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此，请抱了一种希望来欣赏我这小书的不相识者。让我为下边作一些说明：文学应怎样算对？怎样就不对？文学的定则又是怎样？这个我全不能明白的。不读过什么书，与学问事业无缘的我，只知道想写的就写，全无所谓主义，也不是为我感觉以外的某种灵机来帮谁说话，这非自谦也不是自饰，希望有人相信。

　　我为了把文学当成一种个人抒写，不拘于主义，时代，与事物论理的东西，故在通常标准与规则外，写成了几本书。

　　《阿丽思中国游记》，尤其是我走我自己道路的一件证据。第一卷陆续在《新月》登载以后，书中一些象讥讽又仿佛实在的话，曾有人列举出来，以为我是存心与谁作难，又以为背后有红色或绿色（并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说话俨然如某类人——某类人，明白来说，则即所谓革命文学家是也。在外国，有了革命家以外，是不是还有革命文学家，不拘这名号是自称或同辈相称，我可不知道。但我知道在中国，把革命文学家而再加上无产字样，则更其惊心动魄耸人听闻。

　　近来似乎这类人并不少了，天才之多亦可幸。鲁人孔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在目下，则从文固曾常常患穷患病矣，又知在某种天气下谈某种文学之人，皆生意兴隆，面团团具富家翁模样，然鄙拙如自己，呐喊喝道非所长，终其生与穷病作缘，亦命而已。说话象小针小刺，不过酸气一股，愤懑所至，悲悯随之。疑心从文为专与上流绅士作战，便称为同志者，实错误。担心从文成危险人物，而加以戒备者，也不必。

　　然而在这样的声明下，亦用不着一些善于活动的青年文学家，把我强迫安置在什么复辟派与反动派的地位下。我的作文章，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捏，与悲愤的摆布，成功后的欢喜外，初初不曾为谁爱憎设想的。

　　我能自知我自己，比别的朋友为多的，是我不是适宜于经营何种投机取巧事业的人，也不能成为某种主义下的信徒。

　　我不能为自己宣传，也就不能崇拜任何势利。我自己选定了这样事业寄托我的身心，可并无与人争正统较嫡庶的余裕。文学在招牌下叫卖，只是聪明的贩卖西洋大陆文学主张，于时行主义下注册的文学家作的事。对帝国主义者与伪绅士有所攻击，但这不是要好于某种阶级而希望从此类言行上得人捧场叫好。对弱者被侮辱觉得可悲可恨，然而自己也缺少气力与学问找到比用文字还落实的帮忙办法，为图清静起见，我愿意别人莫把我下蛮列在什么系什么派，或什么主义之下，我还不曾想到我真能为某类人认为“台柱”“权威”或“小卒”。

　　我不会因为别人不把我放在眼里，就不再来作小说，更不会因为几个自命“革命文学家”的青年，把我称为“该死的”以后，就不来为被虐待的人类畜类说话。总之我是我自己的我，一切的毁誉于我并无多大用处，凡存了妒心与其他切齿来随意批评我的聪明人，他的聪明真是白用了。

　　我需要，是一种不求世所知的机会。一切青年天才，一切大作家，一切文坛大将与一切市侩，你们在你们竞争叫卖推挤揪打中，你们便已经将你们的盛名建立了。能在这种情形下把我除外，我倒可以从你们的疏忽中，得到一种开释的幸福，这不是诳话！

　　但是上面的话又近乎存心在讽刺谁了，这样说来又近于牢骚。所谓牢骚，把悲愤放在一浅薄事情上出气，我真不应当再有，我且应学着用力来克制这东西的生长机会。我应当告读者的，是这书与第一卷稍稍不同。因为生活影响于心情，在我近来的病中，我把阿丽思变换了一种性格，却在一种论理颠倒的幻想中找到我创作的力量了。这在我自己是象一种很可珍的发见。然而也就可以说是“失败”，因为把一贯的精神失去了。

　　时当南北当局同用戒严法制止年青人对日本在山东暴行以及管领济南的行为加以反抗之日，凡表示悲愤者即可以说是“共产党”，很容易得到杀头机会。从报纸消息上，则知道中国各处地方，每日杀共产党不少，想亦间有非共产党在冤枉中顺手承情叨光的。可感的是日本人给当局以这样一好机会，一面既可以将有血气的能够妨害政治上惰性加深的年青人杀掉一些，一面又可以作进一步之中日共存共荣表示，呜呼，我赌咒，说此后外交政策尚可以用于英国，巩固两国之邦交！

　　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于北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