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距离您完成《侠隐》又过去了十几年，您对“侠”是否有了新的理解？如果有，您会将其赋予到《侠隐》的电影版本中吗？
张北海：没有什么新的理解，但无论有与否，我都不会给姜文添麻烦。
但我想指出，武侠是千古文人的侠客梦。作者读者都在做这个梦，可能还需要做这个梦，我只是希望这个梦不要觉醒，好给那些受苦受冤受害的无助人士，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希望，而只是一个精神寄托。当然，总会有人说这是逃避主义，但在人们不能再凭武术打抱不平的今天，只要有人敢于站出来为受害人说几句话，就已经在延续“侠”的精神了。
正午：我们了解到您仍然用纸笔进行写作，为何坚持这样古典的书写方式？您排斥电子设备吗——无论是阅读、书写乃至摄影？
张北海：我不排斥电子设备，只是学得很慢。目前也只是用它来电邮，查谷歌、维基等等。
我的普通话很正，只是少了北京土味儿。但我之所以一直手写，主要是习惯。同时，对我来说，从脑到手，手到笔，更为直接，不必再通过拼音选字。我觉得这样会扰乱了我的写作思路。
正午：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作为生活在英语环境中的中文写作者，两种不同语言是否对您构成困扰？在构思直至落笔时，您是用英文还是中文的思维方式？您曾将Teenager译为“三九少年”，这是个美妙的翻译。在您看来，作为拼音文字的英语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各自的美感在哪里？
张北海：“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没错。能掌握一种外语，就多认识一个世界。环绕地球多次的我，在一个不讲中文英文的异地，不要说认识那个世界，就连走马观花都无从知晓到底看的是什么。
书写时，中英思路并行。在出现一些英文语法时，我也尽量以最佳中文方式来表达。
我不敢评论拼音文字的英语和象形文字的中文，各自的美感在哪里。我只能说，如果你不知道某个中文字的读法，你连查拼音编著的中文字典都麻烦，还要先去查部首。而如简体字，查部首都会出现麻烦。
正午：在您平常的阅读中，英文和中文各占多少比例？
张北海：大半是英文，但很杂。
正午：在《一瓢纽约》中您写博物馆，写牛仔裤，写报纸上的讣告，甚至厕所……您认为，了解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张北海：首先是生活其中。如想进一步认识，那就要看个人的兴趣，需要或关注，去阅读一些前人今人的有关著作。
正午：您经常阅读文学作品吗？您喜欢哪些作家？
张北海：自我离开学校之后，仍在设法看一些以前应看但没看，和当代一些主题故事吸引我的作品。至于是哪些作家，则不胜枚举。
正午：您家中的藏书多吗？或者，除了书，您有其他的收藏吗？
张北海：无所谓藏书，只是一些学校指定的必读书。其他，视兴趣和写作之需。主要还是有关纽约和美国的著作。
正午：您好酒——现在还好吗？您还抽烟吗？您平常喜欢听什么音乐？经常去百老汇吗？您仍然是陈升所描述的那个“老嬉皮”吗？
张北海：很惭愧，伴我多年的烟酒，仍未完全抛弃，只是近二十多年，相当节制，量少了许多。
我和摇滚同时度过青春期。猫王只比我大一岁。我算是今天少有的从78到45到33转唱片，听到cassette（编者注：磁带），到光碟的过来人。但今天，听得比较多的是蓝调，节奏布鲁斯，乡村和folk。偶尔也怀旧一下，听听50、60年代的摇滚经典，hip-hop很过瘾，但我最多只能听三分钟。摇滚永远是年轻人的音乐。
百老汇音乐剧或戏剧，近年来较少。即使去，也多半是陪首次来纽约的朋友体验一下。
“老嬉皮”是陈升和张艾嘉的戏语，不必当真。
正午：您怎样理解“美国梦”及美国的消费文化？
张北海：“美国梦”不是一句口号或联邦政策，而是一位历史学者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创造的一个名词。而其原始意义并不涉及“美国消费文化的最好象征”。他是看到美国自19世纪初，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千百万移民，为了逃离各自母国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等等迫害，前来一个比较公平法制的土地，可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去追求一个较为美好的生活和未来，而将此一现象，此一追求，称之为“美国之梦”。
今天，此人及其著作早已被人遗忘。但是他提出的这个“美国梦”，自问世之后，不论美国经历了多少经济危机，大战小战，社会动乱，现在还一直不断地有一批又一批合法非法移民前来此地，即可显示“美国梦”依然可以适用至今。
正午：您经常上网吗？会上twitter吗？还会像关心70年代的伍德斯多克一样关心当下美国年轻人的生活吗？
张北海：我没有twitter，也没有其他类似玩意儿，直到去年10月，一位香港导演朋友吃惊地发现，我竟然没有手机，才送了我一支iPhone5s。
我大致还关注，同情地关注今天的美国年轻人，但不像当年那样以同代人的眼睛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