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音的读者们，我曾荣幸地向你们介绍过我的几位地主乡邻；现在请让我顺便（对于我们这些当作家的人来说，什么都是顺便说的）再向你们介绍两位地主，我常在他们那边行猎，与他们相识，他们都是极可敬、极善良的人，在附近几个县里深受普遍的尊敬。
我先来为你们描述一下退伍陆军少将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赫瓦伦斯基吧。论外表嘛，他是个高个子，早年时身材非常挺拔，如今皮肤略有些松弛了，但绝没有老态，甚至不能说是年岁已老，还处于成熟的年龄呢，也可以说，正值大好年华呢。的确，从前端庄的，至今依然悦目的脸形已有了些变化，脸皮有点下垂，眼角密布亮闪闪的皱纹，一部分牙齿，正如普希金援引萨迪的话所说的那样，已经不在了；淡褐色的头发，至少那些还保全下来的头发，由于用了一种护发剂而变成淡紫色的了，那种护发剂是在罗姆内马市上从一个装成亚美尼亚人的犹太佬那儿买来的。话说回来，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步履矫健，笑声洪亮，走起路来踢马刺碰得丁儿当啷直响；他常捻着小胡子，还自称为老骑士，可大家都清楚，真正的老年人是决不以老头子自称的。平日里他老穿一件双排扣上衣，纽扣直扣到顶，领带结得老高，衣领浆得挺挺的，下穿带花点的军式灰裤子；帽子直扣到额头，却让后脑勺整个暴露在外。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可是有着怪得出奇的见解和习惯。比如说吧，对于贵族中一些既没钱也没有权势的人，他决不肯平等相待。跟他们说话时，总是把脸紧贴在浆硬的白衣领上，斜眼瞪着他们，或者猛然用明亮而呆板的目光扫他们一眼，不言不语，动一动头发下面的整个头皮。连话语的发音也变了，比如，他不说“多谢啦，帕韦尔·瓦西利伊奇”，或者“请到这儿来，米海洛·伊万内奇”，而是说成“谢，帕尔·阿西利奇”，或者“请这来，米哈尔·瓦内奇”。对待社会地位卑微的人，他那副态度就更怪了：对他们不瞧一眼，在说明自己的意愿或吩咐之前，便带着忧心和思索的神情，接二连三地反复问：“你叫什么呀？……你叫什么呀？”他把“什么”这个词说得特别重，而其他几个词说得溜快，这样一来，他那话音就变得像公鹌鹑的叫唤声了。他整天里忙这忙那，而且吝啬得可怕，但又不是一个好当家：竟起用一个退伍的骑兵司务长，一个愚不可及的小俄罗斯人当管家。不过，在管理家业方面，我们这里还没有什么人能比得上彼得堡的一位达官贵人，他从自己的管家的报告里得知，他庄园里的烤禾房时常失火，粮食损失严重，于是他便下了一道极严厉的禁令：从今以后，在火没有彻底熄灭之前，不准把禾捆搬进烤禾房。那位官老爷还想要让自己的所有田地都种植罂粟，显然，这是出于极简单的算计：说是罂粟比黑麦贵，所以种罂粟上算。他还给自己的农奴婆娘们下了令，命她们戴的头饰要根据彼得堡寄来的样式。果然，他庄园里的婆娘们至今还戴这种头饰……不过已是戴在帽子上边了……现在我再回头说说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吧。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是个顶顶出格的好色鬼，他在自己县城的林荫道上一瞧见秀色可餐的女人，便连忙前去跟踪，此时他的步态马上变得一瘸一拐，那光景真是妙极了。他很喜欢玩牌，不过只同一些身份低下的人玩；他们尊称他为“大人”，他可以随意呵斥他们。当他同省长或其他什么当官的玩牌时，他的态度便起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会面带笑容，连连点头，察看他们的眼色——显出一副甜蜜蜜的样子……即便输了钱，也不埋怨。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不大读书，一读书，胡子眉毛便会不住地颤动，脸上好像自下而上地滚着波浪。当他偶尔浏览（自然是当着客人的面）Journal des Débats各栏目时，他脸上的这种波浪式动作便特别显眼。他在选举中常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可是由于舍不得花钱，他不愿接受贵族长这一荣誉称号。“诸位，”他常常对那些捧他的贵族们说，而且是以充满爱护下属和自有主张的口气说，“多谢诸位的美意；可我意已决，我愿安闲自在，享享清福。”说过之后，把头向左右转了几下，随后庄重地把下巴和脸颊紧贴在领带上。他年轻时候曾当过某位要人的副官，他对那位要人只称名字和父名，甚为尊敬。有人说，他似乎不光是担任副官职位，比如说，他似乎曾穿着全套制服，甚至扣好领扣，在澡堂里拿浴帚帮上司洗澡——不过，并非每种传闻都是可信的呀。可是，连赫瓦伦斯基将军本人也不喜欢去谈自己的军人生涯，这的确奇怪得很；他似乎也没有打过仗。赫瓦伦斯基将军住在一座不很大的房子里，单身一人；他平生还没有体验过琴瑟相谐之乐，因此至今仍是个未婚男子，甚至可以说是个顶有出息的择婿对象。不过，他有一位女管家，三十五六岁，黑黑的眼睛，黑黑的眉毛，体态丰盈，皮肤鲜嫩，长有一点髭须，平日里穿着浆得挺挺的衣服，逢礼拜天便戴上薄纱套袖。在地主们招待省长或其他权贵们的盛大酒宴上，维亚切斯拉夫·伊拉里奥诺维奇往往表现非凡，在这样场合他真可谓如鱼得水。在这种宴会上，他若不是坐在省长的右侧，那也是坐得离省长不远；在宴会开始的时候，他显得较为自尊自重，身体后仰一点，但不转头，侧目向下打量着客人们圆滚滚的后脑勺和坚挺的衣领；可到了宴会快散的时候，他便乐开了，开始朝四方投出微笑（朝省长方面从宴会一开始他就微笑了），有时甚至提议为女士们，用他的话说，为“我们星球的装饰”干杯。赫瓦伦斯基将军在各种隆重的和公众的庆典仪式、会考场所、宗教仪式、集会和展览会上也显得相当出色，受祝福时也很得体。这位将军手下的仆人们在岔道口、渡口以及类似的地方都不喧闹、不叫嚷；相反，在请行人让开或请车辆让行的时候，都用悦耳的带喉声的男中音说：“劳驾，劳驾，请让赫瓦伦斯基将军过去。”或者说：“赫瓦伦斯基将军的马车……”赫瓦伦斯基的马车样式确实陈旧得很；仆人们穿的号衣也相当破旧（不必说，都是些带红镶边的灰色号衣）；几匹马也都垂垂老矣，辛苦一辈子了；而这位将军一向不求奢华，甚至认为追求奢华有辱他的名声。他说话没有什么特殊口才，也许是没有机会表现自己的口才，因为他不仅讨厌争论，而且根本容不得辩论，总是避免做各种冗长的谈话，特别是同年轻人的谈话。这样做确实有其道理，要不然怎么对付得了当今的这些人呢：他们会对他不听从，会对他失敬。在地位高的人面前，赫瓦伦斯基大都是缄口不语，可是对那些地位低，显然被他瞧不起而仅有点交往的人，他说话便显得既短促又尖刻，老是使用如下的词语：“可是，您说的，尽是废话”，或者“阁下，我终于，不得不，警告您”，或者“可是，您终究应该明白，您是在跟谁打交道”，等等。邮政局长、常任陪审员、驿站长们对他怕得要命。他府上从来不招待任何人，正如传闻所说的，他是个吝啬鬼。即便有这种种缺点，他仍算是个出色的地主。邻里们都说他是一个“老军人、无私的人、规矩人、ieux grognad”。在人们谈起赫瓦伦斯基将军的优秀而实在的品质时，只有一位省检察官在一边冷笑——嫉妒使人什么做不出来呢！……
现在还是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位地主吧。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斯捷古诺夫跟赫瓦伦斯基一无相似之处：他大概不曾在什么地方供过职，也从来没有被看作一个美男子。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是个矮矮胖胖的小老头，谢顶，双下巴，有一双柔软的手，大腹便便。他很好客，性格诙谐；可以说，日子过得挺滋润；不管寒去暑来，老穿着一件条纹棉长衣。仅有一点他是跟赫瓦伦斯基将军一样的：他也是光棍一条。他有五百个农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经营自己的田庄很重门面；为了不落伍于时代，他早在十来年前便从莫斯科的布捷诺普公司购来一架脱粒机，把它锁在库房里，心里也就感到踏实了。只有在晴朗的夏日里，他才吩咐套好那赛跑马车到田野里看看庄稼，采集些矢车菊。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完全是按老方式过日子的。他的住宅也是老式的建筑：在前室里照旧散发着格瓦斯、脂油蜡烛和皮革的气味；这里右边有一个餐具柜，里面搁着烟斗和毛巾；餐室里有家族成员的肖像、苍蝇、一大盆天竺葵和一架寒酸的钢琴；客厅里有三张长沙发、三张桌子、两面镜子和一个声音沙哑的自鸣钟，钟上的珐琅已变黑了，钟面上有镂花的青铜指针；书房里有一张堆着纸张的书桌；有一个浅蓝色屏风，上面贴着从上一世纪各种图书中裁下的图画；有几个书柜，里面堆着发霉发臭的书籍，还有蜘蛛和黑黑的尘埃；有一把臃肿的安乐椅；还有一扇意大利式窗子和一扇朝花园的钉死了的门……总之，应有尽有。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家奴仆成群，一律穿着老式服装：高领的蓝色长外套、深暗色的裤子和浅黄色的短坎肩。他们称客人为“老爷”。他家的产业是由一个庄稼人出身的总管替他经营，他的大胡子有整个皮袄那样长；家务事是由一个裹着深棕色头巾的老太婆料理，她一脸皱纹，为人吝啬。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家的马厩里养着三十匹大大小小的马；他外出时常乘坐一辆重达一百五十普特的自制四轮马车。他待客非常热情，饭菜十分丰盛，也就是说，凭着俄式的厚酒肥肉熏人昏醉的特点，使客人直到晚上除了玩牌外什么也干不了。他自己从来都是无所事事，连一本《释梦》书也没有读下去。像这样的地主在我们俄国还大有人在。有人问我怎么要谈起他，为了什么？……那么，我就来讲一讲自己对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的一次访问，权作回答吧。
我是在夏天的一个晚上来到他家的，当时大约七点钟。他刚做过晚祷，客厅门口一张椅子的边上坐着一位神甫，年纪轻轻的，样子十分腼腆，可能是新出宗教学校校门不久的。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照例非常亲切地接待我：他对每个来客都是真诚欢迎的，他一般说来是个顶和善的人。神甫站起身，拿起帽子。
“等一下，等一下，神甫，”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一边还握着我的手一边就朝他说，“别走……我已让人给你拿酒了。”
“谢谢，我不会喝酒。”神甫局促地嘟哝说，脸红到了耳根。
“瞎说什么呀！你们这样的人哪能不会喝酒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说，“尤什卡！尤什卡！给神甫拿酒来！”
尤什卡是个又高又瘦、年约八十的老头，他端着一个沾满肉色斑点的托盘进来，盘上放着一杯伏特加酒。
神甫推三阻四地婉谢。
“喝吧，神甫，别扭扭捏捏啦，这不大好。”地主带点责备口气说。
可怜的年轻人只好从命。
“好，神甫，现在你可以走了。”
神甫鞠躬告辞。
“好的，好的，走吧……一个多好的人哪，”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目送着他说，“我对他挺满意的；只是有一点：还很嫩。老是守着教规，连酒都不沾。您怎么样啊，我的老弟？……您怎么样，好吗？我们到凉台上去吧——瞧，多美的夜晚。”
我们去到凉台上，坐下来海聊起来。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朝下边瞧了瞧，顿时陷于极度的不安。
“这是谁家的鸡？这是谁家的鸡？”他大喊起来，“是谁家的鸡在花园里乱窜？……尤什卡！尤什卡！快点跑去看看，是谁家的鸡跑到花园里乱窜？……这是哪一家的鸡呀？我禁止过多少遍啦，说过多少回啦！”
尤什卡跑去了。
“简直乱了套！”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说，“太不像话！”
我现在仍记得，那几只不走运的母鸡，两只花斑鸡和一只白凤头鸡还在苹果树下悠然信步，有时用持续的咯咯声来抒发自己的情怀，骤然间，不戴帽子、手持棍子的尤什卡和另外三个成年仆人协同一致地向它们急奔过来。这一下真热闹开了。三只母鸡叫喊着，拍着翅膀，跳蹦着，咕达咕达地吵翻天；仆人们跑着，磕磕碰碰，摔倒在地；主人发狂了似的从凉台上大喊：“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抓住！……这是谁家的鸡，这是谁家的鸡？”一个仆人终于抓住了那只凤头鸡，把它按住在地。正在这时候，一个十一二岁的、蓬头散发的小丫头拿着一根长棍，越过篱笆从外边跳进花园里。
“啊，原来是她家的鸡呀！”地主高兴地喊了起来，“是马车夫叶尔米尔家的鸡！他让他的娜塔尔卡来赶鸡了……怎么不叫帕拉莎来呢。”地主低声地加了一句，一面意味深长地一笑。“喂，尤什卡！别去抓鸡了；把娜塔尔卡给我抓来。”
在气喘吁吁的尤什卡还没有跑近那个吓破胆的小丫头身边之前，不知从哪儿冒出了女管家，她抓住小丫头的胳膊，在她背上啪啪地揍了好几下……
“就得这样，就得这样，”地主接着说，“揍揍揍！揍揍揍！……把鸡扣下来，阿夫多季娅，”他又大声地添了一句，并喜形于色地朝着我说，“老弟，这回打猎打得怎么样呀？您瞧，我都出汗了。”
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哈哈大笑起来。
我们仍然待在凉台上。这晚间确实非常好。
仆人给我们上了茶。
“请问，”我开口说，“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迁到山谷那边大路旁的那几家是您的佃户吗？”
“是我的……怎么？”
“您这是怎么啦，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这可不应当呀。拨给那些庄稼人的房子太差，太小了；周围连棵树也见不到；甚至连个小鱼塘也没有；井只有一口，而且还是不顶用的。难道您就不能找个别的地方吗？……还听说，您把他们以前的大麻田也收走了？”
“地界是这么划的，拿它有什么办法呢？”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回答我说，“这样划地界我也觉得有些不合适。（他指指自己的后脑勺。）我看不出这种划法有什么好处。至于我收回他们的大麻田，没有在他们那边挖养鱼塘什么的——关于这些事嘛，自有我的道理。我是个老实人，按老规矩行事。依我看，老爷终究是老爷，庄稼人终究是庄稼人……就是这么回事。”
对于这样明白的不容置疑的理由，自然是没法与他再说了。
“而且，”他接着说，“那些庄稼人不是东西着呢，很令人头痛。尤其是那边的两家；先父——祝他升天堂——在世时就讨厌他们，挺讨厌他们。对您说吧，我有这样的体会：如果老子是贼，儿子必定也是贼；有什么法子呢……唉，遗传呀遗传，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坦白地对您说吧，我把那两户中没有轮到的人都送去当兵了，把他们东一个西一个地拆散开来；可也根除不了，有什么办法？他们能繁殖着呢，这些可恶的家伙。”
此时周围全然寂静下来了。只是有时吹来一阵阵晚风，每当一阵风停息在房子近处时，从马厩那边频频响起的有节奏的鞭打声传到了我们的耳朵。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刚刚把斟满茶的碟子端到嘴边，而且已经张开了鼻孔——大家都知道，地道的俄罗斯人都是先张开鼻孔才喝茶的——可是他停住没喝，侧耳倾听，点了点头，然后才呷了一口，就把碟子放到桌子上，露出最慈祥的微笑，似乎不由自主地应和起那些鞭打声，喊着：“啪啪啪！啪啪！啪啪！”
“这是怎么回事？”我惊讶地问。
“这是按我的吩咐，在那边惩罚一个调皮鬼……就是那个在餐室里干活的瓦夏，您知道吗？”
“哪个瓦夏？”
“就是头些时候侍候我们用餐的那个，长一脸大胡子的。”
无论怎么愤慨，也抵抗不住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那明亮而柔和的目光。
“您怎么啦，年轻人，您怎么啦？”他摇着头说，“您干吗这样盯着我看，难道我是个坏蛋吗？惩罚是出于爱护嘛，您是懂得的。”
过了一刻钟，我便向马尔达里·阿波洛内奇告辞了。我乘车经过村子时，瞧见了那个餐室听差瓦夏。他在马路上走着，一边咬着核桃。我让车夫勒住马，唤他过来。
“喂，伙计，你今天挨打了？”我问他。
“您怎么知道？”瓦夏反问说。
“是你家老爷对我说的。”
“是老爷亲口说的？”
“他为什么让人打你呢？”
“我是该挨打的，先生，该挨打的。我们这儿不会平白无故惩罚人的；我们这儿不会这样做的——确实不会。我们的老爷不是那号人；我们的老爷……全省都找不出他这样的好老爷。”
“走吧！”我对车夫说。“这就是旧俄罗斯呀！”在回家的路上我这样琢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