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这座汉墓的墓室中，微茫的光线从我身后倾泻而下，如针，如箭。外面热烈的阳光被延绵的墓道过滤了一下，似乎产生了异变，惨白冰冷，将我这个闯入者的影子牢牢地钉在了墓室的墙上。
黑暗亦有阴阳冷暖之分，黑夜的黑暗，因为有着地上的灯火熠熠，有着天上的朗月明星，给人的感觉却是流动而温暖；而墓室或废弃屋院中的黑暗，却粘稠如实质，彻骨的冷，如雾如霭，如跗骨之蛆，让偶然的闯入者似乎能消融进这万古不灭的永恒之中，成为这墓墙上千年之前凿下的道道疤痕之中的一丝新瘢。
王之涟，摄影师、爱好驳杂的蓝领、ADHD症自愈者、职业王老虎。
2007年末和X去塘沽玩。去往海边的公路泥尘漫天，离开洋货市场商圈后，城市迅速退化为巨大的泥塘，其中散落着扭缠钢筋和石英的巨大石块；棕黄色苇草长不过人高，为处理过地基的区域划出清晰的边界。那时候的我对城市周边蛮荒带景观十分着迷，我俩迅速架好相机，按动快门。眼前长条状的泥碇被某种庞大机械碾得平整茨实，穿透尘霾低角度射来的日光下泛着镜面般的光。
今年大爆炸后翻出照片来比对，原来拍摄地就在会展中心附近。似乎情况并没有变得更糟。
熊小默，摄影师，工作居住在上海，但是一有机会就到处跑。
在伦敦地铁上摊开一张报纸，看看当地的柴米物价和冷热笑话，哪怕只是半读半猜，也有一种和上千万陌生人同命运共呼吸的错觉。在像我这样自命不凡的游客看来，不动声色地融入本地生活，是短期旅行的最高境界，因此拿起一张《每日邮报》翻到中间，挡住懵懵懂懂的游客脸是非常必要的。但连篇累牍挖苦保守党的刻薄专栏，字里行间看轻切尔西的尖酸球评，都让我读得跌跌撞撞。不仅是另一种语言，那些掌故、引用、包袱都毫无意外地属于另一个世界，以至于但凡看见一些略知一二的东西，我都会超出常规地兴奋。我必须接受自己是一个语言上的异乡人，而这一点，星巴克的营业员、地铁售票处、酒店前台和餐馆服务生都已经告诉我了。
游莉，摄影师，工作生活在中国沈阳。（照片拍摄者不明）
9月初我接受ZUCZUG/的委托去四川拍摄一组照片，想顺路参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但期间唯一的休息日却因故未能成行，只在临行当天一个人怏怏转了一圈。时过晌午，熊猫们已吃过饭，睡得东倒西歪。因为赶着去机场，也来不及排队参观熊猫宝宝，总之有点遗憾。回来冲洗完胶卷，我却发现一卷认不出的底片，其中包括很多张大熊猫吃竹子，熊猫宝宝滚来滚去的照片，那种游客对大熊猫的憧憬，这个胶卷里都有了。我认定是冲印店搞错了，装错了底片袋，然而我突然记起，今年3月，成都朋友冯立在香港机场捡到一个奥林巴斯mju2相机，随手就送给了我。相机里的胶卷被我混在这次四川之行的胶片中一并冲洗出来。那个陌生人所遗失的影像却正是我想要却没有见到的。
张文心，出生于合肥，工作生活于中美两地，作品探讨叙事多种可能性和现实与虚拟的边界。
我2013年的冬天是在一个名叫Wassaic的小镇上度过的。这个小镇的名字在印第安语里是“难以到达的地方”的意思。它常住人口几百，没有超市也没有饭店，只有一间兼卖披萨的桌球酒吧。小镇的冬季会下很多雪，我每天穿着很厚重的雪地靴出门闲逛，希望能偶然发现找到一些神秘的地点，但直到在那儿的最后一周还是一无所获。正心灰意冷时，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突然到访，我带着他沿着小镇旁边的山路散步，我突然发现山路的围栏有一处凹陷了下去，顺着凹陷往下，是一条隐秘的小路，我们沿着小路走，就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冰瀑布。来年夏天我再次造访小镇，想看看瀑布夏天的样子，但同一位置却一滴水也没有。原来这是个以冰凌形式存在的不会流动的瀑布。
朱英豪，自由摄影师，偶尔的旅行写作者。
哈瓦那，一群孩子在一个院子里排练经典芭蕾舞剧《吉赛尔》选段。在哈瓦那国家芭蕾舞团观看《吉赛尔》时，每逢女主角出场，总有几个男青年在场下狂吹口哨带头鼓掌。我一度以为，这是其朋友或是爱慕者的极端做法，直到后来有人告诉我，这是芭蕾舞演出应该有的礼仪传统，特别是当舞台上的舞者是俄国人。想到古巴和前苏联的关系，我于是恍然。一直保持沉默，显然不是对美好艺术的最高奖赏。我学会了装矜持，却没学会奔放。如何观赏芭蕾舞？先默默地欣赏，然后耍点小流氓。
访谈
思想比生存更好。
——佩索阿
张北海