小房间紧闭的门口徘徊一下，恰恰好，里面的人压低声音了。有一次，南昌推门出来，与她撞个对面，南昌有些抱歉地对她笑笑，复又进去了。舒拉从南昌的笑容里看到了一点同情，过去对他的恨意就柔软下来。

    这一日，小房间的门轻轻叩了几下，里面的人停了一会方才开门，见是舒拉，以为她又要生事，不料她只是对南昌招手，意思要他去。南昌觉得好奇，又觉得有趣，站起身来。他随着舒拉走到大房间，舒拉在椅上坐下，向南昌仰着头：我对你说，舒拉说，她们，她用下巴颏点了点小房间的方向，她们根本理解不了！理解什么？南昌问。理解你的思想！舒拉说，说完后紧闭着嘴，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南昌。南昌脸上还笑着，心里却一惊，他忽然看到了小老大楼下，那个安娜的眼睛。也是那么大，黑，浓郁。安娜和舒拉差不多年纪，那一个已病得不像样子，这个却很健康，精力旺盛。这样大小的孩子，都有着同样的眼睛吗？南昌站了一会，转身走了，舒拉的眼睛却逼迫他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