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阿宽又带我去二哥会所，说是二哥发展了一位新同志，十分了得，让我去认识一下。是下午上的山，天刚下过雨，山中湿漉漉的，草木都挂着晶莹的雨滴，放眼望去，水汽升腾着，形成山岚，飘飘欲仙。个别山头上还有壮观的云瀑，从山顶泻下，白得耀眼。那天吹的是西南风，二哥会所所在的山坞坐北朝南，成了个风袋子，水汽都往那里面钻，车子开进去，顿时被浓雾包抄，视野一下子缩小，车速不得不减慢下来。我在重庆时就学会开车，但开得不多，车技一般。为了提高车技，一般出了城阿宽会让我来开车。开车是个技术活，公里数决定车技，开得多了技术自然上去了。那天就是我开上山的，但是进了山坳，山路弯弯，浓雾作怪，我不敢开了，想换阿宽来开。

　　那天阿宽在感冒，人不舒服，上山时睡着了，我停了车他以为到了，看窗外这么大雾，说：“这么大的雾你都开上来了，看来你的车技大有长进。”我说：“还没有到呢，我就是看这么大的雾不敢开了，你来开吧。”他说：“快到了，坚持一下吧。”我说：“你不怕我开进山沟里去？”他说：“没事的，开慢一点就是了。”

　　我再开时，他问我：“你紧张吗？”

　　我说：“有点。”

　　他说：“开车时适度的紧张感是最安全的。”

　　我开车时，他经常告诫我一句话：车速不要大过车技，谨慎不要大到紧张。也许是当过老师又写过诗的原因，阿宽说话总结能力很强，总是提纲挈领，深入浅出，切中要害，很容易让人接受并记住。他曾写过一首诗，是反映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我觉得写得很好，第一次看到时我感动得哭了，因为我觉得它写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和阿宽遗体告别时，我心里一直在默诵这首诗。现在，我每天早上醒来，总是要默念一遍这首诗——

　　清晨醒来

　　看自己还活着，多么幸福

　　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

　　都可能是最后一个

　　我们所从事的职业

　　世上最神秘，最残酷

　　哪怕一道不合时宜的喷嚏

　　都可能让我们人头落地

　　死亡并不可怕

　　我们早把生命置之度外

　　二哥的会所据说最初是清朝大臣顾同章的闲庭。顾大人是广东潮州人，到南京来做官，水土不服，经常上吐下泻，人瘦得跟晾衣竿似的。下面人给他找来一位风水先生，把四周的山走遍了，最后在这个山坞里给他选了这个向南的山坡，让他在此地建凉亭两座，茅舍一间，瓦房三间，月末来住上一天，夏日晴天在凉亭里下棋喝茶，在茅房里如厕，雨天冬季自然是在瓦房里避寒取暖，喝补汤，吃海鲜。顾大人照章办事，一以贯行，果然不吐止泻，身体日渐长肉，赢得寿长福厚的圆满。因之，后来这地方盛传是块风水宝地，房舍几易其主，被几度翻修重建，规模越造越大。最后接手的是孙文挚友、同盟会之主黄兴，他接手后这里成了同盟会经常开秘密会议的地方，为安全起见，在房子里挖了地下室和暗道，暗道一米多宽、一百多米长，直通对面山坡下、山涧边的那片巨石堆，出口处隐在几块大石头和灌木丛中，很难发现。黄兴去世后，房产一直在黄兴后人手上，二哥正是从黄兴后人的手上买过来的，当然是花了大价钱的。如今，茅舍早不见了，凉亭依然在后院风雨着，当然也是几经修缮过的。现在的凉亭正眉刻着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几个柱子和横梁上有孙文、黄兴、于右任、宋教仁等人写的楹联。

　　以往，天气好时，我们总是到亭子里去说事，这天因为雾大，二哥领我们去了会客堂。客堂在一楼拐角处，一面向着山外，一面迎着后院，向着山外的墙上没有窗洞，窗户都在对着后院的墙上，是两扇木格子大玻璃窗。我进去后，一边给高宽泡茶，一边看着窗外，在漫漫迷雾中，我看到凉亭里有一个人影，时而金鸡独立，时而抱柱翻腾，像一个武术高手在习武。我看着不由丢下茶具，立到窗前去看，看得痴痴的。阿宽看我这样子，走到我身边，问我：“你在看什么？”

　　我对他伸手一指，“你看那人，好像蛮有功夫的。”

　　阿宽看一会说：“嗯，果然有功夫，看来二哥没跟我说大话。”

　　我问：“他是谁？”

　　他说：“让二哥告诉你吧，我也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正说着二哥进来了，说起凉亭里的人，眉飞色舞，滔滔不绝。二哥介绍道，此人姓程，名小驴，是湖北孝感人，其父是屠夫，开着一爿肉铺。小驴十六岁那年，肉铺卖了一头死猪肉，乡民知情后纷纷聚在铺子前，要退钱还肉，发生争吵，引起斗殴。十六岁的少年，如初生牛犊，斗殴起来哪里是要命的，他操起砍骨刀，砍人如杀猪，连杀两人，吓得乡民抱头鼠窜。命案在身，小驴怕死，连夜逃走，最后改名换姓上了武当山，穿上道袍，扫了十三年树叶和落雪，练就了一身功夫。

　　二哥说：“他最了得的是轻功，可以在晾衣竿上仰天睡大觉，可以像猴子一样在树梢上腾飞挪位，可以像猫一样在房顶上无声起落。有一回，我看见他就坐在那棵树下，突然拔地而起，把停落在树枝上的一只红嘴相思鸟抓在手板心里。”

　　阿宽问：“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二哥说：“在广州街头碰到的，他在沿街卖艺，我看他功夫真是了得，就跟他攀谈起来。原来，前年夏天，他所在的道馆里来了一位病人，是薛岳部队上的一位团长，家就在武当山下，在武汉保卫战中受了重伤，肺部中了一弹，命悬一线。所幸救得及时，算是保住了命，却一直卧床难起，每天只能吃流食维持小命。后来几经周折，回了乡，依然举步维艰，命脉日渐衰弱，家人是死马当活马医，把他送上山，找道士来要命。此时昔日的小驴在馆中已是功夫高深的道士，名声在外，人称武师道士。他接下了团长，天天给他运气发功，配合着吃了一个时期的草药，团长可以跟他扎马步习武了。正是从团长口中，他活生生地了解到日本鬼子如何在欺负国人，他觉得自己是个罪人，如今国难当头，希望团长带他下山去杀鬼子赎罪。但团长经历了生死，看到了太多国军内部的腐败，心灰意冷，已无心报效祖国，只想在家乡苟且偷生，便给他写了一封信，让他去武汉找谁。一天早上，他带了信，下了山，去了武汉，发现武汉已经沦陷，他要找的部队说是去了株州。寻到株州，又说去了桂林，赶去桂林还是没找着，也没人知道去了哪里。他无路可走，开始漂泊，就这样到了广州。一路下来，他带的盘缠早已告罄，只好靠在街头卖艺化点小钱度日，我就这样遇到了他。”

　　后面的事可想而知，二哥了解到他的经历和愿望后，积极动员他加入我们组织。他听说我们也是抗日打鬼子的，二话不说跟二哥来了南京。后来，他当然成了我们的同志，当了我们行动组组长，经常出生入死，干得很出色。包括在迎春行动中，他也是立了大功的，正是靠他猫一样的轻功，我们在腾村办公室安装了窃听器，让我们及早掌握到诸多内幕，为我们后来进一步行动找到了方向，赢得了主动。

　　话说回来，他身上的功夫真是常人难以想象，他什么功夫都有，武功、轻功、木工、厨艺，都好得呱呱叫。他还会写书法，还会看病，还会做油漆工，十几年道士生涯造就了他，他成了无所不能的人材。那天阿宽正患感冒，人很不舒服，他不但一眼能看出来，还手到病除——其实严格说手都没有到，他就让阿宽坐在茶几上，他运了气，张开巴掌，悬空在阿宽的头顶和背脊上来来回回“推摩”了几分钟，整个过程没有碰阿宽一个手指头，但阿宽顿时变得神清气爽，脸色红润。我当时看傻了，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简直难以相信。

　　还有更神奇的，就发生在他自己身上。是这样的，后来军统公然跟我们作对，王木天兴师动众想捣毁我们在南京的地下组织，他作为行动组长必须组织反击，还以颜色。他先后两次深夜入室拧断了包括王木天保镖在内的几个坏蛋的脖子，因之王木天下了死命令，一定要干掉他，结果有一次遭革老的手下秦淮河追杀，肩膀上挨了一枪，子弹钻进肩胛骨里，伤势很重。二哥把他送到上海，找了最好的外科医生给他取子弹，医生说那子弹钻的位置很深奥，在骨头缝里，要卸掉肩膀才能取出子弹。肩膀没了，哪还能有胳膊？没了胳膊，怎么当行动组长？他不同意。医生警告他，如果不及时手术，他有可能连命都要丢掉，因为子弹击碎了骨头，炎毒有可能通过骨髓流遍全身致命。即便这样，他还是不同意。他私自回到南京，躲在山上的会所里自己治疗，先是寻来草药排毒消炎——草药都是他自己上山采的。炎症消退后，他恢复了体力，便开始强硬活动手臂，一天多次，每一次都痛得他大汗淋漓。我听二哥说，有一次他还拿肩膀去撞墙，把他痛得昏过去了。

　　真是太蛮了！

　　可他就是用这种蛮办法让子弹移了位，让肩膀可以正常活动了。

　　后来子弹一直在他肩膀里，已经成了他肩胛骨的一部分，平时并不影响他什么，只有在阴雨天会隐隐作痛。隐隐作痛也不会影响他什么，他对疼痛的忍受力像他的武功一样高。他是个意志和毅力超常的人，那次送阿宽走，所有在场的人都涕泪交加，只有他，像一棵树一样，伫立不动，声色全无。

　　他就是老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