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底，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用“恐慌”二字来形容。从整个1972年到1973年初，以埃克森公司为首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一直在奉行造成美国国内原油短缺的政策，这一点十分奇怪。尼克松在幕僚建议下所做的一系列不寻常决策，为这些公司开了绿灯。因此，在1973年11月石油禁运的时候，影响可以说是剧烈的。根据1959年美国贸易协议法的规定，白宫有责任控制美国的石油进口。

　　1973年1月，尼克松任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为总统经济事务助理，主管白宫的石油进口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曾是华尔街债券商，他被委以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的重任，导致10月石油禁运的关键几个月的石油进口供应政策，就是由该委员会制定的。

　　1973年2月，尼克松被说服建立一个特殊的“能源三人执政”体系，也就是白宫特别能源委员会，其中包括舒尔茨、白宫幕僚约翰·厄利希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尽管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没有人意识到，但一切正在悄悄地按照彼尔德伯格的计划布局。到1973年10月，美国国内原油库存已经处于令人担心的低水平线上。欧佩克的原油禁运引发了公众购买汽油的恐慌，纷纷呼吁实行配给制度，随之产生了排长队加油的现象和经济衰退迹象。

　　石油危机对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影响最为严重。197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九家银行，由大卫·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期银行和伦敦－纽约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银行牵头，通知老派古板的政客——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毕姆，要他把纽约的巨额养老基金的管理权交给这些银行成立的委员会，即市政协助公司，否则这些银行和他们的媒体伙伴将施加影响，摧毁纽约的财政。毫不奇怪，这位强势市长屈服了，而且纽约市被迫大幅削减了公路、桥梁、医院和学校的投资，用于偿还银行债务，使得数万工人下岗。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拉扎德兄弟银行的菲利克斯·罗哈庭开始成为新银行家们的收款代理人，他也被媒体授予“巨无霸”称号。

　　在西欧，油价上涨的冲击和禁运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英国到欧洲大陆，一个一个国家相继感受到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整个欧洲，破产和失业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德国政府制定了周末禁止开车上路的紧急规定，为节约石油进口成本进行最后的努力。到1974年6月，石油危机的影响导致德国赫尔斯塔银行的倒闭，德国马克陷入危机。1974年，随着德国的进口石油花费增至骇人听闻的170亿德国马克，估计有将近50万人由于石油危机而失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8％。危机带来的影响使德国基础能源价格突然增长400％，对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关键产业如钢铁、造船和化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受国内石油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其顾问根舍·纪尧姆涉嫌东德间谍活动被曝光，维利·勃兰特政府倒台。1974年5月，勃兰特向联邦总统海涅曼递交了辞呈。随后，总统任命赫尔穆特·施密特为总理。那个时期，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因为石油危机影响经济而被迫下台。

　　对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一夜之间上涨四倍的影响显得更为严重。她们大多数没有多少国内石油资源，现在突然不得不面对出乎意料的四倍能源进口成本，已经支付不起，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些都是从石油里提炼的。这个时候，评论家开始讨论“治疗类选法”，这是一种根据紧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因素决定在战场上优先治疗哪些伤员的方法，并且出现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非欧佩克国家）等新词汇。

　　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上。1974年，印度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巨大的数字了。而且，毫不奇怪的是，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四倍，油价也正好上涨了四倍。20世纪70年代初，工业和贸易在经历了几年迅猛增长之后，发生了1974～1975年席卷世界的工业滑坡，严重程度超过了战后任何一次。

　　就在基辛格谋划的1973年石油危机给世界工业增长造成毁灭性打击时，却给某些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主要是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和号称“七姊妹”的英美跨国石油公司。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超过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总营业收入最多的公司。它的姐妹公司——包括美孚、德士古、雪佛龙和海湾石油公司与埃克森公司的情况也相差不多。

　　欧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基辛格的“再循环石油美元”，被存入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银行，这些银行不光处理美元业务，同时也参与国际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顿、花旗、汉华实业、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全部在石油危机中发了横财。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如何再循环使用它们的石油美元，以及这一点是怎样为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埋下伏笔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基辛格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一段讲话非常有用，这是基辛格博士1982年5月10日在皇家伦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讲话。讲话十分坦率。在对两个世纪英国娴熟的“均势”外交大肆赞扬了几分钟后，基辛格对战后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给予了满意的评价，他说：

　　“战后的外交史充满了英美之间的‘和解’与‘理解’，有时甚至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都没有写在正式的文件中……英国给予美国的实际帮助很多，甚至像是参与到美国的内部筹划中。这种紧密程度，在历史上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从来没有过。在我任职期间，英国在某些美国与别国的双边谈判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我在白宫时，与英国外交部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甚至比我与美国国务院的交流还多……”

　　随后，基辛格举了美国在罗德西亚前途问题谈判上的例子，“在我参与罗德西亚谈判时，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工作文件和内阁批准文件间的区别，就匆匆拿着英国人用英国英语起草的方案上阵了。合作促成了我们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