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看一张照片，中间的就是邓小平，他左边的就是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李政道，右边的李远哲也是诺贝尔奖的得主。李远哲因为是台湾省人，所以在台湾就特别地给予重视，也被解释为台湾人多么优秀，因为出了诺贝尔奖的得主。我觉得这种说法呢，是很不要脸的。为什么呢？大家看记录，诺贝尔化学奖得奖名单里面1986年写得清清楚楚，三个人得的，联合起来得了化学奖。你看，第二名是李远哲，下面写得清清楚楚——American。美国人哪，不是台湾，是美国人。也不是所谓中华民国人，美国人李远哲，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你不能解释成台湾人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不能这样解释的。同样的，凡是入了美国国籍的，你只能说他是华裔，不能说他是中国人或是台湾人，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错误的，并且很不客气地说是不要脸，因为当时的确是美国人得了这个奖。

　　李远哲后来回了台湾，放弃了美国国籍。为什么放弃呢？因为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给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就相当于祖国的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很高的薪水给他，他愿意做，所以呢就放弃了美国国籍。他跟我同岁，比我小一点点。这位老兄啊有奶就是娘，本来是日本人，后来做了中国人，后来做了美国人，后来又做了中国人，就这么个家伙啊。

　　是日本人不能怪他，因为当时他出生的时候，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可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他是日本人统治之下“国语家庭”的成员。什么叫做“国语家庭”的成员啊？就是有一批不要脸的台湾人，他们说我们要说国语，就是说日本话，我们说日本话读日本书，把祖宗牌位烧掉换日本祖宗，叫做“国语家庭”。就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特别跟日本人接近的这些不要脸的台湾人的家庭，叫做国语家庭。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李远哲从美国回来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跟记者有一段谈话。这段谈话没人能懂，只有我李敖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在读书玩耍之余，在我因环境冲击，而极度早熟的心灵中，却已澎湃着改善社会、拯救民族的情操。记得在五六年级时，每次拿到父母亲所给的压岁钱，便跑到书店去买书，当时的《开明少年》月刊，对我心智的启蒙助益匪浅。我仍然清楚记得，上面所登过的一篇名叫《蓝色的毛毯》的文章，内容描写沙皇时代俄国农民的受压迫，俄国革命的经历，以及其后社会改革的种种理想。这篇文章和我当时的心灵颇相契合，也使我相信国家民族自尊的丧失只是暂时的，社会的改善仍然是有希望的。”

　　李远哲提出《开明少年》月刊的一篇文章，叫做《蓝色的毛毯》，他没有再解释这段话，记者们记录下来发表了。大家都看到了，看过就看过了，没有深究。对我李敖而言意义不一样，因为李远哲跟我同岁的，他比我小一点，大家看这就是《开明少年》月刊，日期是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1月16号出版的，开明书店印行的第三十一期。这本书就在这里，这么旧了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换句话说呢，从1948年我就保存，我从上海把它带来，大家知道我多么厉害吗？

　　大家看看文章《蓝色的毛毯》，一个苏联的泰伊克的传说，小俞译述，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什么故事呢？我才能够感觉出来李远哲的心态。俄国在沙皇时代，对农民很不好，农夫很穷。有地主恶霸把一个农夫的一块蓝颜色的毛毯抢走了，这个农夫就怀念他的毛毯，就很难过，并且很气愤，觉得这个政府太坏了，我也不耕田了，跑到山里面去了，到深山里面去活。有一天，他听到山脚下面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他很好奇，从山上下来看。有些人就看到他，说“就是他”，大家就冲过来。他吓得跑啊，没用，大家就把他抓住了，说“就是他”，然后说“拿来拿来”。什么东西呀？猛然就传过来——蓝颜色的毛毯，就是当年被地主恶霸抢走的毛毯，拿出来还给他。他很奇怪：这些人怎么把毛毯给他抢回来啦？那些人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成功了，沙皇被我们推翻了，地主恶霸被我们打倒了，抢你毛毯的人也被我们给逮到了，毛毯要回来了，我们还给你。这个农夫抱着毛毯，感谢共产党，就哭了。可是，他的哭是两个原因的：第一，毛毯又重新回来了，地主恶霸给消灭了；第二，他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在打倒沙皇，打倒地主恶霸的过程中，我这个农民是个逃兵?我是个孬种，我是懦夫，我跑到山里面去了，我没有参与。

　　大家懂我的故事了吗？开始懂得李远哲了吗？当我们在台湾前仆后继跟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跟国民党这个伪政府斗争的时候，李远哲在哪里？他跑掉了，他跑到了美国。我们承认他在学术上面，在化学这个领域里面有他的成就——当然也是他运气好，因为跟对了老师。大家都知道，这种奖得不得非常重要，他跟对了老师，跟着得了化学奖。可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当我们在台湾争取自由，争取消灭独裁政权这样的过程里面，他是一个逃兵。在我们把这个独裁政权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最后，他回来，放弃了美国国籍，来换取当台湾一个大官，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个职务是不能给外国人做的，所以，他只好放弃美国的国籍，这就是李远哲。

　　当李远哲跟记者们谈到他小学的时候看过这本《开明少年》，并且特别印象深的就是那一篇《蓝色的毛毯》的时候，我想，李远哲自己也找不到这本书了。这本书在台湾只有我有，或者说在整个的中国恐怕都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在1949年以后，开明书店也不见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年左派刊物，他们多么会搞宣传，会使一个小学生，像李远哲，看到一篇文章，能够记得一辈子，甚至对他影响一辈子。不能说没有影响，因为李远哲就这个念头，一念之间使他觉得，虽然他在外国功成名就，可是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尽到力量，所以他回来了。这个《蓝色的毛毯》的情节还在发酵，虽然害死了我们——什么原因呢？因为李远哲是个混蛋，在化学那一行里面，他是巨人，可是在其他方面，他是侏儒。可是，他发现他自己似乎什么都懂，他要补偿他过去对国家、对故乡的亏欠。完蛋了，他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都插一脚。中央研究院做院长，台湾整个教育改革他做龙头，九二一大地震捐款怎么分配他管，什么都插一脚，什么都搞得乱七八糟，害死人。为什么呢？立刻被小人包围。他不能辨别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就如同不能辨别他自己也是小人。可是，他忘了，把台湾搞得一团糊涂乱，尤其害到了小学生，小学生的教育程度整个低下来了，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书呆子要搞什么教育改革，这是个混蛋。

　　他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管政治，不可以参与政治，他老兄自己却参与政治，自己管，不要脸极了。可是，我认为，即使李远哲这样子乱搞，这样子不晓得自己是老几，我必须说，他在内心深处，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掐他。那个什么声音在心里掐他一把？那一个声音就是《开明少年》的这一篇《蓝色的毛毯》，这个声音在掐他，使他以为他应该有所回馈，回馈自己的祖国，回馈自己的家乡。虽然，他做事不得其道，不得其法，可是，我们必须说，他这一念之间是源远流长，在当年一家左派刊物里面的一篇文章影响他的一生。

　　我在这里讲给大家，当年的左派刊物把国民党的宣传品打得落花流水，会宣传，讲究技巧。今天，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一连多次，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退步了，宣传没有以前好了，说的好多话别人不信了，并且起了反作用了，这就是宣传上的退步。

　　往往一个人跟你讲一句话，你会记一辈子，一篇文章会影响你一辈子。大家想想看，当年神童梁启超他拜康有为做老师的时候，康有为连续跟他讲了一天的话，梁启超听了以后，觉得他过去念的书念错了，他的一生都改变了。而他们师徒两个人合作，到后来我们都知道的戊戌变法，都可以看出来康梁师生的关系。梁启超可以受一个人的一席话的影响，改变他的一生，各位你们可以想想看，很多事情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你要问我李敖看了什么什么书后，最喜欢哪一个人，最佩服哪一个人，我说：我要最佩服的，我就照镜子。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书对我有这种影响。可能一本书里面一行字影响我一辈子，或者一张图片影响我一辈子，并不是整本书都这样。可是，有这种书出现的时候，有这照片出来的时候，有这一行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很庆幸，我居然找到能够影响我一生的一些真理。这就是《开明少年》当时的一个特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另外一个，就在李远哲以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博士，他是刚才在邓小平身边的李政道的老师。他在临死以前跟他的义女讲的一段话好有趣，我念给大家听。住进加护病房期间，吴吟之(吴大猷的干女儿)说，他(吴大猷)最遗憾的是不能看李敖的节目。他不是欣赏李敖这个人，而是喜欢看他骂人，好像是帮他(吴大猷)骂人，很痛快。他生病以后住进加护病房，临死以前觉得看不到李敖的电视节目了，深以为恨，引为遗恨。你就知道我的电视节目多么有影响力了，虽然没有预期的效果，因为：吴大猷不是欣赏李敖的这个人，而是喜欢看李敖骂人。他为什么不欣赏我这个人啊？因为他们没有我有骨气，他们无法了解我。吴大猷是跟着蒋介石走的一个学者，就好像李远哲是跟着陈水扁走的一个学者。他们虽然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可是，他们比起过去那种有风骨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像蔡元培先生，像胡适先生，他们都差得太远了。所以，在吴大猷先生的眼里，李敖的节目那么好看，那么样骂人等于替他骂出来，可是，用骂人两个字给李敖来定位，太小看我了，把我看得太小了。我们是宣传真理，用证据、用口才，还有一些表演来宣传真理，这怎么叫骂人？当然，你可以这样概括地说，可是，从真正的深层的角度来看，有这种本领的人，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圣人。我哪里是骂人的人，我人格高人一等，勇敢、智慧、仁慈，高人一等。当吴大猷不欣赏李敖这个人的时候，他可以说有眼无珠。吴大猷现在死了，如果地下有知，他会后悔他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