堪萨斯城是个老式的城市，几乎没有重建过。从东南方，你几乎可以开到市中心，一直到斯沃普公园，既不用停车，也不用交纳进城费。

　　你可以飞进去，也可以选择另一种方式：降落在密苏里河北边的着陆平台上，穿过隧道进城，也可以降落在纪念山南面市中心的着陆半台上。

　　我决定两种方式都不用；我想让车留在身旁，这样就不必通过检查系统来取车了。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我用不着一边向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出示密码，一边向外冲。遇到紧急情况，我不喜欢走隧道——也不喜欢使用起飞平台的电梯。那样很容易被困在里面。

　　坦率地说，我一点儿也不想进城。

　　我把车子驶入４０号公路，开向迈耶布勒瓦德收费站。大批车辆排成长龙，等待付费，以获得在城里的大街上有争议的行驶权。我身后刚开来另一辆车，我立即觉得自己被包围了。我强烈地感到要是当时决定进入停车场，以公共乘客的方式进城就好了。但收费员根本没看我就收了费。我瞥了他一眼，一切正常，但看不出他是否被控制了。

　　我松了口气，驶过收费站的大门——不料却在收费站的另一侧被拦住了。一根横杆挡在我前面，我停下车。一个警察从我打开的一侧把头伸了进来。“安全检查。”他说，“出来吧！”

　　我抗议说我的车刚被检查过，“这我不怀疑。”他同意地说，“本城正在开展安全驾驶活动。给你车卡。到路障那边取车。现在下车，进那个门。”他指着路边不远处的一座低矮建筑物说。

　　“为什么？”

　　“检查视力和反应能力。”他解释道，“快点儿，你挡住路了。”

　　在我脑海中，我又看到了那幅疫情地图，堪萨斯城一片红光闪烁。我肯定，该城已被彻底“占领”了；因此，这个态度温和的警察几乎可以断定已被附身。我用不着看他的肩膀。

　　不能用手枪打死他，再从现场紧急起飞；我只好听从他的安排。如果是个一般的警察，我可以直接贿赂他，在他给我车卡的时候把钱塞给他。可泰坦星人不用钱。

　　或许他们也要钱？谁说得清。

　　我下了车，不满地嘟囔着，慢慢向那座建筑物走去。我眼前的门上标着“入口”，远处的一扇门上标着“出口”。我往前走时，一个人出来了。我很想问问他里面的情况。

　　这是临时建筑，老式的门不是自动的。我用脚尖顶开门，往两侧和上面看了看才进去。看来没有什么危险。里面是一间空荡荡的接待室，还有一扇门开着。

　　有人在里面喊道，“进来。”

　　我走了进去，保持着最大的警惕性。

　　里面有两个人，都穿着白大褂，一个头上戴着医生用的窥镜。他抬头看了我一眼，轻快地说：“要不了一分钟，过来。”

　　他关上我进来的那扇门；我听见门闩“啪”的一声。

　　这比我们在宪法俱乐部所做的还要轻松自如得多。要是有时间的话，我准会欣赏这种方法。一张长桌上摆放着运送主人的盒子。已经打开，并在预热。第二个人手里已经拿着一个——准备给我的，我知道——他把手藏在身体的一侧，不让我看见他手里的鼻涕虫。运送主人的盒子不会引起受害人的警觉；医务人员手边总有些外人看来怪怪的东西。

　　剩下的，就是让我把眼睛贴在一个很普通的视力敏锐度测试仪的目镜上。那个“医生”会让我别动，捂着眼睛，装模作样地给我读测试数据，而他的“助手”给我安上一个主人。没有暴力，没有闪失，没有反抗。

　　甚至没有必要露出受害人的后背（在我自己的“效力”过程中，主人就是这样教我的），只要把主人往露出来的脖子上一放就得。离开之前，让新招募的人整理好衣服，把他的主人盖住。

　　“就是这儿。”那个“医生”重复道，“把双眼贴在目镜上。”

　　我走到装着视力测试仪的长凳前，开始照他说的做。我突然转过身来。

　　助手已经靠近了，双手拿着准备好的盒子。我转身时，他赶紧把手翻过去，不让我看。

　　“大夫，”我说道，“我戴着隐形眼镜呢。我摘掉好吗？”

　　“不用，不用。”他急促地说，“别浪费时间了。”

　　“可是，大夫，”我抗议道，“我想让你看看我的隐形眼镜合适不合适。左眼的镜片现在有点儿问题——”我抬起双手，翻开左眼的上下眼皮，“看见了吗？”

　　他生气地说：“这儿不是诊所。好了，请你——”

　　他们俩都到了伸手可以够到的地方。我双臂向下一放，猛然用力抓住他俩——有力的手指牢牢抓住他俩的肩胛骨。我的双手同时碰到了他们衣服下面软绵绵、烂糊糊的东西。一碰到那东西，我就感到浑身颤抖，天旋地转。

　　我曾经见过一只被车撞上的猫；那可怜的东西一下子跳了有四英尺高，身子弓错了方向，四条腿都在舞动。这两个倒霉蛋和那只可怜的猫差不多。他们浑身的肌肉剧烈地抽搐着，好像所有运动细胞同时受到了强烈的刺激。

　　或许他们所有的运动细胞确实在同一瞬间受到了强烈刺激，就在我把他们的主人牢牢抓住并挤碎的一瞬间。

　　我夹不住他们了。他们俩在我胳膊下猝然一动，倒在地上。其实也没有必要再夹住他们了，第一阵剧烈抽搐之后，他们就垮了，失去了知觉，也许已经死了。

　　有人敲门。我喊道：“等一下。医生正忙着呢。”

　　敲门声停了。

　　我先确认门是锁着的，又回过头来，俯下身，撩起“医生”的衣服，看看我把他的主人弄成了什么样。

　　那东西成了一堆乱七八糟、黏糊糊的东西，已经开始散发出臭味。另一个身上的也一样——看到这些，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如果鼻涕虫还没有死，我肯定会开枪，可我并没有把握打死鼻涕虫而不把那两个人也打死。我把那两人扔在那儿，是死，是活——还是再被泰坦星人抓住，只好由他们去了。我帮不了他们。

　　在盒子里等待的主人是另一回事。只花了几秒钟，我就用最大负荷的扇形光束把它们全消灭了。墙上靠着两个大木条箱子。我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主人，但我也没有理由相信里面没有；我一遍又一遍开枪，直到把木箱烧成了木炭才住手。

　　敲门声又响了。

　　我仓促地扫了一眼屋里，想找个地方把那两个人藏起来，可根本无处可藏，我决定还是实施最典型的军事机动：撤退。

　　我正要出门，觉得少了点儿什么。我犹豫了一下，把屋里又看了一遍。

　　屋子几乎是空的；似乎没有我可用的东西。我可以利用“医生”和他助手的衣服，可我连碰都不想碰他们的东西。这时，我注意到长凳上放着视力测试仪的防尘罩。我解开衬衣，一把抓过防尘罩，把它揉成一团，塞在衬衣和肩胛骨之问。我把衬衣领子的扣子系紧，把夹克衫的拉锁拉得严严实实，使鼓起部位大小正合适。

　　然后，我出了门——人生地不熟，心惊胆颤地走进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

　　但事实上，我很有点趾高气扬的感觉。

　　另一个警察看了我的车检单。他警惕地看了我一眼，然后示意我上车。我上了车，他说，“到警察总部去，市政厅下边儿。”

　　“警察局，市政厅。”我一边重复，一边踩上油门。我顺着那个方向，转向尼科尔斯公路。

　　我来到一片空地，车辆稀少了，于是我按下电钮，换了车牌，但愿没人看见。我在收费站大门前暴露的车牌号很可能已经公布出去，大肆搜查了。真希望我能改变车的颜色和车身的装饰线条。

　　到马吉公路前，我拐向一条斜坡弯道，此后紧贴着居民区的边道行驶。现在是六区时间十八点，离我返回华盛顿汇报还有四个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