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行星,距太阳0。387地球天文单位,即5789万公里。太阳光猛烈地倾泻到水星上,使它成了太阳系最热的行星。它的白昼温度可达450℃,在一个名叫卡路里盆地的地方,最高温度曾达到973℃。由于没有大气保温,夜晚温度可低至-173℃。
这个与太阳近在咫尺的星球上竟然也有冰的存在,它们分布于水星的两极,常年保持着-60℃以下的温度。
水星质量为地球的1/25,磁场强度为地球的1/100。公转周期为87。96天,即1000地球年=4152水星年。水星自转周期为58。646天,是其公转周期的2/3,这是由于太阳引力延缓了它的自转速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引力锁定。
水星地貌与月球相似,到处是干旱的岩石荒漠,是陨星撞击形成的寰形山(卡路里盆地就是一颗大陨星撞击而成)。地面上多见一种舌状悬崖,延伸数百公里,这种地形是由水星地核的收缩所形成。水星的高温使一些低熔点金属熔化,聚集在凹部和岩石裂缝内,形成广泛分布的金属液湖泊。由于水星缺少氧化性气体,它们一直保持金属态的存在。夜晚来临时,金属液凝结成玻璃状的晶体。当阳光伴随高温在58。6个地球日之后返回时,金属湖迅速开冻。
如此严酷的自然环境,毫无疑问是生命的禁区——可是,真是如此吗?
“疯了,”我神经质地咕哝道:“真的是疯了,只有疯子才这样异想天开。”
何律师安安静静地看着我:“可是,历史的发展常常需要一两个疯子。”
“你很崇拜沙女士?”
“也许算不上崇拜,但我佩服她。”
我干笑道:“现在我知道这笔遗产的内容了,是一笔数目惊人的负遗产。继承人要用自己的财产去维持生命熔炉的运转,维持到哪一年——天知道。不仅如此,他还要为这些金属生命寻找放生之地,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而这么做,至少需要数百亿元资金,需要一二百年的时间。谁若甘愿接受这样的遗产,别人一定会认为他也疯了。”
何律师微笑着,简单地重复着:“世界需要几个疯子。”
“那好,现在请你忘记自己的律师身份,你,我的一个朋友,说说,我该接受这笔财产吗?”
何律师笑了:“我的态度你当然知道。”
“为什么该接受?对我有什么益处?”
“它使你得到一个万年一遇的机会,可以干一件前无古人的事。你将成为水星生命的始祖之一,它们会永远铭记你。”
我苦笑道:“要让水星生命进化到会感激我,至少得一亿年吧,这个投资回收期也太长啦。”
何律师笑而不答。
“而且,还不光是金钱的问题。要到水星上放养生命——地球人能接受吗?毕竟这对地球人毫无益处,说不定还会给地球人类增加一个竞争对手呢。”
“我相信你,相信沙女士的眼力,所有困难你都有能力、有毅力去克服。”
我像是蝎蜇似地叫起来:“我去克服?你已坐定我会接受这笔遗产?”
那个狡猾的律师拍拍我的肩:“你会的,你已经在考虑今后的工作啦。我可以宣读遗嘱了吧,或者,你和夫人再商量一次?”
6天后,我们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正式仪式,我和妻子签字接受了这笔遗产。
我为这个决定熬煎了6天,心神不宁,长吁短叹。我告诉自己,只有疯子才会自愿套上这副枷锁,但海妖的歌声一直在诱惑我,即使塞上耳朵也不行。40亿年前,地球海洋中诞生了第一个能自我复制的蛋白质微胞,那是个粗糙的、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真有上帝,恐怕他也料不到,这种小玩意儿会进化出地球生命的绚烂吧。现在,由于偶然的机缘,一种新型生命投入到我的翼下,它是一位女上帝创造的,它能否在水星发扬光大,取决于我的一念之差。这个责任太重了,我不敢轻言接受,也不敢轻言放弃。即使我甘愿做这样的牺牲,还有妻儿呢?我没有权力把他们拖入终生的苦役中。妻子对此一直含笑不语,直到某天晚上,她轻描淡写地说:
“既然你割舍不下,接受它不就得了。”
她说得十分轻松,就像是决定上街买两毛钱白菜。我瞪着妻子:“接下它——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咱俩一生的苦役。不过,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趣去生活,活一辈子又有什么意义?我知道,如果你这会儿放弃它,老来你一定会后悔的,你会为此在良心上熬煎一生。行了,接受它吧。”
那会儿我望着妻子明朗的笑容,泪水潸然而下。
现在妻子仍保持着明朗的笑容,陪我接受了沙姑姑的遗产。何律师今天很严肃,目光充满苍凉。我戏谑地想,这只老狐狸步步设伏,总算把我骗入毂中,现在大概良心发现了吧。沙午实验室的两名工作人员欣喜地立在何律师身后。屋里还有一个不露面的参加人,就是沙午女士,她正呆在那座生命熔炉的上方,透过因高温而抖颤的空气,透过厚厚的墙壁在看着我们,我想她的目光中一定充满欣慰。我特意请来的记者朋友马万壮则是咬牙切齿:
“疯了!全疯了!”他一直低声骂着:“一个去世的女疯子,一对年轻的疯夫妻,还有一个装疯的老律师。义哲,田娅,你们很快会后悔的!”
我宽容地笑着,没有理他。不管怎样反对,他还是遵照我的意见把这则消息捅到新闻媒体中去。我想,行这件事,既需要社会的许可,也需要社会的支持。那么,就让这个计划尽早去面对社会吧。
老马把那篇报道捅出去之后,我立即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他兴高采烈地说:
“我见到报导了!金属生命,水星放生,一定是愚人节的玩笑吧。”
我说:“不,不是。实际上,那篇报导原来确实打算在4月1号出台,但我忽然悟出4月1号是西方愚人节,于是通知报纸向后推迟4天。”
“正好推迟到4月5号啦,清明节,那这篇报导一定是鬼话喽!”
我苦笑道,慢慢放下话机。
此后舆论的态度慢慢认真起来,当然大多数是反对派。异想天开!地球人类的事还没办完呢,倒去放养什么水星生命!也有人宽容一些,说只要不妨碍人类的利益,人人都可干自己想干的事,只要不花纳税人的钱。
在这些争论中,我沉下心来全力投入实验室的接收工作。我以商人的精打细算,最大限度地压缩实验室的开支。算一算,我的家产能够维持它运转30年。这种生命很顽强,高温能耐到1000℃以下,低温则可耐受到绝对零度。在温度低于320℃时,它们会进入休眠。所以,即使因经费枯窘而暂时熄灭熔炉也没什么关系,只是暂时中断这种生命的进化。
不过,我不会让生命熔炉在我手里熄灭的。我不会辜负沙姑姑的厚望。
晚上,我和妻子常常来到生命熔炉,看那暗红涌动的金属液,或者把图象调出来,看那些蠕动的小生命。这是一些简单的粗糙的生命,但无论如何,它们已超越物质的范畴。1亿年之后,10亿年之后,它们进化到什么样子,谁能预料到呢?看着它们,我和妻子都找到一种感觉,即妻子腹中刚刚诞生一个小生命时的感觉。
老马很够朋友,为我促成一次电视辩论。“或者你说服社会,或者让社会说服你吧。”
我、妻子和何律师坐在演播厅内,面对中央电视台的摄像镜头,聚光灯烤得脸上沁出细汗。演播台另一边坐着七位专家,他们实际是这场道德法庭的法官,不过他们依据的不是中国刑法,而是生物伦理学的教义。台前是一百多名听众,多数是大学生。
主持人耿越笑着说:“节目开始前,首先我向大家致歉,这次辩论本来应放在水星上进行的,不过电视台付不起诸位到水星的旅费。再说,如果不配置空调,那儿的天气太热了一点。”
听众会心地笑了。
“‘水星放生’这件事已是妇孺皆知,我就不再介绍背景资料了。现在,请听众踊跃提问,陈义哲先生将作出回答。”
一位年轻听众抢着问:“陈先生,放养这种水星生命——这样做对人类有益处吗?”
我平静地说:“目前没有,我想在一亿年内也不一定有。”
“那我就不明白了,劳神费力去做这些对人类无益的工作——为什么?”
我看看妻子和何律师,他们都用目光鼓励我,我深吸一口气说:“我把话头扯远一点儿吧。要知道,生物的本质是自私的,每个个体要努力从有限的环境资源中争取自己的一份,以便保存自己,延续自己的基因。但是,大自然是伟大的魔术师,它从自私的个体行为中提炼出高尚。生物体在竞争中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合作更为有益。对于单细胞生命,各细胞彼此是敌对的。但单细胞合为多细胞生命时,体内各个单细胞就化敌为友,互相协作,各有分工,使它们(或大写的它)在生存环境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于是,多细胞生命便发展壮大。概而言之,在生物进化中,这种协作趋势是无所不在的,而且越来越强。比如,人类合作的领域就从个体推至家庭,推至部族,推至国家,推至不同的人种,乃至于人类之外的野生生物。在这些过程中,生命一步步完成对自身利益的超越,组成范围越来越大的利益共同体。我想,人类的下一步超越将是和外星生命的融合。这就是我倾尽家财培育水星生命的动机,我希望那儿进化出一种文明生物,成为人类的兄弟。否则,地球人在宇宙中太孤单了!”我说,“其实,在一个月前我还没有这些感悟,是沙女士感化了我。站在沙教授的生命熔炉前,看着暗红涌动的金属液中那些蠕动的小生命,我常常有做父母的感觉。”
一位中年男人讥讽地说:“这种感觉当然很美妙,不过你不要为了这种感觉,而培育出人类的潜在竞争者。我估计,这种高温下生存的生命,其进化过程必定很快吧,也许1000万年后它们就赶上人类啦。”
我笑了:“别忘了,地球的生命是40亿年前诞生的,如果担心地球生命竞争不过40亿年后才起步的晚辈,那你未免太不自信了吧。”
耿越说:“说得对,40亿岁的老祖父,1000万岁的小囡囡,疼爱还来不及呢,哪里有竞争?”
观众笑起来,一位女听众问:“陈义哲先生,我是你的支持者。你准备怎么完成沙女士的托付?”
我老实承认,“不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我的家产能在30年内维持生命熔炉的运转,但30年后怎么办?还有,怎样才能凑出足够的资金,把这些生命放养到水星上?我心里没有一点数。不管怎样,我会尽我的力量,这一代完不成,那就留给下一代吧。”
听证会进行了近两个小时,七名专家或称七名法官一直一言不发,认真地听着,不时在纸上记下一两点,从表情上看不出他们的倾向性。最后耿越走到演播台中央说:“我想质询已相当充分了,现在请各位专家发表自己的意见吧。你们对水星放生这件事,是赞成、反对还是弃权?”
七位专家迅速在小黑板上写字,同时举起黑板,上面齐刷刷全是同样的字:弃权!
听众骚动起来,耿越搔着头皮说:
“如此一致呀!我很怀疑七位裁判是否有心灵感应?请张先生说说,你为什么持这个态度。”
坐在第一位的张先生简短地说:“这件事已远远超越时代,我们无法用现代的观点去评判将来的事。所以,弃权是最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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