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和布什政府的高层人士决定，制造一个人为的借口，让美国和英国能在世界的要塞地区建立直接军事基地，特别是在欧洲大陆和石油产地。

　　20世纪90年代初，英国和美国国内，经济萧条，金融困难，更使得他们在实施这个计划时敢于铤而走险。撒切尔的经济“革命”很快失败了。1987年10月之后，股票市场崩溃以及英国利率的上升推动形成了战后最严重的房地产、工业和银行业危机。在美国，乔治·布什面临着失控的联邦预算赤字、崩溃的银行、急剧上升的失业人数以及全面的萧条，白宫内部一些人私下把它比作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

　　伊拉克，一个拥有1600万人口的国家，刚刚从与伊朗八年无果的战争中摆脱出来，它只是给西方的武器制造商向中东地区销售武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而已。华盛顿曾秘密怂恿萨达姆·侯赛因在1980年入侵伊朗，并故意在初期向他提供进展顺利的错误情报，暗示很快就会成功。到1989年，伊拉克的经济已是一片废墟，大部分工农业投资都因为战争停止了，这场战争夺去了估计100多万人的生命。

　　但是，不像霍梅尼统治下的伊朗，伊拉克在战争结束时已经是负债累累。1988年，她欠不同债权国的债务总额估计有650亿美元。其中最主要的债主是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还有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她们曾希望伊拉克用石油来偿还这些债务。剩下的债主大部分是法国、英国和美国银行。法国是继苏联之后，伊拉克的第二大武器供应商。

　　为了给美国和英国进行军事干预提供借口，英美的策略表面上是为保护世界石油供应安全，实际上是把萨达姆·侯赛因引诱到他无法自拔的陷阱。1989年6月，众所周知，一个所谓的美国－伊拉克商务论坛组织的高级代表团，应萨达姆·侯赛因的邀请来到巴格达，这个代表团的成员包括基辛格顾问公司的阿兰·斯托加、信孚银行、美孚石油、西方石油以及美国其他大的跨国公司的高级官员。萨达姆希望讨论伊拉克战后的农业和工业发展计划。

　　伊拉克有一个为期五年投资400亿美元的计划，即完成巴达斯大坝灌溉项目。该计划完成后，伊拉克可以实现粮食生产的自给自足；当时，伊拉克的粮食进口主要依靠美国政府的商品信用公司，1989年进口量相当于10亿美元。另外，伊拉克向美国代表团提议，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投资将主要用于加强石化工业、化肥厂、钢铁厂以及汽车装配厂建设。美国商人告诉萨达姆，他必须首先调整他的外债，作为回报，伊拉克要同意把国家石油资源私有化，或者大部分私有化。根据英国和美国最好的地质学家计算，除了苏联以外，伊拉克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未开发的石油产地。

　　可以预计，萨达姆拒绝以交出伊拉克石油主权来换取未来含糊不清的贷款担保。到1989年底，布什政府突然中止对伊拉克的大约23亿美元的授权贷款，这些钱本来是特意从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和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BNL）的分支机构募集来的。随后伦敦《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言论，声称那些金钱正在被伊拉克悄悄地用来建造战争机器。

　　斯托加谈判和披露意大利国家劳工银行真相的结果就是，1990年初，西方所有银行突然中止了对伊拉克的贷款。在这个关键时刻，一位科威特国王进入了人们的视线，他自20世纪末以来一直是英国外交部的盟友。在八年的两伊战争中，这位国王曾经按照伦敦和华盛顿的指示，动用科威特大量的石油收入向伊拉克提供贷款，目的是使伊拉克不求和。随着后来披露的丑闻，英美当时的意图显得十分荒唐，目的是使两伊战争继续打下去，并且维持足够的“战略紧张局势”，这样就可以把大量的西方武器卖到伊朗和伊拉克。

　　但是，在1990年早春，科威特的“任务”发生了变化。有人要求科威特用她的石油去冲击欧佩克的市场，这违反了欧佩克石油产量的最高限额，这是欧佩克在1986～1987年石油危机之后为稳定世界石油价格而达成的协议。1990年夏天，科威特已经成功地将原油价格从不稳定的每桶大约19美元降到每桶13美元多一点。伊拉克以及其他欧佩克成员国通过多次外交努力，希望说服国王萨巴赫和石油大臣阿里·哈利法·萨巴赫，停止对伊拉克及其他经济已经较为困难的欧佩克成员国故意施加经济压力。所有这些努力就像是对牛弹琴。到7月份，石油贸易商们预言，历史将要重演，1986年每桶不到10美元的情况将再次出现。伊拉克甚至没有能力偿还旧债或者为急需的食物进口筹集资金。

　　此前的2月份，在约旦首都安曼，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曾告诫阿拉伯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其中包括埃及和北也门两国的总统，要关注东欧剧变的战略后果，很明显，美国将作为唯一的军事“超级大国”出现，这会给阿拉伯世界带来某种特殊的威胁。

　　萨达姆忧心重重地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尽管两伊战争在一年前就已经完全结束了，但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队和战艇还没有任何撤离的迹象。相反，他预言，“美国作出了多次声明表示她将继续留下来。”他指出，苏联正被自己的国内事务搞得十分头疼，“现在苏联自顾不暇，两伊战争已经结束，直接威胁已不复存在。美国偏偏在这个时候不断重复她要留下来，这不能不让人关注”。

　　同年2月，萨达姆谈话的结论就是，石油丰富的阿拉伯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利用“拥有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能源……我认为，我们能够与欧洲、日本、苏联建立一种能够使我们尽快获益的关系。”

　　如果说什么事刺激了英美权势集团打算进行一场新的中东军事行动的话，那就是萨达姆的这番言论。1990年7月27日，当伊拉克和科威特在原油价格上的紧张对峙达到顶峰时，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阿普丽尔·格拉斯皮要求在巴格达会见萨达姆·侯赛因，讨论紧张局势。根据伊拉克的官方记录，格拉斯皮告诉萨达姆，华盛顿将不会干涉伊拉克和科威特之间的争端。该记录后来由巴格达政府发布，几乎一年后由美国国会进一步证实。不到一个星期，伊拉克军队占领了科威特城。科威特王室成员事先已经知道这个消息，带着黄金和贵重物品，开着劳斯莱斯逃跑了。据一个流亡在欧洲的科威特前政府官员说：“中央情报局及时通知了王室，告诉他们科威特将要遭到入侵，但是王室却忘记通知自己国家的军队了。”

　　在占领科威特的几小时内，英格兰银行和美国政府开始采取行动，冻结科威特的所有资产，控制了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单一的投资基金——位于伦敦的科威特投资局。它的总资产虽然没有公开，但估计价值超过1000亿～1500亿美元。

　　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发生的事情，是近代史上屈指可数的最荒唐的行动之一。尽管美国最初的声明是，派遣军队只是为了保护沙特阿拉伯免受伊拉克入侵的威胁（这些威胁后来被证明完全是华盛顿捏造的）。但是在撒切尔的英国政府支持下，布什总统很快就提到了他的“世界新秩序”。8月初在作出此决定的那几个小时，布什一直与撒切尔在一起，在科罗拉多州的阿斯彭。

　　9月11日，布什宣布：在这个多事之秋，将诞生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这个新秩序将以联合国创始人设想的方式运行。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波斯湾地区的危机很严重，但也给我们迈向具有历史意义的合作时期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今天这个世界新秩序正在艰难中产生。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对于“解决”伊拉克－科威特危机，乔治·布什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除了准备采用军事方式外，从来没有考虑过其他方式。这些证据是几个月后在苏联中东特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的个人报告中找到的。在伊拉克遭受摧毁性的轰炸结束没几天，在1991年3月4日出版的《时代》杂志上刊登了大量的个人采访，作为戈尔巴乔夫总统私人特使的普里马科夫，描述了1990年10月初在巴格达与萨达姆·侯赛因以及他的外交部长阿齐玆会见的情景，这次会见使普里马科夫相信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普里马科夫向《时代》杂志叙述了10月19日前往华盛顿履行调解使命的情况。在华盛顿，他会见了总统乔治·布什、国务卿贝克以及白宫的其他高级官员。这位莫斯科特使认为，在听取苏联的建议时，布什总统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兴趣，但是仅在几小时后，他向普里马科夫清楚地传达了一个信息，即华盛顿对于探索新的办法没有兴趣。

　　离开华盛顿，普里马科夫接到指示访问伦敦，向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传达了同样的建议。普里马科夫的描述具有启迪作用：首相在契克斯她的乡间别墅接待了我们。她很注意倾听我提供的信息，没有打断过。但是，愉快的一小时过后，她不让任何人打断她的独白，以一种简洁的方式概括性地阐述了一种越来越明确的立场：不仅仅局限于让伊拉克从科威特撤军，而是要给伊拉克以破坏性的打击，“打断萨达姆的脊梁”，摧毁他的所有军队，甚至可能是摧毁那个国家的工业潜力。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小心谨慎地威逼利诱联合国安理会的主要成员国、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以及其他一些国家，不仅通过了对伊拉克实行全面经济封锁的决议，而且获得了使用武力解放科威特的授权。布什总统1991年1月29日在向国会发布国情咨文演讲时说：“国际社会可以抓住解决当前波斯湾危机的机会，实现长期以来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夙愿……”

　　但是，1991年1月初，就在美国在沙特阿拉伯进行自越南战争以来最大的军事集结、准备对伊拉克进行密集进攻性轰炸时，华盛顿的权势集团内部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对布什明确的军事意图是否明智开始表示严重忧虑。1990年11月12日，在电视采访中，前里根政府的海军部长詹姆斯·韦布声称：“我们驻军波斯湾的目的是推进布什政府的世界新秩序，但我不喜欢。”

　　大概十周后的1月31日，韦布利用给《华尔街日报》写评论的机会重申了他的观点。

　　尽管受到社会舆论从各个方面的攻击……布什政府还是无情地把我们的国家推进了战争。我们反思一下当年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美西战争，会发现与今天面临的舆论压力有某些相似之处。我们必须进一步寻找，也许在墨西哥战争中，可以发现，一个总统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被攻击之前，就这么热心地渴望把这个国家置于危险之中的理由。

　　美国驻沙特阿拉伯前大使詹姆斯·艾金斯是一位备受华盛顿尊敬的中东事务专家，也出来公然反对布什针对伊拉克的作战计划。艾金斯在9月12日出版的《洛杉矶时报》的署名文章中指出，为反对伊拉克入侵，“保护”沙特阿拉伯，就在布什总统作出派遣美国军队的决定几天之后，白宫就有了“不可告人的动机”。艾金斯控诉美国国防部长切尼，为了获得在沙特土地上驻扎美国军队的允许，曾故意误导沙特国王说有遭受入侵的可能性，几十年来，沙特阿拉伯人一直强烈抵制美国驻军。艾金斯叙述到：1975年，为美国军队占领重要的中东油田寻找借口的计划是由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怂恿的。他指出，基辛格当时是艾金斯的上级，曾反对艾金斯对这些观点提出的强烈批评。

　　亨利·基辛格作为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肯定另有想法，但在我的外交生涯中并没有想那么远……布什政府中也许会有人指出，现在条件要比1975年时更加有利了……

　　值得关注的是，1990年基辛格咨询公司的前副总裁劳伦斯·伊格尔伯格和雇员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是确保在海湾战争中使基辛格的观点占据美国外交政策主导地位的关键人物。当时，劳伦斯是詹姆斯·贝克的副国务卿，而布伦特则是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外，在这一时期，基辛格还在媒体上大肆宣传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在媒体上国内反对的声音被淹没在总统的战争动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