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孙天俦近两月的了解，法喇的历史被他写了出来：

　　三四百年前，法喇已有人定居，居民为彝族。清代，法喇为乌蒙府米粮坝厅归治里六甲地。民国二十八年属米粮坝县第八区。翌年为八区庆勋镇法喇照村。明、清以来，法喇均归土司统治。清末统治法喇的是海千户，此时大量汉族群众进入法喇。

　　土司苛政虐民，无论正项田粮赋税，还是杂派差役，均从田地上出。称“公件”；公件银随粮上纳称“均徭”。除田粮正租外，还有人头租、牛羊租、鸡租及炭租、食物租等。仅食物租一项，就占收获物百分之六十以上。除苛捐杂税外，还有押头。连佃户炊饮，也要预交烤火银子押头。押头一般占租额的百分之八十。土司与外敌开战，佃户得无偿当炮灰。

　　同治四年，米粮坝厅遭四川凉山土司武装袭扰，烧杀抢掳，无所不作。法喇也遭祸，村民被迫以竹、木套上尖刀制成的黄竹竿子、八角杆为武器进行抵抗，先后扎起老营盘、烂营盘、营盘、先锋营等营盘抗匪。有一孙姓人集了一群村民，于法喇村北扎起一个营盘。战斗时孙总冲杀在前，勇猛无敌，人称其为“孙先锋”，称其营盘为“先锋营”。一日，凉山之众偷袭先锋营，营中石头木板将尽，一人情急中端起刚煮沸的稀饭倒去，敌人烫得哇哇乱叫。营中纷纷仿效，滚烫的稀饭倾泄而下，敌人才大败而去。老营盘有一李姓人常绑几个大铃于腰间，带领营众英勇杀敌，人称其为“李大绑铃”。有一徐姓人，使一重达二十八斤、满是铁钉的“三斜叉”，横扫直挑，无人能敌，人称其为“徐大叉”。法喇邵家自筑了一营盘，该营盘地势不利，被凉山攻破，因称“烂营盘”。营盘被破后，邵氏三十余人，抵敌不住，从营盘后的悬崖跳下逃命，多毙于崖下，仅有二人跳下崖后仍然活命，逃往先锋营。凉山之众紧追不舍，二人逃到先锋营下面，距先锋营尚有一千来米，气力消耗过度，将被追及。先锋营中冲下一人，将二人挟住，一气冲上近六十度的一千米陡坡回到先锋营。邵氏一妇女被捉，自度不免一死，将幼儿掐死递与敌人为质，得以逃脱。老营盘有门名“大将军”的土炮，能装一斗三火药、三个犁头和三个银子。凉山之众到达光头坡梁子，孙先锋朝空欢喜梁子开了一炮，将一刘姓人的地炸了一个大坑，炸死凉山三人，凉山之众就不敢进法喇村。法喇人为炫耀武功，便呼那地为“孙大炮地”。后法喇探子探明凉山之众在空欢喜梁子林中休息，法喇人朝树林开炮，时逢冬季，草木干燥，树林被引燃，凉山之众尽焚林中。

　　光绪年间，海千户据有法喇，筑大宅于法喇村中。白卡伍千户家遭人命官司。海千户因之勒索伍千户，尽并伍千户土地家产，势力达到白卡。光绪末年，海千户为次子求婚于小米地龙氏，龙氏欲并海家，欣然应允，带二十余名全副武装的精壮男子送女前来。海千户见势不妙，忙盛宴款待龙家，暗使长子海正富急召佃农救援。当时法喇汉族，皆是海家佃户。海正富将佃户伏于院外，约定由其进屋开枪发号，内外夹攻，消灭龙氏。此时龙氏人马已吃尽酒肉，将碗反扣桌上，手握枪托，虎视眈眈。海正富刚进屋内里间，龙氏一壮汉即尾随潜入，伏于门外。海正富取枪冲出，即被枪杀。法喇之众听见枪响，即朝院内猛攻。龙家将海正富的头丢出屋外。佃农见海家的顶门柱已死，即知大势已去，四散奔逃。

　　海家被劫掳一空，衰落下去。海千户次子靠出卖土地过日，维系至民国十三年病死。三子海正国靠打“加找（任意向农民强加赋税）”维生，民国二十年死。但海家的衰落之势已不可免。汉族佃农买得海家土地，即成为自耕农。

　　海正富之子海国安，个子瘦高。海正国死后，海国安继承其薄田遗产。海为重振海氏家业，纠集无赖、恶棍，经过巧取豪夺，敛集了大量资财，到民国二十年左右，组织起一支十二人枪的武装，常喊着“咯二三”的口令在村中操练。以武力为后盾，霸占了荞麦山沙却黄世民、黄小五在法喇的土地。黄家在法喇的土地原占法喇总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一。

　　海国安并得土地，渐成法喇一霸。认为“牛不打不下田，人不打不出钱”、“要吃肉猫尾巴上宰”，拼命压榨法喇群众。一吴姓老人在空欢喜梁子原始森林里砍柴，海硬说森林是他家的，将老人揪来吊打，老人的屎都屙在裤裆里。一孔姓人交不起租佃，被打瞎眼睛。有人说吴光耀的三爷爷偷了海的财物，海就将吴带到红土湾，令法喇全村人每家带一块柴去，烧起大火，将吴扔进火中。吴在火里惨叫不已，挣扎着爬出来。海将吴一枪打死，扔在火中焚烧成灰。因土地都被海正国卖与法喇汉族，海国安扬言，要将法喇吴氏、姜氏、谢氏、罗氏、陈氏、王氏、岳氏、安氏等大姓逐一提来吊打，把海氏卖出的土地全部收回。

　　民国二十三年，海国安至七区抢地主李兴章，李已有准备。海抢不到财物，。海捉到李兴章严刑拷打，逼李交财物，李不交，便令将李的十指用布缠起，浇上桐油点燃，命名“十指点灯”。李仍不给钱，被活活打死。李妻向当时任米粮坝江防大队长的陆庆绪告状，陆对法喇垂涎已久，有图海之心。且海的势力日渐壮大，已威胁到陆的安全。陆即答应替李报仇，狠敲了李妻一笔。

　　民国三十四年，乌蒙陆小贵匪帮在大桥三荒树抢劫乌蒙一安姓师长的马帮，嫁祸于海国安。边抢边喊：“海小队长！我们抢成功了！”安师长即向省府状告海国安。省府责令陆庆绪审理此案。陆庆绪认为翦除海国安的天赐良机已到。荞麦山有一吴二老奶，家贫无奈，常受海国安救济。吴对海家甚为了解。陆从吴二老奶处知海国安将为义弟海国应娶妻，且烧柴不济婚事所用。就授意吴二老奶。吴二老奶至法喇，问海国安：“后天就要办喜事了！烧柴不够，咋不叫弟兄们上山去砍呢？”海国安即命手下弟兄上山砍柴。吴二老奶借故离开，回家报信。

　　陆庆绪等报，即派最得力的打手小彩平等到法喇来。到海家房前，海国安方知。海虽知小彩平等来意不善，但自己无备，再者小彩平已手捧红布鞭炮进屋，已不便拒绝，只得将小彩平等让进屋里。吴二老奶早告知海国安的枪放在右边房间里，小彩平便拣右边的房门边坐下。海借口进右边屋拿鸦片招待小彩平等，欲进屋拿枪，到房门处，小彩平扑上来，抱住海国安。另二人也来帮忙，将海国安扭住。小彩平即掏出枪来，打死海国安。海的弟兄得知海亡，四散逃亡。法喇尽归于陆庆绪所有。海国安的头被割下，挂在米粮坝县城东门示众。五日后陆命小彩平将头送回法喇，与尸体缝合埋葬。海国安死后，海家灭绝。法喇始无彝族，尽为汉族。

　　除土司苛虐外，土匪横行，也为害于民。民国二十一年，嵩明民变，匪首刘开学率匪众到达米粮坝五区天生桥，四出烧杀抢劫。刘匪初起，孙寿康、孙运发等到乌蒙做生意，即将刘匪罪行传回法喇。法喇人为避劫难，聚拢商议，有人建议如清代时修营盘，有人认为如今有枪，营盘已不起作用。后有人提议道：二道岩绝壁上有个岩洞，在绝壁上凿一条路通到岩洞，刘匪一来，躲进岩洞，刘匪便无可奈何。众人皆道有理。于是法喇石匠行动起来，硬在绝壁上凿出一条路来，通到岩洞。并在洞里凿了石缸，以装水和粮食。每闻刘匪到来，全村人都朝洞里跑。法喇多次遭刘匪袭扰，但法喇地险民悍，刘匪为之惧，虽周边尽遭蹂躏，法喇始终未遭洗劫。

　　民国二十二年，刘匪从荞麦山一路抢劫而来。到大红山，法喇吴家一位老人正在山上放羊。匪众便逼老人赶了羊跟他们走。到光头坡，安家被洗劫一空，两个姑娘也被抢走。到臭水梁子，匪众饿了，在农民地里拔洋芋烧吃，吴家老人才瞅空逃回。

　　则补彝族权绅卢和金奉米粮坝县知事刘光武之命，率领团丁和四川彝族剿办刘匪。四川彝族英勇善战，刘匪打不过卢和金，认卢和金为父。刘光武和卢和金于是招抚刘匪，于席间杀死刘匪，其众溃散，安家两个姑娘才被救回。

　　卢和金部二名彝族战死，发回则补安埋。沿途命人抬送。到法喇，命孙运发等十余人抬送。孙等抬到荞麦山，在苞谷林中休息，趁卢部不防，溜回法喇。

　　陆庆绪兼并法喇后，法喇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归其所有。陆家对佃户的剥削，比海家还严重。租佃利率高达百分之五十到七十。无论天灾人祸，一分不减。纳租以实物为主，但陆想尽方法搜刮佃户，就一律改为货币地租。所纳地租以一年中荞麦山粮食的最高价收取。同时还有“打加找”的剥削方式，死人有“死找”，活人有“活找”，每百斤租担加找二百斤油菜籽，而油菜籽的价格，是粮食的两倍。陆家逢年过节，或是娶媳妇、嫁姑娘都得加找钱物。有时一年，加找达一二十次。陆家死人抬丧、嫁女娶妇，法喇人都得背一背上好的烧柴送去，并得帮着办完事后才许回家。民国三十六年陆修房子，法喇的石板最好，就叫法喇人背石板到荞麦山。此外还有押头。解放后减租退押统计，陆氏共欠法喇群众押头二千余两银子。

　　地主及其管家到法喇，都得热情招待。一次陆庆绪夫妇到法喇姜家，要姜家杀羊招待。姜家当晚便不敢把羊赶回家，由姜家一个十岁一个八岁的两个小孩围在山沟里过夜。天刚擦黑，两狼前来。一狼被打跑，一狼叼走一羊。姜家两儿哭着舍命追赶。狼弃羊而跑，羊已死。姜家忙将死羊剐来煮与陆夫妇吃。陆夫妇不知，夸奖说羊味道不错。

　　陆庆绪的大管家龙田前到法喇收租，不带十人就带八人。每到一家，必须杀羊款待，从早吃到晚。同时将做生意的小商贩带上，提了鸦片烟和糖果等。到佃户家，就说要吸鸦片烟和吃糖果。佃户说家里没有，龙便指商贩处：“他那里不是有吗？”就拿鸦片和糖果吃，叫佃户付钱。收不到租，龙就命打手对佃户进行毒打。法喇佃户对龙又恨又怕，只要听到龙的马铃声，纷纷逃往山中躲避。时谓“听见龙家马铃响，吓得万人眼泪淌”。吴元龙欠陆家十斤菜籽，龙田前不顾吴家苦求，将耕牛赶走，叫带十块花钱去取。吴家弟兄贷了高利贷赶到荞麦山，龙在众目睽睽之下，将吴家给的花钱，塞一块在自己穿的草鞋里。吴元龙只得陪着小心，对龙说：“大管家，有一块花钱掉在你的草鞋下面了！”龙才懒洋洋地把花钱从草鞋下取出来。

　　佃农的生活极其悲惨。清朝末年，法喇人都住岩洞。到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年间，全村六十来户村民中，仅有一半住上土墙茅草房，土墙仅高二到三米。另一半人或住茅棚或住岩洞。原来使用四节犁，极为笨重。要两头牛才能拖动。民国三十年左右，姜家一人到外地学会了打三节犁，只需一头牛即可拖动。村里原也无人倒铧口。民国初，从外地逃难来一对柳氏夫妇，会倒铧口，即在法喇以倒铧口为生。民国末年夫妇同日去世，法喇人为感谢这夫妇之功，为这夫妇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直到清末，法喇人的炊具都是沙锅。到民国二十年左右，才用上了铜盆、铜罐，民国三十年左右，才有人用上了铜壶、铁吊锅。铁吊锅极厚，底尖，使用不便。都是用土碗。只有安家有个假瓷碗。全村仅谢家有个洋酒瓶，每有陆庆绪之类的贵客来，村里的乡长都要到谢家去借这洋酒瓶来装酒。夜里照明，百分之八十的人家用竹片，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家偶尔用桐油。全村只有安家有一套行李，还是安正华娶庆勋镇镇长李乙炳的女儿时，李家陪嫁的。乡长姜洪元把羊毛弹平，缝上布，算是有了一床被子。全村一半的人盖羊皮毡，其余的一无所有，晚上就睡在麦草、麦糠里。很多人到十四五岁都一丝不挂。很少的人穿羊毛衣、羊毛裤。到山上砍柴，为防树枝挂坏衣服，要把裤子、衣袖卷起来，更多的是把衣服脱了挂在林外，进林砍柴，出林才穿上。

　　法喇人一直穿一种叫偏耳的草鞋，无论怎么珍惜，这种草鞋一双只能穿一天。法喇人走在路上，都在打草鞋。到民国三十年左右法喇人就到米粮坝买来竹壳，按平整，用针线缝起来就是鞋子。但穿得上这种鞋的人很少。多数的人无论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风霜雨雪，均赤脚而行。脚底上的老茧，坚硬如铁。脚背上则是纵横交错的脚裂子直张着口，冬天冒血珠，就用麻线缝。

　　当时盐巴半块花钱一斤，百分之八十的人家吃不起。“坨坨盐”有毒，吃多了会得病。

　　全村很多群众生活无着，一年的收获交了租佃，只够生活几个月。男人们只有成年在外混，帮人做生意。从米粮坝背红糖到乌蒙，又从乌蒙背盐回米粮坝。以获取菲薄的脚钱养家糊口。无法时就卖儿救穷。当时儿童都有市价，一个男孩能卖到五六十斤粮食，一个女孩则只能卖三十来斤。荒年到了，就把猪赶在前面，猪吃什么人就吃什么。黄姜、红紫树、野棉花、涩疙瘩、三角枫叶、车前草、杨柳花等都是食物。很多人被毒菌、毒花、毒草毒死。很多人吃了涩疙瘩、黄姜、荞壳等得结症，用木棍塞进屁眼通。有一姓姜的小孩上山放羊，见路边有一堆洋芋皮，就捡来吃了，回家对其母说：“妈，我今天得吃了个小饱！不知什么人心太好了！吃了洋芋后，洋芋皮就一堆的堆在石头上，足有一大把。我吃得太舒服了！”另一家姓罗的两个小孩，以前烧过猪小肠吃，饿极了，就烧牛皮条吃，但怎么嚼也嚼不动。弟弟就问哥哥：“怎么没有以前的好吃？”其哥说：“以前吃的是猪小肠，现在吃的是猪大肠！”

　　陆庆绪广泛建立保卫团。仅庆勋镇便有五百余人、三百余条枪的保卫团。法喇保卫团达九十余人。民国三十六年，县长龙沛霖为铲除金沙江西岸淌塘一带的鸦片烟苗，向陆借兵，陆即派兵二百人前往。法喇保卫团派兵三十余人，由孙运周等带队前往。后陆为收拾龙沛霖，派庆勋镇镇长李乙炳率百余人枪进城，监视龙沛霖。法喇保卫团也参加。龙沛霖弃城而逃。李等尾追，法喇保卫团又参与激战。

　　陆庆绪死后，法喇人又被迫参与荞三对海万金的战争。孙江成、孙江华后加入荞麦山游击大队。二人到则补、拖车工作后，己丑年，政府征集法喇青年十四人补充入四十三师六团，开赴盐津、大关进剿土匪江瀛洲、向如楷和从绥江败下来的国民党残部。朝鲜战争爆发，这些法喇人就回乌蒙学习文件，加入第二批入朝志愿军，开赴昆明加入三兵团０九一０部队二团，经泸州、武汉、丰台出山海关抵安东，渡过鸭绿江，进行抗美战争。直到战争结束方回。

　　孙江成、孙江华回法喇后，领导了法喇的土地改革。孙江成先到县上，学习中共中央、省委、地委、县委文件，然后回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进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划分阶级，访贫问苦，串联扎根，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召开诉苦大会，采取自报公议，群众评议通过，再上报审批，确定阶级成分。将法喇惟一的地主安家游街示众，进行批斗。建立“翻身农民协会”，没收地主的土地、房屋、粮食，分给贫下中农。再按统一标准查田评产，让群众插标自报，评议抽查，限期补报，群众审验，才估算土地面积，按人口分配土地。全村分成几个大组，由大组长带领群众分片丈量、打桩。补征公粮、补收旧仓学款，重建学校。经查法喇没有追随国民党反动派的恶霸、惯匪。但刚建立的“农协会”组织不纯，私仇公报，族、姓斗争突出。村民相互指控对方为恶霸、惯匪、反革命。不几天，法喇被告称是恶霸、惯匪、反革命者达一百余人。有一队长为争夺法喇领导权，捏造了五十余名“恶霸、惯匪、反革命”报到区上。孙江成、孙江华连夜开会，撤去这一队长的职务。荞麦山区长带了三十多人来法喇开会，欲捉法喇五十多个“坏分子”。被孙江华坚决抵住，说法喇根本没有坏分子。周围几个村都报有恶霸地主，无人敢拿。区上叫法喇去拿。孙江华天刚黑，即在村中吹起哨子，法喇人一听，慌忙提了棍棒，黑压压地凑拢，孙江华、孙江成宣布完毕，队伍就出发了。一夜就将几个村的地霸捉拿干净，五花大绑押往荞麦山镇压了。

　　随后法喇农民被两次调往乌蒙修南广老厂至落雪的公路，第一批二十五人，第二批二百五十人，经荞麦山、米粮坝、发朵至落雪，行程六日，都在运粮队，从法者运粮往老厂，每人每次任务是背一百斤粮食，外加自己的口粮和行李，到哪里天黑，就在哪里吃饭睡觉。一星期才能背一转。法喇人都圆满完成任务，年底回村。

　　成立合作社初，法喇人先以“亲帮亲，邻帮邻，合心人找合心人”的“自愿互助”原则，组织互助组。一般每组五六户，按居住地就近结合，有一定的优越性。后就成立初级社，乡长每天宣传“小农经济脆弱，挨不住风吹雨打”，动员社员入社。不愿者强迫加入。社员的土地、牲畜全部入社，统一经营。法喇成立了五个初级社。第二年将五个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土地等生产资料全部归集体所有。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丁酉年冬，法喇二百农民被抽调前往米粮坝修建建设堰。该堰引则补水源，灌溉米粮坝田地，设计渠长五十三公里，全在金沙江东岸的悬崖峭壁上修建。有的绝壁高达数百米。法喇村民分到的一段，叫猴愁岩。数百米的悬崖下面，金沙江水奔腾咆哮。当初苏联水电专家就建议在这岩下建一百八十万千瓦的白鹤滩巨型电站。工程划段包干，责任到队，进行“插红旗，送白旗”的劳动竞赛。民工的口粮，各队自行负责。所以民工既要从家里运粮到工地，又要完成任务。法喇村当时早已缺粮，民工都是饿着肚子炸悬崖。每次上悬崖，都不知能否活着回来。法喇人完成任务后，县领导现场老远看了工地，感动了，奖了法喇人三百斤粮食。

　　戊戍年九月，县委贯彻中央和省委、地委关于建设人民公社的指示，并乡转社，将法喇高级社并入“战斗人民公社”，社员全部耕地包括自留地、牲畜、农具、果木等收归公社所有。牛马羊折价入社。公社“政社合一”，一切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公社所有，管理区属生产管理单位，生产队为生产作业单位。法喇分一个管理区，辖二十一个生产队。组合成一团五营二十一连建制，建立二十一个公共食堂。“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取消评工分制度，实行供给制度。社员在食堂吃饭不要钱。公社可无偿平调粮食、劳力、土地、耕畜、农具等。

　　辛丑年确立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撤销公共食堂，粮食分配到户，恢复评工记分，恢复自留地，允许社员饲养家禽和经营少量家庭副业。壬寅年二月，巩固三级所有的集体所有制，改“法喇大队”为“法喇公社”，下辖九个大队和二十一个生产队。土地所有权归生产队，以队为核算单位。

　　戊戍年秋，开展了农业秋收大协作。法喇人服从公社党委的调动，每家仅留一人看屋，不管男女老幼，全部自带农具、行李到天生、木一、鱼毕等高级社，协助当地社员秋收和小春播种。到天生，协助社员收苞谷种小春。法喇人是高山人，种不起苞谷，到了天生，以苞谷杆当甘蔗来啃。因浮夸风盛行，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再因头年的反右斗争正在深化，社员被随意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进行批斗。人人谨小慎微，争当先进，做革命的促进派，仅把苞谷掰了一部分，两米一铧，把地犁翻，把小春撒在地表就行了。孙江成每晚天黑，要统计好成绩，涉水过河走二十余里向公社党委汇报成绩，汇报完后又要赶回天生。仅用七八天，法喇人就宣布把该村近万亩苞谷收完，并种上了小春。法喇人“成绩突出”，受到表扬，又被派往木一村。孙江成带队用五天将苞谷、洋芋收了，都丢在地里。就回家了。走到法喇的山上天黑，全部人就在沟中睡觉。第二天回到法喇，宣传“大协作”的优越性，才开始法喇的秋收。男女老幼一齐上马，只讲速度、数量，不讲质量、效益。荞子因过了收获时间，全掉在地里，全部造成浪费。只有洋芋和麦子可收。白天洋芋挖起来，丢在地里不管。晚上又忙打着火把割麦子，叫做：“白天千军万马，晚上灯笼火把。”洋芋堆在地里，风吹日晒，变绿了，只有少部分饲养员和妇女有空，得去偷点回家，别的都被霜扎、雪凌，烂在地里。

　　收洋芋、荞麦才三天，公社打电话来，命法喇停止收洋芋、麦子，限三天完成三千亩菜籽播种任务。法喇的大队长知难以完成，对着话筒：“噢！汪同志！噢三千亩！”对方就道：“法喇支部咋个搞的？叫孙江成！”孙江成接了电话，表示说三天一定完成。立即叫社员全部出动，沿公路两边，将耕地隔两三米一铧犁翻。第二天公社来六次电话催问。第一次问，孙江成说完成二百亩，得到表扬。第二次问，孙江成说已完成四百亩，又得表扬。第三次，说六百亩，又得表扬。到最后一次电话，说已完成一千二百亩。孙江成守着电话，准备下一次问，就说已完成一千四百亩。没料没再问了。次日天未明，电话又问了。孙江成说经连夜苦战，三千亩已经完成。公社就派人来慰问社员。孙江成问能不能杀个猪打打牙祭，说可以。于是社员在全村捉猪，主人哪敢拦阻，连夜烫出，共杀十三条猪，分给社员。

　　法喇成绩突出，又被派往鱼毕协助当地种菜子。到了当地，两米犁一铧，不到半天，孙江成就叫当地支书汇报已完成七百亩。天晚，鱼毕支书不准法喇人休息，要求连夜拆茅草房打火把，将任务完成。法喇人火了，就去拆支书的茅草房，支书看着心痛，就叫休息。

　　次日饭后，法喇人故技重演，有的在山上睡觉，有的在农民家中睡觉。到下午，电话报告已完成任务。公社又要求鱼毕杀猪打牙祭。法喇人就忙到全村去捉猪，当地很穷，捉遍全村，只有三条。连夜烫了，砍成坨坨肉煮好，又烙了荞粑粑，款待法喇人。法喇人吃好，才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回村。

　　“大炼钢铁”与“大协作”同时开始。公社确认法喇有铁矿，指示法喇建厂炼铁。法喇人就用石灰石建了几个高炉，挖含量极低的铁矿石来炼，但根本炼不出什么铁来。有关法喇钢铁质量好、产量高的传闻却日盛一日。从日产几十斤吹到了几百斤，吹到了几千斤。县上就派县供销社主任到法喇领导炼铁工作。法喇男女老幼全被动员起来，建了两个高达三丈、直径五米、用四个风箱从四面鼓风、每个风箱要二人才能扯动的巨型高炉，号称每小时每个高炉产铁一百斤，称“法喇一号炉超过美国一号炉”。两大高炉之外，尚有小土炉一百五十多架。每日昼夜三班苦炼。供销社主任上报日产铁二千斤。县上就派财贸部长周虹带五百余人到法喇参观，召开现场会，学习经验，回去办好各自的铁厂。

　　铁厂建立伊始，买社员房前屋后的林木做燃料。随铁厂扩大，燃料越要越多，公社无法出钱，由社员自备燃料。于是社员提刀斧，在村中逢树便砍，不到一月，村中树木便尽。县上就调集数千群众到法喇，组成“伐木队”，砍伐原始森林炼铁。“伐木队”的口粮由法喇人提供。不到一年，几万亩原始森林被砍伐干净。己亥年秋，法喇累计已炼钢万吨。成绩被报到省上。省上派了四名钢铁专家来验。专家们一看高山似的土石山，用小钉锤边敲边摇头：“这不是铁！这不是铁！”法喇的大队长着急了，从专家手中抢过小钉锤，吼道：“这不是铁是什么？我敲给你们看！”

　　大炼钢铁同时，县上在堂琅坪修大海水库。戊戍年冬，调法喇民工三百前往。工地海拔二千八百米，施工条件恶劣。进度上不去，就实行强迫命令，昼夜三班轮换施工。粮食要法喇解决。法喇运不出粮食。民工生活异常艰难。后大雪封山，实在无法施工，只得撤回。同时荞麦山又在修红旗水库，也实行三班制，昼夜施工。民工每天必须完成定额任务。但任务被层层加码，每人每天完成五立方米土石，犹嫌“保守”，提出“消灭六方，达到十方”。工地上粮食极为紧张，规定各队既派民工又出粮食，但有的队只出人不出粮。面对有限的粮食，水库领导要求食堂工作人员一斤米必须煮出三斤饭来，否则拿伙食团长是问。食堂工作人员只有拼命往饭里加水。施工进度上不去，挂上黑牌，由民兵强迫终日劳动，数日表现良好，方罢。因长期饥饿，劳累过度，很多民工死在工地。孙江华负责调运整个四区战斗人民公社所属各大队支援红旗水库建设的粮食，便假公济私，尽运给法喇群众。法喇人才无一人死在工地。次年三月，春耕开始，法喇民工才陆续返村。因水库是在未经地质勘测的情况想当然地建的，死了三十余人才建成。结果刚建起，发第一场洪水，就将大坝冲毁。

　　也是戊戍年秋，米粮坝县决定修筑乌蒙到米粮坝的公路。此前米粮坝无一寸公路。有一昆明医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分到米粮坝。该生到了乌蒙，离米粮坝县地界尚有一天路程，已被乌蒙的高山吓怕，听说米粮坝山更高，路更险，无一寸公路。夜晚，在乌蒙的旅社里，就着煤油灯，向米粮坝县委书记写信，请米粮坝县饶他了，放他回昆明。共产党都统治米粮坝县十年了，米粮坝县才得来第一个大学生，如一件宝贝，县委书记岂能饶他？下令：“用滑竿抬也要把他抬到米粮坝来！”在米粮坝，滑竿就是轿子。结果这第一个分到米粮坝的大学生，硬是被轿子抬进了米粮坝县城。

　　法喇民工按军事编制编组，自带行李、口粮、工具上工地，仅每人每天补助五分钱的菜金。日夜奋战，工程指挥逐日检查进度，任务完成得好的，插红旗，领导戴红手套。不好的，插白旗，领导戴白手套。限期送走白旗，否则开辩论会，进行批判。民兵进行监工。每人每天高强度劳动十四五个小时，开挖土方达二十立方，石方达十立方。法喇人分到五个工段，三段在悬崖上。口岩段最险，岩高五六百米，公路横过悬崖五十余米。民工系上安全绳，从岩顶吊下去，悬空打炮眼，进行爆破。指挥部专门安排一人在崖顶上重复呼喊：“小心啊！掉下岩去骨头都找不到啊！”这人喊累了，又换上一人喊。这一悬崖，死亡五人。经一年苦战。米粮坝通了公路。

　　戊戍年秋，浮夸风甚嚣尘上。各队争报高产，法喇也不敢落后。宣称粮食突破百万斤。大队长每择到一个大洋芋，就抱着朝公社跑，侃法喇的“卫星洋芋”。当年法喇洋芋的确丰收，但正值秋收时，劳力被调往四方或修水库，或修公路，或修堰沟，只有参加秋收大协作的少部分社员得回村秋收。秋收中又只讲速度、数量，荞子霉烂在地里，无一颗收获。洋芋挖起来，也烂在地里。麦子虽割了起来，但直到腊月才打，全部出芽。秋收结束，仅收粮食二十余万斤。上级以为法喇真超百万斤，要法喇上缴公粮十五万斤。以后哪里缺粮了，都从法喇调。刚秋收完，社员就缺粮。很多人饿得浮肿，爬不起来。一位县领导经过法喇，见农民瘦骨嶙峋，就问大队长：“你吹法喇粮食丰收，咋这些人会饿成这个样子？”大队长说：“这些人是筋骨人，再吃也吃不胖！”

　　全县粮荒，县上发现问题严重了，退过头粮以应急。大队长是大族人，还想掩盖。孙运发则叫孙江成：“老百姓挨不下去了！我们是小家族人！饿死人我看你怎么办？”公社叫了法喇支书、大队长去问。大队长还在掩盖。孙江成急了，说：“粮食一粒没有！人都饿得爬不起来了！”公社于是将法喇上缴的十五万斤粮食，退还五万斤。粮食退到了，孙江成与大队长不敢将粮食分下去，担心几天吃光。而是平时掌握情况，确知哪家实在不行了，孙江成和大队长用提篮偷偷提上点洋芋上其家门，将其命吊着，不至于死而已。靠这五万斤粮食，用这种特殊的方法，救住了法喇在三年困难时期，没死一个人。

　　全县到处饥荒，死人无数。县上被迫调全县群众运粮，以有余补不足。其实所谓有余，就是吹得到头，而死不认账的地方。法喇人也被抽调六十人去运粮，从拖车将粮食背往双河。运粮队出发时，自带口粮。到拖车后，每人背七十五斤，其中二十五斤为“脚粮”，背者所得。这些农民长期饥饿，身体极差，生了病，虽有二十五斤脚粮，但根本难以将其背回家。背到路上背不动了，无办法，将二十五斤粮换一碗凉粉吃了就算了。

　　放粮食卫星的同时，法喇又放畜牧卫星。吹法喇的猪有多大，牛有多多，羊子满山都是。公社向县上吹。县派工作队进驻法喇，也不务实，更吹得厉害。县上又向专区吹。地委书记就带全区各县县委书记到法喇，开畜牧现场会。之前一天，县委书记到法喇要各队长去汇报工作，发现数字与原报数字不符。就派人核查，硬将数字东拉西扯，到符合为止。参观队进村，县委书记叫法喇汇报收入情况，大队长将编造的数字念上一通，就到山上参观。是日大雾，参观队被带到一个山包下的路两边，县上将法喇周围的几个大队的好羊都择了来，羊毛洗得干干净净，又肥又大，一群群地走过。过去了的，一过山包，又赶了绕回来，又从地委书记等眼下走过。大家惊叹不已，说法喇的羊真多。天气很冷，看了三个多小时，地委书记问县委书记还有多少羊，县委书记说还有一半，地委书记说走了走了，现场会结束。

　　丙午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法喇奉命组织造反组织。村里先组织了二十多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参加“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召开群众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至冬，造反组织炮轰党委，揪斗孙江成、大队长和全大队二十一名队长在内的当权派。大队长平时得罪的人多，被揪斗二十余次，他又仗着他身体好，不加保护，被斗身亡。孙江成被斗后回家，孙运发就找草药医治。于是被斗了十几次，未被斗死。孙江成家同时被查抄四次。孙江成刚发现形势不妙，就带孙平玉夜间将布帛等全背了转移到另一个公社的孙江芳家，未被抄出。

　　斗孙江成等不久，因各造反组织观点歧异，互以大字报攻击，冲击对方组织的群众大会，互相揪斗对方保护的领导干部，逐渐形成观点对立的两大派。就忙于武斗，不管孙江成等了。孙江成等领导权已被篡夺，但因法喇识字人少，缺了孙江成双方都写不成材料，所以无论哪一方得势都将这个被揪斗对象用起来，仍留在革委会里。

　　丁未年初，造反派两系武斗不断。县上两派间武器全部出手，杀对方之人示众。荞麦山因应县上，也准备杀人。决定将所辖地区的对方人员集中在荞麦山，统一屠杀示众。荞麦山的造反派头头就打电话问法喇：“你们准备杀几个？报名以后，将人捆到荞麦山来，统一杀！”当晚刚好是孙江成奉造反派的命令值班守电话，孙江成一听杀人，心毛了，说一个都不杀。荞麦山造反派头头骂了两句，就算了。等已篡权的党支部书记和文革主席第二天得孙江成报，就骂孙江成：“怎么不杀？要杀！我们就是要杀安家呢！”忙打电话报告荞麦山，说法喇要杀人。荞麦山答复：“你们现在报已迟了！要杀的人昨晚全都从各大队解到荞麦山了。今下午就要动手！我们还能停下等你们？要杀的话，只有你们自己杀了！”二人又骂孙江成，于是召集人员，布置杀安家。孙江成不是什么角色，自然与他无关，逃回家睡着。支部书记、文革主席杀了人，要写个材料上报，找孙江成找不到。就来孙家门上闹：“孙江成哪里去了？他知不知他是个当权派？我们不保他，他早就被斗死了！现在还跟我们耍脾气！”孙运发忙叫了孙江成去写，说：“你只要不要参加杀人就行！他们杀了人，叫你写，你可以写！反正人不是你杀的！”

　　戊申年春，两派和解。法喇组织群众进行“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活动。到处写“三忠于”口号和毛主席语录，人人唱语录歌，跳“忠”字舞，佩戴毛主席像章，“早请示，晚汇报”。

　　丙辰年文革结束。法喇凡在文革中杀人的，都受到了刑事制裁。孙江成官复原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