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的11月24日,我的曾爷爷就满100岁了。他曾是一个著名的科幻作家,中国科幻史上记着:世纪之交的著名科幻作家何慈康先生……不过所有论及到他的文章都是使用过去时,没人提到他还健在。甚至有一篇文章是这样介绍他的:何慈康,生于1964年,卒年不详。
我看到这段文字时禁不住骂了一声,这个作者太“妈妈的”了,信息时代查一个人的生卒日期很容易的,他竟然如此不负责任!对于健在的曾爷爷,这几乎是一种诅咒哪。
不过,不管外人怎么说,曾爷爷还活着。他的儿子(我爷爷)已经去世,他的孙子(我爸爸)成了缠绵病榻的老病号,可曾爷爷还活着。他已经不能行走,终日坐着轮椅,但思维还算清晰,每天要认真观看电视上的新闻报道,有些重大事件,还让机器人管家读报给他听。
当然偶尔也犯糊涂,做一些可笑的事。比如,刚刚吃过午饭,他又吩咐机器人管家为他准备午饭,管家当然会拒绝。作为机器人,他的执拗是堪与老人媲美的,于是曾爷爷气冲冲地把官司打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确实我们刚刚吃过,妻子阿梅也做旁证,而曾爷爷仍用疑虑的目光盯着我们。事情的解决常常是因为斗斗过来参与了。斗斗不耐烦地喊:
“老爷爷你又糊涂啦!咱们刚刚吃过午饭,你吃了一大碗煮饼呢。”
曾爷爷总是比较相信玄孙的话,喃喃自语着转回他的卧室:“我真的吃过啦?可不能漏了午饭,我还要活到100岁呢。”
阿梅常说:曾爷爷是为了某个目的而存活的。这话不假。从他的喃喃自语中我们得知,他要活到100岁,是为了验证某个东西。至于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可能爷爷知道,但他去世比较突然,没有留下什么遗言。我问过爸爸,爸爸什么也不清楚。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可验证的东西?人老了,脑子里会产生谵妄的念头,曾爷爷已分不清现实和虚幻的界限了。
曾爷爷的百岁诞辰越来越近,我们能触摸到他的紧张,他的亢奋。他看到希望在即,又怕在胜利来临前突然出现意外。他不再出门,总是目光灼热地盯着日历。他的紧张感染了全家人,那些天我和阿梅做事都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他的什么忌讳。只有斗斗没有忌讳,他从幼儿园回来仍会大声武气地批评“老爷爷又犯糊涂啦”,或者“老爷爷又睡懒觉啦”,而老人对他的任何话语都是宽容的。
百岁诞辰终于到了,不过没有什么祝寿活动。曾爷爷的同代人甚至下代人大都已经作古,他已是被社会遗忘的人。爸爸因病也不能来,我和阿梅为曾爷爷准备了一个盛大的家宴,但曾爷爷的目光显然不在宴会上。生日那天早上,他早早把我喊到他的卧室——我立即触摸到他的轻松和亢奋,这种气氛像花香一样弥漫寸于四周。他声音抖颤地说:
“小戈,我赢了,我活到了满100岁,什么都没发生!我赢啦!”
这一刻我意识到,阿梅过去的猜测是对的,曾爷爷顽强地坚持到100岁,确实有他的目标,有某种信念。他兴奋地吩咐我,快吃早饭,饭后陪他到墓地,他要找一个死去的朋友“说道说道”。阿梅这时进来了,我们迟疑地互相看一眼。现在已是深秋,今天又是阴天,外面很凉的,把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领到野外……老爷子此刻的思维十分敏锐,立即悟到我们的反对,用手拍着轮椅的扶手生气地说:“你们想拦我是不是?糊涂!也不想想我为啥活到今天?就是为了他(它?)!别说了,快去准备!”
我们叹息一声,只好去备车。
我开出家里的残疾人专用车,机器人管家把轮椅连同曾爷爷推进车里,阿梅按老人的吩咐把一瓶茅台和两个杯子送到车上,用毛毯细心地裹好老人的下半身。我驾车向双石公墓驶去。今天不是节令,公墓中寂无一人,瑟瑟秋风吹动着墓碑上的纸花和空地上的荒草,墓碑安静地纵横成列,铅灰色的阴云笼罩着地平线。按照老人急切的指点,我来到一座墓前。从墓碑上镌刻的照片看,死者是位年轻人,面庞削瘦,目光幽深,藏着一汪忧伤。正面碑文是:爱子林松之墓。1980——2008年。背面碑文是:他是一个没来得及成功的数学家,他为自己的信仰而死。
碑是他的父母立的,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虽己时隔60年,我仍能触摸到他父母无言的哀伤。
曾爷爷让我把轮椅推到墓前,让我把两个杯子斟满。他把一杯酒慢慢浇到墓前,另一杯一饮而尽,大声说:“林松,我的小兄弟,我的老朋友,我赢了啊,哈哈。我早知道我赢了,可我一直熬到满60年才来。60年,一天都不少。你输了,你还不服气吗?”
他的声音像年轻人一样响亮,两眼炯炯有神。他一杯一杯地喝着酒,一杯一杯地浇着酒,一瓶酒很快见底。这时悲痛悄悄向他袭来,他的声音嘶哑了,低声埋怨着:你不该去死的,你应该听我的劝啊,你这个执拗的家伙!我紧张地立在他身后,后悔没让阿梅同来。对于一个风烛残年的百岁老人,这种激动可不是什么好事。我甚至想,也许这是回光返照,是灯苗熄灭前的最后一次闪烁。不过我没法劝他,也知道劝不动他。他为这一天苦熬了60年,在他看来,胜利后的死亡肯定是最不值得操心的事。
他累了,闭着眼安静地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那双手干枯松弛,长满了老人斑,他的锁骨深陷,喉结十分凸出。我看着他的衰老,不由一阵心酸。很久他才睁开眼,说:好了,我的心愿已了,可以走了。小戈,我知道你心里纳闷,想知道这桩秘密。我今天全部告诉你。
我柔声说:曾爷爷,我当然想知道这个秘密,我也要为你的胜利欢呼呢。不过你今天太累了,以后再说吧。咱们先回家,以后再讲吧。
老人说:不,我现在就要讲。我身上抱着的那股劲儿已经散啦,不定哪会儿我就闭眼,我要在死前把这件事告诉你。
曾爷爷转回头低声说:林松,我要走了,不一定还能再来见你,咱俩道个永别吧。不,不对,咱们快见面了,应该说再见才对呀。他大概觉得这个想法很有趣,脸上掠过一波明亮的笑容。我在他身后听着,虽然心中凄然,也禁不住绽出微笑。
我们回到车上,离开公墓。在返回途中,在他的卧室里,他断断续续讲了很多。他的叙述跳跃性很大,时有重复或疏离。不过我总算把他的意思串下来了。下面讲的就是我拼复后的故事。
曾爷爷说,60年前,我在南洋师大教书,业余时间写点科幻小说。不是作为职业或副业,纯粹是一种自娱。我天生是敏感血质,对自然界的奥秘有超乎常人的感受。在我看来,思考宇宙到底是由几维组成,要比炒股赚钱有趣得多。
林松是我的年轻同事,教数学的,教龄不长,工作也不算突出。不过私下里我对他评价甚高,我想他很快就会成为杰出的数学物理学家,因为他有费米的天才和陈景润的执著。那时他一直在研究群论,准确点说,是用群论来诠释宇宙的结构。群论是一种研究“次序”的高等乘法,在19世纪已经奠下基础,那时它没有任何的实用价值,是纯粹的智力自娱。但20世纪物理学家们发现,它描述了,或者不如说是限制了自然的某些运行方式。物理中的弦论认为,宇宙的终极设计很可能是建立在10维空间的旋转群SU(10)上。它可以用一个公式来简单表示,即:
10X10=1+45+54也就是说,10维空间胶合后可能是1、45、54这三个群组成。其中群的划分由群论给出限定,不是任意的,比如说,不可能存在2、43、55这种划分。一种19世纪产生的纯粹抽象的数学,竟然限制了宇宙的基本结构,难怪数学家们自傲地称:数学是超乎宇宙而存在的,是神授的、先验的真理。
不过我不想在群论上多费口舌,它与以后的故事也没有什么联系,把它撇开吧。
我和林松的交往很淡,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但我们都把对方引为知己。我们都是超越世俗的,是心灵的跋涉者,在水泥楼房的丛林中敏锐地嗅到了同类。使我内疚的是,正是我的友谊促成了他的过早去世。
顺便说一点,林松那时还没有结婚,并且终身也没有结婚。他孤独地走完自己的人生之路。
那天我到他家,他正在电脑前忙活,屏幕上净是奇形怪状的公式。屋内空旷疏朗,没什么摆设,也有点凌乱。看见我进来,他点点头,算作招呼,又回头沉浸在研究之中。我早巳习惯了他的待客方式,也知道在他工作时尽可进行谈话,他是能够一心两用的。我说:“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给我推出一个公式。”
他没有回头,简短地说:“说吧。”
“这件事可不是一两句能说请的,估计得半个小时。”
“说。”
我告诉他,我这些年在探讨“科学进步”和“科学灾难”的关系,积累了很多资料,已经得出几条结论。我认为,科学在促进人类进步的同时,也必然降低灾难发生的门槛,加大灾难的强度。比如:人类开始种植业的同时就放大了虫害,开始群居生活的同时就放大了灾疫;医学的进步降低了自身免疫力,工业的发展加大了污染,等等等等。这些进步和灾难由于内在的机理而互为依存,不可分割。无论什么时候,无论科学发展到多么高的水平,人类都不要奢望会出现“干净的”、不带副作用的科学进步。我的观点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1、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灾难的绝对值必然越来越大;2、正负相抵的结果应该是正数,也就是说,进步应该是主流(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一点是正确的);3、进步和灾难的量值之间有一个相对确定的比值,不妨命名为何慈康系数。
我交给他一张图(见图1),横轴是时间轴,纵轴是进步或灾难的量化指标。区域内有两条剧烈震荡的曲线,下面一条是灾难线,上面一条是进步线,总趋势一直向右上方伸展;两者永远不会相交。两条曲线上对应点纵坐标的比值就是我所说的何慈康系数,它大致在0.62—0.78之间。
图1我对林松说:这两条曲线从宏观上看很简单,但微观变化十分复杂。进步和灾难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正反馈、负反馈、深埋效应、爆发效应、滞后效应、群聚效应等。我这儿有详细的资料,是我10年来积累的,希望你根据这些资料凑出数学表达式。
林松这会儿才扭过头,说:可以。大概要七天时间,七天后你再来。
我知道再对林松说什么是多余的,但忍不住又说两句。我说:你当然知道,我希望得到的不是一个经验公式,而是能反映事物深层机理的精确公式,能用它来预言今后的趋势,比如说,预言10年后第一季度何慈康系数的精确值。
林松看看我,简短地说:我知道。七天后来。
我回去开始耐心地等待。我相信林松的才华和直觉,相信他能成功。各种科学公式无非是两种方法取得:分析法和综合法。分析法是深入研究某个事物的机理,然后根据已知的机理演绎出数学公式。综合法是根据大量的统计数字,试凑出经验公式,它只能对事物的规律做近似表达。但对于那些有惊人直觉的大师们来说,他们凑出的经验公式常常恰好表达了事物的内在动因,因而上升到精确公式,开普勒的三定律就是典型的例子。
我希望林松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公式,使我能够预言任一时间段的何慈康系数的精确值,我相信这对人类发展的宏观控制大有裨益。
七天后他把我叫去,说,已经找到那个公式。他在电脑上打给我,公式中净是奇形怪状的数学符号,我如看天书。林松简捷地告诉我,推导中利用了一些群论知识,一些碎形几何的知识,还有其它一些高深的数学。他说你不用了解这些,你只用学会代入计算就行了。你看,我根据这个公式做出的曲线,几乎与你的原曲线完全吻合,除了极个别的点,但那些点肯定是坏值(是你因为疏忽而得出的错误数据)。这个公式是很“美”的,一种简谐的美,所以,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就是你所要求的精确公式。我比较了理论曲线和我的统计曲线,除了个别坏点,两者真的完全吻合。对于公式的“简谐的美”,我缺乏他的鉴赏力,但我相信他的直觉。我说我很满意,现在,能否用这个公式来预言,比如60年后即2068年的何慈康系数?这个“60年”是我随口说出的,我绝对想不到它恰好对应着这条曲线上的拐点,并引发此后的风风雨雨。林松说:噢,这个公式刚刚得出来,我还没有做这样的计算。不过很容易的,把数据输进去,半个小时就能得出结果。他啪啪地把必要的参数输入电脑,电脑屏幕上开始滚动繁复的数据流。
在等待结果的空档,我们交谈了几句世俗的话题。我看看屋内凌乱的摆设,说;你该找个爱人啦。他说:你说得对,我并不是独身主义者,但很难找到一个耐得住寂寞的女人。我叹息一声:没错,做你的妻子是很困难的职业。你应该学会扮演两种身份:理性人和世俗人,学会在两种身份中自由转换。他说:你说得对,但我恐怕做不到,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
屏幕停止滚动,打出后60年的曲线(见图2)。林松回头扫一眼,脸色立即变了。因为在横坐标为2068年的那处,灾难线有一个很陡的拐点,然后曲线陡直上升,超过进步线。也就是说,在这一点的何慈康系数不再是0.62——0.78之间的一个小数,而是一个天文数字,趋近于正无限。我笑着说:哈,你的公式肯定有毛病,绝不会出现这个峰值的,果真如此,人类社会就会在一宿之间崩溃啦。林松皱着眉头看着公式,低声说:我验算一下,你等我通知。
图2我回到家,心想他的验算肯定耗时很久。因为从曲线趋势看来,错误不是小错,而是根本性的。据我的统计,何慈康系数若小于0.65,社会就呈良性发展;大于0.7,社会的发展就会处于困境。若大于0.75,社会就会倒退恶化乃至逐渐崩溃。何慈康系数绝不会大于1的,何况是他得出的天文数字!那将意味着:核大战、人类医疗体系崩溃、道德体系坍塌、超级病毒肆虐,甚至大陆块塌陷、月地相撞……如此等等在同一个时刻叠加。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即使一个智力平庸者也会断定其不可能。我惟一不解的是,以林松的智力,怎么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还有,如果它是根本性的错误,为什么与2008年前的曲线却那么符合?
第二天凌晨四点钟电话就来了。他的声音嘶哑低沉:
“来吧,我已经有确定结果了。”
我匆匆起床,赶到他那儿。屏幕上仍是那个陡直上升的曲线,就像是一把寒光闪闪的倚天魔剑。他脸色苍白,眼窝深陷,身上散发着一种不可言传的、但又分明存在的不祥气息。他极为简短地说:
“己验算过,没有错误。”便不再说话。
我暗暗摇头,开口说:“你……”我想说你是否再验算一下?但把这句话咽回去了。对于他的为人和性格,这句话不啻是侮辱,他绝不会再把一个有错误的公式摆出来让我看的。
但我仍然断定他错了。我并不轻信“人类社会的发展永远向上”这种武断的盲目乐观,但至少说,在人类走下坡路前会有明显的征兆,而且绝不是在60年之后,也许6000万年后再来考虑这个问题也不算太晚。我钦服林松的学术功力,但天才们也会犯低级错误。牛顿在给家里的猫、狗做门时曾做了一大一小两个,他忘了猫也能从大洞里进出;费米曾用传热学公式算出来,窗户上根本不用做棉帘子,因为它的隔热效果非常有限。多亏妻子没听他的话,最后发现是他看错了一位小数点……我收住思绪,考虑如何尽量委婉地指出他的错误。我笑着说:
“历史上曾有一位天文学家,计算出一颗小行星马上要与地球相撞,他不愿看到人类的灾难,当晚就自杀了,后来才……”
林松口气硬硬地说:“那是他算错了。”
他的言外之意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我没算错。我打着哈哈:“恐怕你也有错误吧。60年!这么短的时间……”
“是60年,至迟在2068年11月24日灾难就会大爆发。”
“那正好是我100岁的生日!”我叫道,“当然,我不会活到100岁,但你应该能活到那个岁数的。”
“我不想看到那一天。”
我打了一个寒颤。他的话里分明有冰冷的决心。我暗地里骂自己,还扯什么自杀的天文学家哟,实在是蠢极了,我不提这个话头,他已经有自杀的打算了!这不是开玩笑,因为我知道他对数学的信仰是多么坚定。我记得,他曾给我儿子讲解过圆锥曲线。他说,圆锥曲线是一千八百年前一个数学家心智的产物。他拿一个平面去截圆锥曲面,随着截取角度的不同,能得出圆、椭圆和抛物线。后来天文学家发现,这一组曲线正好对应着行星彗星绕恒星运行的轨迹,随着引力和运行速度的比值变化,它们分别呈圆、椭圆和抛物线运动。这些事实每一个中学生都知道,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恰恰一组圆锥曲线与行星运行方式一一对应?比如说,为什么行星不按立方抛物线运行?是什么内在机理使“截取角度”和“引力与速度比值”这两组风马牛不相及的参数建立了联系?一定有某种机理,只是至今它还深深潜在水面之下。不妨再引申一点吧。圆锥曲线还有一个特例,当截取角度与圆锥中心线平行时,得到的是从一点出发的两条射线。至今还没有发现哪种星体的运动轨迹与此相符,但我敢预言,一定有的,由于那个内在的机理,将来一定会发现这种特例。数学是先验的永恒真理,是大自然的指纹,物理学家只能做数学家的仆从……
那时儿子听得很入迷,我也听得津津有味。我不一定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佩服他对数学近乎狂热的信仰,佩服他在数学上的“王霸之气”。不过,这会儿我开始担心他的狂热了。
因为他理所当然地认为,今天这个公式同样是先验的真理,社会崩溃一定会“按时”出现(不管从直观上看是如何不可能)。他不愿活着看到人类的浩劫……我沉下脸,直截了当地说:“听着,我要告诉你。我一向信服你,但这一回你肯定错了。你的公式……”
“我的公式没错。”
我恼了:“你的公式要是没错,那就是数学本身错了!”这句话说得过重,但既然说出口,我干脆对它作了个延伸发言,“我们曾认为数学是上帝的律条,但是不对!数学从来不是绝对严密的逻辑结构,它的建基要依赖于某些不能被证明的公理,它的发展常常造成一些逻辑裂缝。某个数学内可以是逻辑自洽的,但各个数学体系的接缝处如何衔接,则要依靠人的直觉。著名数学家克莱因曾写过一本《数学,确定性的丧失》,建议你看看这本书。就咱们的问题而言,你的公式肯定不如我的直觉。你……”
林松不客气地打断我的话:“我想你该离开了,我还想再来一次验算。”
那些天我一直心神不宁,我不愿看着林松因为一个肯定错误的数学公式枉送性命。晚上我总是到他家,想令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但我总是无言地看他在电脑前验算,到深夜我再离开。我知道,对于林松这种性格的人,除非是特别强有力的理由,他是不会改变观点的,但我提不出什么强有力的理由。林松已完全停止原先对群论的研究,反复验算那个公式。从这点上,也能看出这个公式在他心目中的分量。他的表情很沉静,不焦不躁,不愠不怒。越是这样,我越是对他“冰冷的决心”心怀畏惧。我已对人类发展有十几年的研究,自信对人类社会的大势可以给出清晰的鸟瞰,不过在此刻我仍愿意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我走访了很多专家:数学家,未来学家,物理学家,数学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当然也少不了社会学家。所有人对“60年后人类社会就会崩溃”这种前景哈哈大笑,认为是天方夜谭。只有一位生物社会学家的观点与之稍有接近。他说:地球上已发生无数次的生物灭绝,科学家们设想了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该物种的生态动力学崩溃。生物的进化(也包括社会的进化)都是高度组织化、有序化的过程,它与宇宙中最强大的机理——熵增定理背道而驰,因而是本质不稳定的。这就像是堆积木,堆得越高越不稳定,越过某个临界点必然会哗然崩溃。生物(包括人类)属于大自然,当然不能违背这个基本规律。
他的解说让我心中沉甸甸的,但他又笑着说:“不过,这当然是遥远的前景,可能是1亿年后,可能是10亿年后。至少现在看不到任何这类迹象,要知道,积木塔倒塌前也会摇晃几下的,也有相应的征兆啊!”他哈哈笑着,“告诉你那位朋友,最好来我这儿进行心理治疗,我不收费。”
他们都把林松自杀的决心看作一出闹剧,而我则惊恐地听着定时炸弹的嚓嚓声在日益临近。七天之后,林松对我平静地说:他又进行了最严格的验算,那个公式(包括60年后的崩溃)都是正确的。我哈哈大笑(但愿他没听出笑声中的勉强),说,那好吧,咱们打个世纪之赌,你我都要活到那一天——对我来说很难,要活到100岁呢,但我还是要尽力做到——咱们看看谁的观点正确。说吧,定什么样的赌注?我愿意来个倾家之赌,我是必胜无疑的……
林松微笑道:“时间不早了,再见。”
第二天林松向学校递了长假,驾车到国内几个风景区游玩。临走前告诉我,他不再想那件事了,有关的资料已经全部从电脑中删除。我想,也许走这一趟他的心结会有所释放。但我错了,一个月后传来他的噩耗,是一次交通事故。交通监理部门说,那天下着小雨,刚湿了一层地皮,是路面最滑的时候。他驾车失控,撞到一棵大树上。不过我想,这不是他真正的死因。
曾爷爷的叙述远没有这样连贯,他讲述中经常有长时间的停顿,有时会再三重复己讲过的事。而且越到后来,他的话头越凌乱,我努力集中精神,才能从一团乱麻中抽出条理。他累了,胸脯起伏着,眯着眼睛。阿梅几次进来,用眼色示意我:该让老爷子休息了。我也用眼色示意她别来干扰。不把这件事说完,老爷子不会中断的。
曾爷爷说,林松死了,剩下我一人守候着这场世纪之赌的结局。我当然会赢的,只要神经正常的人都确信这一点。但有时候,夜半醒来,一阵慌乱也会突然袭来:林松说的会不会应验?他是那么自信,他说数学是上帝的律条,大自然的指纹,数学的诅咒是不可禳解的宿命……直到我活到百岁诞辰,我才敢确切地说:我赢了。
曾爷爷总算讲完了,喃喃地说:“我赢了,我赢了啊。”我适时地站起来说:曾爷爷,你赢了,这真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现在你要好好休息一下,晚上还有一个盛大的寿宴呢。
我在寿宴上再为你祝贺。我扶他睡好,轻轻走出去。阿梅对我直摇头,说老人家的心思可真怪。他真是为了那个世纪之赌才强撑到100岁?还有那个林松,真是为一个公式去自杀?都是些不可理喻的怪人。
我没有附和她,我已经被曾爷爷的话感染了,心头有一根大弦在缓缓起伏。
宴席备好了,我让机器人管家服侍老人起床。管家少顷回来,以机器人的死板声调说,何慈康先生不愿睡醒。斗斗立即跳起来,说;老懒虫,我去收拾他,老爷爷最怕我的。他嚷着蹦跳着去了,但我心中突然咯噔一下:管家说的是“不愿睡醒”,而不是“不愿起床”,这两种用词是有区别的,而机器人用词一向很准确。我追着儿子去了,听见他在喊“老懒虫起床”,他的语调中渐渐带着焦灼,带着哭腔。我走进屋,见儿子正在摇晃老人,而曾爷爷双眼紧闭,脸上凝固着轻松的笑意。
曾爷爷死了,生活很快恢复平静,他毕竟已经是百岁老人,算是喜丧了。斗斗还没有适应老爷爷的突然离去,有时追着我和阿梅问:人死了,到底是到什么地方去了,还会不会回来……不过他很快就会把死者淡忘的。
只有我不能把这件事丢下。曾爷爷的讲述敲响了我心里一根大弦,它一直在缓缓波动,不会静止。我到网上去查,没找到有关那个公式的任何资料。那个水花已经完全消失在时间之河里。在造物主眼里,什么惊心动魄的事件都可一笑弃之。但我不死心。我忆起曾爷爷说他咨询过某位数学家,那么,他该是带着公式去的吧,应该把它拷进笔记本电脑吧。我在阁楼里找到曾爷爷的笔记本电脑,是2006年的老式样,盖板上落满浮尘。在打开电脑时免不了心中忐忑,60年了,电脑很可能已经报废,那么这个秘密将永远失落在芯片迷宫中。这个公式直接连着两个人的生生死死,千万不要被湮没啊。还好,电脑顺利启动,我没费什么力气就找到那个怪异的公式。我看不懂,不过不要紧,总有人懂得它吧。
我辗转托人,找到一位年轻的数学才俊。那是个眼高于顶的家伙,听我说话时总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晒笑,似乎我是不该闯入数学宫殿的乞丐。但在我讲完两个人的生生死死之后,这家伙确实受了感动。他慨然说:“行,我帮你看看这个玩意儿,三天后,不,一个星期后你来。”
但实际上是整整一个月后他才得出明确的结果。他困惑地说:这个公式确实没有任何错误,它与这些年的统计资料(包括林松死后这60年)非常吻合。但奇怪的是,只要从任一点出发向后推算,那么一段时间后灾难曲线必然出现陡升。这段时间近似于定值,在60·65年这么一个很窄的区间内波动。似乎公式中的自变量已被消去,变成一个近常值函数,但公式又是绝对不可化简的。也许能用这句话来比喻:这个公式是“宇称不守恒”的,自后向前的计算是正常的,符合统计数据和人的直观;但自某点向后的计算则会在60年后出现陡升,完全不合情理。两个方向的计算很奇怪地不重合,就像是不可重返的时间之箭。
“我没能弄懂它,”他羞恼地说,“它的深处一定藏着什么东西,今天的数学家还不能理解。也许上帝是透过它来向我们警示什么。”这家伙最后阴郁地说。
我把曾爷爷的墓立在林松的墓旁边,我想,在这个寂静的公墓里,在野花绿草覆盖的地下,他们两人会继续探讨那个怪异的公式,继续他们的赌赛,直到地老天荒吧。
我把两张曲线图分别刻在两人的墓碑上。曾爷爷的图里,“进步”和“灾难”互相呼应着向右上方伸展,但灾难永远低于进步。我想,这足以代表曾爷爷的天才,他以极简单的曲线精确描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势,以自己的直观胜过数学家的严密推理。林松的图里,“灾难”从某一处开始,像眼镜蛇似的突然昂起脑袋。我想,这也足以代表林松的才华。他以这个怪异的公式给我们以宗教般的隐喻:人类啊,谨慎吧,泼天的灾难正在“明天”,或“明天的明天”等着你们哩。
曾爷爷赢了,但林松也没输,在不同的层面上,他们都是胜者。
尾注:曾爷爷提出的“何慈康系数”已被经济学家、未来学家们所接受,他们正热烈讨论,如何在允许范围内尽力降低该系数的值,就像工程师在热力学定律的范围内提高热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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