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许绍连近日成为我的偶像，因为跑甲A的他居然公然叫嚣“我丝毫不喜欢足球”，像这种大逆不道的话，我一般要喝下两斤烧刀子才敢说出来。众所周知，说真话是不容易的，譬如前美国三军总司令克林顿就不敢承认自己弄脏了莱温斯基的蓝裙子，虽然只要赔一包洗衣粉就了事，他偏不赔。

　　很多时候我经常会失忆，当我像蝙蝠般浮在夜色里，或者像木桩般竖在地铁站台上，都会忘记自己是谁。只有回到广州大道中289号，我才会想起我是个甲A编辑，但甲A是个什么东西，我真的忘了。

　　以前，我好像采访过甲A，记不清了。在我的记忆中，全是一些与甲A无关的场景。

　　那一年，每逢周末，我就坐大巴去另外一座城市，恹恹地听车视霸里邓丽君那些怀旧的歌，有时看看窗外的山峦，或者手里的《读者》或《南方周末》。我从不与邻座的女人搭腔，她们或者妖冶或者端庄，像一只只等待剖开的橘子，可我确实不爱吃橘子，所以她们被迫在一个神情灰暗似睡非睡的男人旁边度过漫长的几个小时，最后脸色愠怒地下车。

　　然后我也下车。南方的雨季很长，冰凉的雨点像死人的手一样摸着我的脖子，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钻进出租车，说：某某酒店。车身倏然一抖，便逃命般直窜出去，司机放起音乐，一般是王菲的《爱与痛的边缘》，王菲哼到一半，车已穿过文惠桥，司机做导游状，说：某某甲A队的替补球员深夜泡富婆，就是在这桥上出了车祸。我懒洋洋往外看，没有血迹，只有积水的反光。

　　然后住下。我买了一份当地的报纸，上面有很多甲A报道，全是我的哥们张胖子写的，我慢腾腾地看着，那暮色便软塌塌地垂下来。于是回房间，开始临摹，我把报纸上的字逐个抄下来，就像小时候描字帖似的。如你所知，全国的足球记者都干这事。我心想张胖子若敢吭一声，我就跟他绝交。事实上我们不仅没绝交，而且后来一起在西安跟地痞打架，一起醉醺醺地在北京站爬上去东北的火车，总之战斗情谊深厚。

　　有时兴致来了我也去训练场看客队，可我都忘记了球场上的那些面孔是谁。好像见过郝海东和孙继海，郝海东是不接受采访的，但回拒得客气，教人无法生气。小孙就倨傲得很，当然这是在甲A，我后来看他在国家队集训时就不大牌了，老是气鼓鼓地瞪着米卢。这是后话。

　　每次写完稿件，我就在这座湿润的城市里游荡，许多飘渺的女人像萤火虫一样飘来飘去，广场边有个狗市，所以空气里夹杂着狗的体香和螺蛳粉的浓香。我常经过一个叫“王子迪吧”的地方，那地方据说云集了不少甲A球员，包括当年健力宝队的某只天鹅，他们纵酒，干许多男人喜欢干的一些事。我站在门口默默地看了看，离去。

　　我固定去的窝点是一家昏暗的酒吧。有一个长得很像迪克牛仔的歌手总在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每次都唱，那嘶哑的歌声让我的耳膜钝痛。我拼命喝酒，空调凝结的水落在脸上，我以为自己流泪了，其实那只是宿醉中的幻觉。然后一个酷似张国荣的歌手登台，他的眼睛柔媚得教人迷惘，我叼着烟想：其实即使是人妖也有自己的爱与哀愁。

　　有时我想：吧台边的酒客比球场上的看客更投入，迪克牛仔和张国荣比甲A球星更深入人心。甲A是什么？一群人在闹哄哄抢一只皮球而已。抢了九十分钟，鸟兽散。某支球队离开某个城市时，有市民说：广大良家妇女的贞洁保住了。仅此而已。

　　所以我想起甲A，就像想起陌生城市月台上一张模糊的面孔。二十五年前的8月16日，猫王死了，乐迷说：音乐死了。事实上，很久以前，当那些丑闻从我的旧派克笔里流淌出来时，甲A就已经死了。即使没死也是半身不遂。如今远远地路过甲A，偶尔听到微弱的“雄起”声，但我们已像太监一样无欲无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