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每次青楼觅宿之后，我就感到非常恶心。我很后悔，于是我就赶走这后悔：太让人恶心了。但是慢慢慢慢地我也就对此习惯了。我对一切都会习惯起来，就是说，也谈不上习惯，而是有点自觉自愿地甘心同流合污。但是我有个解脱一切的办法，那就是（当然是在幻想中）遁入“一切美与崇高”之中。我龟缩进我那角落里想入非非，连续三个月不停地幻想，请诸位相信，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不像个心慌意乱、小肚鸡肠、给自己的大衣领缝上德国栽绒的先生了。我突然变成了英雄。即使那位人高马大的中尉想来拜访我，我也不接见。当时我甚至想像不出他的模样。当时我到底幻想了什么，我怎么会因此而感到满足——这事现在就很难说清了，但当时我却对此心满意足。不过，即使现在，我也会对此感到某种程度的满足。在青楼夜宿之后，我的幻想就变得尤为甜蜜和强烈，它与忏悔和眼泪，诅咒和狂喜一起来到我的心头。常有这样的时刻，我简直兴高采烈到极点，幸福极了，真的，甚至在我心中都感觉不出丝毫的嘲笑。有信，有望，有爱。正是这样，当时我盲目地相信，一定会出现某种奇迹，一定会出现某种外来的情况，使这一切豁然开朗；会突然出现某种相应活动的广阔天地，而这活动是有益的、美好的，而主要是完全现成的（究竟怎样——我也说不清，但主要应当是完全现成的），于是我突然下凡，降临人间，就差没有骑白马和戴桂冠了。次要的角色我是不屑做的，正由于此我在现实中才甘当最末，而且处之泰然。要么做英雄，要么做狗熊，中庸之道是没有的。正是这点害了我，因为在当狗熊的时候我还可以聊以自慰，在其他时候我当过英雄，而英雄则可以用自己的身影挡住狗熊：据说，普通人变成狗熊是可耻的，而英雄因为太高大了，不可能完全变成狗熊，因此有时候变成狗熊也无所谓。有意思的是“一切美与崇高”向我涌来的时候，有时也正是我夜宿青楼的时候，也正是我处在社会最底层的时候，它们就像零零星星的闪光一样不时出现，似乎在提醒人们它们的存在，然而它们并不是用自己的出现来扫荡这嫖娼与卖淫；相反却以二者的反差来使这嫖娼与卖淫显得更加有滋有味，而且出现得不多不少，恰到好处，形成一种好的调味汁。这调味汁是由矛盾、痛苦和痛苦的内心分析调制出来的。所有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痛苦也就赋予我的寻花问柳以一种辛辣的味道，甚至意义——一句话，它们完全起到了好的调味的作用。这一切甚至不无某种深度。再说不这样我能同意去干这种简单的、下流的、直截了当的、引车卖浆之流才去干的宿妓嫖娼吗！我能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吗！再说在这种乌七八糟的事情中有什么能够吸引我，使我夜半外出呢？不，您哪，我对这一切自有高尚的解脱法……
然而，在我的所有这些幻想中，在这些“躲进一切美与崇高以求解脱”中，我倾注了多少爱。主啊，我倾注了多少爱啊：虽然这是一种幻想的爱，虽然这爱从来没有实际运用于任何一件与人有关事情上，但是这爱还是很多很多，以至后来，在付诸行动的时候，倒觉得没有应用它的必要了：这简直成了多余的奢侈。然而，到头来，这一切又总是极其顺利地转变成艺术（懒洋洋地而又令人陶醉地转变成了艺术），即转变成存在的美的形式，而这些形式是完全现成的，是硬从诗人和小说家那里偷来的，并利用它们来为一切公用事业和要求服务。比如说，我战胜了所有的人；不用说，大家在被粉碎后才无奈的、自觉自愿地承认我的所有优良品德，而我则宽恕了他们大家。我成了著名的诗人和宫廷高级侍从，我恋爱了；我拥有数不清的财富，并立刻把这些财富捐献给人类，又立即向我国人民忏悔自己受过的耻辱，当然，这不是一般的耻辱，而是在自身中包含有许许多多“美与崇高”，许许多多曼弗雷德精神。大家都在哭泣和亲吻我（要不然，他们怎么是笨蛋呢），而我则光着脚、饿着肚子去宣传新思想，并在奥斯特里茨大败顽固派。接着是高奏凯歌，颁布大赦令，罗马教皇同意离开罗马去巴西；接着在科摩湖畔的鲍尔格斯别墅为全意大利人举行舞会，因为科摩湖为了举行这次盛会特意搬到了罗马；接着是树丛中插曲，等等——你们好像不知道似的？你们一定会说，我自己也承认，经过那么多的陶醉和眼泪之后，现在又把这一切拿到市场上兜售，岂不卑鄙和下流。为什么卑鄙呢，您哪？难道你们以为我对这一切感到羞耻吗，你们以为这一切肯定就比你们生活中的随便什么事情更愚蠢吗，诸位？再说，请你们相信，我的有些主意还是想得很不错的……并不是所有的事都发生在科摩湖呀。不过，你们说得也对：的确既卑鄙又下流。可是最下流的还是我现在居然在你们面前为自己辩护。而更下流的则是我现在还敢这么说。不过，够啦，要不然就永远没完啦：反正一个比一个更卑鄙……
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中，我怎么也无法连续进行幻想，我开始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需要，急切地想投身社会。急切地投身社会也就是我想去拜访我的股长安东·安东内奇·谢托奇金。他是我毕生惟一与之常来常往的人，对这个情况现在我自己也觉得奇怪。但是也只有在我心情特别好，我的幻想达到了这样幸福的境界，以至于我一定想而且立刻就想与人们拥抱，与全人类拥抱的时候；而为了做到这点，就必须至少拥有一个人，一个真实存在的人——除非在这时候，我才能去看他。但是要去看安东·安东内奇必须在星期二（他规定的日子）去，因此，必须永远把同全人类拥抱的需求赶在星期二之前使之达到高潮。这位安东·安东内奇住在五角地，住在四层楼上，有四个小房间，房间矮矮的，而且一个比一个小，一副十分经济拮据和十分寒酸的样子。他有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一位姑妈，她负责给大家斟茶。两个女儿——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四岁，两人都是翘鼻子，在她们面前我感到非常尴尬，因为她俩老窃窃私语和嘿嘿嘿笑。主人通常坐在书房里的一张皮沙发上。沙发前摆着一张小桌，跟一位白发苍苍的客人坐在一起，这人或是本部门的一名官员，或者甚至是外单位的一个什么人。除了两三位客人，而且总是同样的一些人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其他人。他们在谈论消费税，谈论枢密院的拍卖会，谈论薪俸，谈论职务升迁，谈论司长大人，谈论取悦上峰的手段，等等，等等。我耐着性子，像个傻瓜似的坐在这些人身旁，而且一坐就是三四个钟头，听他们说话，至于我自己，既不敢也不会与他们交谈，连一句话也插不上。我坐在那里发呆，每次都要出好几回汗，我处于一种麻痹状态，但是这很好而且很有益。回到家后，在若干时间内，我就不再想与全人类拥抱了。
话又说回来，我似乎还有个朋友，他叫西蒙诺夫，是我的中学同学。我的中学同学在彼得堡大概很多，但是我从来不同他们来往，甚至在街上见到也不打招呼。说不定，我之所以要调到另一个部门去工作，为的就是不跟他们在一起，为了与我整个可憎的童年从此一刀两断。我诅咒这中学，诅咒这可怕的艰难岁月！总之，我一出学校就立刻与同学们分道扬镳。只有两三个人，我见了面还打声招呼。其中包括西蒙诺夫，他在我们学校毫无出色之处，为人稳重而又文静，但是我却很欣赏他的性格的某种独立性，甚至是正直无欺。我甚至不认为他的脑子很笨。曾经跟他相当要好，但为时不长，不知怎么突然罩上了一层迷雾。他明显为这些回忆感到苦恼，似乎一直在担心我会回到从前对他的态度。我疑心他十分讨厌我，但我还是常常去看他，因为我还拿不准他是否真的讨厌我。
于是有一回，星期四，我受不了孤独，同时也知道，星期四安东·安东内奇家的门是关着的，因此就想起了西蒙诺夫。我爬上四楼找他的时候，正是想到这位先生讨厌我，我不应该去找他。但是因为事情到头来常常是这样：尽管考虑到了这些，可是好像跟我存心作对似的，偏偏变本加厉地促使我钻进这种暧昧境地，于是我就推门进去了。我在此以前最后一次见到西蒙诺夫几乎已经过去了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