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瞧，凯特，瞧海滨大道那边。有两个气宇轩昂的长者正在水滨肩并肩地散步呢。他们流露出权势、威严、富有和自信感。

　　他是一个法官，一个参议员或者是一个公司的经理，这自不待言。而她呢——是干什么的？——姑且说是一个国际法的荣誉教授吧。

　　他们步履安详，朝广场走去，笑容可掬、温文尔雅地冲着过路人点头致意。

　　阳光照在他们的银发上，何等眩目！我简直忍受不了那反射回来的辉煌的色彩，那光辉让我看不清东西，刺痛我的眼睛。

　　他们有多大年纪，80岁、90岁还是100岁？相隔这么远，他们看上去十分年轻——体态挺拔，腰板笔直，说是只有五六十岁，人们也会相信。可是我能说出他们的年纪。他们的自信和仪态标志了他们目前的身份。要是他们走近一点，那我就能看见他们那萎缩的面颊和下陷的眼睛。那是化妆整容所绝对掩盖不了的。这两个人年纪大得可以当我们的老爷爷和老奶奶。

　　凯特，甚至在我们出世以前，他们就早已过了60岁。他们躯体的功能无比完好。可是，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我们能够猜想得出他们的保健历史。她起码有过3个心脏，他正在使用第4具肺脏。每隔5年，他们就重新申请肾脏，他们的骨骼用不幸的年轻人的胳臂和大腿上取下的数百片骸骨加固，他们那迟钝的感觉器官得到了用同样的方法取得的神经移植片的帮助，他们衰老的动脉新近覆盖上了光滑的特氟隆。他们不过是装配在一起可以活动的转让的人类脏器，此外，到处还点缀着合成的或者是机械的代用器官。

　　那么，我或者你又是怎样的呢？我19岁的年纪，是容易受到伤害的。在他们眼中，我不过是供他们需用的一堆健康的器官。过来，孩子。你是个多么漂亮、魁梧的青年啊！你能给我一只肾吗？一叶肺吗？一段完好的肠子吗？10厘米长神经吗？我需要你的几片躯体，小伙子。你是不会拒绝。个像我这样的高贵领导人所要求的东西的，对不对？对不对？

　　今天，我和往常一样按动键钮索取早晨的邮件时，我的征募通知书——一张嘎嘎作响、样子十分讲究的证件——从数据槽中跳出来。

　　整整一个春天我都在期待着它，现在果然来了。我不感到奇怪，也不吃惊，反倒觉得事情一下子变得平淡无奇了。我要在六周以后去器官移植厅报到，进行最后的身体检查——这也只不过是一种例行手续而已。

　　如果我不是作为潜在的器官贮存库已经名列前茅的话，他们是不会征募我的——于是，我准备应召。

　　一般的应召时间大约是两个月。到秋天，他们就要把我切割开了。

　　吃吧，喝吧，快活快活，外科大夫很快就会找上门来的。

　　一群吊儿郎当的高级公民正在警戒包围躯体神圣联盟中央总部。这是一场反示威，一次反反器官移植的抗议，也是一种以最龌龊的负感情哺育出来的最糟糕的政治宣言。

　　示威者举着光焰夺目的标语牌，上写：

　　躯体神圣——

　　还是躯体自私？

　　和：

　　你欠你的领导人

　　一副肝脏

　　以及：

　　听取阅历的声音

　　警戒的人们是下等的刚刚达到合格线的高阶层人员，是一些没有真正把握享受器官移植的人。难怪他们对联盟怒气冲冲。他们有些坐着轮椅，有些装在活动的生命维持系统的盒子里，一直齐到眼眉。他们声嘶力竭地叫喊着粗话，挥动着拳头。我从联盟大厦上方的窗户里看着这一场表演，害怕、失望得浑身战栗。这些人不仅仅要我的肾脏或者肺脏，他们还要拿走我的眼睛、肝脏、胰腺、心脏，以及他们需要的一切。

　　我和父亲讨论了这件事。他45岁，年纪大了，个人不会受到征募器官的损害，可是也没有到需要移植器官的年龄。可以说，这使他处于无动于衷的地位。只有一件事例外：他的器官移植等级是5－G。在合于移植器官的名单上，资格是相当高的。虽然算不上最优先等级，也非常接近了。假如他明天病倒，而器官移植董事会又裁决说，如果他得不到一颗新的心脏，一叶新肺或者是一只新肾，他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的话，那他就会立刻得到它。处于这样的地位，简直会影响他对整个器官移植问题的客观态度。

　　不管怎么说，我告诉他我打算上诉或者进行抵制。

　　“理智一点，”他说，“行事要适度，不要让感情冲昏了你的头脑。让这么一件事毁坏了你的全部前程，难道是值得的吗？毕竟并不是所有被征募器官的人都要失去重要器官的。”

　　“那你把统计数字拿给我看看，”我说，“拿给我看。”

　　他不知道统计数字。他的印象是，实际上只有114或115的被征募者才应召提供器官的。这说明老一代人与现实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而父亲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善于表达思想，见闻又广博。凡是同我交谈过的三十五岁露头的人，都不能拿出统计数字来。于是，我把统计数字拿给他们看。统计数字载在躯体神圣联盟的小册子上，这倒是真的，然而那是以国家卫生研究院书面报告为依据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不被征募。只要你合乎标准，他们总要把你宰割开来。对年轻的器官的需求在无情地增长，以便与可以得到的器官功率贮存库相适应。到头来，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人，他们把我们剁成碎片。这可能就是他们所设想的：通过他们自己不断衰朽的身体，令人苦恼地、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我们吃掉，周而复始地、一叶肺一叶肺地、一个胰腺一个胰腺地宰割我们，把这个物种的年轻成员消灭净尽。

　　1963年3月23日，摘除了一条狗的肝脏，代之以非亲缘关系杂种狗提供的肝脏。对其进行4个月的咪唑硫嘌呤治疗，然后停止全部治疗。移植器官后，狗健康地生活6年又9个月。

　　战争仍然在进行。我记得这是第14个年头了。当然，现在他们已不再进行杀戮。大约从1993年以来，他们没有地面交锋。自从征募器官法生效后，肯定连一次也没有。老年人再也不能在战场上损失青年的躯体了。于是，机器人代替我们进行战争，他们的头颅到处冲撞，发出巨大的金属叮当声；他们布设地雷，向着敌人拉动传感器，在敌人的屏障下挖掘隧道，等等，等等。此外，当然还有准军事行动——经济制裁，第3动力封锁，从冷酷无情的轨道卫星上发射压倒一切的电视广播宣传，以及诸如此类的行动。这是一场比他们以前发动的更加难以捉摸的战争：没有死亡。但是它依然消耗国民资源。本年度征税又有提高，已经连续五、六年了，而他们因为铜的短缺，刚刚强行加征了含金属货物的和平时期附加税。我们曾经一度希望疯疯颠颠的领导人可能死去，或者至少由于健康原因退休，患着溃疡、带状泡疹、疥癣或迟疑症蹒蹒跚跚地到乡村别墅去，让新的富有和解精神的人接替职务。然而现在，他们——我们的参议员、内阁阁员、将军和决策者——却一直活下去，不灭不死，又不清不醒。他们的战争——那场荒谬的、不可理解的、残忍的、自我满足的战争——也一直进行下去。

　　我认识一些逃到比利时、瑞典或巴拉圭以及通过了躯体神圣法的国家去政治避难的人。他们年纪和我一样大，或者稍微大一点。大约有20个这样的国家，其中一半是最进步的国家，一半是最反动的国家。可是逃走有什么意思呢？我不愿过流亡的生活。我要留在这里进行斗争。

　　自然，他们不要求被征募者献出心脏、肝脏或者其他与生命攸关的器官，比方说延髓。还没有到达政府认为能够制订致命征募法的阶段。到目前为止，肾脏和肺脏等成双的，并非不可分割的器官仍然是征募的主要对象。不过，倘若研究一下世代以来的征募历史的话，你就能发现，征募法总是成弧线从合理的需要上升到彻头彻尾的疯狂程度的。他们总是从得手指进而要手臂，从得寸肠进而要全肠。请你相信我的话，再过50年他们会征募你的心、胃和大脑；假如他们掌握了大脑移植术，那么无论谁的脑壳也都将不保。那将是再一次用人做祭品了。我们和阿兹台克人①的惟一区别在于我们有麻醉术、抗菌法和无菌操作术，我们挖出受害者的心脏用的不是黑曜岩刀，而是手术刀。

　　【①墨西哥印第安人。】

　　克服同种异体排斥反应法

　　免疫性同种异体排斥反应是普遍存在的。从发现这一反应到消除它，是一个艰难的历程。这种旨在进行治疗的消除这一反应的手段虽然较为有效，但绝非令人满意。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只能简略地叙述一下。1950年出现了免疫生物学。

　　它发现了各种减弱和消除被植者对同种异体植片反应的手段——诸如：非致死剂量的全身X射线照射、某些肾上腺类皮质激素，特别是肾上腺皮质激素疗法。这一发现对研究的主要方向，开始产生了影响，并且使人们相信临床上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已经为期不远了。50年代末，诸如6一硫基嘌呤之类的强力抑制免疫药物表明，可以中止狗对异体同种植片的反应。不久之后，这一原理就成功地应用于人类了。

　　我所以抵制器官征募，是基于对形形色色暴政的空泛的、根深蒂固的厌恶呢，还是仅仅为了使个人的躯体保持完整无缺呢？原因可能是两者都有。我需要理想地论证其合理性吗？难道我们终生没有保有自己与生俱来的肾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吗？

　　征募法是由老年人的政府通过的。可以肯定，一切有损于年轻人福利的法律，都是老态龙钟的、病态的老年人制订的。他们身患心绞痛、动脉粥样硬化、漏斗脱垂、暴发性心室炎和血管扩张症。问题在于没有足够数量的年轻人死于交通事故、成功的自杀、跳水失误、触电和踢足球受伤；因此出现了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为不断提供国家控制的尸体而进行的恢复死刑的努力，在法庭上败了阵。自愿供献器官纲领的实施也不太令人满意，因为大部分供献器官者都是死刑罪犯。他们签名供献器官，是为了获得提前从狱中释放：一叶肺减刑5年，一只肾减刑3年，等等。在这一条款下，获释的囚犯并不受郊区居民的欢迎。与此同时，对器官的需求十分迫切，而且还在不断增长；事实上，如果不迅速采用某种措施，许多长者就要死亡。于是，4个党的参议员联盟冒着为数不多的偏袒青年的参议员阻碍议事的威胁，强迫上院采纳了器官征募法。这一立法在众议院很容易地获得通过，因为在众议院中谁也不理会需要投票表决的法案条文，而且，关于这个法案，人们曾经传说，如果得到通过，那么只要有政治吸引力的任何过了65岁的人，都可以指望多活二、三十年。对一个众议员来说，这意味着转眼之间可以连任10届到15届。当然，法院提出了反对，可是那有什么用呢？最高法院的11名法官的平均年龄是78岁。他们是世间凡人，终不免一死。他们需要我们的血肉。假使他们现在抛弃了器官征募法，那他们就是签署了自己的死命状子。

　　我在大学当了一年的反器官征募运动主席。我们是躯体神圣联盟在国内组织的第6个或第7个地方分会，是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主要活动是在器官征募委员会办公室前面来回游行，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

　　卫护肾的机能和：

　　躯体是人的堡垒以及：

　　征募器官的权力

　　即毁灭生命的权力

　　可是，我从来没有采取过像用炸弹炸掉器官移植中心啦，或者劫持冷藏卡车啦等暴力行动。和平鼓动，这就是我们的格言。一次，有两个成员想让我们转而采取更加激烈的方针，我便做了两个小时的即席发言，申明采取稳健行动的理由。不消说，我一达到了条件，便被征募了。

　　“我理解你对征募所抱的敌对情绪，”我的大学顾问说，“为交出躯体上的重要器官而感到不安，当然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你应当考虑到它所带来的补偿的有科条件。一旦你献出了一个器官，你就会列入6－A等级，成为优先受植者，并且永远载入6．A花名册。你当然懂得，这意味着即使你个人和职业上其他资历并不符合标准（比方说，你的前程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而沦为体力劳动者），一旦你自己需要器官移植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权利享受器官移植。一般说来，如果你得了心脏病。你不会首先得到惠顾的，但是，你的优先受植者的地位将解救你。你将得到再生，我的孩子。”

　　我指出了这件事所固有的谬误。随着应征者人数的增加——这将会囊括人口的大部分甚至全部人口——最后，每个人都由于供献器官而取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优先受植者一语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这又有什么用呢？献过器官者的健康恶化时，每个人都会把赌注押在器官移植权利上面，这终将导致可供移植器官的短缺。到时候，他们为了在6－A等级中决定谁先谁后，不得不根据个人以及职业上的成就来排顺序。我们就又会回到现在的地位了。

　　肾脏同种异体移植前和移植后头4个月内，接受抗淋巴细胞球蛋白（ALG）疗法的患者的病程。供献器官者是患者的兄长。没有出现早期排斥反应。手术后40天开始强的松治疗。球蛋白治疗停止后，不知不觉地突然出现了后期排斥反应。对这一反应进行了类固醇治疗，剂量在维持量内缓慢增加。这种治疗，在20例接受ALG治疗的家族内植片受植患者中，仅有2例推迟了并发症的发生。在对其后的病例观察中，其比率之低大致相同。（原载《妇产科学》126期，1968年，第1023页，经准许摘引如上。）

　　于是，今天我准时到了器官移植厅，进行身体检查。我的几位朋友认为我前去报到是一种失策。他们说，如果你想抵制，那就应该在这一过程的每一环节上进行抵制。用纯粹理想的（和意识形态的）话来说，我觉得他们的话是对的。等着让他们说：“我们需要你的肾脏，年轻人。”到那时候，如果我最终选择了抵制这一条路的话，我就可以抵制。（我为什么左右摇摆呢？难道我不是完全相信整个器官征募制度是不公平的吗？我不晓得是否公平。我甚至确定不了我是否在摇摆不定。前去报到体检并不当真就是出卖给这一制度。）我终于去了。他们用手叩叩这里。用X光照照那里，又瞧瞧别的地方。请张开嘴巴。请弯腰。请咳嗽。请伸出左臂。他们叫我在一套诊断机前面走过，我站在那里等着红灯闪光——歪一歪，走吧！——然而，像预料的那样，我的健康情况完好，合乎应征条件。之后，我见到凯特，我们手拉手在公园里漫步，观看落日的余晖，商量着一旦下达了召令，而且真的下达召令时，我该怎么办。真的？那是痴心妄想，小伙子！

　　如果叫到你的号码的话，那么你就会免除服役，他们就会特别奖赏你，每年少纳750美元的税款。太妙了！至本书目录上一页下一页收藏本书

　　他们引以自豪的另一件事情，是不成双器官的自愿捐献计划。这与征募毫无关系。征募——起码到目前为止——只是征用成双的器官，即献出之后不会危及生命的器官。过去20年以来，随便走进美国哪一家医院，签署一张简单的让渡书，就可以让外科大夫给你开刀。眼睛、肺脏、心脏、肠子、胰腺、肝脏——任何器官，你全都可以给他们。这种办法常常称为较为单纯时代的自杀。特别是在劳动力短缺的时代，它遭到了社会的反对。现在我们劳动力过剩了，尽管从本世纪中叶以来，我们的人口增长十分缓慢，而取代劳动力的机械化装置和过程的发展，却相当迅速，甚至成几次幂地发展。因此，这种自愿全部捐献被认为是对社会最有效的功绩。它把年轻的健康躯体从劳动大军中除去，同时还保证了年长的政治家主要器官的供应不会相对减少。当然你要自愿捐献的话，那你必定是发了疯，可是在我们社会里，从来不缺少疯子。

　　如果凭了某种侥幸，你在21岁的时候并没有被征募，那你就安全了。人们告诉我，确有一些人进出过罗网。现在在全部征募库中，我们的人数超过了需要移植的患者。可是比率在迅速地变化。相对来说，征募立法还是比较新的立法。不久，他们就会使合格的应征者库趋于枯竭，那时又怎么办呢？如今出生率低下；潜在的应征者数目有限。死亡率则更加低下；而对器官的需求则是无休无止的。如果我要活下去，那我只能给你一只肾；可是，由于你不断地活下去，可能不只需要一次肾移植。一些受植者可能需要五六副肾和肺，直到他们最后活到170岁左右，再也没有希望进行修补为止。又由于器官捐献者在生命后期也开始征用器官，对21岁以下的人群的压力甚至会更大。需要移植者的人数将超过能够捐献器官的人数，应征者库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受到宰割。然后呢？唔，他们就把应征年龄降低到17岁，或者16岁，甚至降到14岁。即使如此，那也只是短期的解决办法。捐献的器官迟早会不够分配的。

　　我是留下来呢，逃跑呢，还是到法院申诉呢？时间快没有了。再过几周，召令肯定会下达的。我不由地觉得脊梁骨上有一种难耐的感觉，似乎什么人在一声不响地锯我的肾脏。

　　同类相食。本世纪初，古人类学家在北京东南25英里龙骨山的周口店，发掘了一个洞穴，发现了北京人（Pithacanthro－pusPekinensis）的颅骨化石。头盖骨是从底部断裂下来的。这使得龙骨山发掘工作指挥弗兰兹·魏登里希推测，北京人是食人肉者。北京人杀掉同类，从头盖骨底部的开口把受害者的脑浆吸出来，烧熟了享宴一番——现场还有炉子和木炭——然后把头盖骨当做战利品放在洞穴中。吃敌人的肉来吸收他的技艺、力量、知识、成就和美德。

　　人类花了50万年的时间，才从同类相食的习性中挣扎出来。然而我们并没有丢掉往昔的渴求，对吗？吞噬那些比你年轻、健壮、敏捷的人，以图有所收益，依然是心安理得的。我们仅仅是改进了技术而已。因此，他们现在生吃我们，那些老家伙，他们把我们吞下去，吞下一个器官又一个悸动着的器官。这难道算是改善？

　　起码来说，北京人还是把肉煮熟了来吃的。

　　在我们美好的新社会里，大家都平等地分享医学成果。那些身立功勋的年长公民，不必虑及他们的美德和声望将只会以冰冷的墓穴作为报答——我们一直在赞美着墓穴。所有的人对于器官征募都非常高兴——当然，几个扫兴的被征募者例外。

　　棘手的是优先权问题。谁得到贮存的器官呢？他们有一套精心炮制的系统，以便规定各种等级。假如利用一台大的计算机进行抽签，就能保证绝对的、神奇的公正。你用优秀的工作成绩获得拯救，职业上的成绩或者日常生活中的善行，使你获得沿阶梯把你推上去，一直达到最高优先等级，达到4－G或者更高的分数。毋庸置疑，分级系统是不偏不倚的，也是公正地分级的。可是，这种分级究竟是合理的吗？它为什么人的需求服务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1943年，北非的美国军事人员，缺乏新发明的药物青霉素。有两部分士兵需要用它治疗：在战斗中负伤而感染的士兵和生性病的士兵。一名低级医官出于显然的道德原则，决定负伤的英雄比放纵自己的梅毒患者更需要治疗。但是，责任医官否决了他的决定。他说，如果治疗性病患者，那他们会更快地恢复健康投入战斗。此外，倘若他们得不到治疗，他们就会成为进一步传染的媒介。于是，他把青霉素投给了性病患者，让负伤的士兵躺在床上痛苦呻吟。战场上的逻辑是不可变更，也是不容置疑的。

　　生命的巨大锁链。小浮游生物为大浮游生物吞食，大浮游生物是小鱼的牺牲品，而小鱼又是大鱼的牺牲品，由此类推直至金枪鱼、海豚和鲨鱼。我吃海豚的肉，因而健壮，朝气蓬勃，养肥了自己，并且在充满活力的器官中将精力贮存起来。可是我又被枯萎凋谢的长者所吃掉。一切生命都联系在一起。我看到了我的归宿。

　　早先，被植器官受到的排斥反映是一大难题。这是多大的浪费！躯体不能够区分异体的却是有益的器官和一个入侵的、敌对的微生物。称之谓免疫反应的机制被调动起来，去驱逐入侵者。在入侵时刻，酶起了作用，进行了旨在撕碎、溶化异物的局部战争。白血球经由循环系统大量进入战斗，警觉的吞噬细胞向前挺进。从淋巴网络开来了抗体，这是一种高能蛋白质导弹。

　　在器官移植技术发展之前，必须找到抵制免疫反应的措施。药物、放射线治疗和代谢作用休克——非此即彼。

　　器官排斥反应早就被克服了。可是，我却不能克服我的征募排斥反应。年迈、贪婪的立法者，我排斥你们，也排斥你们的立法。

　　我的应召通知下达了。就在今天。他们需要我的一只肾脏。这是一种司空见惯的要求。

　　“你很幸运，”吃午饭的时候有人说，“他们本来可以要一叶肺的。”

　　我和凯特到葱宠晶莹的山间散步，伫立在盛开的夹竹桃、芜萎和鸡蛋花丛中。生活着，呼吸着这种芬芳，把身体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下是多么的美好！她的皮肤黄褐发光。她的美丽使我啜泣。她不能幸免，我们谁也不能幸免。首先是我，然后就轮到她？或许她在我前面吧？他们从那儿下刀呢？在她平滑滚圆的背上？还是在她平坦结实的腹部？

　　我能够瞥见高尚的神父站在圣坛上。黎明的第一道光辉，把他的身影投射在她身上。高举起来的手里握着黑曜岩的刀子，可怕地闪着火一般的光焰。唱诗班对血神唱出了不协调的赞美诗。刀子在往下落。

　　这是我逃出边境的最后机会。我整整一夜没有睡觉，权衡着得失。我没有上诉的希望。逃跑使我嘴里觉得不是滋味。父亲、朋友，甚至凯特也说留下吧，留下吧，留下吧，要临危不惧。这是抉择的时刻。

　　我难道当真还有选择的余地吗？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一旦到了时候，我就乖乖儿地投降。

　　我向器官移植厅报了到，三小时后进行征募捐献手术。

　　“说到底，”他不动声色地说，“一只肾有什么了不起。”

　　你晓得，我还有另一只呢。如果那一只发生故障，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能替换它。我将获得6－A优先受植者的地位。我明白优先系统在发生什么情况，我还是保护自己为好。

　　我要从事政治活动。我要向上爬。出于有启发性的个人利益，我要取得向上升迁的能力。

　　对吗？

　　对的。我要变得如此举足轻重，让社会欠我1000次移植术。总有一年，我要索回那只肾脏，索回3、4只或者50只肾脏，需要多少就要多少。索取一两只心脏，几叶肺，一只胰腺，一只脾脏和一副肝脏。他们不可能拒绝我的任何要求。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我要给他们点颜色看！我将战胜长者。

　　可是，还有你这躯体神圣联盟的积极分子呢，嗯？我想那只好退出联盟。

　　再见吧，理想主义！

　　再见吧，道德至上论！

　　再见吧，肾脏！

　　再见，再见，再见！

　　手术做完了。我向社会偿付了债务。我向权势者交出了我那一磅卑贱的肉。

　　几天后，我离开医院时，我将携带着一张证明我的新的6，A等级的卡片。

　　我的整个余生都享有最高优先权。

　　哦，我可能活1000年。

　　李自修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