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曾说过颠覆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其货币贬值。通过连续的通货膨胀过程，政府可以秘密地、不为人知地没收公民财富的一部分。用这种办法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没有任何手段能像它（通货膨胀）这样如此隐蔽和可靠地来颠覆现政权了。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凯恩斯1919

　　本章导读

　　凯恩斯称黄金为“野蛮的遗迹”，这一“脍炙人口”的评价在中国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凯恩斯妖魔化黄金的动机是什么？曾经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怎么会变成了黄金的死敌？

　　格林斯潘40岁时，仍然是金本位坚定不移的捍卫者，等当上了美联储主席之后，对黄金问题就开始顾左右而言它。虽然到2002年时，他仍然承认“黄金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支付手段”，但是他却“旁观”了90年代西方中央银行家们联合打压黄金价格的阴谋。

　　为什么国际银行家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如此厌恶黄金？为什么凯恩斯的“廉价货币”理论如此受宠？

　　在人类长达5000年的社会实践中，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宗教，也无论什么种族，黄金被世人公认是财富的最终形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决不是凯恩斯等人几句轻飘飘的“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就能化解的。

　　人民对黄金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早已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时，他们可以选择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金币,以等待恶劣的形势出现好转。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当政府强行剥夺人民将纸币兑换黄金这一与生俱来的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

　　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处理不好黄金问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融风暴的。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废除金本位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无奈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家需要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在危机和衰退的威胁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协，团结最容易被打破，舆论最容易被误导，社会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银行家的计谋最容易得以实现。所以危机和衰退被银行家们当作对付政府和人民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1929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被国际银行家们“因势利导”地达成了正常状态下极难实现的“废除金本位”的大业，从而铺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金融大道。

　　1.来历不简单的凯恩斯

　　很明显，凯恩斯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时就已经认识到了通货膨胀对人民和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的潜在伤害，他在那本使他一夜成名的小册子《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而德国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已经完全验证了通货膨胀的巨大杀伤力。

　　这一点恰如40岁发表《黄金和经济自由》的格林斯潘，在文章中格老对通货膨胀的见地与凯恩斯如出一辙，他指出：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

　　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样，金本位牢牢地遏制了通货膨胀的泛滥势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和格林斯潘都应该是金本位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又何以一个后来将黄金贬低为“野蛮的遗迹”，另一个平步青云之后干脆绝口不提黄金的货币地位了呢？

　　对格林斯潘而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格林斯潘投入了J.P摩根的怀抱，荣任J.P摩根公司和其它华尔街银行的董事的时候，他开始明白金融江湖有金融江湖的规矩。当全世界的聚光灯都聚焦在格林斯潘深不可测的皱纹里的时候，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这个汉献帝背后的曹操——纽约美联储银行才是真正的决策者。2002年在国会听证会上被德州议员保罗（RonPaul）追问急了，格林斯潘才表示自己从未背叛1966年的观点，他至今仍然认为黄金是所有货币中的“最终支付手段”，美联储只是“模拟”（Mimic）着金本位制度。

　　凯恩斯的情况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

　　美国著名学者莫瑞．罗斯帕德（MurrayRothbard）对凯恩斯的人格特征有一个深刻的描述，他认为凯恩斯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以英国统治精英自居和对社会道德的蔑视，对他的思想体系有着直接的影响。

　　尤其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秘密组织“使徒会”（Apostle），对凯恩斯的影响尤为巨大。欧美大学中的这种秘密组织，决不像平常人理解的大学同乡会或文学社之类的松散社团，它们更像是深负宗教使命的精英核心，有的历史长达百年，并且是终生保持紧密联系，构成了西方社会统治阶层最坚不可摧的利益集团。

　　剑桥的“使徒会”由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最优秀的12名成员所组成，这些人不仅要绝顶聪明，而且要出身显赫，每一个人都注定会成为英国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们每周六在一处秘密会所聚会，讨论范围从哲学、美学到政治、商业。他们有自己严格的清规戒律，同时也蔑视社会的普通道德，他们自认为拥有人类最智慧的头脑，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统治者，并相互之间反复灌输这一信念。凯恩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从来就看不见任何事物（的本质）（因为）他们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

　　在这个圈子里，除了凯恩思和著名哲学家罗素这样的学者型精英，还包括罗斯切尔德男爵这样的金融巨头。离开剑桥之后，每周六仍然参加“使徒会”秘密会议的成年使徒被称为“天使”，他们积极参与选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动。

　　比凯恩斯小几岁的维克多·罗斯切尔德（Victor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着整个大英帝国货币发行权的内森·罗斯切尔德的嫡孙，男爵封号的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与凯恩思同是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ofForeignRelationship）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的积极倡导者，这两个组织可谓是欧美政界的“中央党校”，近百年来为欧美统治集团输送了大批“干部”。

　　维克多按欧美家族银行的惯例在美国J.P摩根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华尔街非常熟悉。他还是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维克多曾任英国情报部门（MI5）的高官，后来担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安全顾问，他的叔叔爱德蒙·罗斯切尔德男爵被称为“以色列之父”。在维克多的引见和提携下，悟性极高的凯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价的债务货币和通货膨胀理论，才是当时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凯恩斯对他自己政治上的谎言很少感到不安，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规范约束。他习惯性地假造数据来符合他的经济理念。恰如罗斯帕德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原则只会妨碍他在正确的时刻取得权力的机会。因此，他愿意随时改变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为了一枚硬币，他也会这样做。”

　　凯恩斯明白一个经济学家要想他的学说成为“显学”，就必须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们在幕后和台前叫好，按现在的名词叫被“捧红”。当凯恩斯辨明“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之后，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赋：雄辩的口才和惊人的推销能力。

　　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的光环之下，剑桥似乎理所当然的会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作为马歇尔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凯恩斯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上。1936年，他的主要著作《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出版之后，国际银行家对这样对他们心思体察入微的经济学理论当然是爱不释手，政治家们对这种“借钱、印钱、花钱”的廉价货币政策则表现出欲就还推的姿态，争论与叫好立刻席卷了学术界。

　　凯恩斯早已确信他的廉价货币思想必将得到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损害的普通人民本来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剩下来就是搞定学术界了。

　　首先凯恩斯宣布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理论和老旧传统经济理论两大阵营的对立，然后进一步宣称，他那本艰涩的新经济“圣经”只有“30岁以下的年青经济学家才能看懂”。这一宣称立刻受到青年经济学家的欢呼，保罗·撒缪尔森在给朋友的信中喜不自胜庆幸自己还不到30岁，他说：“年青真好”。但就是这个撒缪尔森也承认《通论》是一本“写得很糟，组织混乱，充满混淆的书。

　　美国的学者认为，如果这本书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偏远学院教授写的，可能连发表都困难，更不要说名垂青史了。

　　2.胡佛总统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932年的总统大选在一片经济萧条的肃杀之中拉开了序幕，1300万的失业人口、25%的失业率，让现任总统胡佛倍感压力。面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1928年以来经济政策的猛烈抨击以及对胡佛总统与华尔街银行家势力的紧密关系的严厉指责，胡佛总统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备忘录这样记录了他的真实想法：

　　“在回应罗斯福对我应该为（1929年的）投机风潮负责的声明时，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美联储1925年到1928年在欧洲势力的影响下故意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责任曝光，我当时是反对这种政策的。”

　　胡佛总统的确有些冤枉，他虽然贵为美国总统，但是对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由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如果私人拥有的纽约美联储银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谈。

　　胡佛总统在华尔街失宠始于在德国赔款的问题上偏离了银行家的既定方针。原来，在1929年由摩根策划的杨计划（YoungPlan）以增加德国债务负担为代价，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德国债券的方式为德国募集战争赔款，自己在承销债券发行的过程中爆赚一笔。1931年5月，不曾想该计划开始执行不久，就赶上德国和奥地利的金融危机，罗斯切尔德家族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拯救行动未能遏制危机的蔓延，摩根等华尔街银行家不愿看到刚开了个好头的杨计划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伙人拉蒙（Lamont）给胡佛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政府同意给德国政府偿还战争债务放个短假，等德国金融危机消停一些再恢复。拉蒙还警告说如果欧洲金融系统一旦崩溃，美国的衰退也会加剧。

　　胡佛总统早已答应法国政府任何涉及德国战争赔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国政府的意见，作为政治家的胡佛岂能出尔反尔，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气地回答：“我会考虑这件事，但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件事不太现实。你呆在纽约是不能了解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对这些政府之间债务的情绪的。”

　　拉蒙也毫不客气地撂下话：“这些天你肯定听到了不少传言，有人准备在193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让你的班子靠边站。如果你照着我们的计划来做，这些传言就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最后，拉蒙还递上一根胡萝卜，如果事成，功劳全归总统。总统考虑了一个月，最后只得低头。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宫告诉总统应该重新考虑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这一次胡佛忍无可忍，他充满怨愤和沮丧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个搞错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国人民所痛恨和反对的话，那就是这种合谋（豁免或推迟德英法对美国的债务）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拉蒙并不理解席卷全国的（对银行家的）愤怒情绪。他们（银行家）是想我们（政治家）也成为‘黑帮’的同谋。或许他们（银行家）已经和德国人就赔款达成了协议，但却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结果胡佛拒绝了华尔街的要求，法国出现了偿付拖欠。更令华尔街银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总统对股票市场做空行为的穷追猛打所牵出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再加上空前的失业率、凋敝的经济和惨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种力量集聚成一股对华尔街银行家的强烈愤怒。胡佛总统自恃民意可用，于是与银行家撕破面子，一心要把问题搞大。胡佛直斥纽约股市是一个由银行家操盘的大赌场，市场做空的投机分子阻碍了市场信心的恢复。他警告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惠特尼，如果不限制股市做空行为，他将启动国会调查行动并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

　　华尔街对总统的要求回答得简单而干脆：“荒谬！”

　　准备拼个鱼死网破的胡佛总统于是下令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开始调查股市做空行为。气急败坏的华尔街立刻派拉蒙到白宫与总统与国务卿共进午餐以求中断调查行动，总统不为所动。

　　当调查扩大到20年代末的股票操盘黑幕后，大案要案纷纷被抖落出来，高盛集团、摩根公司等诸多股市丑闻被大白于天下。当股市暴跌与经济大萧条的逻辑关系被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时，人民的怒火终于聚焦在了银行家的身上。

　　而胡佛总统和他的仕途也同时断送在银行家和人民的双重怒火之中。代之而起的就是被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佛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3.谁是佛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正如你我都知道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巨大的（权力）核心中的金融力量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代开始就控制了政府，这个国家将要重复杰克逊时代与银行的斗争，只是在更大和更广的基础上罢了。”

　　1933年11月21日罗斯福

　　罗斯福的这一番“真情告白”多少有些像当年的威尔逊，如果说威尔逊的确是学者出身而不谙银行家们的手法，那么以罗斯福的经历说出这样一番高论则多少有些做作。对现任总统与华尔街暧昧关系作为攻击的突破口，在历年的总统大选中对挑战的一方永远是百试不爽的法宝。1932年8月20日罗斯福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演讲中声情并茂地说道：“我们发现2/3的美国工业集中在几百家公司手中，实际上这些公司被不超过5个人控制着。我们发现30来家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证券交易商决定着美国资本的流动。换句话说，我们发现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被操控在集少数人手中，这一切与总统先生（胡佛）所说的个人主义正好相反。”

　　罗斯福尽可能使自己感觉起来更像被美国人民衷心热爱的与银行家势不两立的杰克逊总统，一个愿意为小人物挑战金融大鳄的勇敢总统，可惜罗斯福的经历却表明他与国际银行家的瓜葛比胡佛总统只多不少。

　　罗斯福的曾祖父杰姆斯·罗斯福（JamesRoosevelt）于1784年创建了纽约银行（BankofNewYork），可谓美国最古老的银行家族之一,正是该银行在2006年美国国债拍卖市场上，涉嫌操纵国债价格而遭到指控。该银行的业务直到罗斯福竞选总统时由他的堂兄乔治打理。罗斯福的父亲也叫杰姆斯，是美国工业界的大亨，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拥有煤矿、铁路等多处庞大产业，更是美国南方铁路证券公司（SouthernRailwaySecurityCompany）的创始人，该公司是美国第一批以兼并铁路产业为主的证券持有公司。罗斯福本人也是哈佛毕业，律师出身，主要客户就包括摩根公司。在强大的银行背景支持下，年仅34岁的罗斯福就于1916年出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正是摩根的高级合伙人，经常敲打胡佛总统的拉蒙给罗斯福在华盛顿安排的新家。

　　罗斯福还有一个当过总统的叔叔，列奥纳多.罗斯福。他们的另一个表兄乔治.爱姆伦.罗斯福也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铁路大合并的时代至少重组了14家铁路公司，同时身为摩根麾下的“担保信托投资公司”（GuarantyTrustCompany），汉华银行（ChemicalBank），纽约储蓄银行董事之职，他所担任的其它公司的董事名单可以打出一本小册子。

　　罗斯福母亲德拉诺（Delano）家族也是簪缨世家，一共有9位总统与他们家沾亲。

　　在美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位总统比罗斯福拥有更为强大的政治和银行资源。

　　1921年罗斯福从政府衙门转到了华尔街，成为多家金融机构的董事或副总裁，他利用政界和银行界广泛的人脉关系，为所在的公司谋得了巨额利益。在为一家金融公司拉政府债券生意的过程中，罗斯福给老朋友众议员梅赫的信中直言不讳：“我希望我能利用我们之间的长久的友谊来请求你的帮助，我们希望从布鲁克林的大佬们手中争到一些债券合同。大量的债券与市政工程有关，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记得我。我不能此时去叨扰他们，但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果你能有一个倾向性，那将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你的帮助我会铭记在心。”

　　在给一位得到海军部一笔大生意的朋友的信中，罗斯福提到：“我在海军部的朋友和我偶然聊起一个给予你们公司的8英寸火炮的合同，这使我想起在我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我们之间愉快的合作。我想你能否让我的公司在承销一些你们的债券。我非常希望让我的销售代表给你打个电话。”

　　在一些利益极大的生意上，罗斯福曾露骨表示“纯粹的私人友谊是不够的”。当读到这些公司内部的往来信件时，一个更加鲜活的罗斯福就跃然纸上了。

　　1922年，罗斯福参与成立了联合欧洲投资公司（UnitedEuropeanInvestors,Ltd），并出任总裁。该公司的董事和顾问中包括了一手制造了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德国前首相威赫穆.库诺（WilhelmCuno）和麦克斯.沃伯格，麦克斯的弟弟保罗正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和副主席。在该公司发行的60000优先股中，罗斯福是最大的个人股持有者。该公司主要从事在德国的各种投机生意，在德国人民被超级通货膨胀洗劫得一贫如洗时，罗斯福的联合欧洲投资公司却在热火朝天地发着国难财。

　　超级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超级财富收割机”，在该国货币剧烈的贬值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道德崩溃发生在1923年的德国。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个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外国人蜂拥而至，四处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抢购（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

　　如同90年代初前苏联的超级通货膨胀中所发生的一样，巨大的社会财富遭到疯狂洗劫，中产阶级倾家荡产，美元或英镑的购买力被成千上万倍的放大，财富在这货币之间的狂跌和暴涨过程中，悄然易手。恰如凯恩斯所言，“用这种办法（超级通货膨胀）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当罗斯福义正词严地痛批胡佛的华尔街背景时，把自己标榜成廉洁清正的普通人民的拯救者，只怕他的经历和背景离事实差之远矣。

　　（肮脏的资本主义！每个毛孔中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4.废除金本位：银行家赋予罗斯福的历史使命

　　在金本位的制约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欧洲各国严重负债，如果不是美联储成立，从而集中调动起美国的金融资源，战争规模只能是局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国际银行家们大快朵颐，早已翘首以待下一顿美餐。但是，即便是美国有了美联储以后，在金本位的严格制约之下,金融资源也已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另一场世界级别的大战，废除金本位于是就成了欧美各国银行家的当务之急。

　　黄金在人类社会五千年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货币的最终形式，人民对黄金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早已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时，他们可以选择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金币,以等待恶劣的形势出现好转。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当政府强行剥夺黄金与纸币的自由兑换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

　　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废除金本位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无奈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家需要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在危机和衰退的威胁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协，团结最容易被打破，舆论最容易被误导，社会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银行家的计谋最容易得以实现。所以危机和衰退被银行家们当作对付政府和人民的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毛主义恰恰是在危机和衰退之中重塑人民力量的最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