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佐岗在南京不是个出名的地方，但它对我们来说，地理位置很好，属于进退两可的地段，离鼓楼、颐和路、长江路，包括汽车站、轮船码头，这些重要的街道、口岸都不远，也不近。或者说听起来不近，实际上不远，便于我们行动，万一有事方便撤退。高宽给我安的“家”就在水佐岗，一个独门独户的小院，以前是国民党中央大学一位教古典文学的老教授的家，门口有一排树冠遮天的法国梧桐。老教授因为太喜欢南京——据说是喜欢家门口的这一排风景如画的梧桐，师生们都走了，他却不走，大胆又诗意地留了下来，天天关在铁门里面读《诗经》、《楚辞》。

　　当然，这说法有虚张的成分，也许他是不相信鬼子会那么凶残，也许是别的什么原因，总之他没有及时离开南京。鬼子进城后，实施大屠杀，街上血流成河，把他吓坏了，吓疯了！毕竟是被四书五经泡大的，即使疯了依然悲天悯人，他天天上街把横陈街头的一具具尸体扛回家，据说到后来小院里尸体堆成山，腐烂后整条街上都臭气冲天，没人敢走进院子，只有他一个人死死守着这些可怜的死者，直到被臭气熏死为止。这成了当时南京城里一个奇谈，人们既敬仰老先生，又觉得那院子真可怕，有那么多冤魂集结于此。

　　这院子一直无人敢租住。

　　高宽是唯物主义者，不信鬼神，他托人以超乎主人理想的价钱(其实并不高)，把它从伪中央大学手上租下来，进行简单的修缮，准备迎接我——一位从马来西亚来的大小姐。因为来自异国他乡，我怎么晓得这房子可怖的“劣迹”？这叫欺生，生意场上经常有这样的成功案例，不足为怪。

　　这天晚上九点钟，我悄悄入住此地，进门就喜欢上了这里的一切：花园、洋楼、铁门、围墙、门前的梧桐、院里的香樟。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里面的人：司机就是高宽，管家是老G——就是赵叔叔，佣人是阿牛哥的对象、徐娘的女儿小红。还有一个小伙子，长得白生生的，性格有点腼腆，见了我都不敢抬头看我。我正要问阿宽他是谁，居然阿宽也问上了：“你是谁？”赵叔叔说是他的儿子，一个小时前才从上海来的。这有点违反纪律，随便把外人带到这么秘密的地方，阿宽决定要批评一下赵叔叔，把他儿子支走了。

　　“我想让儿子也来参加革命。”受了批评，赵叔叔解释说。

　　“你儿子多大了？”

　　“十九岁。”

　　“在做什么？”

　　“刚刚学校毕业。”

　　“读的是什么学校？”

　　“淞江水运学校。”赵叔叔说，“当初还是靠罗总编的关系才上的学，学费也是罗总编出的。罗总编说过，等他学校毕业了，要动员他参加革命，所以……”

　　原来是这样，赵叔叔这么做是有前因的，我觉得阿宽批评得不是太有道理，便有意找了个轻松的话题对赵叔叔说：“我看你儿子长得还是挺像郭阿姨的。”就是老P，此刻她也在南京。赵叔叔说：“可他性格一点也不像他妈，要像他妈就好了。”我说：“不像郭阿姨就像你，也挺好的。”赵叔叔说：“也不像我，你都看见了，他性格很内向，见了生人就脸红，可能不太合适参加革命吧。”我说：“他才多大嘛，性格也是锻炼出来的。”阿宽接着说：“当初你要知道嫂子的性格那么横，你会娶她吗？”阿宽说这话，我知道他也原谅赵叔叔了。阿宽转而问我：“你知道你的郭阿姨现在在干什么吗？”

　　此刻，郭阿姨在离我们大约五公里外的一个霓虹灯闪烁的地方，这地方有一个很香艳色情的名字：香春馆。这是上海出了名的一家妓院的名字，二哥在二嫂死后一段时间，经常去那儿鬼混，他杀鬼子也是从那儿开始的，因为那是日本人爱去逛的一家窑子。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南京也有了同名的一个地方，只是这里要低档一些。它是偷借上海香春馆的名气仿造的一家妓院，不免有点下三滥，规模和档次跟上海正牌的香春馆没法比。郭阿姨刚到南京，要找个身份掩护，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它在招管理人员，便去试，居然就录用了，而且干得很像回事。她长年在船上生活，养成了像男人一样的脾气和性格，做事泼辣，敢作敢当，很适应在这里做管理工作。进去不到一个月，原来管店的老板娘突然发病，要交给一个人来临时管店，老板娘看中郭阿姨风风火火的性格，把大权交给了她。郭阿姨不辱使命，老板娘病好后懒得亲自做老板娘，让她继续履职，自己则当后台老板，经常不在店里。正因此，这儿后来成了我们经常联络活动的地方，因为管事的人是咱们自己人，有人罩着，行动方便。

　　说到赵叔叔儿子参加革命的事，阿宽本意是不同意的，但事实又已经没法不同意，因为赵叔叔违反组织纪律，他儿子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住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拒绝接纳他，把他丢到社会上去，他人这么年轻，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对我们很被动。所以，阿宽决定让他留在我们身边。我说：“留下来做什么呢？”他说：“让他先跟老赵学学报务吧，以后我们需要更多的报务员。”我说：“他对外的身份是我的什么人呢？我觉得服侍我的人已经够多了，管家，厨娘，司机，都有了，他留下来很难找得到一个合适的身份。”阿宽说：“当个花工怎么样？这儿院子这么大，配一个园丁也说得过去。”我说：“太年轻了，如果年纪大一点，可以做个花工，这么年轻做花工不太合适。”阿宽沉吟道：“是啊，他的长相也太文气，不太像干体力活的。”

　　“如果你明确要他参加我们组织，我倒有个想法。”我说。

　　“说来听听，是什么法子？”阿宽说。

　　“我把他安排到我住的那家酒店去行不？”

　　“你怎么安排他进去？”阿宽问。我说：“通过王木天的侄儿，他在那儿当前台经理，安排个工作应该没问题的，我想。”阿宽说：“你怎么介绍他呢？他是你什么人呢？你刚从南洋来这里，怎么会认识这个人？”一下把我问住了。确实，我初来乍到，马上冒出个我的什么人，会让人觉得我社会关系很复杂，这对我不利。我说：“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我本来是这样想的，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王木天侄儿身边安插一个人，这样便于我们掌握军统更高层的信息；第二点，我建议他以后走我这条路，表面上加入南京地下军统，由我来发展，这样给人感觉我一到这儿就发展了人，说明我有能力，对我下一步跟这边军统人员打交道有好处。”

　　阿宽当即肯定了我的想法，至于怎么安排他进那家酒店去工作，他说让他去落实。赵叔叔听了，很高兴，连连感谢我和阿宽。赵叔叔对我说：“那就这么定了，以后你就介绍他去军统吧。”阿宽说：“首先要介绍他做我们的同志。”赵叔叔说：“对，对，对。”阿宽说：“那好，让我先私下找他说一说，不要勉强，参加革命一定要自觉自愿，不要搞家长意志。”赵叔叔一边去叫人，一边说道：“不会的，我相信他一定愿意做我们的同志。”

　　我们跟小伙子聊了，他确实自愿加入我们组织，不久我们就发展了他。后来通过二哥的关系，把他弄进南洋丽晶酒店，而且就在王木天的侄儿身边。只是很遗憾，没等我把他介绍进军统，他就出事了，牺牲了。是这样的，有一次二哥安排他和赵叔叔去上海办一件事，我们一批军火被当地海关扣留，二哥在南京找周佛海写了纸条，让他们带纸条和礼金去上海找人解决问题。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二哥在电话上都已经跟上海海关的头说好了，对方答应只要见了纸条和礼金就归还东西。可是父子俩在去上海的火车上，儿子去上厕所的途中，过道太狭窄，和一个便衣警察擦了下身子，警察感觉到他身上好像有手枪。这就是没经验，太紧张，太把身上的枪当回事，才会让人感觉到的。警察喊住他，要盘问他。这时，如果从容一点也可以化险为夷的，哪怕让他缴了枪也没事，战争年代身上有把枪不稀罕的。但他毕竟是第一次出门办事，太没经验，一下子紧张得跑了。跑就坏了，你跑，警察自然要追，你身上有枪，他当然也不敢太放松，掏出枪追他。看这人有枪，小伙子更紧张了，更要跑。可是能跑到哪里去，这是在火车上，警察亮出身份，几声大喊，乘警都出来帮他围追堵截。逃无可逃。最后，小伙子跳了窗。你跳窗，就更是大案要犯的感觉了，警察开了枪，把他击毙了。

　　这是我到南京后我们牺牲的第一个同志，想来是很可惜的，牺牲得很不值得。但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生和死只隔着一张纸，只要我们在工作中稍有差错，哪怕是一次偶然的交臂而过，都可能让我们付出生命的代价。

　　话说回来，这天晚上我们还无法预见小伙子不幸的明天，我们跟他谈过，同意他加入我们组织后，赵叔叔和小红专门去烧了几个菜，小小地庆祝了一下。当然，主要是为了欢庆我“回家”。从此，这里就是我的家，他们就是我的亲人，我们心连着心，命连着命，一起撑起了一个南京地下组织的温暖大家庭。从此，我朝思暮想的幸福生活又变成了现实。我觉得，我的生命中能有这么一段美好时光，一定是母亲慈悲的心田积下的德给我造的福泽。至于我家有那么多不幸，也许是父亲早年行恶太多的缘故，虽然他后来一心向佛，想回头，可也许迟了。

　　感谢老天，高宽又回到了我的身边。我终生难忘，我们见面的第一个晚上，单独相处后，我们一直在互相诉说分手以来各自的工作、困难、战绩，倾述彼此的思念、爱恋，说这说那，怎么也说不完，以至忘了做爱。我们像一对天使，忘记了肉体的欲望，满足于以语言的方式占有对方的精神、思想、情感、革命经历。天亮前，我实在困了，钻进高宽的怀里睡着了。也许只睡了一个小时，醒来时天还没有亮透，朦胧中我听到有人在房间里轻轻走动，慌忙的我下意识地去摸枕头下的枪。

　　“你干吗，点点，是我。”高宽扑上来抱住我。

　　“天哪，阿宽，你怎么在这儿？”我还没有清醒过来。

　　“傻瓜，这是我们的家。”他狠狠地刮了我一个鼻子。

　　我这才清醒过来，激动得哭，一边问他：“阿宽，我不是在做梦吧。”他捧住我脸，轻轻吻着我说：“可能是梦吧，我曾做过无数个这样的梦，紧紧地抱着你，喊着你的名字，吻着你。”我说：“阿宽，我也经常做这样的梦，梦见你这样亲我。”他坏坏地一笑，问我：“难道仅仅是这样亲吗？”我说不是的，他问我：“还有什么呢？”我狠狠咬他一口，咬住他的舌头……我们……这才开始……那个……也许是思念得太久，我们非常疯狂，把枕头下的两把手枪都闹腾到了地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